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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 书单：群众科学到国士无双

2022 年 5 月 16 日（编辑过）

在感叹 “国士无双” 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借助袁隆平以及和他类似的共和国工程师、技术专家、学者的生命历程，去思考科学、技术、政治、愿景与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动态联系？本书单从不同视角试图为思考社会主义 “行动中的科学”提供框架和材料。

2021 年 5 月 22 日，袁隆平因多器官功能衰竭于长沙逝世，享年 90 岁。一时间，“国士无双” 话题在中文社交网络发酵，人们转载纪念文章，重新回看这位新中国足迹见证者的一生：出生于城市知识分子家庭，在教会学校长大，50 年代选择学农并专攻作物遗传学，在政治运动和内讧之间坚持研究杂交水稻，在 70 年代获得突破性成果，并在改革开放后主张与世界共享这些关键成果。在袁隆平的生命中，每一步都与时代紧密关联，一次次选择和被选择背后，勾连起了无数相互影响的人、物、技术网络。

如何不让停留在表面的纪念变成另一种形式的遗忘？我们如何透过那些被写入课本中看起来完美、干净、毋庸置疑的科学事实，回到充满未知和不确定的实验现场？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在他关于巴斯德微生物实验历史的研究中强调，在杀菌技术彻底融入当代社会各个角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对于路易斯・巴斯德个人的神话之中，把他作为 “19 世纪微生物之父” 封装在黑箱和神龛里，而忘记他作为一个探险者和战士的如履薄冰、步步为营；我们在将目光聚焦在巴斯德这个代言人符号时，也会忘记他那些不体面的同盟军 —— 卫生学家、政客、下水道、琼脂、鸡、害虫，亦是共同塑造科学突破的有机组成部分。巴斯德和袁隆平都并非 “科学王国完美无缺的人”，因为他们的战役和愿景都来自于身处的集体和历史时刻。那么，我们在感叹 “国士无双” 的同时，应该如何借助袁隆平以及和他类似的共和国工程师、技术专家、学者的生命历程，去思考科学、技术、政治、愿景与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动态联系？

本书单从不同视角试图为思考社会主义 “行动中的科学”（science in action）提供框架和材料。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愿景为一系列深远而基进（radical）的社会行动提供了条件。从大学入学制度的阶级均衡（安舟，2009），以及毛对于 “群众科学路线” 的强调（卫纯娟，卜戴瑞，2009；舒喜乐，2016；舒喜乐，2009）。这些运动旨在打破知识在专家与非专家、精英与草根、干部与群众之间流动的边界，并创造了很多在西方社会科技发展经验中不曾存在的混合行动者类型，例如赤脚医生（方小平，2012）或民间科学家（高敏，2016）。另一方面，学者也在思考，曾经的基进愿景在如今不断被反思、挑战甚至全盘抛弃的时刻（夏竹丽，2001），如何不以结果盖棺定论，而是回到历史的当下去考察新中国初期大规模工程背后人们的希望、信仰和追求（侯丽，2020；郭旭光，2020）？

祝阅读愉快！

编译 / 结绳的朋友们
原文链接 / https://tyingknots.net/2021/05/socialist-sts-reading-list/
原文发布时间 / 2021 年5月29日

毛的动物纲目：药用动物与现代中国

朱佩仪，杜克大学出版社，2021 年

在中国，关于野生动物药用的争议不断，既有关于动物药的疗效与伦理问题，也有关于养殖业对野生保护区的灾难性影响，还有关于相关做法导致人畜共患病的可能性。在《毛的动物纲目》一书中，朱佩仪（Liz P. Y. Chee）追溯了现代中国动物制药的历史。中医药中使用动物成分已有数百年，本书则聚焦于社会主义中国早期如何扩大并系统化了动物药的生产，以用于弥补药品短缺、吸引针对高端动物药的外国投资、以及促进民间医药的合法化。书中具体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鸡血疗法热潮、毛泽东时代的鹿茸养殖和邓时代的熊胆汁养殖、以及苏联和朝鲜对中国动物疗法的重要影响等。作者强调，中医药不是一尘不变的传统，而是一个变革的领域。朱佩仪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担任研究员，并在新国大 Tembusu 学院担任讲师。（编者注：本书作者为结绳志读者提供了折扣码：通过杜克大学出版社官方页面购买，下单时输入 E21CHEMB，即可获得七折优惠。）

为了石油的建造：大庆与中国国家现代化

侯丽，哈佛大学出版社，2020 年

《为了石油的建造》是对建国初期东北石油重镇大庆发展的历史记述，它记录了大庆作为一个国家模范城市的兴衰。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初，大庆油田一度是利润最大的国有企业，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这本书追溯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根基和成熟，以及在这段经济空前增长时期中国早期工业化和现代化政策。大庆地景的变化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中国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变化。该书通过对大庆规划和建设过程详细的、关注个体的描述，阐明了党的领导人和部级精英干部之间的政治关系，并考察了国家机构和个体的多元利益、冲突、张力、职责和机能失调。《为了石油的建造》记录了 “石油集团” 在中央政府的崛起，同时也揭示了居住在中国工业化土地上的劳动男女的日常故事和奋斗 — 包括他们的信仰、挫折和对体面生活的追求。作者侯丽目前为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副主任。

用数字说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统计与国家治理

郭旭光，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0 年

1949 年，经过漫长的战争后，新中国的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解决对社会现状认知的不足。中国政府治理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致力于通过社会主义计划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和经济，但同时几乎没有关于自己国家的可靠统计数据。《用数字说话》是一本关于解决这个 “计量危机” 的历史。作者郭旭光（Arunabh Ghosh）查阅了来自中国、印度和美国的大量资料，探索当时的政治领导人、统计学家、学者、统计工作者如何试图通过数字了解中国。郭旭光指出，在 1950 年代中期，早先受苏联启发的详尽枚举（exhaustive enumeration）方法在中国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随后，在与印度统计学家意想之外的交流后，中国开始了解当时新颖的随机抽样（random sampling）技术。而这些探索在 “大跃进”（1958-1961）的动荡中被打断，概率和穷举都被否决，统计被改造成了毛偏好的民族志式实地调查方法。通过梳理苏联和印度对中国统计事业的影响，郭旭光不仅修正了我们对冷战时期科学发展的回顾模式，还为统计和数据发展的历史扩充了更多丰富的材料。在有关统计数据及其与国家建设关系的讨论中，《用数字说话》一书为观察中国社会主义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郭旭光目前在哈佛大学担任历史系副教授。

全民接种：现代中国国民的身体与国力

白玫，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9 年

天花横行三千多年后，世界卫生组织于 1980 年宣布其正式绝迹，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历史性成就的中国故事。在《全民接种》（Mass Vaccination）中，白玫（Mary Augusta Brazelton）通过研究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的公共卫生运动，以解释中国是如何设法为近 6 亿人接种天花和其他致命病毒的疫苗。这本书讲述了这场公共卫生运动中人员、物资和系统的故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提升国家的公共健康水平以迅速确立党在国民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这场战役深深扎根于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的中华民国，当时中国西南地区的研究人员努力为城市和农村地区尽可能多的人进行免疫接种。这场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它为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控制和动员形式。白玫从农村卫生项目到冷战时期的医疗外交计划思考了疫苗接种政策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她通过将中国医学史融入国际历史，强调了中国何以在全球卫生政策的关键时刻成为基础卫生建设的典范。白玫目前在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担任讲师。

红色革命与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 “科学种田”

舒喜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 年

在《红色革命与绿色革命》中，历史学家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回到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与文革同时期的 “农村科学实验运动”，围绕科学家、农民、地方干部、下乡知青等不同行动者，讲述他们如何处理地方经验与国家政策、科学之 “土” 与 “洋” 这两个结构性矛盾 —— 具体来讲，前者是从下到上的实验活动所总结的地方经验与国家从上到下推广的 “模范” 之间的矛盾，后者则是群众与精英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之间，或者说 “土” 科学与 “洋” 科学的矛盾，针对后者国家采取了 “土洋结合”、“三结合”（干部、技术专家和群众）等解决方案。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支持下，发展中国家进行了绿色革命，通过革新农业技术扩大粮食产量、缓解社会危机，这也是美国冷战时期为应对红色革命的爆发而采取的农业革命。我国反对美国这种唯技术的农业改革方式，认为 “农村科学实验运动” 可以内在于红色革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之一，因此不称 “绿色革命”，而讲 “科学种田”，以政治思想引领科学进步，这也是舒喜乐将两种革命并置于标题的原因。然而舒喜乐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基进政治与美国的技术官僚政治（technocracy）均过分依赖于带有派别主义色彩的暴力，且未能跳脱出技术胜利论（technological triumphalism）的迷思。本书由我国上世纪 “科学种田” 的历史重审科技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为如今日益技术化的时代，如何展开生态可持续性和食物正义运动提供了丰富的史实参考和思想借鉴。舒喜乐现为美国麻省大学历史系教授。

送瘟神：毛主席的扫灭寄生虫运动

高敏，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6 年

本书作者高敏（Miriam Gross）以毛泽东主席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为题，借助于上海市区、青浦县北郊、江西余江县三地的档案资料，在回顾了中国 20 世纪抗击血吸虫病、蜗牛热的历史基础上，试图回答：1）这场被广为传颂为通过群众的广泛参与、改变人们的卫生习惯而取得的抗疫胜利，是否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2）如果有村民、甚至村干部并不欢迎这场战瘟疫运动，那它何以取得成功？高敏通过梳理档案发现，那些声名远播的预防（preventive）措施几乎都是失败的，包括清除疾病载体、改变卫生模式等，真正让抗疫得以成功的是那些未得到承认的治疗措施，即是指由那些赤脚医生参与的草根科学（grassroots science）而非通常意义上的规范科学。但规范科学则发挥了另外一些作用，即通过传授一些科学统计技术 —— 如统计、画图、制模、标准化等 —— 给基层干部与地方青年，从而整合了地方资源，有利于实现政权对于基层社会的牢牢把握。高敏认为，一方面草根科学不能被认为是 “反科学（anti-science）” 的，在抗疫的实效性上值得肯定；另一方面那些规范科学发挥的作用更为根本，即培育了大量逐渐习惯于用科学方式思维的基层干部。这一发现促使人们从社会层面反思疾病预防、治疗与 “科学” 的关系。高敏目前在俄克拉荷马大学历史系担任助理教授。

赛先生和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新中国的科学与技术

卫纯娟、卜戴瑞（编者），Rowman & Littlefield 出版社，2013 年

在航天飞船、磁浮列车等成功的科技项目中，许多人看见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科技上的超级大国。然而，对于试图理解中国如何取得科技上的成就的人们来说，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完全无关。一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来说是一场浩劫。近年来，一系列海内外学者开始号召重新审视毛泽东的科学思想，包括其群众科学路线，以及他将象牙塔中的科学传递给工农兵的努力。本书的编辑集合了一系列关于文革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医药领域的论文。在这本论文集中，科学、政治科学、数学等领域的史学家们分析了毛泽东的科学思想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建设的作用和限制。一方面，文革中的科学思想对中国刚起步的航天计划和基于中医的现代疟疾治疗这些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方面又埋下了科学人才不足和计划生育的种子。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本书的编辑们试图建立理解中国科技史的新框架。既有别于研究中国对西方科技的引进和吸收，又不同于对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现代科学这样的疑问，这本书的贡献者们始终将中国视为现代科学的参与者，从而跳出对现代科学单一的、基于西方科技史的理解。从走科技的群众路线到对科学家形象的理想化，从普及科学到知识生产的再次集中，距离这本书讲述的时期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的科技发展，这本书或许能提供参考和启发。本书编辑卫纯娟为桥港大学东亚与环太平洋研究系教授、系主任；卜戴瑞（Darryl Brock）任教于温州肯恩大学。（译者注：本书使用的 “modern China” 大部分时候特指新中国，甚至更加确切的说，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故而将标题译为 “新中国”，而非 “现代中国”）

赤脚医生与西医入华

方小平，罗切斯特大学出版社，2012 年

《赤脚医生与西医入华》是第一部从医学社会史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的赤脚医生的英文著作。1968 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一项旨在服务于农民大众的基进医疗合作计划也随之推行，其结果是在中国首次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医疗服务网络，每个村庄至少有一名赤脚医生来提供基本卫生服务。这些赤脚医生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被描绘成革命英雄，他们无所无惧地穿过农田，为贫穷的农民带来有效、低成本的医疗服务。这部著作超越了目前主导中国公共卫生学术研究的怀旧情绪，对关于赤脚医生的作用、遗产、影响的主流观点进行了细致而有力的批判。作者方小平在这部作品中收集了大量的文革时期的档案材料，对赤脚医生和病人的进行了详实的访谈，并在文革前和革命后的更广的时间维度中考察这些资料，从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浙江省余杭县蒋村的医疗发展史。方小平发现，赤脚医生并非是人们印象中的非专业化形象，而是有效地促进了医疗服务的专业化；赤脚医生计划并没有如同宣传的那样巩固传统中国医疗，而是将现代西方医学引入了中国农村，有效地使原有的医疗护理方法与形式现代化。由此，本书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的重要的片段从被遗忘的角落中发掘了出来。方小平目前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担任中国史助理教授。

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

安舟，斯坦佛大学出版社，2009 年

借助布尔迪厄的资本再生产理论，社会学家安舟（Joel Andreas）试图解释新中国建国初两大彼此敌视的群体 ——1949 年夺得政权但缺少知识的农民革命家与旧中国政权的文化精英 —— 如何在动荡中聚合为一个新的当权阶级的过程。本书以对清华大学的个案研究为基础。清华作为中国最精英的理工学府，始终位于变革与冲突的中心，并培养出大批党所倚重的技术官僚，其中包括许多现任国家领导人。在共和国建立之初，毛和共产党清算了前地主阶级的资产，并采取在包括清华在内的大学校园内采取基进教育政策对阶级差别进行平衡，这一做法加剧了新政治精英与旧文化精英之间的对抗。然而，在文革中毛对两大群体的攻击，却促成了精英团体之间的团结。在毛去世后，这又为融合了政治和文化资源的新阶级的巩固铺平了道路 —— 社会均衡（social leveling）政策非但没有在短期内消灭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反而讽刺地促成了两者的联合。自 2009 年初版以来，本书受广泛关注和讨论。作者安舟的论证材料丰富，分析精辟细致，对文革所涉及到的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提出独到见解。而对本书内容的批评多关注于：一，关注于清华的案例，而将其与精英整体割裂开；二，制度和政策在本书中只是作为事件发生的条件或背景，从而忽视了精英斗争对制度本身的影响。安舟目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担任教授。（译者注：本书中文版已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 2017 年出版，译者为何大明。）

人民的北京人：二十世纪中国的大众科学和人类身份

舒喜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8 年

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的《人民的北京人》是一部有关古人类学在中国的社会史。她以北京人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的发现和传播为透镜，探讨了这个古人类学发现在人类进化、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大众科学、国家身份的话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新中国在建成初期有两个相辅相成的使命 —— 破除迷信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 —— 而这两点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遗迹作为进化论的有力证据，与其相关的知识成为了 “把科学带给人民” 热潮中的一部分。意识形态上，北京人的发现将中国人民置于马克思 - 恩格斯的历史框架下，帮助构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革命理论。同时，关于北京人的知识普及也掀起了群众参与科学的热潮。舒喜乐探讨了其中自上而下科学知识的传播与自下而上群众对科学知识再阐释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有 “知识来源于群众” 与知识分子应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的意识形态张力。

战天斗地：革命中国的政治与环境

夏竹丽，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 年

“人定胜天” 四个字浓缩了毛泽东的环境观。而当一人的理想在权力的佑护下开始主导整个国家改造自然的工程和工农业政策，其现实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国际关系学者夏竹丽（Judith Shapiro）关注毛时代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动员和工程如何让环境或直接或间接地承受了惨重的代价。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手段被不断运用以推行目标的实现。《战天斗地》中，在推行三门峡大坝工程时，提出异议的科学家与工程师被政治清算，其现实结果是以防洪灌溉为目标的大坝反而导致上游泥沙淤积，渭河水患泛滥；除四害运动中将麻雀打为一害则直接造成了后来虫灾泛滥；学大寨的热潮兴起后，各地环境照搬同样的教条，开垦湿地森林，不仅造成土壤侵蚀也深远地改变了区域的微气候；而在大炼钢铁的狂热中，超英赶美的紧迫理想动员了干部和人民对环境进行大规模快速改造，不仅导致砍伐森林，土地退化，也让农业产量巨骤。毛对传统自然观的拒斥和对西方科学的不信、苏联工程师的影响、冷战的政治焦虑…… 政治形态和过程实实在在地写进了地表，写成了死于饥荒的三千万人。可以说《战天斗地》从环境的角度审视了建国最初二十年的政治史。夏竹丽是美利坚大学的国际环境政策学者，关注中国的环境挑战与威权环境主义。她与环境学学者李逸飞合著的新书《中国走向绿色》于 2020 年出版。

Reference:

Chee, L. P. (2021). Mao’s Bestiary: Medicinal Animals and Modern Ch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Hou, L. (2020). Building for oil: Daq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hosh, A. (2020). Making It Count: Statis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ol. 2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chmalzer, S. (2016).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ross, M. (2016). 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Wei, C. N., & Brock, D. E. (Eds.). (2013). Mr. Science and Chairman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odern China. Rowman & Littlefield.

Fang, X. (2012). Barefoot doctors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Andreas, J. (2009).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malzer, S. (2009). The people’s Peking man: Popular science and human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apiro, J. (2001).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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