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y Tsai
Tony Tsai

南藝大 / 紀錄所 / 教授 / 紀實音像(documentary)+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

以頑強的記憶「重返」智利之戰

近日,《時代革命》(2021)在臺灣上映,政治人物也紛紛以包場來表達對於香港民主的支持,這部紀錄片不僅累積了豐厚的影像素材,同時也呈現了不同抗爭者的視角,為我們詳盡地梳理了這幾年的示威運動及其關鍵事件,意料之外的是,它卻引發我想要再去回顧Patricio Guzmán的The Battle of Chile(1975~79)和Chile, Obstinate Memory(1997)。

《智利之戰》

   1970年代初期,主張社會主義的Salvador Allende成為智利的民選總統,但是,左右陣營的對立衝突卻逐漸加劇,最後導致了軍事政變,Allende堅守總統府而身亡,掌握軍權的Augusto Pinochet則展開了一連串的血腥鎮壓,許多人民被逮捕、被消失,並開始了長達 16 年的獨裁統治。

   當時在西班牙馬德里念電影的Guzmán意識到,這將會是智利社會的關鍵時刻,作為一位紀錄片工作者,他帶著16厘米的攝影機與有限的膠卷,組成了一個五人的拍攝團隊,成員都才2、30歲,他們會事前構思腳本敘事,並列出拍攝的優先順序,針對幾個關鍵性的場域,像是總統府、國會、大學、工廠、報社、電臺等等,尤其是記錄到抗爭之前的會議或協商(他們稱此為關鍵卻常被忽略的「檯面下事件」)。

   政變過後,Guzmán也被囚禁在聖地牙哥的體育館,那裡已成了眾多政治犯被拷打、處以私刑的集中營,而他所拍攝的底片,先藏匿在他叔叔家中,後透過瑞典大使館送到斯德哥爾摩,數月之後,Guzmán逃離智利展開了流亡生活,他取得底片後,再於法國巴黎和古巴哈瓦那進行剪輯(但團隊中的攝影師在隔年即被逮捕槍決)。

   總計25小時左右的膠卷,承載了智利社會及其人民的集體記憶,並最終編輯成為《智利之戰》三部曲:The Insurrection of the Bourgeoisie(1975)記錄從1973年的國會選舉到一位攝影記者親手錄下自己被軍人槍殺的畫面;The Coup d’État(1976)記錄從左右對立到1973年9月11日的軍事政變;The Power of the People(1979)則是回到1972~73年,記錄工人們如何自主性地反制右翼的罷工並接管工廠與持續生產。

《智利,頑強的記憶》

   《智利之戰》三部曲早在世界上37個國家都曾公開放映,但在智利始終被視為違禁的影片;Guzmán也因心靈創傷而長期無法再拍攝其他電影;即使到現在,智利政府仍然定位當時的那場軍事政變乃是必要之舉,因為它阻止了共產主義在拉丁美洲的擴張。

   直到20幾年後的《智利,頑強的記憶》(或譯《智利,不會忘記》),Guzmán帶著《智利之戰》三部曲「重返」智利社會,一方面是邀請當年參與其中、作為影片無名主角、如今垂垂老矣的人們,包括了首都保衛戰的倖存者、畫家、教授、總統府的隨從、人民聯盟(Popular Union)的支持者、協助藏匿膠卷的叔叔、團隊攝影師的好友等等,或者重訪現場、或者重新觀看、或者重演情境,讓他們得以持續性地見證並講述關於那段歷史,乃至於他們對於記憶的觀點。

   像是「當人有創傷時就必須要癒合,你雖然可以碰觸它,但是如果太急,就會造成感染和流血」、「如果你持續地受苦,健忘症就會自動出現,但如果可以克服它,然後轉化成記憶的一部分,這樣才能重生」、「就像正與反,記憶與遺忘總是反覆地出現,終其影響一個人一生的行為與思想」、「記憶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它是讓我們死亡與受苦的原因,但它也幫助我們活著」、「記憶一詞是什麼意思,它是記載或是回憶,源自於拉丁文的字根,就是重複、在心中默認一遍、再次喚醒的意思」、「記憶的儲存就像是很多鏡子一樣,包括了生命中所有重要的時刻」、「回憶,意味著回到過去如同親眼所見」。

   另一方面,他在不同的場合放映《智利之戰》三部曲給學生或青年世代觀看,同時記錄下他們的感受與回饋,有時他們會因不同的觀點而爭執起來,有時他們會悲傷痛哭,但是,透過這樣的「重返」,讓我們體認到歷史與記憶之間的辯證關係,也就是說,獨裁及其後的當權者所定義的國家歷史,如何掩飾、否定或消失了人民的創傷記憶。

   延續著對於「記憶」作為創作的關鍵字,Guzmán後來又完成了智利三部曲,也就是Nostalgia for the Light(2010)、The Pearl Button(2015)、The Cordillera of Dreams(2019),以較為個人化的風格,分別以星空與沙漠、海水、山脈等等自然地景作為映照,進一步去探索、回溯或連結過去的記憶遺跡、殘餘或碎片,像是天文學家、考古學家、集中營囚犯、挖掘受難者遺體的女性家屬、被殖民的原住民族、政治犯的屍骸、藝術家、火山學家、歌手、作家、從未停止記錄抗爭運動的影像工作者等等。

十年之後

   正如Guzmán所說:「記憶『有』關緊要」(Memory matters.),因為一個國家的歷史記憶形塑著它的想望,談論過去的恐怖與悲劇也許是件痛苦的事情,但真相會激起希望並鼓舞社會變革的意志。

   同時,「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簿」(A country without documentary cinema is like a family without a photo album.),紀錄片工作者承擔的正是一種「記憶的責任」(duty of memory),必須為人民保存並活化記憶,因此,紀錄片也往往是對當權者所定義的歷史之否定,它總是對抗的記憶或是反記憶的(counter-memory)。

   在《智利之戰》三部曲,透過參與觀察的方法,音像乃是儲存集體記憶的媒介;在《智利,頑強的記憶》,又運用重返的方法,使得音像成為回憶被遺忘記憶的媒介;而在智利三部曲,藉著詩意與散文的書寫,音像則是作為論述記憶政治的媒介;期待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後,《時代革命》也可以「重返」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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