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田
木田

我是個頽廢的書癡

求學路漫漫

本文主要是從天台學校談到新亞書院創校時的艱辛。近日收生極度不足下新亞研究所面臨停辦的危機,期望研究所管理層能秉承新亞精神,讓研究所能繼續辦下去。

日前在網上看到一段影片,片長大概七分鐘,講述五六十年代天台學校的成因、校舍、上課情況。影片不長,但能說出香港五六十年代的社會狀況,社會普遍巿民生活匱乏,文盲甚多,加上國內社會動盪,逃難來港者甚多,兒童教育成了嚴重問題。天台學校多由慈善團體舉辦,政府只是給與地方的便利,及一些資助而已,在艱難日子中維持。校舍簡陋,甚致沒有上蓋,烈日當空下仍要上課,下雨天便要停課,沒有圖書館、操場等基本學校設施。筆者就學時雖已很幸運地能在設備齊全的官校上課,看到影片中的學生老和老師們的艱辛,十分敬佩。

影片中的畫面,不其然想到新亞創校。張丕介先生在《新亞書院的誕生前後》一文中言:


因為學校小,經費奇缺,我們收容的學生極有限,所以許多青年不得其門而入。至於這些少數被收容的學生,也正是最貧困的。貧病相乘自是無法避免的,他們的健康情形,一望而知,使人為之不忍。學校無醫藥設備,對他們無法一一照料。對病勢特別嚴重的,如肺病患者,我們接洽私人醫生,替他們免費治療,打針,服藥,或送入醫院療養。學校不顧用工人,打理雜務,乃創行工讀制度,使學生獲得食宿之所。[1]


上文道出新亞創校初年,艱難程度可想而知。也想到當年不論是老師或學生,很艱辛,盡量克服困難,雖是窮途,只要抱有希望,有堅定的意志,就不是末路。影片結尾中言道,當年的天台學校,師生情誼十分深厚。在求學路漫漫上,貧苦的學生們,對於有機會讀書十分珍惜,老師為了使命,也盡心教導,雖艱難而不覺苦。就如當年桂林街的新亞書院,師生們能以「艱苦我奮進,困乏我多情」來自勉。

圖案是漢墓出土「孔子問禮於老子」設計,位處中央「誠明」二字,來自《中庸》:「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言:「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今天香港的基礎教育不可與當年同日而語,但要面對人口老化,出生率下降問題。自幼稚園開始,漸漸擴展到中小學,乃至大學。這幾年香港政治情況不斷惡化,當年大批難民因政治原因逃到香港,今天卻輪到香港人因政治原因逃到海外,逃亡海外者很大部份是社會精英,他們舉家移往海外定居,不少是帶同年幼子女,導致學生流失率高。不少中小學有停辦危機,連同大學學額也充裕起來。這數年間,一向倡議學術自由,已變成了口號,學術議題稍有涉及政治,甚至不涉及政治,只是批評政府民生問題,皆可視為使人憎恨政府,而被那條「國安法」所拘捕。那種動輒得咎的情況下,學校便是首要成為打壓整肅的對象。面對這樣的困局,離開似乎是唯一的選擇,導致學生嚴重不足。

新亞研究所創立於一九五三年,與影提到的五六十年代是同一年代,也是香港的艱難時期。在生活匱乏中仍堅守學術自由,目光不是放在某一政權,而是人類的幸福,以中國文化為根基,配合世界性的文化,至今已六十九年,明年便是七十年。這接近七十年光景中培育了無數的人才,有些更成為大學者,名揚海外,有些則默默地耕耘承傳了先賢的遺志,努力教學,望薪火相傳。上文言到近幾年大批人才流失,也影響到研究所收生。入讀者寥寥可數,去年更是沒有人報名。停辦危機一觸即發,筆者努力呼籲校友、同學等幫忙宣傳。


面對今天的時局,政府對教育的鉗制,幼稚園生便要學習國安法,中小學師生要學習國安法,大學學生會被取締,自由之聲成了絶響。新亞研究所因不受政府資助,尚可保留了些微的自由空間,很可惜面對收生不足而要停辦。新亞研究所近年沒拿經費在宣傳上,沒有在台灣招生,甚至社交平台上的宣傳也欠奉,不知道管理層是否著意地讓研究所停辦。假如停辦,香港這混濁滔天的社會,保留那點清湶也不能。過去面對是生活的艱難,今天面對是思想上的貧乏,我不禁問管理層有沒有盡全力挽救?有人對我說,都是讀讀書而已,讓研究所轉型吧,轉了只辦講座、國學班等類近的學習中心,都是差不多。我想,當年先賢辦研究所,不是為了消閒,而是認真地研究學問,目光更遠大,要從人類文化發展作為終極目標。當我們活在被壓迫的空間中,假如選擇了妥協,而不以行動來抵禦,甚致未敗已言降,除了對不起當年創校先賢的一遍苦心,會逃過自己的良心嗎?


新亞學規:

第一條:求學與作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

第十條:人類文化之整體,為一切學業事業之廣大對象,自己的天才與個性,為一切學業事業之最後根據。[1]


新亞所重視的是「為學與為人」兩者並存,現時的大學被稱為高級的職業訓練場,真正的為學則欠了,學習也流於技術層面,畢業後以找到好工為目標。上文言為了「人類文化之整體」,對現時大學來說只是寫在文本上的話語,放在高閣上,必要時拿來讀讀,以示自明清高。儒學重實踐,實踐最困難,不是從文字上雕琢得天花亂墜的空談,而是真真實實地從日常生活中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有人說讀書而已,我則認為讀研究所是學習嚴謹的研究學問態度,成為一個真真實實的人,從研究中體悟人生,再把自己所學傳揚開去,可著書立說,或是教學,或是從自己的工作上鑽研,望有能在事業上發展,從而對人類有更大裨益。這些目標又豈可是與甚麼學習中心同日而語。


新亞學規第十四條提到宋代書院教育,現在引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審間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2]

這篇揭示,是朱熹復興白鹿洞書院時寫的學規,寫完後便掛在楣間,讓學生可以看到,從而提醒自己,作為求學者規矩準繩。與錢先生訂定的新亞學規「為學與作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相通。錢先生等先賢,看準了中國文化精萃,以宋代書院的精神辦學,抗衡當年共產思想的洪流。今天香港的遭遇,艱難不在經濟上的壓迫,而是設下了種種無形枷鎖,好等人們恐懼,之後習以為常,以扭曲為常態。新亞研究所的作用是,在混濁洪流中保留一口清泉,讓學生在無枷鎖的困阨下,自由做自己的研究,在老師悉心指導下完成自己的理想,望能為人類帶來點點供貢獻。


昔日天台學校,為窮苦學生帶來了求學的渠道,為人的質素培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天台學校不復存在,但其精神卻長存。新亞精神「艱苦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就是那種在艱難中仍堅持的精神,如在天台上烈日當空乃上課的師生那樣,不怕苦,在求學路漫漫上前行。寄望新亞研究所師生,能竭盡所能,讓新亞研究所這口清泉長流不息。

《論語‧憲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1] 《新亞教育》,頁1-2。

[2] 李夢陽編《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上冊〈白鹿洞志〉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11月,頁192-193。




[1] 《新亞教育》,香港:新亞研究所,1981年8月,頁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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