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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校长辞职,甚嚣尘上的“反犹”指控背后,是借题发挥的文化战争?

单独看这两位名校校长的下课似乎是巴以冲突后的“公关”失误,在盖伊身上还有学术研究不严谨的个人缺陷,可是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两位校长在学校外承受的指责与压力远超学校内,而类似美国精英学校受到的外力也不是巴以冲突爆发后才出现。从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到DEI,美国高校特别是哈佛等精英大学在美国社会左右撕裂的大背景下,越来越难以获得独立于外界纷扰的象牙塔环境。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Y 博
原文发布时间|02/01/2024

2024年1月2日,哈佛大学时任校长克劳丁·盖伊(Claudine Gay)宣布辞去校长一职。而此时距这位哈佛历史上第一位非裔,第二位女性校长上任尚不到半年。她上任时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并且将在未来十几甚至几十年年引领哈佛发展,却成了哈佛近400年历史上最短命的校长。而不到一个月前,另一所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利兹·马吉尔(Liz Magill),也在重压之下辞职。两位校长都参与了2023年12月6日美国众议院对校园排犹情况的质询,也都因为对宣扬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是否违背高校反霸凌、反骚扰政策,回答模棱两可而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盖伊还被指责在博士论文与学术论文中存在抄袭行为。

单独看这两位名校校长的下课似乎是巴以冲突后的“公关”失误,在盖伊身上还有学术研究不严谨的个人缺陷,可是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两位校长在学校外承受的指责与压力远超学校内,而类似美国精英学校受到的外力也不是巴以冲突爆发后才出现。从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到DEI,美国高校特别是哈佛等精英大学在美国社会左右撕裂的大背景下,越来越难以获得独立于外界纷扰的象牙塔环境。

真的存在严重“反犹”问题,还是借题发挥的文化战争?

盖伊与马吉尔辞职的导火索无疑是2023年12月6日的众议院听证会。在这个主题为反对美国高校排犹现象的听证会上,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斯蒂芬尼克(Elise Stefanik)质问三所美国顶尖高校的校长(除哈佛与宾夕法尼亚大学两校校长外,还有MIT校长莎莉·科恩布鲁斯(Sally Kornbluth):校园里如果有学生宣扬“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是否违背这些学校对反霸凌与反骚扰的规定。而三位校长均没有给出简单直接的“是”的回答,而是认为需要取决于“具体情况”。

这一回答不仅让斯蒂芬尼克当场认为三位校长应该辞职,也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强烈质疑,特别是政界商界的反弹尤为激烈。几位校长不仅遭到共和党等保守派的猛烈抨击,连立场偏左的民主党主流意见也是鲜明反对,例如白宫发表声明谴责三位校长的回应。

也是在这次众议院听证会后,要求三位名校校长下台的舆论日益高涨。但美国高校中真的存在严重的反犹问题吗?有多少学生真的在宣扬“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的言论呢?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指责美国高校反犹问题最积极,声量最大的,不是这些学校内部的学生或教职工,而是来自校外。可以与2006年时任哈佛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辞职做对比,当时哈佛教职工在对萨默斯是否有信心的决议中以218比185的投票比例表达了不信任,此前他因为在两性平权议题上极富争议的表述,也招致哈佛校内的广泛批评。

而在12月11日,盖伊因为听证会上的回答被美国各界广泛质疑时,超过500名哈佛教授签署联名信表达了对盖伊的支持

更值得注意的是,强烈指责美国精英大学存在反犹问题,在要求几位校长下课上最不遗余力的校外精英们,对什么是“反犹”以及反犹问题的严重性上似乎也有看人下菜之嫌。斯蒂芬尼克与反犹倾向严重的组织过从甚密,甚至共和党中的保守派整体上都与反犹的白人至上主义群体关系友好。当2017年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高呼“Jews willl not replace us”(犹太人不能替代我们)这些反犹口号、宣扬“大取代”之类的种族主义式阴谋论的时候,共和党保守派的愤怒在哪里呢?

强烈谴责盖伊,提出要将签署联名信指责以色列政府的学生列入黑名单的亿万富豪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在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X上转发反犹言论时,却声称自己检查了马斯克的言论,并为其辩护。

这让人感到保守派对于反犹问题的态度并不一致、真诚。实际上,他们对几位精英学校校长乃至美国精英学校的敌意,绝非巴以冲突爆发后才开始酝酿的。从指责精英大学压制保守派声音,到攻击DEI,斯蒂芬尼克、阿克曼等人与哈佛等精英大学的冲突,本质是延绵至今的美国文化战争的一个缩影。而过去几年,随着政治的两极化,越来越多的议题被裹挟进文化战争之中,使得本该基于事实的讨论和协商纷纷让位于立场之争。巴以冲突这个国际议题,也被内化成了美国本土的文化战争的一项主题,激发了各界对精英大学表现的格外关照,并将其视为发难的目标。

两党通过操控文化战争 在选票政治里投机取巧

近年来哈佛等高校在评论自己每一届新生时一个常用词是:“最多元”(most diverse)。这在一些保守派眼里可能是高校不顾学术标准,过分追求DEI才出现的现象。可现实是,美国的年轻一代确实越来越多元化。在移民组成转变、各族裔出生率变化的影响下,越是年轻的美国人,族裔背景也越多元。在加上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年轻人的成长经历也比以往更复杂。

多元化的年轻人也带来了更多元的视角和思想,和对平等与包容性的激进需求,其中一些自然与“偏老”的美国主流社会形成冲突,产生碰撞。

例如,当下大部分美国年轻人并不满意拜登总统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这在思想偏左的大学生里更为突出。可是拜登并不是保守派,考虑到他的年龄与成长环境,我们就会注意到犹太大屠杀(holocaust)对拜登那一代人来说不仅是历史书上的教条,而是其同世代的人的亲身经历,甚至是一种共同的创伤。对于他们来说,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攻击,更有可能激发对犹太大屠杀的记忆和感受。而对于很多00后的美国大学生,尤其是很多在社会经济和族裔身份上比较边缘的年轻人,听到、看到和能够共情的,更多是近年来加沙巴勒斯坦百姓长期被封锁、被压迫甚至被攻击的故事。把巴以冲突里以色列平民受到的攻击与大半个世纪前犹太人大屠杀的记忆联系在一起,恐怕超出了大部分年轻人的阅历。

可在多元化带来的冲击外,美国社会近年来的另一个趋势却与真正的多元化格格不入: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度越来越低。在文化战争的背景下,美国政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以文化战士(culture warrior)的身份出道并获得大量选民支持。于是,将一些社会议题操控成为文化战争的话题也成为了两党在选票政治中的取巧,选民对议题的理解也越来越受到既定派别的限制。

同与教育相关,美国多个州正在保守派推动下禁止在中小学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尽管很多地方的教育课程里根本就没有后者。多地的图书馆也受到波及,被要求执行禁书令。可是仔细查看相关禁书令,会发现很多书籍并非什么离经叛道之作,只是少数族裔作家从自身角度出发叙事,有的甚至是介绍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要不加区分地将这些都禁止,与其说是“禁书”冲击社会底线,倒不如说美国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无法接受任何不在其舒适圈的事物。

党同伐异的文化战争——从质疑言论,到攻击敌人

在巴以冲突的争议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文化战争的影子。共和党议员斯蒂芬尼克质问三所学校校长的问话里,什么算是“宣扬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呢?斯蒂芬尼克认为支持巴勒斯坦权益的游行中常见的口号“from the river to the see”(指从约旦河到红海整个巴勒斯坦以色列区域)、“intifada”(阿拉伯语中的“抵抗”,历史上巴勒斯坦地区有两次针对以色列战略的大规模武装抵抗运动分别被称为第一次与第二次intifada)均属于宣扬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以及“intifada”或许能说有激化矛盾之嫌,也被哈马斯等恐怖组织使用,但将其等同于宣扬种族灭绝,未免过度联想。暗示以色列不应存在的“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也有被以色列右翼使用,意为巴勒斯坦不应存在。如果按斯蒂芬尼克议员的语言审查标准,是否以色列右翼也在宣扬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

其实和很多文化战争议题一样,斯蒂芬尼克等人质疑的与其说是反犹的思想、行为或话语,倒不如说是对持有不同立场的人本身有敌意。就如前文所述,当川普等人与反犹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过从甚密时,斯蒂芬尼克等人毫无意见,但当以左派为主,不少还是伊斯兰教或阿拉伯族裔背景的大学生们发声,敏感的文化战士们当然会迅速捕捉到“战机”。

“反犹”是这次进攻所能套上的靶子,如果没有巴以冲突,还会有别的素材——就如同无性别卫生间会“威胁到女性的安全”,少数族裔作家的书籍会“过于阴暗给儿童带来心灵创伤”。在面对斯蒂芬尼克设好的话语陷阱时,国会听证会上几位校长回答“视具体情况”听上去不够政治正确,却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在维护学校的自主性,可惜在敌我分明的政治环境中,某句话的对错更多时候取决于是谁在说话。

精英大学的言论自由处于被“左右夹击”的困境

美国右翼保守派对整体偏左的美国大学不对付并不意外,但政治极化与激烈的文化战争也在影响着左翼,包括很多年轻的学生们,他(她)们也变得越来越不愿意走出舒适圈。一个表现是自2010年起日益引发争议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当一个争议人物要在当下美国大学校园举行活动——包括受到校方或部分学生邀请的活动,有不小的概率会遇上“取消文化”冲击——被一些学生们倡议抵制。

有些人是否适合在校园进行宣讲确实值得商榷,比如一些言行极端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或是被Me Too运动曝光的涉嫌性侵与性骚扰行为的人。可是 “取消文化”的边界也在不断扩展。刚辞职的哈佛校长盖伊就任校长前担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任上一件极富争议的事是不再续聘Winthrop宿舍院长罗纳德·沙利文(Ronald Sullivan)(哈佛本科学生分在12个宿舍中,每个宿舍聘一位教师为院长,沙利文也是哈佛法学院教授)。起因是沙利文同意加入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辩护律师团,引来了哈佛学生广泛抗议

韦恩斯坦的长期性侵行为应该谴责,可惩罚是否该延伸到他的辩护律师呢?如果辩护律师也需要承担连带嫌疑人的责任,那如何保障每个公民都享有法律辩护的权利呢?但很多哈佛学生显然不愿意接受沙利文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辩护的决定,连带把他也列入了抵制名单。即使卸任Winthrop宿舍院长后,沙利文受邀给哈佛部分本科生做讲座,也曾一度面临没人愿意提供场地的尴尬。

左派为主的精英大学学生们也和其最反感的保守派一样,越来越不愿意走出舒适圈,和公共领域里的不同人或事打交道,而是更愿意诉诸抵制,并且连带要求社会上其他群体一起抵制。

这种动辄抵制,要求处理不符合其价值观的“异类”的做法给美国高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首先,要求学校管理言论让学校在法理上位置尴尬。从宪法角度,美国的言论自由定义非常广泛,其它西方国家存在一些言论不受保护,甚至需承受法律责任的情况,而在美国除非立刻、直接威胁安全,各种表达基本都属于宪法言论自由的范围。由于背后是必须遵守宪法言论自由保护法案(第一修正案)的政府,公立学校在法理上没有太多管理言论的依据。即使哈佛等诸多精英学校是私立,也有大量来自政府的拨款,而各级政府也往往规定接受拨款的学校遵从宪法言论自由保护。

其次,高校本身有尽可能维护的言论自由的动力。尤其是精英大学立于学术优秀,而学术优秀离不开学术自由,后者基于言论自由。在等高校看来,学术应独立于权力的影响,校园里要允许各种声音、观点的碰撞,才能激发学生的思考、成长,让学生获得最好的教育。

当然不是无限包容,如果一个学生经常骚扰、威胁另一个学生,就显然需要被制止,所以“视具体情况而定”是很重要的。可如今精英大学遇到的是同时来自校内与校外的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各种议题都有可能出现一方认为另一方的观点严重错误,无法容忍,需要学校下场制裁。这无疑给高校管理者们带来了巨大挑战。

在极化的社会中高校更应该站稳脚跟 坚持独立自主

在这片社会运动的热土上,知识分子往往有着重要的话语权,年轻学生也有更强的表达欲和公共参与的愿望,这使得美国精英大学经常处在类似巴以冲突这类舆论风口上。精英大学很多时候未必站在主流民意一边,也为自己引来更多非议。

例如在这次巴以冲突中,所谓校园反犹问题被热炒,哈佛的一个导火索事件是10月11日多个学生组织签署联名信,指责以色列政府要为中东地区的暴力负全责,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可以追溯到2023年9月的一个庆祝巴勒斯坦文学的活动,部分受邀的参与者过去对以色列以及锡安主义的评论引发犹太学生与组织不满。

考虑到二战后西方社会对犹太人的普遍同情心理,以及以色列与美国多年的密切联系——在普遍专制集权的中东,以色列是唯一一个西式民主国家,上述争议行为不会被美国社会中的主流所接受。若有意讨好民意,高校本可做更深层次的切割:毕竟“犯事”的都是部分学生。可往往是高校虽表达了这部分学生行为不代表官方立场,但仍然强调校园里应该允许各种声音。此类表态自然会被一些人利用,演绎成纵容“行为不端”的学生的指控,引来更多针对学校的责难。

为什么精英大学不顺从社会现实呢?或许恰恰是因为精英大学更理解言论自由、尊重不同声音的宝贵。美国社会极化后带来的一个困境是左右双方的对话越来越少——谁都认为对方错得离谱,甚至已道德破产,于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加上信息茧房日益严重,双方看的新闻频道不同,社交媒体推送的内容也不同,如果大学再加入到审判言论对错的竞赛之中,美国持不同观点的人可能就更少有机会交流了。

如今对精英大学在中东问题上表态最不满的保守派,其实过去常抱怨精英大学言论不够自由,压制保守派声音。美国高校确实整体偏左,毕竟除了年轻学生就是主要长期生活在学术圈的教师,人群特征导致了保守派占比更低。可是言论自由不能靠偏向谁来保障,保守派与自由派都会在自己言论不受欢迎时祭出言论自由的大旗,而当对方言论不受欢迎时却很少考虑对方的言论自由。高校作为管理者不能迎合此类做法,否则整个学校的言论空间会不断缩小,大家都将失去言论空间。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高校的独立性。这次校园反犹问题引发的风暴很明显存在校外政界商界人士插手高校管理、运作的现象。例如强烈要求盖伊辞职的富豪比尔·阿克曼,早在盖伊上任之初就表达不满,毫无根据地认为盖伊是因为DEI才能获得哈佛校长一职。阿克曼长期反对DEI,这是他的个人观点,也是他的自由,不应该强加到哈佛这个独立的机构之上。类似的还有宾夕法尼亚大学遇到的富豪以捐赠为要挟,要求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下台。过去几个月这些精英大学遇到的,不仅是校园内言论自由受到外界冲击,还有自身独立性受到干扰,不断有政界商界大腕试图用自己的影响力干扰高校的运作。

或许一些学生对巴以冲突的表态有欠妥当,管理者在回应外界质疑时也过度理性,缺乏共情,但是我们也该体谅高校对自主性的坚持。这些坚持可能过于理想化,导致高校陷入夹缝中,常常左右为难。可另一面,大多数美国民众受到极化影响,却也厌倦社会的极化。若真要在未来减轻极化,美国社会更需要让高校有独立运作的空间,去维系校园的自由环境,这才能让社会的未来——年轻人们,有机会去塑造一个不同于当下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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