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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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孕妈日记(3)堕胎

道德不是一套刻板的标准,而是拉锯的动态平衡

昨天整理了一下之前怀孕-流产的病历。2019年5月27日,坐在马桶上,我“生”出了那个只有15/16周的宝宝,那么顺滑。它已经五官清晰,四肢健全,我心悲痛,三年多的时光并不能够平复。但我知道那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我是2018年12月25日结婚的。当时我还没有特别强的婚姻与恋爱的差别感。三十多岁时,父亲偶尔和我谈结婚问题,开明得完全不似一个生于1937年的中国男人。他四十岁时才生了我这个惟一的女儿,如珠似宝,总怕自己有一天去世了,再没有人肯担负不可抗拒的责任来陪伴我、照顾我。

一次,父亲说:“你总要结一次婚,试一试么。”

答:“万一是不对的人呢?”

“那就离么。这年头,离婚也没什么大不了。结的不好可以离,离了可以再结,再不好还可以再离。你有个家,我和你妈妈走了,你还有个伴儿。老了,有人替你背上抓抓痒,也是很幸福的。”

又有一次,父亲又说:“你要是不想结婚,就先生个孩子吧。”

“精子哪里来?”

“那我就管不了了,你自己想办法。”在父亲看来:“我和你妈妈,现在活着全部的快乐与希望,就是看到你。你现在还不懂,你的存在,给我和妈妈多少力量。我们老了,总有一天要离开你的。你有个孩子,我们也放心。”


所以,当我还没有搞明白一场可以离婚的uncommitted marriage,和一场自我道德约束的confirmed relationship有什么区别时,觉得应该去做个备孕的身体检查。要不要孩子是一回事,就算进入婚姻的一步仪式吧。于是我去了红房子。接待我的是个男医生,拿着我的病历卡,头都不抬地第一句话就是:这么大年纪,尝试试管婴儿吧。What the Hell?! 我还能跑半程马拉松,我还在纽约最下流的夜店The Box跳舞到天明。前半生不羁放纵的我从来没有隐瞒过年龄,正因为无论体力还是心态,我觉得自己远比二十多岁的少男少女更青春张扬。这么大年纪?Are you kidding???!!!


没等到预约的备孕体检日子(要等月事来后),我意识到苗头不对。前一个月被传染流感,发烧发得昏天黑地,成年以后从未烧得那么“糊”过,昏睡之间,哪里记得吃避孕药。我因为从小月事无规律,从23/24岁起,医生让我吃日服的避孕药调理身体,一直没有停过。没想到,偶然停了一下,中枪了。


由于对红房子有了成见,在听取大学同寝室室友们意见后,我决定去一妇婴。一妇婴确定了我的怀孕,劝我转院。高龄产妇有各种生育风险,一妇婴不是综合性医院,万一发生什么事没有抢救能力。至此,我不得不承认,我已经不“青春正好”了。请教医生我该去什么医院,建议综合性医院或者宋庆龄创办的国妇婴。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国妇婴的院长是院士,医院有高级产房,硬件设施良好。每一个上海小囡的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会被宋庆龄的妇儿事业光环辐射到,我便迎着这道光,转到了国妇婴。在国妇婴,我经常听到的两个问题是:

“哇,这么大年纪了。”

“哇,第一次怀孕?以前没有流产过?”

那种惊诧,好像我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懂得生理健康与避孕是有问题的。但经过了红房子和一妇婴后,毫无生育经验的我,没有质疑,一方面觉得没必要和本土文化争闲气,一方面是潜意识里接受了“高龄”的打击。后来我去九院的遗传生殖科,现在到瑞金的妇产科,都会第一时间提出自己的年龄问题。两处的医生都从不主动说起我的年龄,尤其在九院,每个医生和护士都说:你这样年纪的人,我们这里很多。年纪不算什么,主要还是看身体指标,你的身体算很好的。虽然没有在九院受孕试管婴儿,但我依然感谢她们的温暖、善意给予我的心理治疗。


在抽了无数的血,听了几堂国妇婴的新妈妈课程,到户籍医院建卡后,心理迅速调整为“妈妈”的状态,自己设计定制了一些孕妇衣裳,满心欢喜之时,2019年5月7日的检查迎头给我一棒:胎儿什么都好,心跳有力,但是鼻骨不清,NT临界。这意味着有可能是唐氏儿。这时才是13周,远没有到做唐筛的时候。我当机立断,选择了当天就做绒毛穿刺。如果必须流产,早一点知道早一点流产,对我的生理与心理,都是及时止损。小麦在上班,以为这就是一次普通的检查。一个女友来接我出院,送了一大束粉红色的鲜花。朋友圈大家都以为我要过生日,没有人知道我心里的苦涩。


很不幸,5月22日,基因检测结果出来,的确是唐氏儿。没有考虑,我和医生说,那就请安排流产手术吧。眼泪哗哗地流,医生说: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知道,但我对孩子已经孕育出的感情,汩汩而流。一遍遍听Joe Cocker的night calls,听Eric Clapton的Tears in Heaven…我不敢说做妈妈是一种女性本能,但当一个胎儿在你腹中生长,反胃恶心、乳房胀痛,无时无刻不提醒你,有一个生命,需要你的肚腩,你的手掌,你全部的小心翼翼去呵护。那些你以为早就想通的人生问题,会幻想着要给那个小生命解释,而重新展开思考,去发掘从前忽略的那个细节。是一个生命,成全了一个妈妈。在我知道自己怀孕,告知父母时,爸爸的第一反应是:“让妈妈去跟你住几天,照顾你?”全不顾他们已经七老八十。他们从来没有向我要过一分钱,第一时间跟我说:“爸爸妈妈老了,做不动家务了。先给你二十万,你找个住家阿姨。钱不够,爸爸妈妈再给你。”是当你要搭乘飞机,从来省吃俭用的老爸说:“换个头等舱吧,别累着,钱爸爸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那种足以燃烧星球的父母之爱,如此光明温暖。在我见识了许多其他家庭的冷漠算计后,深深感受到我的父母是多么无私地爱着我,穷尽自己的力量仍然遗憾不能给我更多。正是这次怀孕,让我想要一个孩子,甚至更多,延续着我父母两家的基因与品行。我要百年之后,这世界依然有人记得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伟大。我觉得这种爱是人类所需要却越来越稀缺的,是应该而且必须被传承的… 然而一纸检测,梦碎心碎。


流产是一个复杂的procedure,并非技术层面,而是行政手续。5月25日,有了病床,小麦送我入院。需要复印各种证件,包括男女双方的结婚证。如果你是未婚女性,甚至朋友都可以为你的流产签字。但是你结婚了,没有丈夫的签字,医院是不能展开流产手术的。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的,我不再是“独立”的了。一方面,我理解医院这种行为。被动地说,医院必须避免丈夫不知情,成为医闹带来的风险。同时我也觉得怀孕生育,夫妻双方都有情感与劳动的付出,丈夫的知情权与建议权不应当被剥夺。但这种对自己生命失去独立控制权的感觉非常不好。尤其小麦因为当天会议安排,没有及时来医院签字,以至于当天医生拒绝给我服药。5月26日,小麦签字,医生给我服药,告诉我第二天会“生”出胎儿。第三天有个全麻的清宫手术,丈夫必须呆在病房,以防意外需要签字。就这样,我失去了我的第一个宝宝,痛苦地理解了婚姻从心理到法律的不同。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堕胎我们的出厂默认设定是接受。这些年,尤其自己经历过堕胎后,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依然是接受。

一、孕妇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生命,而胎儿在出生且能够独立呼吸之前,它是靠通过孕妇的身体汲取营养而存在的,并不独立、也不完整。两者的生命等级当然有优先级。

二、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最基础的物质基础与心理支持。生只是一个漫长的开始,而育是十多倍漫长的过程。如果一种宗教、党派、国家没有能力以足够的福利来覆盖孕妇-母亲为之需要付出的时间、健康、职业选择机会、感情选择机会等等,那么它们和男伴一样,最好守住自己知情权与建议权的边界,而不是去侵犯一个女性的权利。

三、道德是一种流动的标准,一个黑盒模型。构成堕胎的道德的,可能包括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的,我不会脱开此时此地的现实,去谈乌托邦的道德),更应该包括女性与儿童的生理健康知识(比如让孕妇充分明白流产带来的短期与长期生理伤害),以及个体对怀孕-养育的承受能力。至于我们还不能定论的对生命何时开始存在的定义,就像我们无法定量的社会可以提供给妇女与儿童的福利,只有不断的讨论、科学的探索,在认知的进步中随着难以同步的进步。

四、在任何的国家,妇女的同工同酬都远没有达到,义务教育还只做了七七八八,失业与医疗保险捉襟见肘… 拒绝生育与养儿防老,都是有情感冲突的合理存在。我们能做的,是敏锐地分辨出一切强权的成本,为了广大的妇女儿童群体而给予一阵见血的批评与坚忍不拔的长期反抗,并努力去拓展福利的边界,为生育留下更温厚的选择空间。

重要的,是有选择,且选择空间温暖和谐,有序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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