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觀察者
专访傅榆：在金马奖说的那些话，我不后悔
一篇两年前的稿子
（补番来假装我很勤劳）
前言
本来这篇稿件应该在几个月之前就写出来的。但因为当时我准备离职，而这篇稿件是我作为当时媒体单位的记者去采访的，后来觉得写出来的定位会比较尴尬，因为我已经不在职了。不过基于最近的一些新闻时事，我觉得也有必要督促自己完成这篇稿件了。但有必要重申（甩锅）这次采访在我观影之前，所以虽然我采了两个小时，以及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却没几个，所以整篇稿件比较短。
本篇稿件的第一部分是对傅榆的专访，后半部分会写我对电影的理解以及采访后的感受。
“这不是一部政治电影，这是一部有关‘青春’的电影”
在台湾的某一个电影文化园区的咖啡馆里，我见到了傅榆，作为去年“金马奖事件”漩涡中心的人物，她在采访过程中并没有展露出太多的攻击性，整个过程都是轻松的，甚至她曾透露出自己一开始“也只是在好奇这些人（民运人士）到底在做什么”，可以说，她拍摄本篇的初心，重点并不在“政治事件”，而在于政治事件中的“人”。她多次强调“这不是一部政治电影，这是一部有关青春的电影。”
Q=我 A=傅榆
Q：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是什么？你想要表达给观众的又是什么呢？
A：初衷？简单来说就是“对于社会运动的期待”。其实这部电影是从2011年开始拍摄的。当时社会就存在很多运动。那时候台湾展现民主精神的方式也很多样，不管是走上街头的抗议、示威种种发声的方式让政府注意到“人民意见”的存在。
而我想表达内容是，台湾这里的年轻人如何表达自己的声音。当时希望提供一个平台，让在台湾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年轻人互相交流。
甚至我们那时候（在拍摄时）也有去香港，也有去大陆。想经过两岸三地，串联这些年轻人对于民主的思考，让不同地方的人更近距离地感受不同的意识形态。
其实在拍片的时候也有发现不同意识形态的共同点，当时（在创作过程中）也产生出一个概念：有没有可能在互相对话中，不同的意识形态达成某种共识，再进一步成为互相理解的可能？
Q：所谓“不同意识形态的共同点”是什么？
A：对于“言论自由，人权”的态度。唯一有问题的是在中国大陆影响下的言论自由.
Q：我想问一下，基于我还没看过这部电影，但是从有限的资料片中，我能看出您所记录的主要人物是参加这场社会运动的学生，所以在您认为您只是作为旁观者来记录这起事件？还是借由记录他们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呢？
A：本来只是单纯的旁观者，但最后必须面对自己真实的想法——我是需要参与进来的。我也是这部电影的一部分，我的青春也在台湾，我跟他们一起经历了台湾的青春。而他们所做的事是那么热血，他们希望改变这个社会。
或者说，他们曾经以为自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他们还有我对于这个社会，还有自己的能力，都抱着太高的期待、错误的投射，这会导致失望。但其实，在最后我们发现那就是青春的一部分，所有因此得到和失去的都是青春的一部分。并没有设么好失望的。
本来我也曾经很迷茫，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导演，应该克制自己的角色和工作，但是在之后我就释然了——我也是这个电影的一部分，也是因此而成长的人。所以就坦然接受了。
Q：你认为从你拍完这部片到现在（今天）你所希望改变的是什么？他们改变了吗？你对于台湾民主制度又有什么理念呢？
A：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以前会有期待，但这些对于自己和社会错误的期待，大部分会让人失望。年轻人们的努力肯定有改变，但是不会像他们认为的那么理想。
对于台湾，也许很多人不认为它是一个国家,但我认为是，我生活在这里，我能感受到它的变化。
Q：你在电影里最想让观众注意到的什么场景？看完这部电影，你希望观众有什么样的思考？
A：结尾。看到最后可能才会理解我想表达的内容。最后的结尾是我与主角们的对谈，我们对于青春的理解和感受，那都是非常真实的表达，我们在青春中遭遇的一切是真实的，是值得的。
Q：在之前的专访里有这么一段话：
那是因为我觉得他有意识到他做错了，而且他想要从那个过程中修正自己，蔡博艺也是，我更是，我原本没有发现我做错了，一直到剪接的时候，反覆看这段对话，我才意识到我做错了什么。
青春，是不斷修正的過程──專訪《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傅榆 文／林世菁
林世菁没有写 “你做错了什么”，也有可能她忘了写，我想知道您觉得您做错了什么？
A：错误的期待在他人身上。其实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创作者总是会有私心，想要作品中的主体替自己表达想法，但其实没有办法，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他们所做的只为他们自己负责而已。我们能做的只是真实的记录。
Q：从之前的采访看。您的角度好像是说，这部片重要的在于学生们的成长吗？所以其实政治并不重要？所以对于服务性贸易协定，你其实没有态度？只是“碰巧”是在这个事件能很好体现你想记录的客体？
A：没错。
Q：对您来说这样的学生运动是良性的吗？您认为在台湾的这场学生运动与狂热的集体无意识有什么差别？
A：我觉得是一种良性的社会互动。执政者毋庸置疑在社会中相较于人民拥有更多的权利，人民的声音天然地就比较“小声”。所以我觉得社会运动可以让执政者、政府了解到人民的需求、人民的声音。也许社会运动的一面是狂热的，但有时候人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因为他们天然弱势。
Q：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在金马奖的舞台上可能会有更好的表达方式吗？还是您认为只能通过当时说的那番话才能真正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呢？
A：是的，我觉得那就是最好的表达。
Q：你后悔吗？听说大陆那边对以后参加金马会有一定限制。
A：不后悔，我得奖了我就能说获奖感言。大陆那边以后愿不愿意参加那不是我的事。
Q：请问您当时所讲的那番话，是有准备的还是临时即兴所言？
A：其实7月份就写好。入围金马奖的同时，我也入围了台北电影奖，当时就写好了获奖感言。结果台北电影奖没有获奖，得了金马奖，就在金马奖上说了。
后记：
在台北的一家老牌电影院我看完了这部电影。而全台湾好像也只有这家电影院上映了这部《我们的青春，在台湾》，一天放映4场左右。由于是文艺片，所以放映厅的位置很少，只有大约40个位置，但在我去的那场，并没有空位置。
在欣赏完时常2个小时的电影后，我又一次见到了傅榆，之后她和观众进行了迷你的“观影问答”环节。在提问过程中，工作人员不时进场提醒不要耽误到下一场的放映，但很显然观众们都意犹未尽。
可以说，如果没有人提醒它是金马奖获奖影片，应该不会有人会觉得它有多独特。
甚至可以说，他并不是人们印象里传统的“纪录片”。一个原因是晃动的镜头，拍摄者显然是用较为便携的拍摄设备在创作这部电影，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是用手机拍的，镜头不时的晃动让我一度以为在看《路边野餐》。但是因为大部分场面的确是生活化的，还有影片在记录“攻占立法院”的画面时，肯定也无法要求拍摄者具有合理的打光和构图。但这进一步证明了这部电影的“真实”，和它所传达内容之“朴素”。
这部电影真实到什么地步呢？它居然一丝不挂的展现出了民主运动中民粹的一面：在攻占立法院后的几天，处于立法院会议室的学生领袖，与驻扎在立法院外部的一般民众迅速地形成了内部对立的阶级。主角陈为廷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马英九不想见我们了，我自己每天都不想见外面的那些人（指驻扎在立法院外面的民众）。”
另外，电影最后导演所说的“重要”情节，我个人也无法完全理解所要表达的内容，也许可以看做“对于青春的总结仪式”？个人认为只是一般人都会有的“自我感动”，不过自我感动也是任何一个人都会有的情绪，是人真实、隐私的一面。
对于这次采访，我也留下了很多遗憾，有很多问题，都是在之后才想到的。比如“在金马奖的感言，是否也算是一种错误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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