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娱乐至死、避疫(避医)、难民、罗四海
看到一篇马来西亚的文章,讲一个人在新冠疫情中,既尊敬又歧视医生的矛盾。这个矛盾,天朝新闻里也有体现,例如有房东驱逐医护人员,怕他们把疫情带到自己屋里来。人们对未知的恐惧的确是最大的恐惧。除非他们家里有个“精通且有实用知识”的医生、医学生。
如果有一线抗疫的知识,人们无不会告知自己的至爱亲朋,可惜这个信源,并不能扩散到所有人。即使扩散了,听到的人也未必相信。这是个信用社会,其实也是个“疏离”社会,我凭什么相信你。
去年看过一篇文章是嘲讽法国人的“不实用”。他们说法国人以哲学为尊,考个学位非要经哲学一关,害得不少人纷纷跌倒。而哲学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在他们看来人文科(包括心理学)就是没用的,与衣食住行不相关的就没用。哲学是用来折磨法国精英的,即使精通哲学也无助发达。
哲学家的好处是他可以“处之泰然”,无论处于怎么糟糕的处境,他都能忍受。这不是鲁迅说的“中国人如僵尸的乐观”,而是一种基于明智的豁达。
仁者不忧,智者不惑。
“白左”这个词是天朝所谓自由派精英爱用的。他们贬白左,贬难民。有一次我在豆瓣上跟人争论,说到中国近代史中战祸频频,如果我们不幸生在当时,也可能被迫成为国际难民。成为难民的我们,难道不希望自己投靠的国家仁慈相待吗?
风平浪静的日子,可以只顾自己的现实利益(衣食住行),但没可能把“意外”排除在外。新冠就是这样的意外。是大自然的力量之一。
亦舒的《纵横四海》主角罗四海为避难到海外谋生,后结婚生子。他盼望祖国富强。但初次见到革命党(孙中山)时,心中恐惧。但后来他成为革命的支持者(捐款派)。他的妻子某夜从恶梦惊醒,对他说:我梦到革命党的头颅挂在城墙上,好可怕。
他哭笑不得,心想,为同胞把头颅抛出去,同胞却说他们的头颅可怕。
当日的革命党,今天一线抗疫的医护人员,是一样的。
《娱乐至死》中说,美国曾有求知若渴的时代,人们可以听上两三个小时的演讲(不是脱口秀),以求增长见识。那也是纸质书的好时候。
在医学界拥有话语权的是西医,大多人信奉的也是西医,当西医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时,社会上就出现了盲目的惊恐。
例如,有人说,买回家的商品不敢拆不敢吃,要放到阳台吹一天风(怕带有新冠病毒)。
清人笔记里有个故事,甲是个医生,但从不收诊费(估计不是按当时习俗继承某医学流派弟子),治过的病人也从不生事(没有医闹)。后来他收了乙当弟子。乙是收费行医的。当瘟疫流行时,很多人去找乙开药,吃过药的人无不痊愈,但最后乙却死了。
名医死于瘟疫的并不少见,估计是接触病人多,累积起来的病毒和过劳(不及时寻医诊治)造成。
以前新闻里报道过某中医,本身也是年老多病之人,有一天下班时来了个苦苦哀求的重症病人,把病人的病情控制住了,自己却倒下了,而且非常狼狈,进入生理上不能自理的状态。
上一次非典广东的中医邓铁涛手上治愈的重症非典病人103人。这次新冠疫情中广州第八医院的中医也表现出色。中医在历史上对抗瘟疫有300多次,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瘟疫论》和《温病条辨》,可作为抗疫指引。邓铁涛就是《瘟疫论》作者吴又可流派的传人。
据闻德国也是因为采用了中医抗疫方案而取得在防疫上的好成绩。
只要有西医在,人们第一选择就是西医,甚至有人说死也不看中医。
只要有急功近利的学科在,人文、哲学、心理这些也科目也会被小看。
例如有人说:我不会得心理病。我不会质问上帝存在否。别想骗我看中医。
普通人的生活就是追求安全与利益,以及被肯定。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活。为了自尊心而活。即使只是追求三餐一宿,也花尽精力和心神,工作完只想娱乐发泄,哪会关心什么哲学心理、对错是非。
普通人总是嘲笑英雄和贤者。普通人可以象动物一样生活,永远嗅得到危险,永远嗅得到好处。他们总是敏捷自如,能屈能伸。
但是啊,但是他们无法逃避疾病与战争。他们可以不深入求知不分析不评断任何事,但却无法避得过战争与疫病。
战争不是一天发生的,总有各种阻止战争的方法。
疫病也不是一天发生的,总有各种储备了知识却没有发声渠道的人知道怎么应付,而普通人只知道现有的权威,不知道“潜在的权威”。毕竟那个潜在的权威可能是跟普通人一样“没有名牌标签和名人背书”,不是“金装的佛像”。
这是普通人为自己的安逸、机灵付出的代价。他们不知道一些深刻的道理,只会凭本能应激。他们是“权威”的猎物,不能分辨真幻对错是非。
是非混淆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人懒一点才有福气。
欲戴王冠者必承其重。
还有,无知者并不会永远无知,如果他想要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世界随时会给他机会。他们也能成为学者。即使说他们是民科也好,他们会切实感受到自己的进步。
但可能,错过这个反省时机后,权威们的争吵有了定论,他们就不再去思考“生存下去的办法”,照着原轨道走比较省心。
“被蒙蔽又如何,毕竟世上所有的享受已经享受过。而那些不可能拥有的享受,原本就不适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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