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爐評論|理解的另一種可能

「每月評論」是圍爐的一個評論類欄目，現時由圍爐審稿組成員進行寫作。

評論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且由於篇幅有限，以下短評僅為管中窺豹。

1
尚氣：文化分裂中
誕生的超級英雄
文| Alisha

漫威電影《尚氣與十環傳奇》（以下簡稱《尚氣》）在歐美儼然成為了一種文化現象——連續三周穩居全美票房冠軍，兩周內在全球奪得超兩億美金的票房，可以說是人氣口碑雙豐收。但是相比於在歐美的火爆，尚氣不僅沒有在中國大陸上映，更是遭到了網友的猛烈抵制。

近年來，中國觀眾逐漸摘去了西方崇拜的濾鏡，人們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定要把中國文化進行猫熊速食式的剪裁，融入美式價值觀，亞裔才能找到自己的聲音？難道不被白人認可就不行？

探究造成這種分裂的原因，或許是生長在中國的我們對於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都有很明確的概念，也對自己的文化有著底氣十足的歸屬感，但對於在美國社會被“相對邊緣化”的亞裔群體卻並非如此。

《尚氣》上映後，華裔評論家楊致和在文章中回憶道：亞裔孩子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不要出頭、不要挑事、不要引人注目，這樣你就不會遭到歧視與攻擊”。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美國社會仇外情緒兇猛，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華裔美國人楊安澤就曾發文呼籲華裔對美國“錶忠心”，要像二戰期間的日裔美國人一樣證明自己“够美國”，以此來換取友善的對待——連作為社會精英、成功人士的企業家都尚且如此，這種壓抑成長氛圍以及自我貶低的價值觀對亞裔群體的內化可見一斑。而《尚氣》的出現，則是亞裔第一次不再帶著“Kung-fu”、“Chinatown”、“暴發戶”和“書呆子”的標籤在白人統治的荷里活以一種毫不妥協的姿態站在聚光燈下；是向羞於對自己的文化產生認同與連接、因為自己的膚色與長相而不敢或者無法在各行各業實現夢想的亞裔群體證明，你們也可以是生活的主角，也值得成為萬眾矚目的英雄去拯救世界。

當《尚氣》中的角色用大段大段的中文交談時，當他們穿著中式服裝，念著古詩詞，用中國功夫打鬥時，當全場的非亞裔觀眾沒有不屑、調笑、惱怒，而是聚精會神地盯著字幕，跟著尚氣糾正中文發音時，亞裔群體所能感受到的——就像記者榮筱箐所說——是“你的文化在客場從邊緣走向中心的罕見時刻。”

囙此，除去一些民族主義情緒的表層原因，《尚氣》在太平洋兩岸面臨的差別對待在更深層次上反映了“中國文化”與“華裔文化”之間令人唏噓的衝突——現如今的中國在國際社會上追求的是獨立而強勢的意識形態主權和政治話語權的自我把控；而對屬於流散民（diaspora）、少數族裔的亞裔、華裔群體來說，所追求的則是包容（inclusion），代表（representation），以及平等（equality）。這兩個目標無法避免地在氣質上存在著巨大差异，所以我們無法被《尚氣》、《摘金奇緣》、《花木蘭》打動也都是很正常的事。但我們同樣可以理解，正如中國觀眾在《戰狼》和《流浪地球》中得以確認民族自信，對於海那邊的亞裔群體來說，僅僅是《尚氣》的出現，其本身意義就已大於一切。

2
從網絡維權到網絡暴力
文| Nicole

前些日子，隨著案件判决結果落地，一件蒙塵往事再度回到公眾視野。2018年8月，四川德陽一比特女醫生與其丈夫在游泳館與一名男童發生了肢體衝突，隨後，男童家人在女醫生組織鬧事，並從游泳館的監控錄影中截取一則名為“女醫生丈夫在游泳池掌摑少年”的視頻，在網絡上引發了大量討論。一時間，夫妻二人被網友們的汹湧惡意淹沒。同月，當事女醫生不堪網絡暴力的壓力與侮辱，在車中服安眠藥自殺身亡。而三年之後的今年8月，當年那三比特擅自洩露醫生夫婦個人資訊、對輿論推波助瀾的男童家屬被法院以侮辱罪判處有期徒刑。

此時作為看客，似乎已經沒有了評判孰是孰非的必要，只是仍不免覺得唏噓。網絡與現實交纏帶來的，究竟是自由與透明，還是失控與殘忍？正如身不由己的人總以為能够掌控命運，自以為主導輿論的人也從來無法成為輿論的主人。

不知何時起，網絡成為了揭露真相、訴說冤屈的武器，身處於痛苦與困境中的人們借助網絡發聲，微小的呐喊被無限放大，於是冤情得以昭雪，生命得到拯救——水滴籌為無數家庭帶去希望；道貌岸然之客被剝去面具，接受道德的譴責和法律的懲罰；網約車事件不斷推動行業規範的嚴整……線民的力量被看到，人人都是事實的傳播者和正義的聖鬥士。

可當傳播於網絡間的不再是真實呢？當事實被歪曲，被片面地展示，被利用、污染，線民還能够代表正義嗎？資訊在網絡中傳播的成本極低，力量卻極大。謠言與真相混雜，真實與虛偽同行。部分人借助網絡解决問題的同時，有心人也借助輿論傳播實現目的，而線民則搖身成為冷面的推手和不變來由的擴音器。在眾人普遍缺乏耐心的年代裏，“三人成虎”即可使真實百口莫辯，更何况千百萬人？當人們欣喜若狂地“伸張正義”並以之為榮，殊不知早已坐實“烏合之眾”的污名，這既是場事不關己的狂歡，也是自以為是的呼告。

也許謠言之下，真相不必永遠沉睡，但那些被謠言生生碾碎的人卻不會回來，傷疤會留下，痛苦不會隨風而逝。回想這起事件本身，無論是涉事的夫婦還是男童及其家屬，他們本該依照事實責任解决一場糾紛，重新回到平靜的生活，成長也好，忘卻也罷，以各種管道行走完人生，而不是一方感受獨自面對世界的絕望，在夢中痛苦而靜默地離開，另一方暫時洋洋自得，最終也難逃代價。無論如何，爭執的錯處都絕不至於用生命來償還。當真相被公之於眾，挑起輿論的人受到處置，推波助瀾的雪片卻連一句道歉都不必要，“法不責眾”使“正義”的伸張變得有恃無恐，良心的隱疾也很快消逝，生命被歸入前塵往事中一併忘卻，而下一次波瀾頓起，依然奮不顧身地張揚自以為的“正義”。

我無意抨擊輿論監督的偉力與功績，也並非質疑公眾義憤的虛實抑或是抹消其熱情——畢竟給予弱者乃至民族以希望的，也正是這一股拍案而起的正氣與熱忱。只是這洪流勢不可擋，伴生的慣性須由所有人一同承受。受害者付出生命的代價，而推波助瀾者被誤導和愚弄，“狼來了”的故事或有一天也終將發生在自己身上。那些妄圖主導甚至操縱輿論的人利用他人的義憤達成目的，也勢必遭到輿論的反噬。輿論之下無所謂虛偽與真實，狡詐與正義，任何操縱與阻攔的嘗試都仿佛螳臂當車以卵擊石，事後再去衡量這收益與代價，又是否值當呢？

從網絡維權到網絡暴力，不過是一條路的兩邊，走對了是維權，走錯了是施暴。

相關連結：

女醫生遭網暴自殺，3人因侮辱罪獲刑！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100007/2021-08/06/content_12520763.shtml

3
被社會期望
“綁架”的粉紅稅
文|言冰

粉紅稅，指以女性為方向用戶的產品（通過產品包裝和產品描述表現）比同類男性產品價格更高的現象，其本質是由商家性別定價導致女性在服務和商品上遭受的價格歧視。2015年紐約消費協會調查顯示，部分女性產品通常以小體量、包裝美、粉紅色作為主要特徵，與同種男性商品的覈心功能別無二致，其價格卻貴出50%左右。自上世紀以來，粉紅稅已長期紮根於市場並被設計為女性消費定則。

粉紅稅的誕生緣由在於，商家認為女性消費群體對價格不敏感，易衝動消費且更加在意產品的附加價值。即使這些理由如今並不成立，粉紅稅依舊被延續至今且成功獲取暴利。毫無疑問，無論粉紅稅起初存在的目的是什麼，女性都不應該為此付出更高的經濟代價。這一事實顯然是荒謬的。在人們對性別認知多樣化、清晰化的當下，粉紅稅是如何在麻痹女性消費意識的情况下持續擴展商業版圖的？女性化產品對於女性消費者而言又是以怎樣的管道存在的？

從出生起，我們對性別和人格的認知在很大程度上依附於個人產品，消費的過程使我們獲得安全感和歸屬感，而產品的設計和行銷看似與消費者間接關聯，卻時刻影響著我們的目標期望。首先，幼齡兒童對性別的潛意識是基於顏色認知而存在的，“粉色代表女孩，藍色代表男孩”，成為了一種普遍的共識。對於尚未發展出顯著人格特徵的幼童來說，產品的顏色的確幫助他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建立了一定敏感度，卻無形中衍生了“不同性別就應該使用不同產品”的固有觀念。

在建立起明確的是非觀並對購物產生自主性後，粉紅稅的存在變得“隱形”起來。這並非因為我們對此毫無意識，而是粉紅稅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變得更為“規範”了。社會期望規定了女性的行為準則，也掀起了性別文化扭曲的浪潮。年輕女性被冠以“知性優雅”、“膚白貌美”的標籤，由此以“柔順”、“光滑”為廣告詞的化妝品和個人護理產品爭相行銷；中年女性被描述為“賢妻良母”、“相夫教子”，而主打“好媽媽”招牌的洗衣液等生活產品層出不窮。在同類男性產品的對比下，女性消費者被商家“敲詐”卻渾然不知，因為她們也確實將產品的符號行銷映射到了自己身上，與成長過程中潜移默化的性別規範相互契合。大部分女性都在按照社會期望的管道生活，這並非是缺乏正視內心的勇氣，而是因為她們渴望獲得尊重和包容——節省下來的粉紅稅意味著她們要付出更多的社會成本。換言之，精神歧視帶來的傷害遠比金錢成本更令人痛苦。從“我為自己定義”到“我被產品定義”，產品標注特定字眼得以出售，我們又何嘗不是被社會秩序捆綁的一份子？

然而，這些本不應該存在的額外付出並未讓女性獲得足够的安全感。相比於顯性的粉紅稅，冰山之下才是女性生活中的真實困境：為公共交通安全擔憂，被職場歧視苦惱，甚至失去穿衣自由……於是，諷刺的一幕出現了，消費主義中女性被奉為“女王”，市場營銷中的女性產品被華麗包裝，而現實中卻有女性身處低薪崗位或面臨失業，高稅收的衛生用品造成了“月經貧困”。由此看來，粉紅稅更像商家專為女性製造的夢幻泡沫，願景破碎後，仍然不得不面對冰冷殘酷的社會不公現象。

捕捉到產品性別化帶來的巨大商機後，粉紅稅涉及的商品也變得更加廣泛。從虛擬遊戲裏的人物皮膚到原子筆，甚至是瀉藥、耳塞，商家越來越癡迷於製造虛假需求，營造女性地位在市場上至高無上的假像。這些看似極其荒謬的產品背後，是我們長此以往為粉紅稅買單的結果。畢竟相比於真實需求，刻意的偽需求更能帶來盈利。

退一步講，縱使存在即合理，粉紅稅的出現也絕非公平。男人和女人的生理構造並未决定女性應該付出多餘的代價來證明自己的身份。粗制的粉色塗層不是額外花銷的藉口，所有消費者都有權力根據外觀偏好選購產品。在反性別稅法案的提出屢屢受挫後，面對“如何拆除致幻糖果外殼下的價格歧視、將粉紅稅完全剝離出市場”的疑問，全體消費者的意識覺醒至關重要。

相關連結：

2015年紐約消費者協會調查報告

https://www1.nyc.gov/assets/dca/downloads/pdf/partners/Study-of-Gender-Pricing-in-NYC.pdf

4
“假名媛”白嫖，
“蹭座族”快跑
文| Ronnie

九月初，一件藝術作品闖入了公眾視野。中央美術學院畢業生鄒雅琦通過扮演名媛，在北京“不花錢”生活了21天。她將這場生存挑戰作為一次藝術實驗，並將作品命名為《瞬間所有制》。在這21天裏，她混進頭等艙旅客休息室，睡在五星酒店大堂沙發，在拍賣會現場戴上500萬的鐲子，就這樣身無長物地遊走於北京街頭，“把瞬間的滿足，當成是永恒的東西”——這也是她作品名稱的由來。

這個藝術實驗在網絡上傳播之後，引起了非常多的爭議。如果我們回到藝術家創作的出發點，她想探討的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社會上免費“過剩物資”的分配。通俗點說，就是我們能不能通過“白嫖”富人社會的資源活下去？鄒用實際行動證明了這個想法的可行性。但毫無疑問，她假扮的“名媛”身份是這場闖關遊戲中一張至關重要的通行證。頭等艙休息室、奢侈品店、拍賣會場，當她自在地穿行於這些帶有門檻的場所時，實際上並不是在“免費”地享受優待，而是在消費“名媛”這一符號及其附帶的資源。正如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所揭示的那樣：“在這個消費社會，物被掏空為符號，而符號將人與人區隔開來，標識著擁有物的人的社會比特”。在資本逐利的驅動下，優質且過剩的社會資源向高消費階層聚集，而這些資源卻並非處於低消費階層的人可以輕易獲取的。

這一局限使得作品的批判性大大减弱，事實上，她依然參與到了這個消費社會的生存遊戲當中，她將服務員的殷勤解讀為“溫暖”與“善意”，並將21天的“不勞而獲”美化成為個體主觀層面上的“瞬間所有”，卻並不構成對我們所處社會系統的本質挑戰。網友們的評論或許更具現實的諷刺力度，“富人可以假扮富人，而我也可以立刻上街扮一個乞丐。”難以逾越的階級界限在這場生存挑戰中仍舊清晰可見，某種程度上甚至得到了印證和加强。

事實上，行為藝術與日常生活之間存在著明顯交疊。在豆瓣、小紅書等社交媒體平臺上，我們總是樂此不疲地分享著“白嫖攻略”“薅羊毛大法”；而與此同時，相關的爭議也從未淡出公眾視野。不久前，#多名男子長期在肯德基蹭睡蹭吃#的話題便登上了微博熱搜榜。誠然，肯德基“蹭座族”和這位藝術家一樣“蹭”到了社會資源，但後者的“名媛”身份似乎賦予了她天然的合法性；對於前者來說，如何在蹭座的同時保持自身的尊嚴或許是一個更大的難題。在他人的注視、質疑乃至驅逐下，他們感受到的絕非“瞬間的滿足”那麼簡單。

5
校園裏的贊助：
湧進校園的錢與焦慮
文| Charles

在參與了幾次幫社團拉贊助的工作之後，我開始擔心贊助和隨之而來的商業化氣息以及經由其放大的焦慮對大學校園氛圍的不良影響。

不可否認，贊助帶來的資金和物資對於大部分社團來說十分重要，“拉贊助”是獲得物質支持的一種較為便利的管道，社團“自負盈虧”也有助於鍛煉大學生在管理等多方面的能力。但是隨著贊助進入校園的，還有贊助商本身較强的商業氣息和贊助內容帶來的壓力與焦慮。

在學校社團的贊助商中，留學、考證等培訓機構佔據了相當大的比例。這些機构提供贊助的條件通常是轉發推送、協辦活動、使用帶有其logo的物資等，有時還會借助社團等通路獲得個人資訊，進行電話文宣等等，百般勸說學生報課或考證。對於初入大學校園的新生而言，很容易被受過專業訓練的培訓機構推銷人員干擾決策。很多語言類考試和專業證書本不應是來到大學後首先需要考慮的事情，大量類似活動的湧入或許只會徒增焦慮，使學生更容易在尚未明晰未來規劃時便迷迷糊糊地報了名，或是在各類無關緊要的考試中浪費了大量時間精力。這些培訓機構通過校內社團擴展了自身的文宣範圍，這可能使許多不一定正確或合適的觀念先入為主地代替了一部分本來應由學校學術氛圍給予學生的觀念塑造。再加上當今大學生面臨的來自同齡人、就業、升學等方面的系統性壓力，這很可能使得他們變得愈發“現實”，把追求簡歷上各項名額放在比學習本身更重要的位置上，而自身知識體系尚未健全，亦沒有想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我最近的感受便是如此，大家都變得越來越“實用主義”了。身邊有許多同學參加活動或比賽的動機越來越偏向於與某個職業或行業，或者某個升學目標對標。這當然並不全是壞事，畢竟清晰的目標有助於高效利用大學時光。但在peer pressure和就業大環境的擠壓之下，在各類校外機构向校園輸入的焦慮的影響下，我們逐漸形成的理念不利於讓我們成為一個完整豐富的、有著自己獨特創造力和觀點體系的人。社團贊助的附屬品——濃重的商業氣息和被放大的焦慮並非加速這一過程的主要因數，但也無可否認其影響力。

6
出租與公車之間
——另一種可能模式的探討
文|陽澄湖外
職院二年級

不知有多少人同我一樣對應付火車站或汽車站出門後接踵而至的黑車司機和“XX去不去”一類的詰問深感疲憊。誠然，今時今日約車軟件的普及讓乘客們議價的水准和底氣大大上漲，對平臺高昂的傭金的回避也能讓黑車司機在網約車價格的基礎上基本穩賺不虧。但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乘客和司機都沒有議價的耐心——譬如在清晨和深夜這種時刻，其他交通管道基本停運，而去往某地的需求又十分迫切的時候，獨身一人被某幾個黑車司機繞著車站跟著跑，便不是什麼有趣的經歷了。

對黑車司機本能的不信任無可厚非——就算是政府經營證照齊全的運輸企業，在過去二十年不按章行事都不算奇事。此外，從沿路攬客、野蠻拼搶的小巴時代走來的中國人對私人營運的載客車輛之成見也日漸加深。更何况就算有網約車軟件來保證相對合理的運價，運輸過程的監督、行車人的駕駛科技、黑車司機是否遵守口頭約定等同樣關鍵的因素也無處追尋。就算有些黑車只是因為外地人無法拿證不得已而為，也很難單槍匹馬地改善其不堪的口碑。

如今，國內的執法水准和規範意識較十年前有著肉眼可見的變化。移動互聯網和GPS追跡系統的完善讓有效監管和合規營運車輛成為可能，網約車准駕證的頒發也在一定意義上擴充了“正規軍”的規模。乘客們選擇黑車的必要性大大降低、無證運營的處罰力度水漲船高。近兩年——至少在上海，高額的處罰讓無證運營的黑車肉眼可見的减少。

可儘管如此，正規化的客運運營和網約車也並未完全取代昔日小巴佔據的生態位，而正得益於此，某些有組織的黑車仍然富有活力。以我的家鄉為例，對所謂“專線車”而言，網約車的擠壓和監管嚴查的影響也許還不及汽車老化帶來的油耗增長更為顯著。穩定可靠的服務讓鄉親們沒有理由拒絕給街頭巷尾小廣告上的號碼打電話。於是官營巴士更加入不敷出。

究其原因，大抵是長時間的運行讓這樣的黑車服務也有了約定俗成的班次和運價。需求雖然並不強勁，凑齊轎車三四個座位也並不難做到。出人意料的是，這些所謂“運營專線車”的公司同樣具有公司車輛外派司機運營和司機掛靠公司運營兩種模式——單從運營模式來看，除了沒有營運牌照，它與一個計程車公司已無區別。

回過頭來看，這與香港的紅巴（私家運營，無固定線路的小巴）和綠巴（私家運營，有固定線路的小巴）似乎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甚至因為其使用私家車運營，在靈活度和盈利性上比巴士更占優。更何况，做到幾十到幾百公里範圍內“點對點”的運輸，其吸引力不言而喻。現時，由於香港小巴牌照已經停止頒佈，使小巴不可避免與某些團體有所聯系，不過這也讓政府的稽查變得簡單。而在這個例子裏，儘管黑車並不會持證上崗或有所謂配額，監督方也由政府變成了似乎並不可靠的私營老闆。但在監管力量無力觸及的農村和偏遠地區，這種小規模的、遊走在灰色地帶的私營車行對名譽的依賴，很可能比他們監管更有力，效果更顯著。更何况此時政府的監管力量不必化整為零，與每一個黑車司機鬥志鬥勇，只需要重點關照幾個車行，可謂省心省力。

總之，清除一些實在不堪入目的承運人不可謂不重要。但在考慮出租與公車之間“蚊子腿”般的需求時，與其花費幾百萬來補貼一個龐大且可能不够便捷高效的公車體系，大膽地監督、信任甚至補貼這一種已經在缺乏公車服務的廣袤土地上紮根了二三十年的服務模式而非對其熟視無睹，也許是一種可能的、更加經濟的解決方案。

文|圍爐審稿組

圖|來自網絡

稽核| Nicole

微信編輯|吳雨洋

圍爐（ID:weilu_f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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