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之外的抗爭（3）：黃色經濟圈

「黃色經濟圈」

在「反修例」運動中，先是各別商家表態支持運動並提供支援，後有抗爭者光顧支持運動的「黃店」並抵制打壓運動的「藍店」。在抗爭者陣營持續的資訊彙整、宣傳和動員下，「黃色經濟圈」（下稱：「黃圈」）逐漸成型，由各別的事件轉變成日常生活中的持續實踐。抗爭者藉消費實踐貫徹其政治理念，也帶來實際的經濟影響。另一方面，遍地開花的「黃店」網絡也和各區的區議會、社區網絡、工會發展出連結。在街頭抗爭沉寂的2020年，「黃店」的實體空間得以凝聚「同路人」、在疫情下乘載互相幫助的社會網絡。

本章分作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黃圈」的形成；第二部分介紹「黃圈」的實踐，包括對抗爭者網絡的支援、日常生活中的消費抗爭、疫情下的資源共享和互助；第三部分則介紹「黃圈」實踐的意義和限制。

1.    「黃圈」的形成

早在「反修例」運動爆發，有超過1,600商家表態支持運動、向示威者派發物資、響應「三罷」（罷工、罷課、罷市）被抗爭者稱作「黃店[1]」；有商家則是支持政府、打壓抗爭者（例如：吉野家解僱嘲諷警隊的廣告公司職員、伍淑清以校監身份威脅勒令參與罷課的中學生退學），則被稱作「藍店」。

當各別的商家在事件中展示其政治立場，抗爭者動員光顧「黃店」並且抵制「藍店」。「黃店」支持運動的事蹟在社交媒體平台傳開後，翌日餐廳門前大排長龍；「藍店」則門可羅雀。從2019年8月起，示威者更以「裝修」「藍店」以造成經濟損失。中國政府所投資的中資銀行和書局、港府是大股東的「香港鐵路公司」都是「裝修」的目標。

當「黃店」和「藍店」的數量隨著運動的發展持續增加，抗爭者系統性地搜集相關報料、查證零散的資訊、並將黃藍名單擴展至各個行業。示威者也將各區的黃藍店列表張貼在連儂牆；為方便在日常生活中按圖索驥持續光顧黃店，更打造結合周遭黃藍店地圖、營業時間的手機應用程式[2]。各區的居民也在社交媒體上開設地區的「黃色經濟圈」群組，分享在黃店的用餐感受和食評。「黃圈」在抗爭者陣營的資訊彙整、推廣、討論中，由各別的事件轉變成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持續實踐。

2.   「黃圈」的實踐

遍佈各區的「黃店」在運動中提供資源、空間、就業機會給抗爭者；抗爭者則透過持續的消費做出政治表態並且向「黃圈」輸入資源。在2020年，疫情令香港社會陷入景氣寒冬、防疫措施和政治打壓也令市民難以在公共空間聚集，在這個背景下，抗爭者和「黃圈」所形成的資源共享循環和互助發揮很大的作用，「黃店」也成為凝聚「同路人」的節點，打開發展新社會關係的可能性。

2.1  「黃店」支援抗爭

隨著運動的發展，「黃圈」向抗爭者提供各種相應的支援。在 2019 年 6 月的大遊行中，「黃店」 向示威者派發飲品和食物表示支持;當警隊的鎮 壓激烈化，「黃店」開始籌措頭盔、防毒面罩、 和防護用具，在示威中為示威者提供安全的庇護之所。

當運動持續數個月，有抗爭者生計出現困難、被捕失去工作，「黃店」則為被經濟封鎖或失業的抗爭者供應三餐；有「黃店」聘請在被捕獲釋後就業出現困難的抗爭者，更出現「黃色經濟圈」的就業配對平台；當大量的示威者被捕還押，為了讓獄中抗爭者有更好的私人膳食，「黃店」申請成為懲教所的供應商，不惜虧本以低廉的價格為還押人士供應飯菜。另一方面，在疫情和政治打壓下，公共空間的活動被限縮，而遍佈各區的「黃店」則成為凝聚「同路人」的陣地。抗爭者在黃店「連儂牆」張貼文宣表達想法、派發社區報、寄賣抗爭者的手作商品、設立民主派選舉的票站。

2.2  示威者的經濟抗爭

用消費行為表態並不是新的概念，除了過去數十年的反血汗工廠、支持環保的消費者運動，中國民間亦曾在中日關係緊張時發動「愛國買國貨、杯葛日資公司」的經濟對抗。近年，因影星杜汶澤發表支持台灣太陽花運動的言論、紀梵希的商品圖樣中將台灣、香港與其他國家並列等事件都引來官方媒體和民間的大規模抵制。

在「反修例」中，隨著大型連鎖店「美心」旗下餐廳因創辦人長女高調支持政府的言論、多間大商場因打壓示威成為被杯葛的目標，抗爭者開始關注平日的消費所支持和壯大的是什麼資本、思考如何減低對政權和「藍色」資本的依賴。因被指和襲擊示威者的福建幫有關，「優品 360」共 72 間分店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壞，盈利在 2020 年錄得較上年跌 4.5%；「吉野家」接連關閉在港 10 間分店；「香港鐵路公司」的客運業務乘客量則是按年下跌 33.3%、收入按年下跌 41.7%。

另一方面，在「黃圈」的帶動下，抗爭者在餐飲、零售、物流、影視等消費尋找「同路人」，其中不少是大型連鎖集團之外的社區小店。抗爭者也在長期被建制資本壟斷的行業創立新的商店。例如：因不想使用中資物流「順豐」，有抗爭者創立以「黃店」做為自取點成立「人鏈速遞」，並且聘請抗爭者做送貨員；三名學生在電報群組認識，見到本地的大米市場被「藍店」或者中資壟斷，而自行開發「光城香米」，包辦生產線的開發、廣告、開發市場、包裝、到運送。

2.3  疫情下的互助網絡

在2020年上半年，全城一罩難求，市民為口罩周圍奔波、大排長龍，但政府卻遲遲沒有安排抗疫物資的發放，當時有不少「黃店」搜羅抗疫物資再向基層市民派發。但另一方面，不少「黃圈」餐廳在政府的「禁堂食令」下生意慘淡頻臨倒閉。這時抗爭者陣營持續的消費成為「黃店」的救生艇，各區紛紛成立地區「黃店」外賣平台，不僅支撐「黃店」的生意、也聘請抗爭者做外賣員增加就業。抗爭者也數次舉辦全港「黃圈」消費季，例如：鼓勵抗爭者在「五一黃金週」集中在黃店消費，該活動共2305間商店參與，超過40萬人響應，總營業額超過一億元。值得注意的是，多區「黃圈」推出地區黃店「儲印記」活動和聯合優惠，避免抗爭者集中光顧知名黃店，而是平均支持不同的黃店。有「黃店」老闆在受訪時提到，自己心目中的「黃圈」應是橫向發展的圈：「你在『懲罰』我的時候，我要帶起其他店；或者你『懲罰』我，我給你其他店舖的優惠，這樣你同一時間會『懲罰』兩間舖頭。」

在疫情下，「黃圈」是一個資源共享互惠的網絡。面對疫情下基層員工失業的問題，過去「家長」和「黃店」發起的飯券計劃有更大的需求，但黃店自身的生意也面對困難，於是多區區議員和黃店網絡合作推行社區自助飯券，提供啟動基金或是向公眾募款向「黃店」購買飯劵支持營運，而有需要的抗爭者則可以到「黃店」免費使用飯劵。例如：在 2019 年向抗爭者派發飯券，紓解經濟困難，在疫情下和超過 150 位區議員、近 400 間「黃店」合作，用社區抗疫券的方式，供有需要的在學和待業人士申請膳食津貼。在這個過程中，受助者與「黃店」又可建立關係。

3.   「黃圈」的意義和挑戰

在香港，租金長期高企、普羅市民平時的消費選擇被屈指可數的連鎖集團所壟斷、中資的影響力無所不在。直到2019年，在「反修例」運動的能量下，市民首次大規模在日常生活中用消費作出政治表態、連結支持運動的商鋪、嘗試在「藍色」資本壟斷的產業建立「黃店」，無疑是一大進步。另一方面，隨著運動的發展，在2020年，當抗爭者難以再在公共空間示威，「黃店」作為遍佈各區的商業空間，不但能持續發放運動的消息、乘載新的社會關係、連結同路人，也在經濟蕭條的疫情下開闢資源共享、互惠互助的網絡。

然而在實際操作上，「黃圈」仍然面對許多的挑戰和限制。首先，雖然抗爭者盼能脫離對中資、「藍色」資本的倚賴，但若考慮商鋪租賃的業主、原物料和產品的生產，要確保供應鏈的每個環節都來自「黃店」非常困難。再者，儘管「黃圈」帶來一定的經濟影響力，但「黃圈」未能涵蓋佔本地生產總值最高的主要行業（例如：金融保險、旅遊），若抗爭者想用「黃圈」向政府、親建制的勢力施壓，效果則相當有限。另一方面，「黃店」的性質是一門需要營利的生意，當中存在僱用關係，儘管「黃店」的老闆支持運動，但也出現捐款的去向不透明、食物素質參差、勞權和剝削的問題，例如：有抗爭者透過「勞工組」揭露「膳心小館」解僱員工並拒支付 7 日代通知金及拖糧，在輿論的壓力下才承認處理失當並且支付員工相關款項。

另一方面，在「反修例」出現「黃圈」以來，政治打壓並沒有平息過，建制派、政府以及中聯辦的高調狙擊。有「黃店」被業主威脅拒絕續租、員工遭伏擊。在疫情下，「黃店」經常被政府支持者針對防疫措施舉報[3]，被執法人員針對性地巡查，「黃店」空間是否能維繫也面對挑戰。

註：

[1] 在「雨傘運動」中，佔領者以「黃色絲帶」作記號，市民以「黃店」泛指支持民主運動的商家。

[2] 例如：「和你Eat」、「和你Pay」、「WhatsGap」、「良心Guide」等手機應用程式

[3]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更在其社交網站呼籲支持者踴躍舉報黃店，讓執法人員「嚴正執法」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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