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自由

一

自由所面对的意识和现实的冲突：

• 所有实践事务（特别是政治事物）中，自由都被当成一种自明真理，意识和良知告诉我们，我们是自由的，能负责任的
• 但所有科学和理论探索的领域中我们却从"我们自己的生命最终服从因果律"这样的假定出发
• 一旦心理学深入探测所谓最内在的领域，自由就变成一个幻象；因为行动原因的动机正对应着自然界中，作为运动原因的力

康德的应对方案：

• 因果律为感觉材料赋予秩序，而使经验成为可能的心灵范畴；因此实践的自由与理论的不自由存在于以伦理和科学作为出发点的日常生活经验中
• 思想本身，在其前科学和前哲学的知性上，消解了作为实践行为基础的自由；因为当我们立足于自由行动者的假定去反观一项行动时，就会发现我们受两类因果律的支配：内在动机的因果律&外部世界的因果法则
• 康德的洞见：用于理解和认识世界的外感觉——与内知觉和内经验的领域相比——更能确证自由的存在
• 康德通过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区分，从这双重攻击中解救了自由，因为实践理性的核心是自由意志（根本活动在于指示和下命令）
• 但这样有自由意志的行动者，从不出现在现象世界中，因此这是一个将意志命令置于理性理解对立面的解决方案，天才般地建立起一种逻辑连贯性上不亚于自然法则的道德法则；

但这仍未消除自由问题最大、最危险困难，那就是思想本身，无论在其理论还是前理论形式上，都让自由消失不见了

自由现象根本不出现在思想领域中：

• 无论自由，或是不自由，都不能在我和我自己的对话中产生
• 也是因此哲学对自由理念并不是从自由在人类经验中被给出的方式来阐明的
• 相反，把自由从它原初所在的政治领域和一般的人类事物领域，转移到意志的内在场所，在那里接受自我省察见后
• 自由在哲学传统中的首次露面，发生在宗教对话的经验中；首先是保罗，然后是奥古斯丁

自由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的事实而为人们知晓的领域——政治领域：

• 每当我们谈及自由难题，政治问题以及人是一个天生被赋予了行动能力的存在者的事实，就浮现出来

因为在人类生活的所有能力和潜能当中，行动和政治是唯一我们如果不至少假定自由存在着，就根本无法想象的东西

• 不是或隐或显地涉及到人的自由的问题，我们就几乎不能触碰任何政治话题
• 实际上自由是人们在政治组织内共同生活的理由，虽然在少数情况中成为政治行动的直接目标

政治的存在理由是自由，它的经验场所是行动

阿伦特所说的自由，区别于内在自由，就其总是假定着从一个否定自由的世界中退却，退回没有其他人可以进入的内在领域而言，其经验总是派生性质的：

• 这种内在自由既然不在外部呈现，按定义也就与政治无关
• 这是一种逃避外在强制而感觉自由的内在空间
• 但我们不能把它当成心灵或思维；因为后两者也只在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存在和发生作用去体验和思考的对象仍是世界性的

让自由观念从政治中摆脱，并提出一个人即使在世为奴也不失其自由的主张的政治背景，在于晚期罗马帝国中自由的衰落：

• 这一点可以从权力、支配、财产等观念在当时所处的地位中清楚看出来
• 一个人只有通过在世界中拥有一个位置、一个家，他才是自由的
• 而内在自由的转向，可以得到绝对的，人加于他自身的权，以及比任何世间居所都更安全和不受外部侵害的内在空间

但是，人只有经历过世间有形实在的自由状况，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而非与自我的交往中），能意识到自由或自由的对立面，以及内在自由

并非每一种人类交往方式、每一类共同体都以自由为特征：

• 部落、私人家庭中，规定行动和行为举止的不是自由，而是生活必需品和对维生的关切
• 专制社会中，这样人为世界没有成为言说和行动舞台的地方，自由也不是一个世间实在
• 没有一个从政治上得到确保的公共领域，自由就没有得以显现的在世空间
• 居住在人心中的，以欲求、意志、希望的形式存在的自由不能被称作一个可确证事实，因为人心是一个十分幽暗的所在

自由作为一种可确证事实，与政治共存并彼此交织，犹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当前的政治经验，包括极权主义的崛起带来的影响：

• 极权主义对生活领域听命于政治的主张，对公民权利的一贯拒绝承认，对隐私权和独立于政治的自由权利的拒斥
• 都不免让我们怀疑政治和自由是否能共存，怀疑二者是否相容；我们容易相信自由开始于政治终结处
• 尤其当我们将自由定义为非政治性活动自由的范围大小，并相信政治与自由的相容在于，前者提供了另一种可以脱离政治的自由

安全被视为现代政府（被等同于整个政治领域）的第一要务，政府的目的是保卫安全：

• 即允许整个社会的生命过程不受干扰地发展的安全；
• 但这与自由无关，除非我们认为一条流淌的河也是自由的，而这只是生命过程遵循它自身的内在必然性
• 在这里自由甚至成为一种政治的边际现象——除非生命本身、直接利益和必需品受威胁，否则政府不应当逾越的界限
• 可以说，整个现代世界都从事着让自由和政治分手的工作

更古老的记忆和传统：

• 前现代的世俗自由概念强调的就是从对政府的任何直接参与中摆脱出来的臣民自由（如查理一世的断头台演说）
• 人民最终要求参与政府或进入政治领域，不是处于对自由的渴望，而是处于对有权处置他们生命和财产的人的不信任
• 基督教的政治自由概念来源于对公共领域本身的怀疑和敌视（受拘捕、被干扰）
• 因此基督教自由（为着得救）的前身是哲学家弃绝政治的自由
• 而这是哲学家通往更高、更自由的生活方式，即沉思生活的前提；但，阿伦特仍然坚持：

政治的存在理由是自由以及这种自由首先在行动中被体验到

二

怎么理解与政治相关的自由：

• 我们所讨论的自由并不是选择自由，因为选择已被动机决定
• 这种自由是“事情必将如此，要不然我们也会令它如此”的自由（莎翁），这一事情不是给定的，严格来说并不为人所知即保证新事物可能性
• 行动不受动机和意向目标的束缚，这二者在行动中是决定因素，但是行动的自由能超越他们——判断、下命令、行使均不是自由之要务

行动何以是自由的：

• 它既不受理智（去判断）的引导，也不听从意志的指挥（去行使），而是有着某种完全不同的来源，Arendt称之为原则
• 这种原则并不像动机，从自我内部出发来运作；这种令人鼓舞的原则只在行动本身中充分显现
• 在行动中，判断与意志均会被消耗，但激发行动的原则贯彻始终，可以一次次重复而不枯竭；但它只在持续的行动中存在，行动停止了，它也就消失了
• 这样的原则是荣耀、荣誉或平等之爱，也有可能是恐惧、不信任或仇恨

从而自由或其对立面就在这样或那样的原则实现的时候，出现在世界上了；自由的展露，如原则的显现一样，与行动是共存共生的

只要人们行动，他们就是自由的（区别于他们所拥有的内在天赋）；自由既不在行动之前，也不在行动之后，因此成为自由的和去行动是一回事

自由内在于行动最好地体现在马基亚维利的"德性"中：

• 这一德性是：人回应世界以命运的假面形式在他面前敞开的机会时，体现的卓越
• 卓越最恰当地被阐释为"秀异"，也就是表演艺术的一种卓越：成就于表演本身之中，而非在结束之后的最终产品中
• 但这不代表国家、政府是一种创制艺术、一件艺术品，因为艺术品可以独立存在，而前者的持久存在依赖于行动着的人
• 因此表演艺术确实跟政治有着更强的联系，两者都依赖于他人的在场，依赖于行动的表现空间，依赖于自由得以展露的舞台

只有在希腊城邦中，政治活动才得到如此重视，政治领域才被赋予了如此高的尊严：

• 这一古代政治共同体明确建立在为自由人服务的目标上（而不是奴隶和劳动者）
• 以至于如果从城邦的意义上理解政治，其存在理由就是建立和保存一个空间，让作为"秀异"的自由得以展现

在那个空间里，自由成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世间实在，在言词中可听，在行动中可现，在事件中可谈论、记忆并转化为故事，最终融入人类历史的伟大故事书

"自由是意志和思想的属性"这一看法：

• 导致我们从政治领域的经验中引出自由概念的尝试听起来奇怪和令人惊诧
• 它也代表了"完美自由与社会存在是不相容的"这一主张，它坚持的是思想本身并不危险，需要限制的是行动 见《论自由》
• 自由主义美其名曰自由，实际上也把自由观念驱逐出政治领域的行列中了
• 现代肇始以来，由于生命过程成为首要关切，结果所有行动都根本上屈从于必然性之轭下

勇气是政治的一项主德：

• 这里的勇气不是面临死亡和危险时，甘冒生命危险的大无畏精神
• 这种作为政治主德的勇气，并不是用来满足个人生命感觉的，而是公共领域本身的性质要求我们的
•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在我们出生之前存在，在我们死后还要继续存在的世界，不能靠着把个人生命及其相关利益放在首位来维系
• 进入公共领域需要勇气，因为人们离开了受保护的私人领域，进入一个，对生命的关切不再是正当的、生命及其利益不再是公认的最高善

勇气让人们摆脱生命的忧虑，一心追求世界的自由。勇气不可或缺，乃是因为在政治中，安危所系的不是生命，而是世界

三

简单地返回传统并不能对，与现代社会理论格格不入的，自由与政治互为依存的思想有所帮助：

• 这是因为哲学自由概念、基督教和现代的自由观念，均不是以政治经验为基础的
• 哲学传统认为自由是在与自我的交往中经验得到的（而非与他人的交往中）
• 这种交往的一个例子便是我意欲(what I would)和我做(what I do)之间的挣扎，它揭示了人心的晦暗和软弱

基督教传统让我们几乎自动地把自由等同于自由意志：

• 自由在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是一个专门的政治概念，是城市国家的本质及公民资格的本质
• 但哲学家的生活方式被理解为政治生活的反面；因此希腊人理解的作为政治之内核的自由，是按定义就无法纳入希腊哲学框架的概念
• 直到早期基督徒（保罗）发现了一种与政治无关的自由后，自由概念才得以进入哲学史
• 自由概念在此被经验为某种在我和我自身之间发生的事情，自由意志和自由成了同义词

以下论述有关”把自由等同于自由意志“存在的问题

在自身同一的机能内部发生的二元对抗：

• 从前都被理解为思想的特点、被理解为我和我自身的对话
• 但奥古斯丁理解的这种对抗，是意志自身内部的冲突
• 经典古代中，使思想过程运动起来的———一分为二（我和自身）的孤独，使意志瘫痪和锁闭在自身当中

孤独中的意欲(willing)总是同时是愿意和不愿意

尽管意志的本质正是下命令和被服从，意志却仍然加于它自身一种瘫痪效果:

• 人可以自身下命令却不被自身所服从，这正是意志现象最初体现的经验
• 但是，古代人对我愿意(I will)和我能(I can)不是一回事是未知的
• 例如柏拉图坚称，知道如何统治自身的人就有权去统治他人并摆脱服从的义务
• 而古代作为一种特有的政治德性的“自制”，正是因为它是一种“我——愿意”和“我——能”的高度协调一致
• 又如古代的一个信念，"激情会蒙蔽人的理性，但是一旦理性的声音成功传达到人内心，激情就不再能妨碍人去做他知道是对的事情"即二者的高度统一
• 可以说古代哲学从不把自由现象思考为一种“我愿意”或者“我想要”的属性因为（不把自由等同于自由意志的情况下）并没有意识到二者的割裂

因为这种瘫痪效果，权力意志(will-to-power)的概念显现：

• 在我们看来权力就居于意志机能中，而后者是人在和他自身交往的过程中体验到的
• 以及对于自由概念的新理解出现了：阻碍我做我所知和所意愿之事的必然性，从外部制约着我
• 而让意欲(willing)和知(knowing)从必然性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力量，是我-能；只有在我-要和我-能合二为一的地方，自由才会出现

作为政治世俗主义的最伟大代表，孟德斯鸠带来了插曲：

• 他意识到基督教和哲学家的自由概念对于政治目的来说不足够
• 哲学所要求的自由不过是意志的运用，与环境条件和意志所设定目标的达成无关
• 而政治自由在于能够行出一个人必须意愿的事情

对孟德斯鸠和古代人来说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一个行为人缺乏去做的能力就不再能被称为是自由的，不管他的失败是由于外在环境还是内在条件

意志-权力的无能和受限制：

• 来自于意志内含的巨大力量，“心灵命令它自身，却遭到了反抗”
• 我-愿意立刻让我-能陷入瘫痪，似乎人想要自由的那一刻，就丧失了成为自由者的能力
• 在意志-权力为了让自我从世俗欲望利益中摆脱出来而进行的殊死搏斗中，意志能获得的最多东西反而是压迫
• 由于其之软弱，其不生成真实力量的无能，以及在与自我斗争中的持续挫败
• 当我-能的力量在这种斗争中耗尽了自身时，权力意志(will-to-power)立刻就变成了压迫意志(will-to-oppresio)这是一个动名词结构

这正是把自由等同于人的意志能力在政治理论中造成的致命恶果，直到今天，它也是我们几乎自动地把权力等同于压迫、等同于对他人的统治的原因之一

权力意志从I will and cannot的体验中生发出来：

• 意味着无论权力意志之手伸多远，甚至某人用它征服了全世界，这个我-意欲也永远摆脱不了自我限制，永远受自我约束
• 我-意欲如此渴求权力，以至于意志实际上与权力意志等同的事实，也需要首先归因于它在自身中体验到的无能
• 暴政这种直接从我-意欲中产生出来的政治形式，其贪得无厌的残酷性要归因于这样一种唯我主义，这又区别于用理性来强迫人的理性乌托邦暴政

自由从行动到权力意志的转向：

• 即是自由从显现在行动中的存在状态到-选择自由-的转向
• 自由不再是秀异，而是与他人无关并最终征服他人的主权(sovereignty)，一个自由意志的理念reign 统治，整理者认为更理想的翻译是统治权

这实际上是雅克卢梭的政治哲学的回响：

• 卢梭从意志中发展出主权理论，完全按照个人的意志-权力的形象来设想政治权力
• 即权力必须是主权（统治权），也就是不可分的，一个可分割的意志同样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反对孟德斯鸠）
• 他承认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后果，即在一个理想社会中（他的），“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交流”，“每个公民都应当只想自己所想”

卢梭：社会契约的要旨是一切人把一切权力转让给一切人。由于，这种转让的条件对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因而每个人并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任何一个人，反而从所有订约者那里获得了与自己转让给他们的同样多的权力，所以每个人在订约后仍然只是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社会契约所产生的结果既不是霍布斯所说的有绝对权力的“利维坦”，也不是洛克所说的只有有限权力的政府，而是集强制的权力和自由的权力于一身的“公意”。所谓公意，指全体订约人的公共人格，是他们的人身和意志的“道义共同体”，它是“每一个成员作为整体的不可分的一部分”

卢梭之理论站不住脚的原因：

• 对于意志来说，为了（社会的）未来而约束自身是荒谬的
• 政治事业从来都是在一个为了未来而编织的各种纽带，如法律、宪法、条约、盟约所组成的复杂架构里进行的
• 所有这些条约最终都要追溯到人们在面对未来的根本不确定时，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
• 因此以这种主权（统治权）为基础的共同体不仅建在沙滩上，而且建在流沙上
• 这样的，公民间没有交流，每个人知识偏执己意的国家，在定义上来看就是一个暴政国家

孤零零的、不依赖任何其他机能的意志和意志权力，本质上就是一种非政治的，甚至反政治的能力

哲学上把自由等同于自由意志的最有害、最危险的结果->政治上把自由等同于主权(统治权)：

• 这导致对人类自由的否定
• 因为人意识到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自主的时候（由于意志的限制和无能）
• 就会得到这样的结论：要得到一个人、一个团体或一个政治体的自由，就要以牺牲所有其他人、其他组织的自由，即主权(统治权)为代价

1. 人们可以在无主权(统治权)的条件下被赋予自由：

• 因为人的无主权(统治权)的事实就否认自由是不现实的
• 因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有主权(统治权)，就相信他或它是自由的一样危险
• 政治团体的主权虽然声明显赫，但从来都是一个幻象，而且它只能通过暴力工具，即本质上属于非政治的手段来维持

事实上，在复数性的人生活在地球上这一事实所规定的处境下，自由和主权毫无共通之处，以至于根本无法共存

任何个人或有组织的团体想要成为主权(统治权)者，就必然屈服于意志的压迫，要么是屈服我用来强迫我自己的个人意志，要么是屈服于团体的“普遍意志”。可见，人们想要获得自由，主权(统治权)恰恰是他们必须放弃的

四

对一种只在行动过程中经验到的自由的阐述，从未达到可与古典时代相媲美的清晰性

词源学上，去行动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都有迹可循：

• 希腊语中用来代指的两个词，既表示创始，又表示去实现某事；涵盖了开端之意，也代表着自由人的杰出品质
• 拉丁语中的自由和创始也相连接；不过更与罗马自由息息相关——罗马历史的伟大开端，即祖先通过建成开创的基业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 指出自由是一种在世存在的特征
• 人来到世界上，就等于自由在宇宙中的显现；人是自由的，原因正在于他是一个开端，而且在宇宙已经形成后被创造出来
• 因为他是一个开端，所以他能创新；成为人和成为自由是一回事；上帝造人是为了向世界引入开端启新的能力
• 尽管基督教有强烈的反政治倾向，但他却表述了古代政治自由观
• 可能的解释：他同时作为一个基督徒和一个罗马人，表述的是古罗马的政治核心，即作为开端的自由在建城行动中的伟大展现

《新约》中同样存在对于自由超乎寻常的理解：

• 奇迹的提出——所有奇迹中，人所行的总是对某种自然事件序列的中断

所有过程都内在地包含自动化趋势：

• 其本性就是让人受制于它，但人能通过行动宣告自身的存在和反抗它如新约中对奇迹的定义
• 一旦人造的历史过程变成了自动化的，历史过程就会具有和推动我们有机体的自然生命过程相同的毁灭性

每个新开端的本性，在于“无限不可能性”：

• 而它也构成了我们称之为实在的所有事物的机理
• 因为宇宙的产生、无机到有机生命的形成、人从中出现的进化，全都是“无限不可能性”
• 但自然过程的奇迹，不能简单应用于人类事物领域，期待“无限不可能性”发生在自行其是的历史或政治过程中，乃是纯粹的迷信

与自然不同，历史中意外事件的发生和无限不可能性之奇迹的出现是如此频繁，原因仅在于，历史过程是人类自发创造并时时打破的，就人是一个行动的存在而言，他是一个开端(initium)

因此，人在政治领域中寻求不可想象和难以预测的事情，准备和期待“奇迹”的发生，丝毫都不是迷信，甚至是最现实主义的动议

灾难发生的可能性越大，自由降临的行动越显示出奇迹般的力量；因为一直自动发生，从而一直显得不可抗拒的，恰恰是灾难而非救赎

(-̩̩̩-̩̩̩-̩̩̩-̩̩̩-̩̩̩___-̩̩̩-̩̩̩-̩̩̩-̩̩̩-̩̩̩)

站在行动之外和不考虑人是一个开端和创始者而言，明天和昨天一样的可能性总是不可抗拒的；正如同自然过程中生命的演化

但是，在我们地球生命的实在立足于其上的“无限不可能性”，与构成历史实在的那些事件内在具有的奇迹性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

那就是我们知道谁是人类事物领域中“奇迹”的创造者——人们，因为接受了自由与行动双重赠礼的人们能够创造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