華府的「普京學」專家Fiona Hill，和她所見證的俄烏戰爭

前不久在線上參加了一個分享會，主講人是一位剛剛從波蘭邊境採訪回來的記者。她分享了很多戰爭見聞，譬如歐洲民眾怎樣組織起來，調動資源，安置烏克蘭難民。會末我問了一個問題：歐洲怎麼看美國在俄烏戰爭中扮演的角色？譬如美國是否應該為戰爭的爆發承擔某些責任，歐洲是否期待美國給予更多的援助，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是否足夠？

這位記者回答，在歐洲，關於美國的討論比較少，歐洲人認為這是一場歐洲的戰爭。

我身處華府，觀察美國政界、媒體和民眾對俄烏戰爭的反應，也有許多耐人尋味之處。特別是連續兩年的疫情，加之數月前阿富汗撤兵，極大地打擊了美國民眾對參與國際事務的信心和熱情，認為自己的政府要著手修復國內問題，重振經濟。政府跟隨著民意走，拜登在數次演講之中也堅守底線：不派兵，不設禁飛區。美國輿論的整體風向倒是和歐洲民眾的反應有某些相似：這是一場歐洲的戰爭，潛台詞似在暗示，不關美國的事。

真的不關美國的事嗎？華府有一位俄羅斯事務專家名叫Fiona Hill，56歲，英國人，精通俄文，後歸化美國國籍，服務了小布什、奧巴馬、特朗普三屆政府，現在是拜登政府的非正式顧問。她有一個外號叫「Putinologist」——「普京學」者，因為她不僅多次見過普京，還寫過一本關於普京的書，是目前為止描述克里姆林宮鬥爭一手信息最多的著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主流媒體紛紛又找上Fiona Hill，影響力最廣的有Politico對她的萬字專訪。但我想從兩年前《紐約客》對她的一篇特寫開始。

《紐約客》將Fiona Hill描繪成Trump政府中的異類。每逢新總統當選，華府麻塞諸塞大道兩旁的智庫大樓裡，都會有許多專家等待著來自白宮的電話，他們多年來從事研究、接受媒體訪問、撰寫報告，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夠推開那扇旋轉門，躋身政策圈，成為「國師」，讓自己的頭腦發揮最大的影響力。但Trump的當選，令華府許多自由派智庫人士感到前途一片黯淡，《紐約客》寫道，當時智庫中的領頭羊布魯金斯學會內部氣氛儼然葬禮一般，而當時在布魯金斯學會工作的Fiona Hill是整個學會唯一一個接到那通電話的學者。

她被Trump政府雇為俄羅斯事務顧問，源自於她接受的福克斯電視台的一個訪問，談論俄羅斯問題。當時訪問她的記者K. T. McFarland成為白宮的副國家安全顧問，並致電Fiona Hill。一些同僚鼓勵Fiona Hill接下這個職位，因為如果沒有專業人士把關Trump的對外政策，恐怕會造成嚴重的後果，而她，可以成為「one of the adults in the room」。

《紐約客》的文章花了很多筆墨描寫Fiona Hill與Trump的白宮多麼格格不入。在許多場合，Trump都把她當作秘書，因為她是個女人。她給Trump作簡報時，Ivanka穿著完美的套裝款款走進橢圓辦公室，她羞愧地想藏起自己穿著球鞋的雙腳。

《紐約客》發表這篇報導的時候，俄烏戰爭還未見真正的端倪，文章也重在揭露Trump政府的亂象和專業人士如何艱難地守住底線。但文章的後半部分提到了許多美國、俄羅斯、烏克蘭三者關係的關鍵事實，現在重新讀來，很多問題的答案已經寫在了戰爭爆發之前。

提起現在被視作英雄的烏克蘭總統Zelensky，很多人沒有意識到，2019年Trump作為美國總統第一次被彈劾時，Zelensky是最重要的當事方。Trump的那句名言，「I would like you to do us a favor」，正是在電話裏對Zelensky說的。

2019年，新一屆美國總統大選即將拉開序幕，Trump尋求連任。當年4月，Zelensky當選，美國駐烏克蘭大使Marie Yovanovitch被召回華府。當時，Fiona Hill和Yovanovitch大使在國務院門外的咖啡廳見面，大使表示，對自己被召回深感不解。5月，白宮擬定參加Zelensky就職儀式的人員名單，Fiona Hill察覺到，Trump正在安插自己的親信參與烏克蘭事務。

Zelensky在2019年5月就職之後，Trump的親信之一、律師Giuliani在基輔見到了他，並開始給Zelensky施加壓力調查拜登之子在烏克蘭的商業活動。7月，特朗普扣住了美國國會已經批准的對烏四億美元軍援。7月25日，Zelensky和Trump通了一個電話。9月，五頁紙的通話紀錄被一個匿名的白宮人士爆出，「電話門」登上新聞頭條。接著，國會啟動了對Trump的彈劾質詢。

閱讀Zelensky和Trump通話紀錄的時候，我還是一個華府政治入門選手。當時許多美國媒體毫不留情地嘲笑了Zelensky對Trump的逢迎，我卻第一次切實地感受到人們通常談論的美國霸權是什麼樣子，一國總統可以在另一國總統面前如此之卑微。譬如，電話裡，Zelensky對Trump說，「總統先生，你不僅是100%正確，你是1000%正確。」他說上一次訪美時，他就住在紐約的Trump Tower。他邀請Trump訪問烏克蘭，說「我們可以坐我的飛機去烏克蘭，也可以坐你的飛機，我肯定你的飛機比我的飛機好太多了。」為了討好Trump，Zelensky甚至說了Merkel和Macron的壞話，這些曝光之後一度讓烏克蘭在德國和法國面前非常難堪。更重要的是，當Trump要求Zelensky調查拜登之子的事後，Zelensky保證他會進行一個嚴肅的調查，並希望Trump提供信息和證據。而Trump給烏克蘭的軍援資金，遲到了55天。

Fiona Hill後來出現在彈劾Trump的聽證會上，作證Trump和烏克蘭存在交換關係。為此，她收到了死亡威脅。她當時在聽證會上說：「俄羅斯想要我們的總統失去合法性（指2016年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俄羅斯的目標是無論誰做美國總統，俄羅斯都想把手按在天平的一端。」她後來砲轟，沒有出來作證的白宮官員，都是Trump的蠅營狗苟。

Fiona Hill對《紐約時報》回憶，2008年2月參加小布什的白宮會議，是她第一次走進橢圓辦公室。當時北約峰會即將在羅馬尼亞舉辦，小布什希望討論是否讓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加入北約。Fiona Hill表達了顧慮，她認為這會讓Putin感到挑釁，惹得小布什及幕僚的不滿。小布什堅持在北約峰會上表示歡迎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加入北約，這在其他幾國領導人之中引起了爭論，北約勉強達成了一個妥協聲明，表示歡迎烏克蘭和格魯吉亞，但並沒有列出明確的程序和時間表。

Fiona Hill一直為美國總統建言，強調Putin是個「臉皮薄」的人，錙銖必較，所以不要輕視他，更不要輕易做出挑釁舉動。但每一任美國總統都忽略了Putin的危險性。小布什北約演講四個月後，普京的軍隊襲擊了格魯吉亞的南部。「Don’t dis the guy.」Fiona Hill後來也這麼建議過奧巴馬。但這種建議也通常被理解為懦弱和缺乏對美國領導力的自信，讓她招致了許多爭議。

自大和眷戀權力的弊端在Trump時代被再次放大。Trump數次盛讚Putin，並希望和Putin一樣可以無限期做總統，這已經是被媒體反覆報導過的舊聞。Trump第一次和Putin見面，是2017年德國漢堡的G-20峰會。晚宴上，Trump讓第一夫人Melania坐在Putin身邊，接著他也坐過去和Putin交談整個晚上，Putin的隨行翻譯進行了翻譯，沒有任何一個美國官員知道他們談論了什麼。當天晚上，Fiona Hill依次致電Melania的助手和其他坐在附近的人，去拼湊Trump和Putin的對話。這樣的幕後談話還發生了很多次，至今無人知曉Trump和Putin談話的內容。Fiona Hill曾多次警示，Putin是一隻老狐狸，不要讓他耍了美國。

同一年，時任烏克蘭總統Petro Poroshenko訪美，Trump沒有接見他，而是派了副總統Pence去。與Pence會見結束後，Poroshenko在眾目睽睽之下徘徊於白宮西翼，以期待能見上特朗普幾分鐘。最終，他見到了特朗普，兩個人握了手。在許多記者面前，特朗普說，烏克蘭是個腐敗的國家。Poroshenko回應，他的政府正在打擊腐敗問題，特朗普依然沒給對方留面子，說普京進攻克里米亞是合理的，因為克里米亞的人都說俄語。Poroshenko繼續回應，他也說俄語。

Poroshenko是Zelensky的前任，他在尋求連任的時候輸給了Zelensky。他和Zelensky不合，在敗選後曾因為面臨叛國罪的調查，離開烏克蘭，但在俄烏戰爭爆發後返回祖國，持槍上街，稱要抵抗俄羅斯的侵略。他在2017年與Trump的那次尷尬會面時說的一番話，現在看起來有些諷刺：「烏克蘭一直在為自由和民主而戰，這離不開來自我們盟友的國防和安全的支持。我覺得烏克蘭是一個成功的故事，這個故事是和美國一起締造的。」

離開白宮的Fiona Hill出版了一本自傳，叫做There Is Nothing for You Here。她出生在英格蘭北部的一個平實之家，爸爸是煤礦工人，媽媽是接產士。當地經濟凋敝，她爸爸一直鼓勵她離開，因為「There’s nothing for you here.」她在莫斯科學了俄文，在哈佛拿到了博士學位，歸化為美國國籍，躋身了這個世界最強大國家的決策層。《紐約時報》雜誌最近一篇報導採訪了她，透過她的敘述，將國會山暴亂、俄烏戰爭等等聯繫起來，把問題歸結於Trump對權力執著並愚蠢的追逐。但Fiona Hill其實在書中提到過，即使沒有Trump，解決當下這些巨大的問題，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在Trump連任失敗之後，他的幕僚面對媒體尋求曝光的有很多，要麼是Trump陣營的，指控拜登勝選操作；要麼自稱是Trump時代中的清醒人，為了國家利益委身於Trump之下。但這兩類人不外乎都在為自己謀求利益而已。Fiona Hill是第三種，她不僅清醒，也知道自己在很多圈子裡不討好，但她沒有放棄過對決策層和公眾的警示。在過去幾年，許多和她站在一個陣營的人都在下沈或失去希望，她是為數不多逆流而上的人。我將她在Politico上的訪問讀了很多遍，她不僅解釋了歷史是怎樣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自己，同時毫不留情地說，「我們已經處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