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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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的多数:化身工人亲历记

(编辑过)
一篇书摘

编者按:中国经济赖以发展的燃料,毫无疑问,是底层劳工。然而,他们却是最为失语的人群。在现实中,人们简直感觉不到他们存在。他们隐藏在工厂里面、郊区当中,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产品,却与城市彻底隔绝。2011年,诗人丁燕化身工人,投入东莞数家工厂,记录下了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以一本《工厂女孩》付梓。作者说:“人不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但可以通过文学来感同身受地体察别人的生活,了解别人的世界。”诚然,换位思考,来之不易,但毕竟,没有人永远会是既得利者。作者的文字,虽不免浮光掠影,却深刻揭露出员工缺乏专业培训、安全设施、医疗保障等问题。读罢全书,不禁深省:沿海城市的传统制造业持续迁徙,内陆城市相继展开接力,劳工的苦难是否仍将重演?

以下正文摘自原书第52-66页,外文出版社2013年版。题目自拟。


早晨一进厂,组长还未派活儿,大家便围坐在凳子上,边剪迷衣架上的小棍,边说笑。好景不长。二十分钟后,组长拿到工单,伸出手指:118号!

我被调到23号机前:它正从洞里吐出B-370刷头,白色,用PP塑胶粒制成。这种刷头成型后,以四个小圆缀成“品”字形出现。我先拧下刷头,再将半米长的柄插入,看能否到底,将接缝处的自色凸点、披锋(边缘毛刺)用刀片削去,擦净水和油,方始合格。有些刷头因浸泡不充分,长柄插不到底,或插进去拔不出来,我便对着箱子边磕。无论插、拔、磕……都得使大力,干半个小时后,肩头酸痛起来。

阿清出现在门口,车间一片窸窣:“QC来了,QC来了。”大家并不叫她的名字。在珠三角,我逐渐习惯靓妹(美女)、醒目仔(漂亮的孩子)、炒鱿鱼(被辞工)、出粮(发工资)、搞掂(办事成功)、八卦婆(多嘴女人)、卖剩蔗(大龄未婚女)等词,也不再为英文字母混在粤语中皱眉。这种南方语汇的侵蚀力是强大的。某些词语已成功北伐,譬如,埋单(结账)。

阿清穿着蓝工装,帽子戴得稍微向后,将刘海裸出,像道黑瀑布,恰好停在清泉之上。她的五官虽然标致,但却有一股稚气,说话细声细气,总喜欢“哎呀哎呀”大叫,那声调出现在车间,简直就是娱乐。

阿清在查阿超的刷头。阿超的手虽然还在忙碌,但眼神已变得暖昧,语调从贵州腔换成广东腔。阿超二十八,十年前,他出门打工,先在浙江,后到广东,攒了点钱,去年回家结婚,不到一年就离了婚。新婚妻子不让他赌钱,他就甩出拳头,打来打去,只能散伙。

“靓妹,和哥晚上去宵夜?”

“没空!”

“哥好想你哦……”

“闭嘴!”

“哥很累了,你不心疼啊?”

“关我什么事!”

“你不要让哥返工啊……”

“该返就要返!”

“返就返,谁让你是皇太后!”

“做不好就要返!”

阿超正处于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饥渴期,他疯狂追求阿清,而阿清却不吃他那套。阿清在箱子里挑挑拣拣,眼神锐利,态度凛然:不良!不良!不良!最终,阿超抠女(泡妞)失败,被迫端着塑料箱,坐到注塑机对面,一个人孤零零开始返工。

阿清走到我身旁,轻声说;“干得仔细点。”

她住在我的隔壁宿舍,晚上聊天时,我获悉她是广东焦岭人,父母连生七胎,最后一个是儿子,她排行老三。小学毕业那年,她跟着叫“吴校长”的人,到广州附近印刷厂打工,说是“培训实习”。父母倒很愿意她出门,家里孩子太多。她说印刷厂的环境还一可以,但组长脾气太坏,如果做得慢或做坏了,就要吃拳头;男孩子更惨,要被抓起头发来扇巴掌。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一个月八百元,而且她知道厂里根本没按加班工资付。她想要跳槽,便常买报纸看招聘信息。听同学说这个厂一出粮准,便来见工,因为视力好,直接分到QC部。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的眼前,无数个刷头跃动起来,像一群刚上岸的鲤鱼,我头晕眼花。太累了。我起身朝厕所走去,在那里可以暂时歇息一下。厕所在车间大门右侧,用水泥墙隔出两个屋,镜子脏污,洗手池发黑。没有门,穿过水泥框架,拐个弯,就到了里间。三个坑,也都没有门,没有垃圾桶,卫生纸、卫生巾就丢在角落,散发着粘稠的血腥味。我蹲下,一侧眼,发现墙上写满字迹一一

  • 我很累!我不想加班!都是我的错!我只爱你!我想要你!你去哪里了?我要杀了你!嫁不出去吗?王鲜香爱马为亮!有你这样的男人!如果你爱男人?如果有一天!相识是一场梦!我叫马志英!女人没人爱!我累得要短路!恨能维持多久?快乐的我不见了!快疯了我!我一直在等你!

在珠三角,由于男女比例失调,女工对性的需求格外强烈。“60后”、“70后”的打工者,因为穷怕了,一心想挣钱,把性的问题紧紧压抑住;到了“80后”、“90后”,性成为格外刺目的问题。

没有任何征兆,我被调至36号机。这个机器面目狰狞,像一张狮子大嘴,外套闸门,关闭后,内里两个铁家伙一对接,浇铸出塑料壳。啤工需把外门拉开,将胳膊完全探人,将粘黏在机器左侧的壳子取下来。壳子滚烫,散发着甜腥味。将外门关闭后,机器继续对接。组长演示一遍,即刻转身走人;我凝立在机器前,陷人两难:我怕胳膊伸进去后,把握不准手指缩回的时间,被两个铁家伙夹在正中……断指!

我在虎门医院工伤康复中心,一早晨见到过六个断指者。一个男人的右手只剩大拇指,被切掉其余四指的地方,形成道古怪斜线;另一个男人的断指被及时接上,但不如以前灵活(即便是最成功的手术,看起来,也和正常的手指完全不同);那个断脚趾的男子对我说:“我可以把脚趾向上翻过去。”我惊骇得直摆手:“不要……不要……”然后他大笑,说现在不行,是刚砸断的时候。他走路时斜着身子,已经做了手术的脚趾黑黄,粘着干巴巴的药膏,像秋天被雨水浸泡后的树根。

当我伸出右臂,浑身都在发抖,满脑子闪过那些断指者。我关上外门,紧紧盯视内里的运动:凸起的钢铁深深插入凹槽。看起来,一切都没有问题,然而,啤出的产品越来越小,充满黑气纹、淡黄油渍,无一合格。我毛发惊立:机器有问题!几分钟后,阿清和QC主管到。主管拿起产品仔细看:不良、不良、不良!然后将废品丢弃,顷刻间,堆满两大筐。我好不容易挑出个齐整的,递给阿清,她却轻易地找出瑕疵。我们继续,拿起一个又一个。主管走后,阿清揉着眼睛说好累。我也累,不仅仅胳膊、手、腿和脚趾累,眼睛最累!要紧紧盯着白色面板,在灯光下晃动,细细检查表面,一遍遍重复后,眼里像揉进沙粒,磨得发痛。我恍然明白,何以阿清一进厂就干上QC,而我只能干啤工。

她那十八岁的眼睛,多么明亮、新鲜!工厂要的就是这样的眼睛。如我这样的年龄,必然遭到歧视。似乎,中年妇女、老年妇女,是可以被完全忽视、根本不存在的群体。阿清轻声说:“主管不喜欢你。”我知道,她说出这句话,下了很大决心。同时,我也能理解主管何以讨厌我。

在注塑车间久了,啤工们驯服于这里的气场,卑躬屈膝,视角越来越低,只顾盯着脚面看,只看到那些浮动着油花的积水。因为是超负荷劳作,且每一项工作,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啤工的适应能力格外强,见了主管,便不自觉地畏缩、讨好、巴结。但是,即便农民耕田再自由,人们还是愿意到工厂里受束缚:从土地里得来的收人太微薄。

  • 厂规第五条:厂方有权要求员工加班或调动部门及工作叶间。员工请假,经部门主管、组长批准,旷工一天反扣一天工资。员工必须服从厂方负责人支配工作,否则将予以解雇。

阿清丢下产品:不行。她叫来机修工。那男人瘦而黑,脸色冷峻,扯过挂在行车上的大铁链,套在注塑机上,又拿起钢钎,对着某个地方捣鼓。在他大规模动作时,啤机的外门依旧一张一合,我依旧要伸进胳膊去。

我忍不住问他:“如果不关外门,里面就不动?”他含混地“嗯”了一声,脸色温怒。难道在我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啤工,对这台机器的安全性提出质疑?而它,显然不是万能的;我眼瞅着它因为缩水,让产品从一本书的面积缩成一片树叶。然而,在机修工看来,我对机器的不信任,就是对他工作的藐视,我对机器性能的揣测,就是对他技术的嘲讽。后来,机修工说我多嘴多舌。

我不放心这个铁家伙,拉开外门,取出产品后,仔细揣摩凸起的钢板要过多久才会插入凹陷处。虽然我知道,厂方压下我的身份证,并用我的五元钱买了工伤保险,但是,我才不想享受那个保险!我本来就对机械反应迟钝,加上近视,举止有些迟缓;现在,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掐算好时间,举起手臂,一次次伸进那个恐龙大嘴里!

在工伤康复中心,那个家具厂的男工说:随时随地都存在危险!他盯视着我:不管你是新工人,还是干了二十年的老工人,不管你是刚上班,还是要快下班,因为你不是机器,总会有一不留神的时候,然后,扑哧,你的手就完蛋了……他仲出他的手,凑到我眼前,我下意识地朝后退了退:看起来,那手掌完好无损,白而大,没有明显的疤痕,然而,他抱怨说,明显不如以前灵活。

他说:我做家具十年都没出事,那天,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剩下最后一片木板,用手推过去,心里一愣神,扑哧一下,指头已经被咬住了,举起一看,血淋淋的,断了四根,能看到白森森的骨头。我大叫着“完了完了”,赶快坐上摩托车到医院,说“快做手术,快做手术”,可医生先包扎起来,让我去交钱。两千不够,我让工友们凑,交了五千元,一个小时后才开始做手术,做了四个小时,总算都接上了。麻醉过后,疼得直打摆子。现在好些了,不那么疼了……

他的模样很周正,甚至算得上英俊。他是湖北人,三个孩子的父亲,已买好回老家的火车票,当晚就要上火车。然后,“扑哧”,一切都变得和以前不同。他将很难再找到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而全家老小的开支,原本都靠他。但他又笑着指指旁边的人:“总比没有手指强!”

难道这种社会底层的牺牲是发展之必需?

注塑机修了十分钟,没有好转迹象。主管到了,拖着长腔:“哎哟,看来,早晨是搞不掂了?”她耸着右肩,顺势往机修工身上顶了过去。在这样的空间,看到如此暖昧的身体动作,令我膛目。那机修工无言地转身走了,而她还在笑。直到那男人走远,她的嘴角依旧上翘。

36号机是无法继续等下去了,组长带我去20号:那里有个钢铁装置,类同机械手,高高在上,咔哒,右移,长铁杆下缀着铁板,上面吸着两个白色PC305内碟,铁板向下一翻,内碟坠落桌上,铁杆收回,左移,再向下探去,吸出内碟,循环往复。

被调离此岗的大姐皱眉:“我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让我去那儿?”我理解她:到新岗位,要适应新程序,会加重身体的疲劳感。每日连续工作十一个小时,人的身体会变薄、变脆,皮肤变厚,脸颊干燥,每个手脚关节都痛,不痛的时候则发酸,肌肉不可控,四肢失去整合能力,目光无法长时间集中于一点,看什么,都有些摇晃。

但她还是接受了现实,教我如何操作。机械手在半空丢下两张碟片后,她将其分别归拢后道:“左边那叠很干净,不用管它;右边的,侧面有油垢,要用棉花蘸巨天那水擦掉。”我不解,为什么左边没油垢?她住手,惊骇地瞪我:“不知道哦。”我已很熟悉这种表情了……上一个啤工只负责告诉下一个怎么去干,没有人会问为什么。我的想法是,如果出现油污,说明机器的某个部位脏了,可以直接擦净机器,而不必让啤工在成品上一个个擦拭,浪费时间。但是,我的提问让我在这个空间变得滑稽、突兀。人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在工业化流程中,已被榨干,人只剩一具机械操作的躯壳,像牲口一样不停地干活,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任何时候都得服从命令。

大姐拿起吹风机,对准光碟的披锋吹,原本细小的碎片,在热风中缩成小晶体,渐次消亡。要等到吹风机的头部变红,再开始吹;风不能太大,否则会吹过头,让盒子上出现白色晶体。她告诉我怎么将二百六十张碟片装入箱子后,走了。

我扯过铁腿高凳坐下,打开电吹风,启动身体内部的程序,一刻不停地擦、吹,将碟片对好,先数出五十个为一叠,用硬物压住,压好四叠后,将第一叠装入箱中。每个动作看起来都毫不费力,但却要保持快速和稳定的节奏。我真想磨洋工,但是不行……一旦机器设定好速度,便有了自己的意志,它会推着人往前走。如果不想被组长骂,桌上便不能堆货太多,所以啤工虽然是一个人面对啤机,无人盯视,但却像身旁站着个幽灵,正监督着这一切。

身体陷入周而复始的怪圈中,能量被最大限度地压榨了出来。崩溃终于来临,这种无止尽的节奏让我真想大吼一声:不干了!可我到底还是忍住了。我想起那个中年女,她看穿了我。她说,你干不下来。不,我不能自己败下阵来。

我趁着去找空箱子,快步走到车间大门,在那里顿住脚步:一股风吹过,我赶紧深吸两口,喔,干爽,甜,洁净。原来,外面的风是这样的味道!此前,我从未觉察。咬咬牙,返回啤机,挥动手臂,接着干起来。当越过那个尖锐的坎儿后,身体变得麻木起来。身体像失事飞机的黑匣子沉入深海,意识居然纵入茫然。现在,我不看任何人的脚步,不管任何人的脸色,一心一意将碟片擦净,吹好,扣在一起,数好二百六十个,装入空箱。

汗流了出来,不是从额头渗出、从腋窝泌出,而是从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喷涌而出。身体像水库的闸门被拉开,汩汩外溢液体。汗如此之多……甚至腰部,也滑腻起来,人像泡在游泳池。此前,我从来不知,身体可以这样流汗。我陡然想起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人,会因为脱水而晕厥、死亡,突然害怕起来,赶忙翻出水杯,接了水来,啜了两口。我忘记给自己补充水分,忘记身体是个多么纤细、敏感的物件。

我干得太投入了,甚至中午去食堂,还惦记着那些“噗噗”掉下来的碟片。我居然,用十五分钟吃完饭,五分钟返回车间,提前四十分钟到岗!桌上多了四堆碟片,静静地等在那里,等着我来处理。我的身体像上了发条的闹钟,咔哒,咔哒,加速运转起来。我和它——20号机——融为一体。我逐渐适应了这个空间的一切:味道、噪音、油污、速度……我投人地劳动,我正在自我消失。我作为人的特点,正在被机器抹煞,它越来越坚强,而我,越来越像它的某个零件。

这是我到达这里后,最和谐的时刻。我不再紧张地环顾左右,看组长是否来巡查,想法子去厕月找个机会偷懒……一没有,我一心一意干活,将整个桌面清理得干净利落。我简直要表扬自已:在某个时刻,我甚至比机器还快!当停下来等它时,我会搞赏自己:看窗外。围墙边那排芒果树,顶着繁茂而可爱的绿叶,每一片叶上都有纹脉,涌动着鲜活气。

阿清来了,拿起一张碟片,对着阳光道:“披锋有些没吹好。”我接过那张:“还要再吹?”她点头。我便抄起吹风机,再吹。递过去后,她皱起眉头:“过了。”“过了?怎么过了?”我太想把这个活儿干好,于是,不断吹,不断问:“这样?这样?”很快掌握了技巧。这个度,无法精确计算,但干多了,手便有了灵感。阿清不断点头:“就是这样。”

主管来了,径直走到这台啤机前,看了看箱子里的货,突然道:“这里绝不能出现次品。”我不明白这话从哪个角度横空出世,下意识地反抗:“没有次品啊。”她和我对视一眼:她的脸很白,眼皮有些浮肿,涂着淡色唇膏,面色温怒,和冲着机修工媚笑时,完全不同。我和她,同时想到了那一刻:她知道我看到了那一幕!

她突然恼羞成怒:“你顶嘴!”我的忍耐亦达到极限:“我只是说这箱子里没次品……”她容颜大变:“你还插话!”一转身,她大喊:“组长!”组长顷刻间赶来,铁青着脸对我说:“她们是检查产品的,你要听她们的,不然会返工!你要返工的!”他浑身颤抖,像触到高压线。他急切地说:“你不懂,产品要让她们查,你刚来,不明白……”

我怎么能不明白?QC主管高看一眼,产品就过了关;低看一眼,就要返工。一箱子几百个货,端到一边,比别人多干一个小时,还连累整个车间的出货率。

组长说:“你道歉。”我瞪着眼,简直不敢相信。我闭紧嘴唇。不……我绝不会道歉。我提前四十分钟来上班,努力掌握吹披锋的技术,甚至将速度提前到机器之前,工作台没有堆积一个产品……如果我承认我有错,那就是将我自己的汗水一笔抹掉,不留一点痕迹。别说我的自尊心不答应,首先是我的汗水不答应。

组长道:“你怎么不听我的话?”我不解:“我一直都在听啊。”他苦笑:“你看,我说话的时候你也插嘴。”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个瞬间真是具有典型意义:啤工,车间里最低级别的工种,身体上只长着耳朵,没有嘴巴,只能乖乖地聆听,而不能开口说话。只要开口,无论说的是什么插话,就是反抗,就是不服管教!

后来,每当我试图反思这场“插嘴事件”,都像深夜里走在戈壁滩,感觉周身辽阔,彻骨寒凉。这场事件,对真正的打工者来说,小得不值一提;但是,我记录下它,它的价值在于我是现场亲历者。无论我将身体的耐力发挥到怎样的极限,如何适应各种规章制度,忍受疲劳疼痛,都难以改变啤工的最终命运:在这个大系统中,作为个体的啤工,其力量是微小的。在车间,啤工并未自由地发挥出体力和智力、因劳动而幸福,只感觉肉体备受折磨,精神备受摧残。只有逃出车间后,啤工才感觉获得了自由。

然后,他们全都消失了:主管、组长、阿清……只剩下我和20号注塑机。

半小时后,组长走来,向我招手。我站起身。他眼皮聋拉,脸色很不好看。他并不看我。在我和他之间,出现了一段极为复杂的安静。我心跳得厉害。他终于开口,语调沉闷:“他们反映你插话、打磕睡、偷懒……现在,你可以……”他咽了口唾沫(他知道我比刚进车间时进步了多少):“你可以走了……”

在这个车间,我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做什么都不对,因为我骨子里是剽悍的,我的脑袋里总在想着什么,我的舌头下总藏着个大怪物,让我止不住要说点什么,所以,我是被一股合力推出车间的,而不是被哪个人,哪项制度。

  • 厂规第八条:员工辞职,要提前三十天通知当事方,按当地政府最低工资核算。离厂前将工衣洗净交回人事部,如果遗失,照价补偿。凡没办理离职手续者,当月工资不发。员工触犯法律法规,后果与厂方无关。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拽下帽子。我看着他说:“谢谢你,组长。”他涨红了面颊。我三下两下脱掉工装,朝门口走去。我知道,那些忙碌在啤机前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我获得了解脱,而他们的刑期,还长得很,须在这个油污之地,在声嚣和浊气中,过着没有希望又胜似有无穷希望的日子。当我转身挥手时,他们并不显得吃惊,但我知道,他们因清楚自己无法轻易摆脱这个地方,而在内心悲伤不已。

回到家,倒在床上,我听到骨头缝咯咯响,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像遭到强有力的挪移,不在原来的位置:某些地方变得沉重、坚硬;而另一些地方,又像根本不存在。这种累所导致的痛,令人昏沉,像吸食了乙醚,什么都不想干,只想尽快睡着,白天晚上地睡,一周、两周、三周、四周地睡。我沉沉睡去,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还能闻到鼻腔中仍存有股怪味:是混合了机油、塑胶、潮湿的车间味。我可以洗净身体表面,却无法涤荡掉那已吸入肺部、进人循环系统的车间味。

习近平流落街头修车,背后的原因却很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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