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多莉
史多莉

在媒體工作。不是在台灣,就是在對岸,想用不陳腐的方式寫中國。

那個在北京亮馬河擺書攤的男孩

(编辑过)
我打開網路影片,驚訝地聽著自己和男孩的聊天內容被播送著,配著的畫面是晴天亮馬河光影浮動的水面。儘管瀏覽影片的4萬個人中,可能有3萬9997個人不知道說話的人是誰,但這是否仍算是我的隱私?

北京亮馬河。我第一次知道它的時候,是台北同事發來的訊息,說北京疫情嚴峻,河邊有些年輕人喜歡的聚集點被拉上封條,微博上不少人貼出了照片,或許我可以去看看。

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駐點,對這個城市還很陌生,疫情防控下一切都顯得更為安靜。而這位同事已經到北京駐點過4次,亮馬河是她最喜歡的地方。

後來,在北京新認識的第一個媒體朋友,約我見面就在亮馬河。沿著外交公寓走去,開始明白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這裡。乾淨、整潔,寬闊的河面兩旁分布著做運動、聊天、甚至野餐的人們——中國人原來並沒有野餐的習慣,大家更喜歡約在餐廳裡,是疫情下禁止餐廳內用的規定,培養出人們的新樂趣。窩在街邊吃著塑膠盒裝的餐點是一種狼狽,但是在綠地斜坡上享受野餐墊上各種食物,是一種悠閒。

簡單說,亮馬河的氣氛很中產,同時也很可親。河道兩岸不乏北京發展過程中的指標性建築,河裡甚至有人在游泳以及泛舟。退休人士、年輕人、文青、普通市民,大家都可以找到來這邊走逛的理由,都可以享受其中。

再後來,亮馬河登上了紐約時報。大概是疫情報導大家都寫膩了,需要更多新鮮的角度。這篇報導的名稱是「疫情中的『野泳』:在高度管控的北京尋找一片綠洲」。

但是之於我個人,對於亮馬河最深的記憶,卻是混雜著驚詫以及對隱私的思考。

那是疫情防控下的某個週末,在微信中看到,一家獨立書店不甘沈寂,決定化守為攻,跑到亮馬河邊擺攤,還附上位置說明。於是整整裝,傍晚不那麼熱時我來到了亮馬河邊。

沒找著那家書店的攤位(後來聽說是城管不讓擺攤,會在疫情下聚集人群),倒是看到一個年輕小夥子也是在擺攤賣書,書不多,大概20本左右,就放在他自備的迷你行李箱裡,攤開放在河邊座椅上。

我停下,跟他聊了起來。畢竟專程出門一趟,不見得是因為多愛書,更多是想感受這個城市,最好還能和各種人有互動交流,這也是做新聞工作的一部分。

他姓孟,頭髮及肩的男生,大學畢業大概一年。第一次來亮馬河擺攤,賣自己的藏書,據說還精選了一番。城管有來關心一下,但看看後沒說什麼;或許是因為他書不多,也就佔了一個河邊座位。這些二手書大概都售半價,其實全部賣光也沒多少錢,擺攤更多就是一種體驗。

我坐在迷你旅行箱旁,一本一本拿著翻閱,和小孟聊了起來。他來自吉林,我很老套地聯想起了這幾年東北的人口外流、經濟不振,像他這樣的年輕人不就是個例子嗎?大學畢業後在北京謀生。沒想到他說,這幾年有一個現象,叫作「東北文藝復興」,這我還真第一次聽說。

說到台灣作家,他主動提到唐諾。這已經不是我身邊的大陸人第一次跟我說到唐諾,甚至還有一位上海的高中老師到台灣自助旅行時,按書索驥,直接找到唐諾寫作的咖啡館,請他簽名。在我看來,台灣的讀者對「嚴肅作家」好像不會做這樣的事。

東拉西扯還聊了許知遠的人物節目「十三邀」,小孟說這節目採訪過唐諾,我說我看的是採訪葛兆光和另一名作家黃灯的那兩集。大陸人小孟在節目中看見了台灣作家這個亮點,我則是刻意在節目中尋找了自己讀過或想要了解的大陸作家,以及他們眼中的中國社會。

總之,能遇到說得上話的陌生人,是很令人開心的事。不能免俗地,我和小孟互相加了微信朋友。後來發現他頭像是王小波,原來王小波是他最喜歡的作家。

那個愉快的下午過去了好幾個星期,我也沒怎麼和小孟聯繫。日子很忙,在新聞的潮水中追逐浪花,駐點期間有過交集的人,多數不會再有聯繫,但也說不準哪天就會需要問上什麼;能夠持續互動要不是因為「功利」原因,要不就是一種緣分,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人際交往狀態。

某一天,在北京一家出版社擔任編輯的小魏在微信發來一則影片連結網址,問影片中的人是不是我,「我感覺是你」。

我打開網址,是一段放在嗶哩嗶哩的影片,長約12分鐘。前兩分鐘是小孟,好像還蠻有趣的在說一些他自己的事。接著他說他某一天下午來到亮馬河賣二手書,還說他為此做了一個企劃案,不久,畫面出現了一張我坐在椅子上與小孟聊天的照片,幸好臉是側著的。

「她是一位來自台灣的阿姨。我們進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交流。」小孟旁白說道。

我只能睜著眼睛不可思議地盯著電腦螢幕。

「阿姨?」他竟然稱我阿姨,雖然這也挺衝擊的,但絕對不是第一時間最衝擊我的事。

必然有人在我們位置的對面拍照,必然有人錄音。被這樣公諸於世,我努力回想自己有沒有說錯什麼?哪怕只是聊作家和文學?

腦海中出現:央視主持人畢福劍曾經在飯局中唱戲,內容被認為是嘲諷毛澤東,這事本來不稀奇,重點是同桌友人拍下他唱戲片段然後把影片放上網。畢福劍後來因此事被迫辭職,好幾年消失在公眾視野前。

還想到了曾是中央黨校教授的蔡霞,一段批評中共和習近平、據說是在私密場合發表的講話,被人錄音放到網上公開。人在美國的蔡霞後來被開除黨籍、取消退休待遇、國內銀行帳戶凍結。

日常生活還能放心的言談嗎?

我揣摩著、咀嚼著這種完全出乎意料被人錄音然後公開的一種心情。雖然自比畢福劍、蔡霞有點可笑,但忍不住想:原來就是這種驚訝和覺得不受尊重的心情啊!幸好,我應該沒講不該講的話(應該沒有吧?腦中又反覆搜尋著,仍然擔心自己有沒有說錯什麼,或是講了些讓自己顯得無知可笑的話,這實在是社群媒體時代下曝光過度的悲哀);幸好,我是個nobody,所有看這影片的人大概只有小魏會猜到是我。

這又是一件神奇的事。我跟小魏從來沒見過面,只是加了蠻久的微信網友,幾次因為寫出版相關的新聞,跟他聯繫過。「因為(談話中)你說會做軟性的採訪內容,又提到之前在上海工作,就猜是不是你。」小魏說自己是剛好看到這期內容。

小孟在影片中說,我是那天第二個客人。後續長達10分鐘的影片,就是我和他的談話,畫面則非常沒有變化地盯著亮馬河的河面,有幾個人游泳著。

真不明白,這樣一段只有河面的非名人談話影片,他也並非網紅,居然能有4萬的瀏覽次數。往正面想,這代表著我倆的談話還算有意思、有點內容。然而,與其去擔心自己會不會像畢福劍、蔡霞一樣被「陷害」,你我這樣的普通人要去想的是:在行動上網這樣發達、社群媒體充斥大量內容的時代,我們的隱私是否也理所當然地退守?

寫小說和報導的人,可能在未告知的情況下,以模糊化身份的方式引述身邊朋友的經歷或評論;那麼,在影音時代,聲音對話也可以被這樣引用嗎?也許全世界有99.9%的人不知道那是誰在說話,但當事人會知道,在沒被告知的情況下,他會非常錯愕地辨識出自己說的話正在傳播。這樣做沒有問題嗎?或者有問題,但有越來越多人會這樣做?遠的不說,現在不是有很多人會把Line的對話截圖放上網嗎,儘管塗掉了名字?

「他應該問過我的,我應該會同意放上網。」比較冷靜之後,我跟小魏這樣說。畢竟只是聊無關痛癢的文學,但只要想到被錄音,還是不太舒服。(小孟的擺攤行動其實是一項計畫,記錄與顧客的互動是計劃的一部分。)

那天東挑西揀,最後跟小孟買了小開本、精裝的「東方故事集」,這是法蘭西院士尤瑟納(Marguerite Yourcenar)的作品,出乎意料得好看,譯者是北大法語系教授,譯得很雅。

關於亮馬河,很多人想到的是野餐、野泳,我的回憶則是和文學有關又無關的事。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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