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的信仰、“犯你规定的罪”、“公共领域中成人的普遍默认”、孽与耻

1、有位史学家年轻时写的克伦威尔传，尽是对此人的批判。但过20年，他重新写的克伦威尔传，则是对克伦威尔的肯定。并不是简单地颠覆从前的善恶观点，而是将感性的认识（年轻人的理性）变成理性的认识（中年人或老人的理性）。也不能说年龄使人保守，老人亦可以有创见，而年轻人可能并没有掌握看到全局的方法（又或者只重视自己所看到的因果律与道德，不在乎别人的因果律与道德），你所见的不等于真相的全部，因为你看到的你并没有完全理解。

　　2、乙女小时候听到台湾的广播台，她几乎要宣称根据她所得到的常识，她可以判台湾好几宗罪。但是她停了下来，因为她意识到，这不可能是真的。不会有一个地方专门为了“犯你规定的罪”而存在，那里的所有人不可能天生就是罪人。如果一个地方动辄有罪，连几岁的小孩都能找得到它的罪证，这种事，还未发生过。也就是，她所定下的罪，无非是强加的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使她所遵循的定罪原则，会得到“公共领域中成人的普遍默认”（至少不是“大声反驳”），也不代表那样做是对的。别人活着不是为了自证有罪。就象你活着不是为了自证有罪一样。

　　但这么简单的道理，却有很多人不明白。

　　后来，当她看到洋媒不断地详尽介绍六四事件时，原本的感激，很快变成了厌倦。其实这就相当于一个几岁的小孩反复诵读“你昨天有罪今天有罪明天也有罪”。洋科幻里，有个人遭遇机器人讨要税款，他解释说自己纳过税了，但是追债信不通情理地继续送来，直到他崩溃，愿意付款了结这事。但最后机器人好象修复了，居然把钱退了回来。但是，他已笑不出来。机器人不是在跟你沟通，你面对的是冰冷的不理你解释、自辩的程序。

　　新自由派说“人血馒头”，就好象足以概括了天朝13亿人的精神面貌。不会有哪个地方全员恶人。即使是二战中的德国，也不尽是恶人。

　　德国电影中，王牌飞行员因为爱上一个反纳粹的女人，完全改变了自己。即使这对他来说是悲剧，他在保护不了她的情况下，已经不想再生存。

　　当然，在教科书式的反苏联的书里，永远是好人被自己的国家所背叛，奔向了“民主国家”。但你无法在身边找到同样的例子。

　　如果苏联真的那么邪恶，那么它从前的伟大又是怎么“捏造”出来的？一定是有人热爱它，才能成其伟业。

　　如果颜色革命真的那么好，应该不需要逼迫，其它的国家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吧？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大概有不可行的理由。

　　3、作为女人，大概对羞愧有很多体验。对很多不需要羞愧的事，也会羞愧起来。穷人也是。弱势者也是。但是“强者”从不羞愧，即使他们处于需要认罪、道歉的场合。以王鼎钧的话说，强者有太多孽，弱者有太多耻。

　　强者往往指出弱者的罪，以避免弱者对“社会问题根源”的指责。

　　佛教与基督教都是利用“有罪论”的统治工具。《大奥》里，将军夫人在背后嘲笑将军的母亲说，“居然相信和尚（积德才可生子）的鬼话，真是没念过书的蠢人。”

　　4、《钱的战争》里，男主说，“我讨厌过于爱钱的人。”意思是，他们把钱当作一种操纵、玩弄别人的工具。爱钱，是为了践踏别人。

　　5、认识真理，道阻且长。认为自己无需思考就能发现并拥抱真理的人，肯定搞错了什么。大前研一说，我不想听你转述的观点，只想听你自己的观点。

　　可是大多数人，拥有的只是转述的观点。他们没有用自己的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