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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意识与艺术——徐坦关键词视觉语言实验项目档案选编与研究》访谈阅读笔记(1)徐坦—朱青生、徐坦—唐明生、徐坦—艾晓明对谈

​杉本博司 Hiroshi Sugimoto. The Glass Tea House “Mondrian”. Kyoto City KYOCERA Museum of Arts, Kyoto, 2020


《语词、意识与艺术——徐坦关键词视觉语言实验项目档案选编与研究》访谈

阅读笔记

周琰,2020年


1:徐坦、朱青生对谈,2010年10月31日

阅读中的联想


关于语言与认知

卡夫卡说:“真实是不可析分的,因而真实自身不能认识;宣称认识真实的,因而一定是谎言。”

【莊子】《雜篇》“外物”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竺道生: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競起。

【莊子】《逍遙遊》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因陀羅網

梵語 indra-jāla。又作天帝網、帝網。為帝釋天之寶網,乃莊嚴帝釋天宮殿之網。網之一一結皆附寶珠,其數無量,一一寶珠皆映現自他一切寶珠之影,又一一影中亦皆映現自他一切寶珠之影,如是寶珠無限交錯反映,重重影現,互顯互隱,重重無盡。華嚴經以因陀羅網譬喻諸法之一與多相即相入、重重無盡之義;若依境而言,稱為因陀羅網境,依定而言,稱為因陀羅網定,依土而言,稱為因陀羅網土,此皆為顯示事事無礙圓融之法門。

Kafka, F., & Calasso, R. (2006). The Zurau aphorisms of Franz Kafka (G. Brock & M. Hofmann, Tra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莊子】《雜篇》“外物”

印順法師. (2020, January).《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第 40 冊No. 38 【中國禪宗史】第三章:牛頭宗之興起

慈怡法師.《佛光大辭典》“因陀羅網”

McLuhan, M. (1964). Radio: The Tribal Drum. AV Communication Review, 12(2), 133-145. 


隐性知识

葛兆光介绍了日本历史学家羽田正(Haneda Masashi)提出的概念:“暗默知”。羽田正引用了波兰尼的概念(tacit knowledge),在日语中翻译成“暗默知”。葛兆光说中文中翻译成“默会的知与识” ,这个翻译非常好,但是通用的翻译是 “隐性知识” 。葛兆光认为世界放在大象的背上,而支撑大象的大地反而不为人所见。这支撑大象的大地就是 “暗默知” 的比喻。羽田正认为 “暗默知” 不仅有 “知识” (knowledge),还有 “意识” (consciousness);应当是在所有的知识、经验和直觉之下,支撑着一切理解的前提。

葛兆光,“何为“暗默知”?向根底里反思——读羽田正《全球化与世界史》”【文艺批评】

隐性知识是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1958年从哲学领域提出的概念(同年他出版的《个人知识》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他在对人类知识的哪些方面依赖于信仰的考查中,偶然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信仰的因素是知识的隐性部分所固有的。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知识。”他把前者称为显性知识,而将后者称为隐性知识,按照波兰尼的理解,显性知识是能够被人类以一定符码系统(最典型的是语言,也包括数学公式、各类图表、盲文、手势语、旗语等诸种符号形式)加以完整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对,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述的知识。

隐性知识的特征

默会性:不能通过语言、文字、图表或符号明确表述:隐性知识一般很难进行明确表述与逻辑说明,它是人类非语言智力活动的成果。这是隐性知识最本质的特性。

个体性:隐性知识是存在于个人头脑中的,它的主要载体是个人,它不能通过正规的形式(例如,学校教育、大众媒体等形式)进行传递,因为隐性知识的拥有者和使用者都很难清晰表达。但是隐性知识并不是不能传递的,只不过它的传递方式特殊一些,例如通过“师传徒授”的方式进行。另外,这里需要区别“个体性”与“主观性”。波兰尼认为,和主观心理状态之局限于一己的、私人的感受不同,个体知识是认识者以高度的责任心(responsibility),带着普遍的意图(universal intent),在接触外部实在(external reality)的基础上获得的认识成果。可见,个体的不同于主观的,关键在于前者包含了一个普遍的、外在的维度。

非理性:显性知识是通过人们的“逻辑推理”过程获得的,因此它能够理性地进行反思,而隐性知识是通过人们的身体的感官或者直觉、领悟获得的,因此不是经过逻辑推理获得。由于隐性知识的非理性特征,所以人们不能对它进行理性地批判。

情境性:隐性知识总是与特定的情景紧密相联系的,它总是依托特定情境中存在的,是对特定的任务和情境的整体把握。这也是隐性知识的很重要的特征。

文化性: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与一定文化传统中人们所分析那个的概念、符号、知识体系分不开,或者说,处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人们往往分享了不同的隐性知识“体系”,包括隐性的自然知识“体系”,也包括隐性的社会和人文知识“体系”。

偶然性与随意性:隐性知识比较偶然、比较随意,很难捕捉,所以获取的时候就比显性知识要困难。

相对性:这里的相对性有两层含义:一是隐性知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显性知识,二是相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隐性知识,但是同时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已经是显性知识,反之亦然。

稳定性:与显性知识相比,隐性知识与观念、信仰等一样,不易受环境的影响改变;它较少受年龄影响,不易消退遗忘;也就意味着个体一旦拥有某种隐性知识就难以对其进行改造。这意味着隐性知识的建构需要在潜移默化中进行。

整体性:尽管隐性知识往往显得缺乏逻辑结构,然而,它是个体内部认知整合的结果,是完整、和谐、统一的主体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个体在环境中的行为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其本身也是整体统一,不可分割的。

隐性知识的类型

隐性知识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是“技术” 层面,包括非正式和难以明确的技能或手艺,常常可以称之为 “技能知识” 、诀窍。源自亲身体验、高度主观和个人的洞察力、直觉、预感及灵感均属于这个层面。另一个是 “认知” 层面,包括信念、领悟、理想、价值观、情感及心智模式。这个层面影响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感受方式。(《知识创造的螺旋》)

【以上摘自中文维基】

杉本博司 Hiroshi Sugimoto. The Glass Tea House “Mondrian”. Kyoto City KYOCERA Museum of Arts, Kyoto, 2020


2:徐坦、唐明生对谈,2011年1月26日下午

关键词:

徐坦:1信仰、信念;2现实;3 公共空间

唐明生:1活着;2 念头


唐老师和徐老师这个对谈非常有意思。两组关键词的对照和谈话,也许可以当作对世界不同角度的认识。我想从三个问题看这个谈话。

第一个是存在的问题。什么是活着,怎么算活着,和如何活?从现代思想和观念出发,活着是有种种标准的,比如生命权、生存权、平等、自由、尊严等等。从唐老师描述的在汶川的情况看,活着可以就仅仅是活着,接近仅仅生存。人随着不断在环境中生发泯灭的感性而活着。这很实际很具体。而思想和概念总是对世界有某种想象,某种理想,要引导、规范人朝着这些想象和理想努力。仅仅活着是不够的,怎么活,怎么算活着,思想和概念赋予不同的意义。所以这里有“活着” 和 “我思故我在” 的生命存在这两个不同层面的存在维度。

第二问题是认识与感知的问题。唐老师讲念头中,有许多非常美妙的东西,比如神和语言的区别;神在念头里,念头在灵感里;念头是小的、不完美的;念头是不断流动的;念头和文化、生命、切身利益都有最根本的联系;思考必须有情感;念头是做人,客观的,是生命个体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也是普世的。所有这些对念头的描述都闪烁着智慧。联系开始唐老师对西方和中国思想史的批评,我觉得这些对念头的认识,其实强调了认识和具体生命体感知能力的联系。思辨的、抽象的、概念的、观念的、理论的认识,往往会和具体的人,以及人与事物和世界的联系脱离。就像卢梭讲到的一个故事,路易十六的皇家园丁能辨认所有移植到皇家花园的植物,可是到了田野中这些植物原来的生存环境,却没法再辨认这些植物。人的认识应当还是能够回到自身的体悟中,回到自己对世界形成感知和认识中。

但是我有不同看法的地方是,我觉得念头这种灵感式的、自发的感知和认识,其实和思想、观念并不是对立的,两者也有可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通过对自我和环境的感知而形成念头,甚至觉知,也有天然和磨练的不同。感知的丰富性和念头生成的清晰、丰富也需要感知意识和能力的磨练。念头生成不一定天生,更不会自然不变一个状态。敏感性不断修炼的人和被动感受的人肯定还是有区别。同样,抽象思想的方式也是一个不断磨练敏感性和清晰的过程。这是两种认识感受方式,都是过程,而两者的不断磨练,其实是能彼此互相补益的。

第三个问题是个体与世界,个体与社会。从“活着” 和 “念头” 的角度来看,道德问题,其实就落实到了 “修身” 而后世界平的传统中。但是在中国古代,与这种个体的生命伦理价值制衡的,也必须有对整体社会和统治阶级的相应制衡,而不是己仁而已。自己行善,也需要整个社会对善和恶有基本的意识,个体有为善的空间。伦理不可能只由个体实现,它还是需要成为共识,人能将伦理价值与个体生命结合。脱离个体生命的社会伦理道德可能是虚伪的或者强加的,但是没有共识的伦理道德也是不可能的。伦理道德的推动、改善、移风易俗,更需要共识的不断辨析、确立。和生命自身、个体存在、情感联系的个人伦理的知行合一是必要的;但在另一个层面,至少一部分人参与到伦理意识的共识建设中也是必要的。人们通过个体来体认世界,通过社会来为自己和他人创造可能性,这两个层面也不是矛盾的。

杉本博司 Hiroshi Sugimoto. The Glass Tea House “Mondrian”. Kyoto City KYOCERA Museum of Arts, Kyoto, 2020


3:徐坦、艾晓明对谈,2011年1月26日

关键词:

徐坦:1当地的、地方的;2羊群现象;3历史感;4精英文化

艾晓明:1技术;2记录;3记忆;4趣味


对话一开始,艾老师就非常有“攻击力”。我用“攻击力” 这个词,没有负面的含义,而是指一种 “战斗性” 的张力。

艾老师提出了她认为的“关键词”和“关键词项目”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认识和徐坦老师的认识,我想虽然不矛盾,但是有很大差异。

艾老师提出的“关键词”,用她的话来说,是“关于我们社会脉搏的关键词”,是一种有反抗能力、有力量影响社会的语言。她对关键词的认识,实际上是把它作为一种特定语域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公共空间、公共政治、公共意识的语言,通过传播和记忆,形成公共记忆和反抗的力量。这种关键词也可以说是“事件关键词” ,受网络(传播)和新闻的关注人群、热度、热度时长、热度周期等等的影响,因而也是传播领域和社交媒体领域的关键词。这种关键词,它的语义相对来说是明确的,稳定的。对同一个事件关键词的理解和认识可能因信息量和个人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并不会对这样的关键词的语义和使用有很大差异。

而徐老师的“关键词”,从我在上海双年展看到的现场,还有一些资料,比如徐老师和黄专老师的精彩对谈来看,我觉得徐老师是基于人是社会性的人,语言是社会性的语言,那么人们是如何使用社会约定俗成的语言的。这其实是非常开放而且具体的“社会语言考古” 。我注意到,在徐老师的访谈中,出现了偏离约定俗成的社会语言的各种情况:有的人对语言的感知比较模糊,他/她的使用比较机械或者不准确;有的语言使用过程中,一个人个性的,或者个人生活历史的的因素,会扭变语词的含义和使用方式,语义变得个体化具体化;还有地方性的、传统的、历史的语汇,因为书面语、普通话、体制化的传播等等因素,常常已经被边缘化了,会在这样口头的交流中溢出。这种情况把相对弱化的一些空间和历史有带到当代语汇中。所以社会性的语言不是一个统一、固定的范畴和面貌。徐老师的 “关键词” 项目,我觉得给了个人的和边缘的语言意识呈现的空间,而方式其实是通过一些叙述,请人们对比较抽象的,普遍的语言做出各自的反应。

所以我想艾老师和徐老师在谈论关键词时,其实是在谈论不同的东西。


徐老师谈到的艺术家的角色的问题,艺术与现实的问题;和艾老师说的“对语言的关注和我们在现实生活的位置是一致的”,这两句话和他们包含的意思之间,交织而也有差异的断层。我想徐老师的问题,其实是大多数艺术家和创造性工作的人一生都会自我追问的。它其实根本上还是艺术是什么,艺术和世界与人的关系问题。我觉得没有一个简单的,和一个唯一的答案。


语言的关注不可能和现实的关注没有关系。而现实关注和人在现实中如何行动,站在什么位置也是有关系的。但是也有可能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完全对应或者同步,人在现实中的位置,可能有很多可能性;它影响思想,但是思想也并完全被现实塑造。


反抗的艺术,影响社会促进社会变革的艺术,activism的艺术确实是当代艺术中最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艺术,也代表时代精神。但是直接反应现实的艺术,只是反抗的艺术中的一种;艺术有对现实反应和影响的责任,但在另一个层面,也有创造人的解放的丰富可能性的层面。这第二种方式,有可能是以不同的着眼点和方式面对现实。这两者之间,不应该互相排斥,完全可以互相包容,互相丰富。


【艾晓明:有时候,一个词就是一颗原子弹,它引爆一系列事件,就像钱运会。我说在今年1月份的前十天, “钱运会” 成了衡量我们国家是一个怎样的国家的关键词。一个词达到了如此的重要性,这不是你在其他国家、其他时空可以看到的。】

这里的话很有力量。艾老师说这样的公共空间的,原子弹一样的关键词,只能在中国看到,应该不是的。比如最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 。远一点, “德雷福斯事件” 。只不过中国这样的词太多了,实际上可能人们都无奈而麻木了。


徐老师谈到的被遮蔽的个人,并不是个人表达和表现,而是中国这种社会中,那些像野草一样存在的,挤出专制体制的水泥地的生命感受和(无)意识。

艾老师否定的个人,大概是自我愉悦的、自我保护的,无视整个社会可怕状况的个人。这种个人,应该说不是真正意义上完整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个人。如果彻底否定了个人意义,又怎么可能推动社会变革?所以对“个人” 这个词,或许需要更明晰的定义。


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语言游戏,用概念忽悠,抽象的、简单粗糙的概念用来通知,抹去细节,等等,确实是极权专制社会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最可怕的方式。但是它也不仅是极权社会的,它是从现代性中长出来的,东方西方,民主和极权国家,在这一点上是同质化的。只是用概念和抽象通知,在极权国家是强迫,是威胁;在民主国家是诱导,是奖赏或者剥夺奖赏。


视觉的、纪录片的,确实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保存和呈现具体与细节,从而抵制抽象、概念,成为证言。


越荒唐、越堂皇的谎言的概念,越能达到洗脑的普遍性效果。这是现代极权宗教的特殊发明。


我们常常看到,如果一个反抗的艺术,仅仅表现现实或者反抗现实,而它的符号、逻辑、修辞工具是和要反抗的东西一模一样的,它其实是在强化那极权的、压迫的形式。艺术需要做到“符号的反叛” ,才能解构、颠覆一个压迫的象征系统和形式,才能创造出新的东西,才能解放人的意识和感性。


艾老师能看到的传统,是完全被庸俗化、商业化、经过多年政治需要改造的传统文化。而之前的传统文化那个系统,艾老师没有多少接触和体验。

我也对传统文化有很强烈的负面看法。这里面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核心的系统的批判性认识;一方面是对当前的假传统文化的完全否定。现在提倡的流行的传统文化,不是传统文化,因为已经完全抛弃了传统文化核心的价值系统,没有道义和精神独立,这个传统文化是什么?只是糟粕被一再改造流通而已。

而传统文化本身也是在几千年的专制和等级社会中塑造的。这个系统本身也是一个逃避的、自私的系统。马丁布伯有一本书《庄子》,其中谈到了基督教、佛教和中国儒道文化的区别。就说到中国文和思想是最自私的,致力于个人的精神解放,而不是整个人类的改善。这应当说是中国文化和社会至今一个根源性的弱点。

但是传统文化中,在个人精神解放,在建立复杂的个人(而且是可以辐射到大多数个人)的审美象征系统中,并非一无是处。何况,中国文化自身不管多少邪恶糟粕,它也很难完全根除。不知道是不是有可能性,对传统文化中恶劣的因素批评抛弃,而重新认识、定义、使用一些对人有益的因素?这个可能不是很现实。鲁迅当年强调应当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甚至汉字都不要用了,改用拼音文。他的认识是彻底的,可是不可能实现。那么中国人可能还是免不了要和传统的,特别是许多恶劣的东西纠缠。也许只能尽力去摒弃坏的,辨析好坏。

另外一个问题,解放以后的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其实是语言和文化与传统断裂,而基本依赖粗糙的,苏俄影响下的现代西方语言、概念和意识。这造成了人们意识和感性的浅薄、断裂。文化的根性实际上是创造性和思想的源泉,所有历史的革新往往都是要回到源头重新定义重新获得生命。49年以后,中国已经把自己的源泉堵死了。后来的复兴全是假的,为残害百姓服务的。所以现在“传统” 无法获得任何它该有的位置和正义。


“趣味” 又是一个有多重语境和语义的词。从审美本身来说,趣味是一种价值判断。但是这个词在当代往往变成了一种身份和地位标签,变成了负面意义上的词。


“创造性” 、 “原创” 都不是中国文化中本来的语汇。这两个词,一个根源是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创造世界,上帝死了,就是人在创造世界。而原创性,是一个工业社会以后诞生的东西,它和知识的体制化、知识的资本化有直接关系。大芬村的人用这个词,是在现代艺术/知识系统观念在中国统治以后(2000年以后),接受的观念。而西方人批评这个词,也基本上就是一种体制内批评,说而已,他们什么原创的权利会放弃呢?


说到根本了。其实实质就是这个极权的体系和结构不改变,人无法是人的。可是为了有所改变,人又必须首先设法让自己尽可能成为人。这就像一个咬着自己的尾巴的蛇。


我觉得“日常生活中”恰恰是女性需要反对性别歧视的,而且需要反抗男人的。这并不是要和男性对立,反对男人,而是在日常中,点点滴滴,反对这种歧视的侵蚀和控制。制度、法律、文化,离开生活中,日常关系中的改变,比较还是无根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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