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6 | 马克思、韦伯、格雷伯：学术与政治的三种面向

如果公共人类学得以成立，David Graeber (1961-2020) 的突然离去是这一领域能构想到的最大危机。而本专题并不想把这位了不起的有机知识分子封装在仪式性的悼念里。正如Mauss的《礼物》既是人类学名著，也是他献给在一战中阵亡的年鉴派诸友最好的礼物，所有关于此书的阅读和讨论皆是其回声。本专题通过编译、介绍这位学者/活动家来继续他的思考和实践。
纪念一位学者最好的方式，即是以他呈现出的生命状态对撞时代当下知识分子的困局。本文作者正是如此，在他的梳理中，格雷伯面临着马克思和韦伯都曾面对的难题：学术如何直面政治，知识能否连接价值，批判怎样和行动彼此激发。格雷伯的答案承接人类学立足他者文化的经典立场，但更加有力且充满其反复论述过的“关怀”（caring）。正如格雷伯所言，文化不是别的，其实是成功了的社会运动。

作者 / 向伟
编校 / 曾毓坤

2020年，注定会像百余年前的大流感流行时那样让笼罩在悲伤氛围下的世界集中失去一批伟大的头脑与心灵。9月3日，一篇简短的悼文截图刷爆了国内学术青年朋友们的朋友圈：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威尼斯的一家医院去世，他的妻子妮卡·杜布罗夫斯基（Nika Dubrovsky）宣布了这条不幸的讯息。

大卫·格雷伯令人惋惜地逝去，首先是因为1961出生的他正值学者生涯的壮年。自1996年从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毕业以来，他公开出版的大小书籍就已经有十本之多，其中的Debt：The First 5000 Years 【1】为他赢得了较大声誉，学术界有理由对他期待更多。格雷伯在这本厚达500余页的著作中以历史人类学的眼光，对于建立在亚当·斯密观点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思想做了一番清算，指出看似互利的交易根本上源于道义的亏欠，并且将马塞尔·莫斯的礼物（gift）思想发展为关于债务（debt）的批判，可以说是继他的博士论文导师马歇尔·萨林斯写出《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与《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之后，对于当代经济人类学分析作出发展性贡献的又一人。因此这本书在出版的2011年就获评当年度美国“文化人类学学会”最佳专著的表彰。回顾其作者生涯，格雷伯在2001年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Toward to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中，就已经展露了他经由人类学进入经典社会理论思考与激起论辩的雄心壮志，而在2018年推出的Bullshit Jobs：A Theory【2】， 则是以话糙理不糙的态度，将现代经济社会的运转逻辑造成大多数劳动人群的价值不公予以揭示，把在Debt中反思经济伦理的消费环节推进至对当前处于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依靠的高端工作体系，以及价值异化的工作伦理的拷问，实质是在进一步地揭示当代西方社会的统治阶级对于多数人施以合理统治背后的不合理原因，他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人类学思想介入现代社会批评的程度。从Value，经Debt，到Jobs，这三本书可被视作格雷伯思想发展的里程碑，于是学术界内外的读者们都有理由去相信，本就勤奋多产的他极大可能“数年磨一剑”式地再次呈现出一本佳作。但现在这个可能不久就会被实现的期待却随着作者的突然离世而落空，或者无时间期限地推迟而终将变成遗憾。【3】

其次，作为一个社会思想家与活动家的逝去。思想与进行社会活动的实践并列的头衔，很容易让人们想到19世纪的马克思或者20世纪的保罗·萨特。近二十年这类人物的代表是格雷伯，他积极投身于学术工作之外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实践。早在2000年，他就参与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筹备会议，自此从理论到实践都成为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当2011年9月这场运动在纽约华尔街的祖蒂科公园（Zuccotti Park）首先爆发，并且随着他参与“发明”的运动口号“We are the 99%”迅速地播及全球主要的资本聚集地，他也被不同肤色但都在街头呼喊这一口号参加游行的人群所熟知。在西方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捍卫者的眼中，一名任教于著名常春藤高校的专业学者怎么能够如此地离经叛道，即使他从事的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与“大逆不道”挂钩的人类学。所以，当他成为这场新世纪迄今最具影响的社会运动的偶像之后，职业生涯中曾经的一桩旧事被重新翻出引发广泛的议论。那就是，在格雷伯自1998年进入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任职副教授服务尚未满8年期限的2004年，尽管他的学术成果已满足其岗位要求，亦得到同行的一致认可，但是信仰保守价值的耶鲁校方却决定不予他终身教职的合同。无奈逼得格雷伯出走，最终在大西洋彼岸的伦敦继续从教。发生在格雷伯身上的这一幕北美学术圈版的“出埃及记”，即他被象征精英文化的常春藤大学流放的经历，让他在投身公民运动的年轻世代的眼中更具有了等同于先知的超凡魅力。而如今客死在异国他乡，这更加为先知的故事提供了悲剧的共鸣结尾。难怪已经生活成传奇的格雷伯的离世会在有青年人聚集的网络留言版中被比喻为茫茫夜空中一颗启明星的忽然坠落，但这仅仅是对于他所受不公正对待未得平反的愤懑，还是对由他而起的一股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力量终结的惋惜？尚不得而知。

不过，从以上两点，我们不难看到，格雷伯身上也难以回避处在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身上作为社会实践的“政治人”和作为社会观念研究者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前者要求卷入日常生活，以践行对于人类道德义务的实践；后者则是出于理论家的科学立场要求他保持冷静。如今知识工作者的普遍做法是将两者明确地区分开来，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化解现代智识者与政治家角色间张力的“价值无涉”。但是，格雷伯却不是像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学者那样，选择一条可以助他直达象牙塔端的坦途，成为专业领域的“学术人”，而是在从事智识工作的同时，投身于更具普遍性关怀的社会运动，不知疲倦。从1990年代末，他就与社会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当2011“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高潮过去之后，他又参与到对因叙利亚内战才被西方世界舆论注意到的“库尔德自治”运动的支持当中，并且通过在当代社会运动中越来越发挥组织与连结作用的即时网络平台分享他对于世界范围内更为广泛的民主事业的持续关注与思想参与。对这一形式的运动实践的坚持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4】。

实际上，在格雷伯热衷于社会运动的实践背后，始终贯穿着一条学术关怀的主线。那就是他对于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人类现代社会的理性批评【5】， 而且他也在身体力行地试图通过包括思想、语言乃至行动的参与方式去推动某些变革。近代以来，在面对近代资本主义时，以这样一种联系学术与政治的思想家形象，最早或者说最彻底的出现在马克思的身上，他乐观地相信：人，从历史的辩证演进中把握社会的规律，所以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人能够最终改变资本主义，克服异化，达到自由。但是后来的历史经验却无法让阅读马克思著作的人看到，如何不借助于一个本身可能会强化对于人的异化、防碍自由实现的系统化中介来实现改变的终极目标。于是乎，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生长的逻辑认识似乎在新千年来临之前就取代了马克思提出的治疗方案。他指出资本主义诞生于西方文明的理性化进程当中，人的精神日益陷于现代性的“铁笼”是理性化文明的副产品。享受现代社会文明成果的人们只能作为信众呼唤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来为日常生活的世俗行动灌注意义的神性，而非如无神论者一般，自信凭借己身改造世界的实践，将两种本已在历史进程中被区分开来的伦理形态强力地扣合起来。不过不要忘记，韦伯提出的仅仅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冷酷诊断。所以诊断之余，面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家需要学会置身世外，也就是，与身处其中的社会达成和解。

因此，对于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马克思号召改变的革命已不再能推动地下去，而韦伯尝试与达成的妥协至今对于部分人类而言依然是一场骗局。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却以新自由主义的面貌变本加厉，尤其是随着格雷伯指出的职业管理主义的兴起，其形态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铁幕，升级为全球化的雾云，眼看着终于要实现对人类世界的笼罩。整个人类真的要面对资本主义无计可施了么？格雷伯指出了人类学这样的一类智识传统当中还保留着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想象力【6】。这得益于人类学家们对于所谓原始社会文化知识的深描和反思。通过以尊重与平等的方式去好好阅读这些关于他者地方性知识的记载时，人类学的批判立足于他者的智慧，帮助我们找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评的立足之处，进而帮助我们去探索超克这个社会形态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格雷伯立足的并非是列维-斯特劳斯式的遥远目光。“他者”文化在他眼中并不是隔绝于系统之外的孤岛，从而保有未被污染的、可能世界的想象力。他常举的例子是清教徒初到北美时，是易洛魁联盟平等的自组织形式教会了他们民主和联邦制。而看似组织松散、生产力低下的北美原住民并非是因为原始和未开化而保留了人类原初高贵的美德。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北美曾经有过庞大的城市文明和复杂社会。欧洲人遇到的他者很可能是通过革命推翻了这一文明，主动选择了更加平等而无政府的生活方式。这种他者文化绝不原始，远比他们的清教徒学生深刻而有力。这种文化，按照格雷伯的话讲，“其实是成功了的社会运动”。

格雷伯亦以自身参与社会运动实践的方式“转化着”这一在智识上发掘得到的可能性。这种“转化”【7】的努力使得他被外界称呼为“无政府主义的人类学家”。但是他态度鲜明地拒绝了“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的标签【8】。尽管他写了一本以这样的标签命名的小册子，但是这本书里恰恰是要说明：人类学与无政府主义——前者作为一类智识，后者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实践方式——只有在认识上保持各自的独立，才能在合作中相互激发出各自的潜力，在思想与行动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同时在面对现实生活时，则要将智识的关怀投入实践，正如格雷伯孜孜不倦地从事旨在改变社会或者思考如何改变社会的实践，才使得这样一种在学术与政治间的彼此独立融合成为一名当代学者在思想与运动上的知行统一。

奇妙的是，格雷伯对于我们的特殊意义，正是在于我们所处的时空条件与他在世时的遥远。身为西方人类学者的他甚至不是我们阅读他者的中介，而是成为了一种他者。2020年9月，他的逝去，却让他走近了不以字母作为构词基础的语言系统当中，被更多的人熟悉了起来。但愿他的形象最终会超凡于源自超凡魅力的偶像崇拜，在当有关他的缅怀悼念被用这一套文字符号表达并且加以转发的同时，也能够为我们所遭遇的思想与生活两难甚至相抵触的同一困境提供进入深刻反思的契机。我们需要至少可以共情于他在面对这个人类世界问题时所做的一种努力，并且正视自我从外部阅读实践运动出现的误读与差距。这当然首先关乎于学术，更为深远地则是不可避免地关切着政治。

注释：

【1】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译名为 《债：一个5000年的历史》；台湾地区译作《债的历史：从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负债时代》。

【2】这扩充自他应激进左翼杂志Strike邀约所写的一篇短文“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最终却成为了一本带有强烈学术关怀的畅销书。

【3】编注：幸运的是格雷伯本来打算出版的著作——其与人类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合作的新书《万物的黎明》（The Dawn of Everything）已完稿，将于明年出版。

【4】格雷伯最后在推特账户上发布更新的时间是9月2日的晚间，内容是他的评论文字，正在质疑一场名为“英国结束暴乱运动”（Extinction Rebellion UK）的合理性，以及重申自己对于革命组成力量的主张，即：“少数感受到异化的人与大多数受压迫者组成了联盟”。

【5】格雷伯批评资本主义，并非仅仅针对某一个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比如美国。关于这一特点，若是参照另外一位被认为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著名且英年早逝的美国学者怀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发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行，就会形成清晰的比较。相较于人类学家格雷伯，身为社会学家的米尔斯批判分析的对象主要是他所在的美国社会，比如他最富盛名的《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从权力结构切入对美国精英主义政治的批判直到一直影响着此后学者对于美国社会的政治分析。

【6】理论思考的想象力为实现现实经验的超越提供了可能性。所以早在2007，格雷伯就要Possibilities为题，汇编出版一本文集，表露了激发他成为人类学者的这一初衷。

【7】注明“转化”一词是要提醒读者注意格雷伯的写作与其参与运动之间的思想联系：他在《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的碎片》前言中就坦诚道出人类学者的思考与其切身经验之间的亲和性。于是，当我们对照格雷伯的写作年谱，联系他参与实际运动的变化，就会越发注意到他在被标签为“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中对于大众民主形态倾注的关切。对于一个人类学家而言，这种问题意识必然是起源于他的“田野”。至于格雷伯，则是80年代后期，走出殖民历史不久的马达加斯加。他回忆起的是，在那里不常见到发端于近代西方文明传统中的政治强制力——其日常象征可能是警察，但是当地人的生活当中反倒没有了不必要的暴力与无辜的死亡——他们在进行着实质性地高效地自我治理。如他自述的经历，人类学家就是在将个人田野“转化”为民族志写作时，方可回应具有普遍人文关怀的知识议题。更进一步说，正是这样的转化，才为今天反观已经几乎被资本主义入侵了所有形态的社会，提供了一点余地。在人类学家亲身经历的边缘文化那里，还保留着想象三五千年前的人类社会未来可能的一些常识片段，像格雷伯这样的人类学家，他们捡起这些丢在历史垃圾箱当中的碎片，可以将其打磨成在当今社会所剩无几的批判武器。

【8】如前面所述，结合格雷伯的人类学思想与运动间的联系，笔者认为：与格雷伯的“无政府主义”倡议相对照的，提出“行动者自发性”的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 Scott）式的政治人类学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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