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ly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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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交了一个来自加沙的朋友

在路上久了,你不得以习惯一种短期、次数有限的交流方式——你们相遇,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分离,约定下次有机会再见。你们不太会展露自己的性格,你知道再见的几率几乎为0。拥有稳定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状态下是一种奢侈。

在Malang公寓的电梯里,ale遇见一个巴勒斯坦女生Dalia。同是外国人面孔,Dalia主动和他打了招呼。Dalia已经在印尼学习、生活了五年了,印尼语很流利。第二天,Dalia主动约我们出来,我们中午在咖啡厅见面。

去咖啡厅的出租车上,我一直很紧张。一是因为一向对自己的英语社交能力不自信,害怕对方觉得自己无趣,更不说开始吃抑郁药初期我能量非常有限,经常到了下午很困;二是听说Dalia在这里读一个phd,研究领域是性别议题。我虽然对她的研究很感兴趣,但对于学术的畏惧让我对搞学术的人也多一分恐惧,害怕她是一个严肃、谨慎、抠字眼的人。第三个原因是,她来自Gaza,加沙,那个正在发生着惨无人道的悲剧的地方。那些只在网络上浏览的,无比让人悲伤、愤怒的,沉重但遥远的新闻,马上会出现在我的面前了。我期待她会告诉我些什么,但如果她开始讲述,我想不出我能回应些什么,任何安慰都是杯水车薪。我只能听了,如果能给她提供一些发泄或倾诉的机会也好。

我们见面了。不出我对学术人士的刻板印象,她看起来非常干练、眼神有力。我们打招呼,相互自我介绍,坐下来。她双手交叉,手肘撑在桌上,像是准备开始一场面试。顺便说一句,面试官是她,不是我们。她轮流看向我们,好奇地问我们为什么第一站会选择泗水。ale回答,因为我们刚从尼泊尔飞过来,所以落地的第一站一般就是一个大城市。我暗示ale,没关系,你可以提医院的事情。不是为了急着向别人展露伤口以保护自己的自我暴露,而是我觉得诚实地回答比较容易,不用动脑子绕着说。我直接补充,因为我需要找一家精神科医院诊断我的焦虑和抑郁,所以我们选了印尼第二大的城市。第一名雅加达对我们来说太大,对我来说太窒息了。

“你去的是哪家医院?”

“一家精神专科医院。”我拿起手机查谷歌地图,一时间忘了医院的名字。

“我不会推荐你在这个国家看精神科医生的,她们永远不会真的懂你在说什么的,即使看起来她们懂了。相信我。”

我被她的直接和武断哽住了,立马感到很懊恼。我正处于试药的初期,而第一次就诊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医生很温柔,虽然英文只能说得很简单,但是在我们双方的努力下,我觉得她听懂了我所有的说明。医生特意嘱咐我先不要去网上查我吃的药,以防海量信息让我更焦虑,有什么疑问下次直接来跟她谈;在我如此脆弱的情况下,这种类似于命令的言语对我是一种指明方向的救世主般的存在。所以我一律照做了。这下好了,我没预料到要从刚刚认识的Dalia的嘴里听到如此负面的反馈。我心里打着鼓,尽量鼓足底气说:“我感觉还行。而且,这也是我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了。”我们一直在路上旅行,最好的治病的方式就是在当地想办法。我不想回到自己的国家就诊,出于很多原因我不想回国。

她看上去勉强接受了答案。我们接着开始聊别的,聊彼此的生活。但多数是她问,我们答。在我们以往的在路上的社交中,本着前记者身份的ale会很擅长向对方提问;我经常就着他的思路了解对方。今天,至少一开始,Dalia变成了采访的那个。而且她的风格更严谨。我们交代了自己的工作、学业、这一年的旅居生活。当我提到我们在尝试一个地方多停留一些时间,比如这次的印尼,才能和在当地生活的人更好地打交道时,她盯着我的眼睛问:“为什么?为什么你想这样?”

“不然我会感觉很孤单的,也觉得差点意思。”

“怎么会孤单!你有ale啊!”她看向ale,开了今天的第一个玩笑。

我坦诚自己的本科论文也写了性别相关的定量论文,但是写得很烂。当我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社会学科时,她感到疑惑——反正我是把学到的东西这么用的,只不过用得远不够好。我问问她具体是研究什么的。“Feminism and XXX, but forget about it, it's boring haha”语速快得我没听清第二个词是什么,看来她也不是很沉迷于自己的研究,想聊点儿除此以外的。她说起今天忘记吃过敏药了,我的行李箱里正好有,她说算了,等会儿吃吧,怕药会让她困。

Dalia话开始多起来。她说其实她也喜欢旅行时在一个地方多停留一会儿。我们三个都表达了在自己母国生活的厌倦。关于是如何决定在印尼留了五年的,她说她当时只是想离开家,去一个新的地方。她申请了西班牙、希腊、美国、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学位项目,但要么是被拒,要么是因为签证原因无法前行。海投的时候,网页上跳出了一个印尼项目的广告,反正她资料都齐全,就顺手多投了一个,她就这样来到了印尼。最开始来到这里的时候,很不习惯,也并不喜欢在这里生活。于是她又开始申请别的项目,“当我真的申请成功了,能离开的时候,我又喜欢上了这里。”于是她拒绝了offer,留下来了。我喜欢这种随意的故事,因为我的谨慎让我的生活多少缺了点刺激。

慢慢学了印尼语,眼前的她熟练地帮我们点单、跟司机解释让他等久了的原因。我向她请教印尼人究竟都在哪里买菜,她告诉我得要去市集买,她说她懂我的困惑,跟我们自己家那边可能都不一样,街边没什么蔬果店。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这里生活,Dalia说差不多一切都对她很友好。“你看起来很不一样,所以人们对你比较礼貌。但有时候你想隐形的时候,比较难做到。”她和ale有相似的在他国长久生活的经历,当我提到在中国生活其实没那么友好的时候,都还没去过中国的她说:“那是对你啦!对我们是不一样的。”“看来你找到了正确的思路!”ale笑她机智的反应。

忘了我们是怎么聊到加沙的,至少我和ale对于这个话题非常谨慎。避免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为由轻易地问出别人沉重的经历,但又不想让它变成房间里的大象。所以我小心翼翼地等待这一刻是否要发生。我问起她在学校学习的经历,Dalia说这边的教育水平其实没有她家那边好,说起自己在学校和同学合作小组作业被完全依赖上的体验,还有和来来往往的交换生交朋友又分别的孤独。她的姐姐也住在印尼,那天和ale碰上正好是她来姐姐的公寓。聊到交朋友,她说她已经离开家五六年了,所以在家那边没有什么很亲近的朋友了。也许就是从这里开始聊到了家。“我的家,你们知道那儿在发生什么吧?”她试探性地提出谨慎的测试问题。

“当然。”我赶紧接话。我害怕她感受到自己的现实其实不被关心。

两周前,Dalia和姐姐凑齐钱终于能把父母从巴勒斯坦撤离出来到埃及,一万美金一个人头,而且要排队。在这之前,Dalia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每天刷着网络上流传出来的遇难者名单。由于加沙的网络不稳定,和父母的联系时有时无,她只能祈祷着,隔几天收到一次父母的消息。她们家的两个住处都被炸了,其中一个是刚装修完不久的新公寓。每次轰炸前,以色列会提前十分钟左右发出警告,给里面的人一些撤离的时间。Dalia说,“这也是我为什么现在能跟你们坐在这儿聊天。如果你们碰到的是两周前的Dalia,那不可能的。”但她的姐姐失去了自己的挚友,她们都很悲痛。她说,现在好歹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安全的,但是那里的人呢?也许是第一次真的从别人嘴里听到这些经历,我还是没忍住眼眶红了。Dalia故作轻松地责怪我:“你哭什么呀!我都没哭呢!我现在还行。”她把眼睛转向ale以防自己也流下眼泪。

气氛短暂地沉重了一会儿。Dalia主动调转话题说:“好了!政治聊完了!聊点儿别的吧!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和ale开始熟练地分享已经讲过一万遍的故事,因为被封控困在同一个岛上一起相处了一个月的悲惨又浪漫的经历。“我们的故事浪漫吗?符合你的期待吗?”我笑着问她。“这我可没法说咯,取决于你怎么看。”她的学术人格又出现了。

我们快到赶火车的点了,我们在店门口合了照,一起抽了一根烟。Dalia嘱咐ale把我的联系方式发给她,下次我们一起吃冰淇淋。我用力地拥抱了她,然后我们赶向火车站了。

坐了三四个小时的火车,我们来到一个小镇等待换乘。ale问我,你喜欢今天的社交吗?我说我很喜欢。虽然一上来给我去精神医院就诊泼冷水那会儿让我有点不舒服,但是认识一个第一次见面就这么直爽表现自己性格的人我挺开心。我觉得她也喜欢我,喜欢听我说话。在路上久了,你不得以习惯一种短期、次数有限的交流方式——你们相遇,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分离,约定下次有机会再见。你们不太会展露自己的性格,你知道再见的几率几乎为0。拥有稳定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状态下是一种奢侈。我期待和Dalia再见面,再见面,如果她还是对我的就诊指指点点,我会勇敢表达出自己的不适。我感觉到自己有交一个朋友的可能性了。

ale此刻才向我袒露了他下午的不适。他感到有些时候不被Dalia尊重和被她回避,这让ale感觉很受伤。我有些讶异,但不是完全地感到意外。

“意大利人大多支持以色列吧。那你呢?你支持巴勒斯坦,对吧?不然我没法跟你坐一张桌子上的。”当时的我不紧张ale表达不清自己的想法(这是最不可能发生的)。还有,我看到过ale因为这些新闻和自己的身份混杂在一起痛苦的样子,且不说关于巴勒斯坦的新闻大多是由他分享给我的。

当时的我确实没意识到Dalia的态度给了ale不被尊重的感觉。首先,我是一个一聊到政治相关的话题就赶快摆明自己的观点的人,生怕被对面误解或因为没解释清被讨厌。所以如果被问的人是我,不管是以什么态度问的,我都会很开心自己有机会解释自己,有机会和糟糕的观点或价值观甩开关系。二是,我也曾在非常急性的政治抑郁期间,无法与意见相左的人坐在同一张桌上,这让我对她多了些共鸣。更何况这是加沙呢?人们在死去,她攻击性强点,我们也该忍了吧。不管怎么说,这些让我没能识别到ale不好的感受。Dalia确实是在没有问过他的看法前,就用他的身份判断他的态度,进行了紧绷的逼问。

“告诉我。为什么西方人一天到晚在那里宣扬女权主义、素食主义,却对巴勒斯坦、加沙正在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我的身份此刻给我一些道德上的安全感,好歹我不是西方人。作为不是被攻击的对象,我更有耐心沉默下来,等她发泄完。此刻,我觉得是需要多一些包容的时候,不管我们听得舒不舒服。我没有和ale确认,但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共识。

我感到“西方人”对Dalia来说和我的感觉类似,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不过,我打过交道的西方人应该更少,都是在路上交到的朋友。我男友也不太“西方”。我没有在西方社会生活过,对一个普通的西方人每天在想些什么、关注些什么社会新闻也没有概念。ale向Dalia举了一些在意大利人们为巴勒斯坦声援游行的例子,并强调了政府的态度和普通人的态度之间的差别,以及很多普通人感到的无力。我们尝试描绘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那一类岁月静好的人,关注社会新闻在某一刻会让她们平静的生活不再自洽,所以她们会选择不去关注。不看新闻就等于没有发生,没有打乱自己的秩序。

但是Dalia听不太进去,她还是重复着自己的问题。她显然太伤心了。她跟我吐槽起欧洲的伪善。ale后来提醒我,当时Dalia回避了他,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当然不会对着你说这些的”之后,扭头只对我说话:“以前我和我的朋友们也都向往去欧洲生活,英国、美国……现在不想了,因为都一样,都一样虚假罢了。”这其实也和我最近的思考相似,我曾从中感到一股虚无,我对她表示认同。我尝试对她表达的一切给予最大的认同,基于她的经历的沉重,也一部分基于我认识新的人时想让对方欣赏自己的愿望。

对于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我尝试以最近在阅读的《非暴力沟通》里的内容解答,其中对人语言表达的一个描述叫“拒绝责任”。比如,与其说“我选择遵守上级的规定,我选择做这个工作,因为我需要钱养活自己的生活”,大家更愿意说“这是上级的规定,我也没办法”来规避自己选择带来的责任。我设想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不太关心政治的西方人,与其说“这些我们都做不了什么,关心也没用”,不如说“关心它们会打破我平静的生活,所以我选择不关心。”

ale不满地和我说:“我明明可以和她聊这些问题,我也愿意。为什么要用身份把我粗暴地隔绝在外呢?”

我想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俩都明白的。我尝试补充另一部分。说话很犀利、不太贴心的Dalia感动于我一直记得她的过敏药、并且问她想不想分享我水杯里的水时,她说“你很sweet”,因此而对我有好感。还有,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会想要给一对情侣里女生更多说话的机会,以此扭转传统的惯性,我也一直在这么做。在第比利斯,有一次我也在房东身上感受到了同样的善意。我还说,如果她觉得对你不爽,干嘛还约你出来呢?我明白,我的这些补充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急匆匆地解释它们展现了我对于因为身份而被讨厌这件事的恐惧。我想证明这件事没有发生,我害怕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到了日惹,Dalia过几天也到了,她来找生活在日惹的男朋友,一个约旦男生。Dalia提出去吃冰淇淋,给了我两个选项,当晚和她一起或者第二天和她男朋友一起。我不确定她是在约我还是我们(她用的是英语里的you),所以当ale问起的时候,我说,当然是我们啦,我还一直用“we”来回答的。我尝试平衡着自己想接着和她交朋友的激动和ale对于和她相处的担忧,就选了后一项——感觉double date氛围会更加轻松。我嘱咐ale,如果感觉不舒适,我们可以随时离开,我在乎他的感受。

我还带了礼物。我画了一张加沙曾经最著名的清真寺的贺卡(现在已被炸毁),写了一些话给Dalia。至于决定写什么话,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在离开Malang的火车上时,我给Dalia发了我们要出发的照片,并请求她把刚刚的合照发给我。她迟些点赞了我的那条消息,但到现在都没有把照片发给我。当然,也许那张照片里的她不好看,所以不想发出来。但是,我觉得有另一种微弱的可能性,就是我曾经也感受到的,那种自己在开心时候的羞耻,特别是在疫情下的2022年。我会出门和朋友开心地吃一顿饭,回了家还是继续转发社会新闻。我不想发和朋友的照片,我为自己开心了一阵子而感到羞耻。我觉得我应该一直因为关心新闻而难受着以防真的是我猜的那样,所以我写了:“请照顾好自己,不要为自己正在过生活而感到愧疚,现在的一切对你很难。”我投射的都是自己的内心。

我们约在一个冰淇淋很好吃的西餐店。我和ale提前到,商量着座位。为了不独占了桌子有沙发的那侧,我挪到ale对面的木凳子,等待她们的加入。Dalia和Fadi姗姗来迟,我们很快进入了闲聊。气氛和上次大不相同,也许是因为有男友在让她更放松,也许是我们已经通过了Dalia的政治光谱测验,她不再需要展现出防备的那一面了。我忘记自己开了什么玩笑,Dalia指着我笑着对Fadi说,你看,我跟你说了吧,她,很独特,她就是,莫名其妙的。我说,那我把这当作赞赏咯。Dalia邀请我们去挑冰淇凌,不知道为什么她又邀请我们进冻库参观,像是她每次来都会做的活动一样。当然,生活在热带,这可以成为一个餐厅吸引人的项目。进去了之后,Dalia又成了那个大喊大叫“冷”叫得最厉害的人,仿佛是我们把她拽进来的。Fadi也很放松,时而加入我们的闲聊,时而低头看手机退出讨论。他抽很多烟,还说自己不怎么睡觉。他不按常人睡觉的时长休息,有时早晨五六点才睡,睡个四五个小时就行。这把我吓到了,我推荐他用冥想的方式休息,如果不睡觉的话。提到冥想,Fadi说自己对瑜伽感兴趣,但从来没尝试过。我说,也许我可以让你体验一次呢。我们聊生活,也聊政治,还聊爱情故事。时间晚了,Fadi说,我想着之后也许可以带你们去附近的瀑布玩。Dalia插一句,哎我也想带她们去吃传统早点呢,要早晨六七点起来去的那家。我们愉快地道了别。

过了两天,我心里一直盘算着邀请他们来家里,尝试一节我教的瑜伽课,我很期望以自己新习得的方式跟人连接。我和ale确认了,邀请了她们。Dalia一口答应了,说自己最近其实压力很大,这是一个好主意。我向房东借了一张多余的瑜伽垫,从头天晚上就开始激动。第二天一大早起来设计了瑜伽序列,并自己演练了教学。我想和他们分享一些我生活里更特别的部分,我也希望能带给她们好的能量。站在垫子上,我有点紧张,本意想说不要嘲笑我,却说成了不允许笑,“don’t laugh”。“不允许笑?不可能的,这可是你在教。”Dalia回绝。练完,Fadi因为太舒服,结束了仍然躺在那里。我们以为他在最后的休息术睡着了,偷偷在他面前自拍了一张。

本文编辑: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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