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上

12月22日早上9點10分，我登上尼什快運公司的巴士，由尼什前往貝爾格勒。這一段250公里的路程需要3小時。巴士駛出那個看起來如同城鄉結合部的塞爾維亞第三大城市，蒼白的陽光與尚未消散的霧氣加上路邊栽種的葉子掉光的樹，毫無看點的窗外景象孵化著車廂內乘客的睡意——所有人都無意識地把命運交給那個清醒的戴著墨鏡的司機。我從未乘坐過如此安靜的巴士。在通過幾個路口和迴旋處後，巴士駛上了高速公路。坐在走道對面的男士穿著臃腫的黑色羽絨服，金色的頭髮遮住了他的睡眼。

窗外是毫無變化的南斯拉夫土色原野，偶爾冒出來一些英語和塞語的旅館廣告牌或者被拆除掉一半的平房廢墟。在這樣的移動過程里，我與現實的接觸似乎只有那條輪胎與地面之間無限延長的切線，我不在尼什，也還沒在貝爾格勒，我處於一個不處於任何地方的地方。車廂一如既往地安靜，儘管巴士已經駛離高速，準備停靠在第一個中途站。我無法控制車輛的方向，無法阻止景色的划過，也無法忽略這些景色與經驗在我的記憶里遲早會分崩離析的這一事實——所有的事物都被迫向前。早晨，我去巴士站前獲知一位朋友的死訊；彼時，巴士暫時停在一個名為阿萊克西納茨的城鎮邊緣的車站，我倚靠著車窗泣不成聲。

「女士們先生們，我們將於30分鐘後抵達伊斯坦堡的薩比哈·格克琴機場，天氣良好……」把我吵醒的不是機長廣播，是和我隔座的女士以及走道對面第一個座位的男士之間的聊天聲。廉價航空的座椅沒有枕頭，無法為我患有頸椎病的脖子提供足夠的支撐，被吵醒的我發現自己在保加利亞上空睡到落枕。雖然我坐在第一排的靠窗座位，活動空間充足，但不可避免地夾在他們的對話中間。我完全無法理解漂浮在機艙里的那些詞句，兩位乘務員隨後也加入了他們的閒談，並免費送給兩人其他人需要付費的三明治——我大概知曉這位女士和男士是休班的乘務員。

我從貝爾格勒回到了伊斯坦堡，準備次日經新德里前往曼谷。飛機降落在伊斯坦堡的小亞細亞。我乘坐地鐵前往小亞細亞的最西端，靠近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於斯屈達爾（Üsküdar）。這裡的海邊能看見被圍蔽施工的少女塔和歐洲部分的清真寺——要麼是一整個的建築，要麼就是若干尖塔。城市史的教授曾說過城市內部的塔和權力息息相關。在酒店放好行李後，我在菜市場附近的食堂用餐，點了番茄沙拉、羊肉湯、土豆燉牛肉和米飯。吃完出來，太陽還沒落下，我走到碼頭，買了一瓶4里拉的水，靠在欄桿上一口氣喝完。掛著俄羅斯國旗的貨輪自由地穿越海峽，海風把我的啜泣聲和麵包圈小販的叫賣聲一並淹沒。

一周前的某日早晨，我坐地鐵來到了同樣位於小亞細亞的卡德柯伊（Kadıköy），準備乘船到伊斯坦堡王子群島中的最大島，比於卡達島（Büyükada）。這裡分布著幾家不同的客輪公司，招牌上把「比於卡達」寫得最大的公司今天不營業，門衛指著讓乘客到遠處的大碼頭乘船。我在大碼頭門口，問一位戴著耳機的女孩這裡是否能乘船到比於卡達，她回答說是，但會在王子群島中的其它島嶼處短暫停靠，比於卡達則是終點站。入閘後，我面前坐著一位比我稍年輕些的男孩，手裡捧著一本土耳其的《孤獨星球》。我僅能從他的膚色和眉眼判斷他來自此地的更西邊，也就是歐洲，而不可能是其他方向。上船的人很多，但只有少數觀光客會到上層甲板去，本地人往往選擇溫暖的船艙內部。船往東南方駛去，兜售麵包圈的小販也來到了上層甲板，乘客購買麵包圈來餵那些追逐著船的海鷗。

在伊斯坦堡第二次乘船是觀光式的「90分鐘環遊博斯普魯斯」。船從歐洲部分的艾米諾努（Eminönü）離開金角灣，沿著海峽行駛到7月15日烈士大橋（舊稱博斯普魯斯大橋），然後原路折返。那天天氣並不好，雨在海風的干擾下落得歪歪斜斜，然後如一個個白點撞入我的瞳孔，眼前的景象泛起漣漪。海浪聲、發動機聲和乘客的談話聲順勢沖洗掉這片海上發生的事情。

那艘前往比於卡達的船離小亞細亞越來越遠。我放下了相機，看著遠方逐漸萎縮成一個點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和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往下看，則是被螺旋槳攪成白色的海水，泛著油斑。只有遠離陸地的細節的干擾之後，我才得以思考——這就是為什麼我總在船或飛機上寫東西。人被迫陷入一種自找的乏味里，要麼是海水一成不變的藍色，要麼是黑白相間的雪原——細節無法辨認，思緒便被迫暴露無遺。我倚靠在機艙壁，耳塞頑強抵御著前來侵犯我耳膜的聲波。看表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架飛機的目的地不是機腹之下的西伯利亞。機艙的燈光被調暗，所有的乘客不得不屈服於睡意，他們僅在乎時間過去了多少，而無意瞭解現在幾點。只有飛機翼尖有規律閃爍著的燈提醒著他們並未擺脫時間的控制，一切都在有規律地流逝，每個人都會在降落的時候年長一點點。

從比於卡達回到艾米諾努後的那個晚上下起小雨，我隨便找了一家餐廳。用餐完畢，餐廳經理拉法埃爾招呼我到室外吸食水煙。水煙只能在室外吸。煙霧從我的鼻子和嘴裡噴出，但它沒有模糊我的意識。尼古丁反而讓一些意識更加清晰可辨。拉法埃爾一邊招徠路過的行人，一邊問我「還好嗎，我的朋友」。我一手托著腮，一手握著煙管，看著被拉法埃爾招攬失敗的路人從我身邊走過，他們的眼神里或許帶有一些驚奇——那是個第一次吸食水煙的東亞人，他快不行了。這些人在移動。我想起來我這些天在伊斯坦堡每日行走20公里，和他們一樣也是在移動。在陸地上移動，萬物於我而言只有移動，因為我總能找到參照物；而脫離了陸地移動，我能感受到自己的靜止，意識安靜地在腦脊液中流淌，並最終付諸筆端。

前段時間，奶奶因為掉進河裡而被送進了重症監護室，但好在沒幾天就回到了普通病房。她患老年痴呆，不能認出我來，但語言和行動能力並未受損。簡而言之，用父親的話講，「她像個孩子」：總是充滿了行動欲，卻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也不認識周圍的人。父親無奈地和她說：「那麼多家裡人來看你，你怎麼總是說沒人和你聊天呢？」

拉法埃爾帶著賬單來和我道謝；我也與那個在碼頭的戴耳機的姑娘道謝；我與奶奶握手，再次讓她記住我的名字；我與那位看《孤獨星球》的年輕男子揮手，彼此的眼神里似乎透露出了某種共識：「都是來獨自旅行的吧」。我又來到了伊斯坦堡新機場，往登機口的方向遠眺，能看見黑海，但看不見黑海另一端發生的戰事。海水把兩端陸地上人民的命運撫平，如同高空看見的那些單一的陸地紋理。我只是在他們有限的時間里很短暫地出現了一會兒，隨後便要回歸他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