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课之前开小差——关于整体的恶的思考

看文献看到一半翻开了《寻羊冒险记》的前言，想抄下来一段话：

“于是“我”开始去北海道寻找那只羊，开始了“寻羊冒险记”。在这个意义上，寻羊就是寻找邪恶的所在，就是寻找始终伴随明治以来的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军国主义的源头。…村上藉此赋予当代日本消费文化的关键性控制因素以邪恶的动机，并将其与隐藏在日本注定走向毁灭的大陆侵略扩张企图之后的同样的驱动力联系到一起。”

想要抄下来这一段，是我单纯地觉得这样的对恶的源头的追寻既充满刺激，又充满危险，更是值得向往。但是我不太同意作家在结尾的抒情：

“在作品最后，“我”替已经死去的“鼠”接好炸药引线，把那个想成为羊的宿主的阴险的黑西服秘书炸死，...言外之意，恶必须终结！”

我觉得一种为了拔高高度的抒情是低俗的。（并没有看书，只是这么说说。但是我看过村上的别的作品，我觉得他是有这样的倾向。）在哲学的意义上，这样的抒情是不理智的，恶的问题不允许一刀切的解决方法，甚至任何一句话概括的面对恶的心情。在文学，或者感情的意义上，这样的抒情没有向下挖掘，而是用某种理想式的概念掩盖了无法解决的问题。恶必须被终结，但恶是不会被终结的。恶从来没有被终结，也永远不会被终结，因为恶永远是人类的一部分。它既是文明的一部分，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世界不是简洁的，恶滋生在混沌的地方生生不息。

当我们并不会消灭恶，我们应该如何做？我们如何在恶的世界建立尊严和值得向往的人生和社会总体？这样的问题没有简洁的答案。我们只能讨论，却不能给出答案。哲学家有给出答案的权利，因为哲学家是背负了被批判的重大责任的人。文学家应该更少给出答案，因为文学家无法积极有效地参与辩论。文学虽然也在辩论场上，但更应该是一个抛出问题，和进行思维实验的地方。我不认为文学家可以给出可以等同于哲学的答案。但另一方面，文学中这样的讨论并不需要哲学的认可，而是属于文学的独特的思考（这样的观点还有很大的讨论的空间，比如昆德拉对文学中的哲学的认可，或爱丽丝默多克对文学中的哲学的批判。

在这上面，我更喜欢莫言的文章，因为莫言的文章虽然描写社会结构之恶对个体的残酷，但是他从不去试图以一己之力进行对结构的抗争的理想化。他的小说的最后，主人公回到了对自身的命运的体会中。在《丰乳肥臀》的最后，金童嘴里塞满花朵，躺在母亲的坟墓前回忆往事。在回忆中，金童出现了幻觉，他看见各种各样的乳房出现在他眼前，像鸟，像花，像闪电。对乳房的近乎疯狂的崇拜和迷恋是贯穿金童一生的主题，是定义了他的自我的重要的欲望。将视角拉回个人对生命最核心的欲望的徒劳的追寻，使个人与具体的、结构上的恶拉开了距离，结构上的恐怖成了个人的精神世界的遥远的背景。而在这种对欲望的追求中，“他放弃了试图捕捉他们的努力。根本不可能捉住它们，何必枉费力气。他只是幸福地注视着它们。” 乳房的幻想最后成了矗立在天地间的高峰，乳头上挂着皑皑白雪，太阳和月亮围着它团团旋转，宛若两只明亮的小甲虫。

如果硬要说的话，这也是一种答案，但是这是一种在逻辑或理智上更好的答案。或者是说，是在人类的存在这样的框架下，更可能的答案。这样的答案也有这样的答案的不足之处。有人会说，就是因为中国人善于给出这样的答案，所以才会让我们落到如今的地步，个人再也没有力量也没有机会去抵抗结构上的恶。我认为这样的批评也是非常合理的。中国人过于追求合乎现实的答案，个体几乎不会主动做出任何积极的抗争。

但是我认为像莫言这样的回归个体的现实的一步是必要的。人不能直接来到理想主义的答案上，人要先像这样，与自己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和解。要先在个人的角度和恶达成某种和解，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和现实的郑重其事地交锋。和解并不是谅解，而是只有先让自己具备某种消化恶的能力，才能再次出发去做村上做的事情，也就是抱着消灭恶的理想，以一己之力一直与恶的东西斗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