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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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無所希望中得救」

周日5度的夜晚

回去的路上一名同伴继续在表达这次集会和想象中的落差,对我来说,这次没有听进去什么演讲内容,却对在拥挤人群中和维族夫妻有一搭没一搭的交谈印象至深。这场和真实的平凡人并不连续也不深入的信息分享重塑了我的一些固有认知。

周日5度的夜晚,在伦敦最繁华区域之一的Marylebone,中国大使馆门口的路灯下,聚集了许多被分割开的影子。那些千奇百怪形态,或嘶吼或沉默,时而聚拢,时而龟裂,比河中波纹的走向还难以预判。我和那些冻僵的影子一道,好像观看了一场破碎的演出。

乌鲁木齐火灾事件后,因为生理心理的双重打击,我没有第一时间参加11月27日在伦敦中国大使馆门前的悼念活动。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学校同学在现场的反馈: 多数人举着自备的白色蜡烛哀悼,部分标语牌上写着“立即释放抗议民众”,有的人在现场于白纸上写下“自由勇敢平安”等鼓励性标语,远景上看,密集的A4纸被单手,双手举在高处,向着沉默着的使馆建筑。

11月27日后,一位同学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这样写道:“很难找到一个词概括”,因为立场的细分差异“一些发言者伤了大家的心”。 她觉得自己刚才开始学习说话,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也在泥沙俱下,她所属的群体需要逐渐锻炼明晰表达诉求的能力。

一周后的12月4日,我和两名同学结伴去到了使馆。刚到达时,人群看起来稀稀拉拉,并没有上周网上看到的那么“声势浩大”。马路很宽,这条路的中间有一个交通岛延伸着隔离带,分开相反方向的车辆,交通岛平时用作行人等红绿灯的暂歇地,当晚便被用来举行演讲,围观的“主会场”。

“There’s more space over there. Feel free to come forward.” 一个白人男性招呼我们这一排站在路边的人前往中间的“主会场”。双向车道的最远端,一排抗议者沉默地举着各式较为激进的标语。交通岛上,各种组织轮番上阵诉说他们的立场和倡议,每轮演讲完,主讲人振臂高呼几句口号“xx党下台,某某人下台”。栏杆上摆着大量上周末悼念活动留下的形状惨淡蜡烛,晦暗的白蜡和上周朋友圈里的“燎原之星火”大相径庭。交通岛的几个角上、车道两端的十字路口各站了五六名穿着荧光服的治安人员,沉默而松弛,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防备程度不及伦敦周末的任何一场球赛的十分之一。

我和一些遮掩自己面容的年轻人站在原地,看到有人拿着带有稳定器的摄像设备前后移动,当参加活动的普通民众一举起手机,拿标语的抗议者的手臂仿佛伸得更高了。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在听到组织者的召唤后都不约而同得选择了不动或者向后退。如果我们这些站在远处的人是留学生群体,那大多数可能出于安全考虑不愿意前进成为摆拍表演中的工具。

观望了十来分钟,我提议同伴一起走向交通岛听听演讲的内容。我调整了口罩,把羽绒服的帽子戴了起来拉好拉链向前走上交通岛。本次活动是由“中国反贼”和ISA组织的,相比人权,发言人群的关注点渐渐从批判病态的“清零”政策、呼吁言论自由、反对专政独裁,转移到了觉醒社会主义思潮:呼吁建立独立工会、学生会,团结西方主流国家无产阶级等论调。集会进行了将近一小时后,香港的零星抗议者在车道的一边开始喊叫口号和粤语 “红二代、红三代”,参加活动的民众弄不清楚这边和另一边到底是在呼应还是打擂台。与此同时法轮功的摊位从头到尾静静地存在在一旁发传单,不争不抢。同行的中国同学有些失望:“这和我想得太不一样了,我以为我参加的是个呼吁保护人权的活动,结果变成了国际社会主义宣传。”

我们在交通岛上心不在焉听演讲时,站在前面的一对戴着口罩的白人夫妇转过头和我们搭话: “Are you from Hong Kong?” 在了解到我们来自中国后,阿姨表现出了少许惊讶和更多兴趣,并告知自己是维族人,在乌鲁木齐生活了很多年,2018年镇压活动后离开当地回到英国。她谈起镇压活动自己亲眼目睹的场景:警察在街头大量抓人塞进面包车;并谈起中国政府对于个人信息的严格监管:如果一台手机在新疆被机主恢复出厂设置,那么不管此人是谁,出于什么目的清空手机,都会有警察在短时间内带走机主,因为政府会觉得此人在隐瞒什么。她说自己18年后必须离开新疆了,否则她和家人的维族身份会连累她身边的很多人。我的同学也向她分享了她在上海居住时的新疆室友因为参加过一些活动而被警察时常“问候”,包括被赶出自己租的住所。

我问这对夫妇,你们是来自什么组织的吗?他们说是是以个人身份来现场支持维族人的,并问我们觉得今晚有其他来自中国大陆留学生吗,我说感觉有不少(根据对同类的敏感性,我认为多数站在街角,防护较严实,并且没有跟着喊口号的多数都是,虽然不占活动人数主体,但也相当可观)。她很惊讶,说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很爱国,谈起这类问题会变得很有防御性。我说是,但也许人会随着环境和经历变化,疫情改变了我周围朋友对国家和政府这些问题的看法。她接着问我毕业之后想不想回国,留在国外需要如何办理签证,以及是否在英国受到过种族歧视问题。一番短暂的交谈后,他们说自己住得比较远,需要离开了,并告诉我们下周六是国际人权日,市中心会组织游行,有缘再见。

晚上八点多,我和同学也准备离开了,回去的路上一名同伴继续在表达这次集会和想象中的落差,对我来说,这次没有听进去什么演讲内容,却对在拥挤人群中和维族夫妻有一搭没一搭的交谈印象至深。这场和真实的平凡人并不连续也不深入的信息分享重塑了我的一些固有认知。我们几个在相对沉重的气氛中走回来家,不管今夜如何。第二天总要衔接上常规节奏。

写完这段经历已经离我参加活动整整过去了一个月,个人生活继续平稳进行。随着动态清零政策的消失,似乎一切问题都在被解决中。但我们都知道远方的各个角落每天仍然有无数的平凡人在继续挣扎。 近期听到的播客中这样说道:

“我们的近处在越来越封闭,远方在越来越近……/不管你愿不愿意,远方一定会到来”。

我们这些身份尴尬的人半梦半醒,在远方想着远方,踌躇不前又无法前去。睡前的恍惚中,我回到了异国的街头,有人问我,”Do you want to go back?” 我发现”Back” 的具象不知道从何时起已经在脑海中模糊,它在从前是特定的国家,特定的城市,特定的文化,特定的人们,特定的喜爱,特定的安心之坚实组合体。可现在,这些板块摇摇晃晃,如同木筏于水面相互碰撞,它们快要散开了。我的眼睛半睁半闭,不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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