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6 通往公民社会|米奇尼克

野兽按：记得2006年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爱智论坛做读书版的版主，在该版曾经贴过崔卫平主译的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会》，记得那年还在北京三味书屋参加崔卫平的分享会，那天另一个译者刘荻也在，我还找她签名，但根本不知道她之前的遭遇以及她的网名：不锈钢老鼠。

刘荻（1981年10月9日－），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不锈钢老鼠”是她在西祠胡同BBS的笔名。曾任自由中国论坛常务副站长。2013年起任独立中文笔会理事。

刘荻是《人民日报》老记者刘衡的孙女，刘衡1950年代被划为“右派”。

她在留言板上的言论包括《今天，我们都是自由人》、《柿油派网虫集体向党和政府投诚──虚拟现实主义方案》等文章支援创办公益性网站六四天网而被逮捕的黄琦。

在2002年11月9日被北京市的便衣警察“国保总队”以涉嫌参加“非法组织”的名义从校园抓走，关在北京秦城监狱一年多，引发各界声援。民间爱滋义工胡佳等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游行抗议非法超期羁押刘荻，但未果。在2003年11月28日连同另外两人得到假释，后被免于起诉。之后她以相同笔名活跃于内地《观点》论坛、凯迪社区。

太石村罢免事件后，刘荻与赵昕发起为太石村刑拘村民筹集法律援助款项。

2007年获赫尔曼-哈米特奖。2012年获德国金鸽奖。

2014年5月因参加“六四研讨会”被传唤和刑拘，其他被捕人士包括人权律师浦志强﹑人权活动家胡石根、学者徐友渔以及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同年6月5日获得释放。

亚当·米奇尼克（(波兰语发音：[ˈadam ˈmixɲik];1946年10月17日－，波兰历史学家，散文作家，前异见人士，有“反对派运动设计者”、“当代思想家”之称。其政治代表作是《通往公民社会》一书，该书已有译本。米奇尼克是波兰最大报纸《选举报》（Gazeta Wyborcza）现任主编。

成长于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家庭的米奇尼克在该党的反犹太清洗运动中成为波兰共产主义政权的反对者。他在1968年3月事件之后被监禁，并在1981年实施戒严后再次被监禁。

米奇尼克在波兰圆桌会议上起了关键作用，结果共产党同意举行1989年的选举，团结联盟赢得了选举。尽管他退出了积极的政治活动，但他通过新闻界保持声音。他获得了许多奖项和荣誉，包括荣誉军团和年度欧洲人。他还是《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信息和民主委员会25位主要人物之一。

1965年至1968年，他就读于华沙大学历史系。一年后，他被停职，因为他在同学中向波兰联合工人党（PZPR）的成员散发了公开信。其作者Jacek Kuroń和Karol Modzelewski呼吁开始改革，以恢复波兰的政治体制。1965年，PZPR禁止印刷他的作品。1966年，因他第二次与莱斯泽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组织一次讨论会而被停职，几周前因批评其领导人而被开除出PZPR。从那以后，他以笔名写信给几家报纸，包括“Życie Gospodarcze”，“Więź”和“ Literatura”。

他和伙伴们讨论中所触碰的尖锐问题，不能不引起要员们的关注，哥穆尔卡的秘书曾出席过他们的讨论会。

1968年3月，他因1968年波兰政治危机期间的活动而被大学开除。卡兹米尔兹·德梅克（Kazimierz Dejmek）禁止在国家剧院改编亚当·米奇尼克的诗作戏剧《先祖之夜》（Difady）引发了这场危机。剧中包含许多反俄典故，引起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密奇尼克和另一个学生Henryk Szlajfer向Le Monde的记者讲述了这种情况，当时他的报告在自由欧洲电台上发表。米奇尼克和Szlajfer被大学开除。被开除后，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遭到了防暴警察的残酷镇压。

瓦迪斯瓦夫·古穆卡（WładysławGomułka）利用米奇尼克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犹太人背景发起了一次反犹太运动，将这场危机归咎于犹太人。米奇尼克被逮捕并判处三年徒刑。

1969年，他被大赦释放出狱，但被禁止继续学业。直到1970年代中期，他才被允许继续他的历史研究，他在波兹南的亚当·密奇维茨大学完成了研究。

1988年，他成为瓦文萨非正式协调委员会的顾问，后来成为团结公民委员会的成员。他积极参与1989年圆桌会议的计划和初步谈判，并参加了会议。1989年以前，亚当·米奇尼克启发并与《乌兰季刊》（Ulam Quarterly）的编辑进行了合作，该杂志开创了美国万维网的先河。

米奇尼克认为，民主制度有赖于市民社会团结，社会团结则有赖于各阶层和团体具有一种妥协的心态。政治妥协的主题来自柏克的现代保守主义传统。他说：“所有的政府，实际上各种人类利益、每一种善和每一种富有成果的行动，都是建立在妥协和交易的基础之上。”革命的价值必须被迫通过妥协途径的改良所吸收。

2006-04-19 09:30 星期三

《通往公民社会》目录

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 何家栋

权利，而不是权力 傅国涌

《狱中书简》英译本序言 乔纳森·席尔

新演进

论反对派和1979年波兰总的形势

蛆虫与天使

波兰战争

你为什么不签字？

你为什么不移民？

论抵抗：比亚沃文卡监狱来信

格但斯克狱中书简

堂·吉珂德与开骂

两难处境

反权威的造反

通往公民社会：展望波兰民主

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

革命散记

我投票反对瓦文萨

原教旨主义的三种形式

后共产主义的奇特纪元

我们可以谈话，没有仇恨

人在清晨须早起

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

灰色是美丽的

全书链接：http://philosophyol.com/bbs/dispbbs.asp?boardID=98&ID=13346&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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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栋：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

————崔卫平《通往公民社会》序

民主是是各种利益之间孜孜不倦地寻求妥协，是各种激情、情绪、仇恨和希望的市场。妥协寻求中间地带，其实现之日，民主即诞生。

崔卫平在翻译了《哈维尔文集》之后，又为国人奉献了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会》。她的这两本译著对有志于中国民主化的人士，应该说是深具启发性的必读书。

相对于中国来说，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在民主化方面是先行者。米奇尼克说，他和哈维尔等人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私生子”；而与他们年龄相近又有共同志向的中国人，则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逆子”，从时间上晚了二十年。波兰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经有三十四人联名发表“公开信”，著名知识分子、作家、科学家一致抗议官方的审查制度；在中国，到了八十年代末才有类似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联署公开信，而公开抗议官方书报检查制度的呼声，则始于2004年初春***的那篇颇具影响的《*****》。波兰等东欧国家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已全部实现了民主化转型，而中国民主化航船的桅杆，多少年来一直若隐若现，非花似雾，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在东方的地平在线。所以，了解别人的过去和现在，可以帮助我们自己设计并走好今后的路。

“我们可以谈话，没有仇恨”

米奇尼克出身于波兰的一个老革命家庭，曾充任“团结工会”顾问，在瓦文萨执政期间，一度出任国会议员，旋即辞职；从1992年起，主编《选举日报》至今。他不仅批判极权制度，也批判自己的领导人、号称“民主斗士”的瓦文萨。他在权力、意识形态之外，面对公众发言，推进独立的社会运动，告诉公民应该如何做，而不是告诉当局如何做。在他身上，真正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普世精神。

米奇尼克早年也曾是共产主义的信奉者。他在青年时期彻底告别斯大林主义后，首先是向托洛茨基主义和其它的欧洲左派寻找灵感和思想资源。他最终选择了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意识到西欧左派和东欧知识分子的关怀有所不同：对前者来说，“最基本的概念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我则是极权主义和反极权主义”。如何反对现实中的极权主义，根据欧洲左派的思想传统，最容易想到的便是革命。但是米奇尼克很快便否定了通过革命实现民主的想法。他在《狱中书简》中写道：“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既不现实又很危险。”这种危险并不只是对个人而言，也是对社会而言。“那些运用暴力攻占当今巴士底狱的人，很容易建造一个更加悲惨的巴士底狱。”

“极权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暴力的运用。我父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相信革命暴力能够带来社会公正。这给他带来了八年牢狱之灾，那是在三十年代的一次莫斯科审判。他肯定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需要重蹈斯大林审判吗？我也向自己重复这个问题，答案是暴力毁坏了使用它的人，令其陷入非道德。卡斯特罗想要一个自由的古巴，但是在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中，他被自己的权力所腐蚀。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在我们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曾经聚焦在权力层面而不是创造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革命是自由的儿女，但却是专制主义的父母。“暴力折断了社会的联结。并且，当社会如此原子化，其内部政治崩溃，它就变成自动导向极权主义。……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沿著团结的合作尝试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权力系统，使得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

米奇尼克认为，民主制度有赖于统一国家中的社会团结，社会团结则有赖于各阶层和团体具有一种妥协的心态。政治妥协的主题来自柏克的现代保守主义传统。他说：“所有的政府，实际上各种人类利益、每一种善和每一种富有成果的行动，都是建立在妥协和交易的基础之上。”大革命的价值必须被迫通过妥协途径的改良所吸收。

米奇尼克说：“我的妥协图景是以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起点。地缘政治学的现实是，我们不可能强大到在波兰赶走苏联红军。我的妥协图景还拥有另外一个起点。它建立在我的一种确信之上，多元化的民主必须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并与之妥协。妥协哲学是一种认可犹豫的哲学。相比之下，激进主义的、革命的、煽动的和暴力的哲学，采取了更为简单容易的途径，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它导向断头台而非民主。”

妥协的前提是对对手的理解与信任。米奇尼克终于伸出手来向当年波兰军管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寻求妥协，要求进行没有敌意的对话，而不是向后者投降。历史的惯性证明，执政者在寻求妥协方面，似乎更难作出决断，特别是在时机的把握上心存疑虑，他们害怕后退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或者招致对手的进一步施压，不相信民主程序能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所以一次次地坐失良机。在他们自认为有力量的时候，他们还想获得更多的东西；可当他们失去力量而不得不忍痛丢掉一些东西的时候，危机已经爆发了。雅鲁泽尔斯基就曾透露当年他本人对反对派人士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在潜意识中有某种相当的尊重，一方面又视之为服务于外国势力的某个颠覆团体——尽管服务于谁并不清楚。与执政者政见不同的人，必定是效力于外国势力的卖国贼，必定是分裂国家、扰乱社会的颠覆者。所有的雅鲁泽尔斯基们几乎都怀有这样的心理。这种连专制者自己也似信非信、却不断重复的鬼话，虽然早已没有市场，他们依旧还要拿来蒙骗公众。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更好的语言。所以，真正有意于政治改革的执政者，首先要尝试调整自己的政治心态、思维方式和说话腔调，消除敌意，才有可能实现和反对派对话。

我们中国人在1989年丧失了一次难得的妥协机遇，电视上所播出的五十年难得一见的对话镜头，不能算是对话，更象是僵持，双方唇枪舌剑，谁也不想向对方伸出橄榄枝。到后来，执政者甚至把妥协提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来认识，最终导致了**镇压的**事件。十五年过去了，现在公众要求为“**”平反，其正面含义就是寻求妥协，是对政权合法性的承认和尊重，也是对手上没有沾血的领导人的信任和期待。这不是挑衅，而是为实现全民和解创造一次机会。在局势还未失去控制的时候，尽快收拾人心，防止谁也不希望出现的无序状态。善意的回应，不是抓人，而是对话；在缓解而不是激化矛盾的条件下，坐下来探讨各种可能性。这要看掌权者有没有胆识，有没有能力跨出这一步，这一步就包含著治国安邦的大智能。

其实妥协的机会随时都是存在的，需要的是双方都有妥协的愿望和宽阔的胸襟。当年，北京社经所的陈子明就曾撰文，呼吁“妥协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好办法”，后来由于形势恶化，这篇文章未能公开面世，但这种目标始终是子明及其身边知识群体的共同政治理念。作为理性的、具有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反对派，他们并不在乎由谁来掌权，而是关注行使权力的方式。寻求妥协也不是因为认识到现存政权强大得不可动摇，而是力图打破“革命——专制”、“清算——复仇”的恶性循环，学会如米奇尼克那样的“互相交谈而没有仇恨和敌意”。

民主是灰色的

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梦寐以求的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国”，他们也是至善至美的道德绝对主义者。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建立起来的，却仍是一个“邪恶帝国”，不过是简单的王权易位、循环往复罢了。“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悲剧。所以，米奇尼克根据历史的经验告诫人们：警惕妖魔化共产主义的同时，也要警惕把自己天使化，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实际上，我们争取和得到的仍只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在所有不完美之中，民主或许是不那么邪恶的东西。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追随自由民主的旗帜走上革命道路的，但终其一生，也没体验到自由是什么感受，也没见过民主是什么样子。唯一经历的，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批判”和文革期间的“大民主”，其实就是赤裸裸、血淋淋的“红色恐怖”！米奇尼克认为，民主是灰色的，而“灰色是美丽的”。“团结工会为了一个本质上不完美的公民社会而斗争。……我们不应该为一个完美的、摆脱了冲突的社会而斗争，而是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冲突在民主游戏规则之内得以解决。”我们还不能仅仅把民主理解为“一种建立在多数人统治之上的秩序”。胡适喜欢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统治方式。这就是说，民主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机制，就像空气、水分和阳光都是生命赖以存在的要素。民主不同于专制，专制必须每时每刻地依靠镇压和欺瞒手段才能维持统治，而民主只要依赖普通人的共识就可以正常运行。“民主涉及人的生存境况和人的权利。它提供了一幅宽容的图景，一种对于文化传统重要性的理解，于其中，有可能冲突的人类价值都可以得到培育。”王思睿在《为什么不是“中国的民主”？》中写道：我们所说的（广义的）民主思想体系，至少要包括分为三组的九个概念。第一组是共和、宪政、法治，第二组是自由、民主、平等，第三组是博爱、善治、自治。（狭义）民主虽然是这一思想体系（广义民主）的核心与代表，但它并不能代替其它的思想。这些思想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例如在自由与平等之间，但更多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应当强调，虽然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生活之树长青。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文化都要由当代生活来检验、剪裁和取舍。腐朽没落的文化被历史所淘汰，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进入人类文明的宝藏。民主的思想体系正是通过人类生活的不断洗礼和考验，才成为世界主流文明的基石。

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制定的共同章程中曾经声明：“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柯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所谓“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就是“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本人，而且也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36页、662页）这就是马克思设想的公民社会，最后却又被他鼓吹的暴力革命、阶级专政吃掉了。共产国家不存在“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也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只存在统治和被统治的敌我关系。我们必须重新出发，因为还有“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但是，抵抗专制制度是去冒险，甚至是去牺牲，不止是个人的安全，也包括朋友和家庭的安全。每一天你都必须在可能付出的代价面前作出选择。这些决定并不是学院式争论的结果，而是要付出坐牢或生命代价的道德行动。在一个专制社会里为民主事业而奋斗和献身，显然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具有的品德。因此道德绝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一切自觉自愿地为建立民主制度而斗争的人们仍有指导意义。

秦晖在《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中写道：无论古今中外，低调律己高调律人的暴君与伪善者都不乏其人，而低调律己低调律人的“嬉皮士自由派”与高调律己高调律人的英雄也不难找。但是，高调律己低调律人的人的确是少而又少。一些宗教中的圣徒具有这样的品格：为了拯救众生，他们基于信仰而愿意戴荆棘冠、钉十字架、上火刑柱，但他们并不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不要求别人与自己一样付出代价，也不要求他们回报自己的付出，甚至对别人的不理解、别人的敌对也以德报怨，正如胡斯对待那位往自己火刑柱上添柴的“虔诚老妇”。在逆境中圣徒勇于舍身殉道，但在得势时他们通常并不以势压人。圣徒并非神学家，他们主要不是信仰的论证者，而是信仰的实践者。如果说作为一种具体信仰的基督教不能没有神学论证，但作为运动的基督教更依赖圣徒的实践。那么超越于具体信仰之上、对于“多元化、信仰自由、宗教宽容、诸教平等”的信念可以说是一种“元信仰”，如前所说，这种“元信仰”之难不在于论证而在于实践。因此自由主义当然不能说不需要自己的“神学家”，但更需要“圣徒”，它对后者的需要超过任何具体的宗教信仰。以高尚持身，己虽达而知权力之限；为“庸众”而争，境固穷而惟权利是守。此谓之圣徒。方今天下，求一己之“自由”者多；自古域中，驭八荒之英雄者众。而圣徒不世出。“无圣徒而自由难成秩序，主义或为谈资；英雄演为屠夫，内痞滋生外霸。有圣徒者，其为慎公乎。”

米奇尼克在褒扬道德绝对主义者的同时，也指出了道德绝对主义的局限性。“对于反对专制的个人和团体来说，道德绝对主义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对于在极权专制的废墟上建立民主程序来说，它却是一种弱小的力量。在这里，不再存在一个正义的、融洽的和完美的乌托邦，也不再有道德绝对主义的位置。这两者都变成了过时的或者虚伪的，两者都对民主秩序构成威胁。因为民主世界通常是一个不完善的世界。它是在极权主义必然性世界（当然幸运的是它也非完善）崩塌之后来到的自由世界（有罪的、腐败的和虚弱的）。”道德绝对主义者如果缺乏必要的自省，“反对压迫的前英雄们”就会显示“他们的第二幅面孔：不宽容、狂热和抵制新的现代化的观念”。“我想明确地划分善和恶。但是共产主义者并没有柯断所有的恶行，而我们也不是善的模范。”如果“去共产主义”的道德绝对主义者把自己打扮成新制度中的教皇，人间一切善恶的裁决者，就会违背民主制度的真谛，成为伪善者和说谎者。“历史总是对不公正给予惩罚，对于说谎者表示蔑视，不管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

在反极权主义的斗争中，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可以组成联盟，米奇尼克说：“民主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中，公民们可以相聚和合作而不管其信仰、民族和意识形态如何。”但他也指出，民主化转型后，这个联盟存在的思想政治分歧也将迫使反极权联盟崩溃，“这个世界不仅迫使反极权的联盟崩溃，而且暴露出它们互相矛盾的心理。平均主义者发现自己与自由经济原则相冲突；而保守主义者则挑战自由宽容的精神。社会主义者、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解决所出现的种种悖论。其中包括：如何对待共产党人的过去、市场经济的模式、建立国家的基本原则以及在新现实中教会和宗教价值的位置。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关键在于给予贪婪的市场经济一副人性的面孔，保护这个社会中最贫困的阶层，从世俗的方面考虑国家的性质，以及宽容不同的信仰和民族。保守派希望返回到民族宗教信条的延续上去，寻求以宗教来覆盖这个国家的政体和制度；它要警告来自自由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的威胁；对于旧体制中的人们，它要求采取一种严厉的对待。自由主义者会说，经济是第一位的：经济的增长，清晰的市场规则，关于税收、私有化和可流通货币的稳定制度。”“其中每一种思考都需要民主的政治。正是它们赋予我们的生活以色彩和多样性；正是它们给我们准备了选择的能力，正是因为它们的互相矛盾使得我们能够承受自相矛盾、实验、改变观点和更换政府所付出的代价。”

问题还在于，上述任何一种立场，都将在一种新的语境，一种从未有过的、民粹主义的、尚不可命名的意识形态中展开。其中夹杂少许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平均主义和教权主义。这些口号伴随著来自启蒙的意识形态和来自道德绝对主义的激烈批评。与此同时，怀旧情绪也出现了一一这令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都感到十分惊讶。怀念在“共产主义时代”的安全保险，正如有人说的：“国家假装给人们付钱，人们假装在干活。”这也就是王思睿在《共同底线和宪政平台》中所说的，左中右派（极右、极左除外）可以在反极权、反专制的共同旗帜下团结奋斗，而一旦把宪政平台搭了起来，他们马上就会在这个平台上相互较量，以民主方式展开新的意识形态之争。徐友渔则说：“让我们共同搭建自由主义的宪政平台，在此之后人们鼓吹什么主义都可以。”问题是，和谁搭建？谁和你搭建？崔卫平认为，这不是知识分子内部的事务。而指望和官方搭建一个平台，现在还看不出前景来。“只要有一天，一个人仍然不能自由地表达他的不同意见，他就完全不具备自己起码的政治身份和基本的政治权利，他的活动就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性。”所以，“民主”也是争取自由的途径。

米奇尼克说：争论的各方都不构成对民主的致命威胁，说到底这都是些常规性的争论，而真正构成威胁的是，争论的各方强化自己的立场，把自己的位置绝对化，使妥协成为不可能，因而很容易瓦解民主国家的进程。因为激进运动——不管是在黑色还是红色的旗号之下——都乐于利用民主的进程和自由的机制来抹杀自由民主本身。而实际上民主不是黑色也不是红色，民主是灰色的。民主并不是那么一贯正确的，因而其争论的各方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它通常选择平庸而不是出类拔萃，选择机灵而不是崇高，选择空洞的许诺而不是真正的胜任。民主是各种不同利益之间持续的衔接，是各种利益之间孜孜不倦地寻求妥协，是各种激情、情绪、仇恨和希望的市场，是永远的不完善，是罪人、圣徒和猴子把戏的大杂烩。这就说明为什么寻求道德国家和完美社会的人们不喜欢民主。但是只有民主有能力向自己提问，也只有民主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相比之下不管是红色专制还是黑色专制都毁灭了人的创造能力；它们消灭了人类生活的爱好趣味，最终也杀死了生活本身。只有灰色的民主，拥有人权和公民社会的机构，有可能以争论来代替武器。

如果说民主是灰色的，那么，妥协就是金色的，它不仅是美的，也是善的，真的。得到的是共同需要的东西，而将各自不想要的东西搁置一边，因此妥协各方都是胜利者，没有失败者。在社会的两极之间，存在著一个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间地带，或者可以称为模糊地带。一切矛盾冲突都在这个地带通过交流、对话、较量、互相渗透、融合、转化，陈子明将这个过程称之为“磨合”，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另一种东西。这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谁也没有被吃掉，谁也没有被清算，可以说，中间地带就是促进妥协的地带，促进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地带，中间地带越扩大，两极地带越缩小，社会也就越稳定，越安全。妥协实现之日，民主就诞生了。

谁来保卫我们

学者们都热衷于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命名，后极权主义或次法西斯时代，都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无限权能国家正向有限权能退化。说它是退化而不是进步，是因为全能国家在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潮流冲击下节节败退，已经没有力量“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十二亿人的大家庭已经掏空，大家长管不起饭了，不管饭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子民，只得听任他们各自逃生。有限权能就是大家长赖以苟延残喘的能力，实际上处于半身不遂的状态。例如经济放开政治收紧，学术自由思想专制，严厉打压新闻媒体，以假大空营造社会舆论。意识形态瓦解，价值体系崩溃，大家长已提不出任何能凝聚人心、动员民众的口号，说是十三大启动的政治改革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变成了一步也不能动，有限权能也越来越僵化，运转失灵。这种情况到邓大人南巡时达到高潮，“讲话”成了瓜分国家资产的动员令，卖厂圈地，抢钱抓权，基本群众成了改革对象。以南巡讲话为标志，新保守主义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说它新，是因为它不再自命为传统卫道士，而是疯狂地攫取新的利益，并且是打著“第二次改革”旗号进行的，甚至还打著宪政招牌公开践踏人权，与自由民主为敌。权贵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它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它是一只变色龙，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维护权力柯断。权力成为一切腐败的源头，而且是 “与时俱进”，从政治黑道化扩展到组织帮派化，从任人唯亲（大家长称之为“内举不避亲”）到结党营私（即权力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形成了一种劣进优汰机制。整个社会的官场现状，呈现出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呼朋引侣，狼狈为奸”。这种现状的直接政治后果，就是政权退化与国家退化。据媒体披露，官方对地方干部做过一次历时两年四个月的“战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按党章和《干部准则》考核，县、局、处级干部素质合格率仅为4％；厅、局级干部的素质合格率为7％；副省级干部素质合格率为15％。社会各界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满意度平均为20%以下；对党政部门干部的满意度平均在15％以下；对上层建筑领域干部整体满意度为12％；中青年干部表现出为高尚理念而工作的，仅为6％。这就是说，政权的支持率最高还不到20％。一个泱泱大国，政治生态如此恶劣，可他们控制的媒体还在大肆渲染自“**”以来，这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太平盛世”，真是令人汗颜。对此，一切有良知的政治精英理应反躬自问：现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们的想法、感觉总是和民众格格不入？为什么你们拥护的老百姓要反对？你们反对的老百姓却要拥护？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听听底层的不同声音？如果你们能解开这个现代司芬克斯之谜，国家或许就有救了。

这也是哈维尔揭示的极权主义家长统治的主要特征。米奇尼克进而论述到，在极权主义秩序中，国家是一个教师而社会是学校里的学生，而有时候它就转变为一座监狱和一个军营。“这个制度没有分派我照顾自己的责任。其结果是，一种有趣的心理结构出现了：一个人放弃了他的所有责任感。一种剥夺了责任感的制度，是一种没有创造性的制度。”极权制度衰败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危险和陷阱的过程，它首先碰到的是统治失灵，不能有效治理的局面，各级政府都不受政治理念和游戏规则的约束，而只受利益驱使，跟著感觉走，有奶就是娘，并随时制造出新的对立面。 “如果我们看看周围的世界，我们便会发现民主正在经受着三方面的攻击：民粹主义、种族狂热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在波兰发生的事情，也在中国发生了。

中国学者秦晖、金雁、顾昕等对于民粹主义曾经做过很好的分析。杨帆也曾指出：民粹主义只有作为“在野的”思潮，才能发挥某些积极作用；如果作为思想理论界的“主流派”而被政府所采纳，其后果将是十分可悲的。民粹主义一旦成为“主流派”思想，可以令一个国家在强政府控制与无政府状态、经济平均主义与经济放任主义的极端之间跳来跳去，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就是前车之鉴。民粹主义在“后共产主义”的东欧和中国，也有很大的政治能量。对于“如果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闹到大街上”，“谁来保卫民主”的问题，米奇尼克的答复是：我不知道当民主处于危险之中时，谁来保卫它。但是我知道那些买报纸的人。词语拥有它们自身的力量；正是词语创造了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们所呼吸于其中的智性氛围和精神气氛。我意识到，民粹主义在和印刷文字没有关系的人们中最容易找到市场。选择阅读负责任的报纸杂志的那些普通的、体面的、明事理的人们，对于民粹主义是有免疫力的。只有言论自由，把事实真相告诉公众，才能形成健康的公共舆论，使社会保持理性。保卫民主，只能依靠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依靠意识形态的陈腐说教。

米奇尼克指出：“在所有未来的陷阱中，与民族主义者的矛盾是最危险的。”米洛舍维奇从一个共产主义者跳跃到一个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给原南斯拉夫各国带来的灾难，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中欧的人们反对共产主义有两种基本因素：一是因为它的极权统治和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亵渎；二是因为它是挑在苏维埃刺刀尖上送来的。因此，民族主义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喷发式扩张，就不是十分奇怪的，虽有其必然性，但这对于民主制度的建设却是异常危险的。米奇尼克这样分析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地方主义、个别主义的结合，是无端排外和不宽容异己的根源。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说，同时也是一种方法，用于自我辩护；一种途径，以便逃避因为要为多年的卑怯及所有的侮辱与耻辱负责而感到的窒息。民族主义总是导向利己和自大。所以利己，在于它可以让一个人无视其它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漠然对待他人的价值观和理解方式。所以自大，在于它只关心自己所受的伤害并保留那些创痛的记忆，民族主义让一个人无视那些同时也被伤害的其它人。”一个民族的权利通常对另一个民族的权利构成威胁，这会导致种族清洗。19世纪一位伟大的奥地利作家格里尔帕策曾经富有预见地警告：这是一条“从人道主义经由民族主义到达兽行”的道路。

米奇尼克主张在多元的宽容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他们是幸运的，因为可以借助自由民主宪政的世界主流文明的推动，向欧洲本土回归。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创造了现代主流文明的欧洲不是“我们的”，我们必须一方面接续自身传统，一方面改换门庭，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回归”。只有普世价值和世界主义情怀才能让我们拥抱作为“他者”的政治文明并与之融合。有人鼓吹把儒学确立为“民族宗教”、“全民性宗教”、“国教”。对这种以内生的“政教合一”取代外来的“党政合一”企图，人们必须保持警惕，因为这意味著对世界主流文明的对抗，也意味著对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排斥。让诸种文明在在华夏大地上各显其能，广招信徒，与建设宪政民主制度并没有什么矛盾。但是，任何一种宗教的激进原教旨主义崛起，都有可能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

米奇尼克不仅呼唤民族精神，也呼唤知识界的良心，他说：一个知识分子可能撞上历史过程中的晦涩暧昧，可能屈服于极权主义的诱惑，但是他必须知道如何从中摆脱。说到底，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应该是为自由而斗争和站在弱者一边。“波兰知识界还有一点爱哭。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为眼泪留出空间的价值世界中”。他所推崇的知识界良心的代表人物是前苏联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因为“萨哈罗夫让我们认识到人的权利是世界文明的基础。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战斗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价值所在。”虽然他已经跻身于最高权力阶层，但却视荣华富贵如粪土，甘愿自己被囚禁、被流放，“义无反顾地成为了人的权利的?I卫者——?I卫那些在极权主义统治下遭奴役、受屈辱的人，那些自由的却身陷囚牢的人，那些健康的却被送入精神病院的人，那些因为被官方的谎言所笼罩而渴求真话的人。”

这让人想起中国思想界的两位巨人鲁迅与胡适。人们要了解20世纪中华民族的情绪和意志，首先就要了解鲁迅。虽然他被誉为“民族魂”，但鲁迅是孤独的，他也不喜欢其它的知识分子，人们没法说21世纪中国知识界的道统是源于鲁迅。另一方面，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愿意说：“必须承认，我们都是来自胡适。”胡适太清醒、太冷静、太矜持了，他欠缺的正是一点眼泪和长歌当哭、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必要时拍案而起的愤怒。

一个民族，在有的时候需要魂魄，在有的时候需要头脑，在有的时候需要表现倔??，在有的时候需要显示仁慈。中国过去是一个超级大国，未来也必将再度崛起。中国既需要民族魂，也需要知识界的良心，但相对而言，中国更需要的是后者。知识分子要虔诚和谦逊，托马斯•曼说“虔诚是一种智能”，但是不要放弃怀疑主义，至少在与政治相关联的世界里不要如此。“因为你的命运不是存在于欢庆的政治胜利之中，或者向你自己的民族献媚之中。你必须对被损害的目标保持忠诚，说出令人不愉快的真相，并唤起反抗。你注定要接受来自朋友和敌人的殴打，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获得你本不会获得的善。” 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这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也不缺少将牢底坐穿、舍身求法的志士，但是前人所缺少的和当下知识分子需要学习的，是如何与对手妥协和对话的艺术，是既会掷投枪又会伸橄榄枝的技巧。现在，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在为重建中国文明模式、将中国纳入世界文明主流而努力，这是前无古人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事业，学会了这些艺术和技巧，可以更好地承担民族的和世界的双重责任。

2004-7-7

2

傅国涌：权利 而不是权力

——我理解的米奇尼克

风风雨雨的2008年即将过去，中国正处于大变动的前夜，我为自己生活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并且能和朋友们一同参与推动社会变革的进程而深感荣幸。谨以这篇旧文，祝各位朋友2009年平安、快乐、有全新的收获，上帝最终会眷顾这块古老的东方大陆，40年前，就有神的女儿林昭就在十字架上流尽了她宝贵的热血，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权利，而不是权力。

一

“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团结工会则提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主张。”

十多年前，当我在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中译本中读到这些论断时，中国社会正弥漫着一种灰暗、沮丧的情绪，正是在那些星月无光的夜晚，布热津斯基关于波兰社会自我解放进程的描述和分析引起了我内心的强烈震动。那时候我只知道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虽然也知道在瓦文萨的背后还站着一群波兰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但对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为知之甚少，或者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后来，我读了胡平的《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对米奇尼克其人其事有了初步的了解，不禁对这位被誉为“杰弗逊式的人物”心向往之。2002年冬天，读到崔卫平的《谁是亚当‧米奇尼克？》，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天空、无际的大海，这些精彩至极的片段从此就在我的脑中萦回不去：

“在他（米奇尼克）头脑中，不存在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关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明里暗里不断关注他们的行为、动向，希冀最终由权威作出关键的变动，从而引起预期的社会效果，或者借此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押宝。采取和皇帝一道进餐的人仍然将皇帝看作唯一的权力资源，他将依据皇帝的脸色、皇帝将要收获什么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拥有的某个怪癖，也成为这些人关心的对象和行为的依据；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们相信还有别的权力资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为当中，这样的行为不需要皇帝来钦定，不需要皇帝赋予其意义，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赋予的。说米奇尼克是个言行合一的人，这是鲜明的例证：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着眼光向下，意味着立足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样独立的人们，他和这些人们的行为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起点。他这样的行动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人们那里开始，而且可以马上就去做。”

就是那个冬天，我知道已经为本民族引入了哈维尔这一精神资源的崔卫平，又要为我们引入米奇尼克的精神资源。从此我就渴望着早日读到这部必将在汉语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米奇尼克文集》。

米奇尼克被称为波兰的“甘地”、“路德”决不是偶然的，他是团结工会运动的灵魂人物，在波兰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少年时代起，他就积极参与了反权威的政治活动。从18岁第一次坐牢，他一共经历了5次监狱生涯，在狱中度过了青春时代的6年多时光，至少有两次遭到暴力殴打，他也因此理解了《古拉格群岛》中的一句话：“感谢监狱，它造就了我”。也正是共产党反复地把他投入监狱，使这位具有坚定的行动性格的知识分子，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地坐下来思考更深入的问题，并在那里写出了他的主要著作。

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政治家，即使在波兰以不流血的代价成功地完成和平演变之后，他选择的也不是问鼎权力，入阁做官，而是办报，继续以言论影响社会、保持独立的社会批评，并不因为他参与的历史发生了戏剧性转折而改变初衷。他虽然曾高票当选为国会议员，但没有多久就辞职了，从此一心在波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选举日报》主编的位置上贡献他的才智、心血和思想。他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自己是一位政治家，在这个角色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舒服。在离开议会之后，我感到真正的解脱。”

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不是什么故作姿态的清高，也不是他无法适应复杂的政治运作（历史早已证明他是最出色的政治战略家，也是富有才干的政治活动家），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和他的思想完全是相一致的。

对一个从来只知道“打江山、坐江山”，只知道明君、清官的古老中国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这块见证了无数次王朝循环的大地上，和皇帝一道进餐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在“皇帝的餐桌”之外过自己独立的生活，至今还是一个全新的题目。因此，本文试着从权利，而不是权力的角度理解米奇尼克的思路和作为，理解他对于中国的意义。

二

1976年是米奇尼克生命中的一个新开始，年仅而立的他写出了注定成为历史文献的《新演进》一文，为波兰未来社会的变革指明了方向。在这篇纲领性的文字中，他无比清楚地认识到了“以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以及有组织地来追求这个目标，是不现实和危险的”，因此一切地下的策划密谋行动都是不可行的，“革命的理论和密谋的行动仅仅适用于警察当局，他们以此来使得群众歇斯底里，这让他们觉得更加刺激。”为此，他提出“持续不断地为改革而斗争、寻求拓展公民自由和人权而开展的演进”，并把“新演进”的目标定位在逐步和缓慢的改进基础之上，并不要求牺牲和伤亡，它依靠的是逐步加强的公众压力，是公众持续不断地克服恐惧和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而不是依靠暴力和强力来推翻现存制度。他对“新演进”的三种力量作出了准确的分析，一是工人阶级，他们的压力“是通往民主的公众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二是天主教会，他们长期以来支持人的自由和尊严，“更重要的，他们始终在捍卫工人阶级的公民自由，尤其是罢工和独立的劳动联盟的权利。”三是知识界，他们的责任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和捍卫基本原则”。

特别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米奇尼克第一次提出了“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不是美好的明天而奋斗的说法。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创造，正是在见识了布达佩斯、布拉格街头横冲直撞的苏联坦克之后，形成了他的“新演进”观，与以往各种各样的思路不同的是，他把社会变革的目光完全转向了“下面”，而不是盯着“上面”，而在此前波兰呼吁改革的声音中，无论是世俗的“修正主义”还是来自教会的“新实证主义”，“这两种理解同样相信改变来自上面”。米奇尼克最关心的不是权力的宝座，而是公众舆论和社会的自我组织，是直接面向独立的公众发言，告诉人们怎样去做，而不是朝着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告诉掌权者怎样进行改良，他认识到“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实际上就是要求致力于争取和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不是夺取政权。这一点和中国人总是不断地“上书”、“上折子”，总是期盼着明君、青天来拯救苍生完全不同。

与这篇文章同样重要的是这年9月他和库隆等知识分子一起成立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保卫工人委员会”（KOR）。当时他虽然不在波兰，但他是毫无争议的缔造者之一。此前，在波兰Ursns等地曾发生工人抗议事件，他参加了一次官方对Ursns工人的审判，判决的不公正和工人妻子们的哭泣震撼了他的灵魂，他第一个以知识分子身份发表抗议信，接着，库隆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们还向西方知识分子发出呼吁，要求捍卫波兰工人的权利。这是波兰知识分子第一次公开站出来为受迫害的工人仗义执言。接下来就是“保卫工人委员会”的出现。此时离团结工会的出现还有四年。

这是波兰转型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它标志着在极权社会探索自主的公共空间的开始。这一点从他们为这个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型团体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就不难看出，他们强调公开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信任等。其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是与波兰的社会生活、与千百万普通工人血肉相连的，它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诉求，它以一个小小的实际行动打破了长期以来被极权主义完全垄断的社会结构，以实例告诉人们，我们可以自己动起来，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帮助自己，这就是重建社会的开始。用米奇尼克自己的话来说：“它建立在后极权制度的行动哲学上面。为什么是后极权的？因为权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但是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已经是反对极权的，它在反抗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机构，其结果导向一个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某种东西，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就是我们试图做的：建立公民社会。”

与其说“保卫工人委员会”的目标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社会性的，它没有任何夺取国家政权的计划，只是寻求社会独立于政府之外自主行动的可能性，目的只是要帮助那些受迫害的工人家庭。它在重建民间社会的可能性方面迈出了一小步，却是极为可贵的一步，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政府的制度应该怎样改革”，而是“我们应该怎样反抗体制以保卫自己”，也就是要在官方权力机构之外恢复社会的活力，找回应有权利。但是在一个不容许社会有自主空间、没有形成公民社会的国度里，人们只要选择独立于政府之外，就天然地具有对极权主义的颠覆性，就注定了具有政治性，也注定了成为官方压制和打击的目标。

从“保卫工人委员会”到《新演进》，米奇尼克实际上已经清晰地画出了一幅在极权主义国家重建公民社会的蓝图，他把自己绚烂的理想化作了平凡的现实。 1980年，团结工会诞生时，米奇尼克和库隆等都成为重要成员（多年以后，米奇尼克说：“我们仍然相信团结工会是我们的孩子，尽管是非法的。”），并为此入狱多年。在合法存在了13个月之后，团结工会被“军管法”取缔了，米奇尼克却没有感到灰心，即使在狱中。因为他看到了波兰社会被激发出来的生机并没有中断，地下出版、地下文化（包括文学、电影、戏剧、绘画等）、地下科学，以及以地下状态存在的独立组织（工会、艺术家协会、青年人组织等）……，当然还有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教会，作为公民社会的雏形已无法连根拔掉。普通的波兰人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恐惧，开始挺起腰杆，在公民社会没有出现之前，也开始像一个公民那样行事，而不管国家机器是怎么想的。这一切诚然都不是当局所愿意看到的，他们却不能随心所欲，或者运用暴力就能加以扑灭。

三

正因为米奇尼克不是把立足点放在权力的基础上，所以他对一场独立社会运动的评判并不是从“成”、“败”出发，不像中国人总是在权力的取予和得失上打转，始终无法超越“皇帝的餐桌”，认为权力之外无政治，从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权力上面。即使是在团结工会合法存在时期，他们也“从未要求共产主义者放弃权力，把控制权交给国家造船厂的工会”。

正因为米奇尼克的起点是社会，而不是国家，他追求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他反对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剥夺了所有社会自主空间的国家机器，目的并不是取而代之，自己去掌握那架机器，而是寻求把社会从这架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机器下解放出来。所以，他认为即使波兰处于极权制度的刺刀下，作为一个普通人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他分析说：“（今天）的波兰制度是由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伴随着一个不能以极权主义方式来控制的社会所合成。国家倒是想施行极权主义权力，但是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被迫和生活和解，其结果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达成一种临时平衡。”

毫无怀疑，民主是他追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入狱，并拒绝出国或在“忠诚声明”上签字。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以为民主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实现一个完美社会，更不是因为民主能实现权力更替，从而为自身登上政治舞台创造条件、提供阶梯，而只是为了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为了每个人都能拥有和君主同样的权利，每个人都享有和雅鲁泽尔斯基一样的权利，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

他之所以站出来反对共产主义，也不是基于一种“英雄主义”，他从来不想成为英雄，也不曾想要为国家、为自由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而牺牲，他只是想要像个普通人一样活着，尊重自己，也受到朋友的尊重。基于尊严、常识和记忆的理由，他断然拒绝了在“忠诚声明”上签字，拒绝选择流亡。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放弃了以暴易暴、以暴力革命为社会变革开路的想法，他懂得以暴力手段攻占巴士底狱，会不知不觉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巴士底狱。无论暴力以革命还是其他任何动听的名义，除了会掐断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将整个社会原子化，最终导致专制之外，不会有其他更好的结果。这不仅是他从历史中得出的教训，也是他立足生活的思考结果。他由此认识到，社会的变化不是依靠权力更替就能完成的，“可以假设，如果明天由瓦文萨或者库隆来取代雅鲁泽尔斯基，什么也不会改变。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沿着团结的合作尝试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权力系统，使得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那就必须从恢复每个人的权利入手，其中自然包含了思想、信仰的权利，言论、批评的权利，以及自我组织的权利。他说：“我全部的生活都在为那些想要反对他们所反对的人的权利而奋斗，包括我自己。”

这一切使他最终能超越于权力安排之上，超越仇恨意识、敌人意识，他从来就不相信“去共产主义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他说：“我们同意宽恕，但是不主张遗忘，不主张健忘。我们不要报复，却要的是揭示全部事实真相。”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掌权的打算，从没想过“彼可取而代之”，而是以说出真相、承担责任的知识分子自许。一句“我们真的不想掌权”决不是政客作秀的口号，而是他身体力行的准则。所以在胜利在望的时刻，他能发出“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这样理性的声音。既然他的诉求不是权力，这一切就不难理解。而对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他们永远都无法明白会有人不像他们那样追逐权力，而把权利、尊严和自由放在权力之上。

同时作为知识分子，米奇尼克在任何时候对任何权力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他80年代初在团结工会内部曾经属于一个反对瓦文萨的小圈子，当时瓦文萨正如日中天，他感到瓦文萨要把一种“狂暴的、专制式的”东西强加在团结工会之上，他担心瓦文萨不顾一切代价寻求妥协，最终要出卖团结工会，会屈服于官方，把团结工会变成现存结构的组成部分，成为与过去的官方工会类似的依附组织。因此，他不仅与瓦文萨唱反调，而且在一篇叫做“围绕斯大林的争论”文章中，编造了一个正在变成独裁者的工人领袖的故事。当然后来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好得像同性恋似的”。多年后回首往事，他说：“我忠实于自己反权威的理想，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为了同样的原因，我也反对瓦文萨，因为我想到，瓦文萨要把自己的权威强加于团结工会之上。”乃至在团结工会将要被取缔前的几个月，他和库隆都成了瓦文萨“公开宣布的敌人”（当然，其中还有其他一个重要原因，官方收买、派遣的“隐蔽战线”力量已渗透进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并几乎掌握了多数，先后将库隆和他排挤出局。戒严法一颁布，这些人从此消失）。

米奇尼克强调：“瓦文萨是一个运动的领导人，而我是一名独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不一样，他在什么时候都不能丧失批判性，不能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在“天鹅绒革命”之后，他昔日的同伴登上了权力舞台，他对他们的批评甚至比对前共产党人还要严厉。对人性、特别是人的局限性，他有着深刻的体认，包括对自己——“我不想自我表彰，我必须面对自己的不足”，他知道“人们很容易屈服于自身的自高自大”。

在极权主义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他选择的角色依然是做一个知识分子，他以自己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为荣。所以，在谈论米奇尼克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他所反复强调的“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天主教的——是为自由而斗争和站在弱点一边”。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相反，我们有的是“虽九死未犹其悔”的屈原式的忠君情结，依附权力、选择站在权力一边几乎成了一种惯性。另一方面，权利意识的匮乏也正是古老中国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到处弥漫着伦理意义上的义务观念，个人几乎没有地位，连法律也是基于义务观念而立，从来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观念。而在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社会，到处活跃着权利观念，法律以权利为本位。所以我以为，与其说中国文化最大的偏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还不如说是“权利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没有生长出基于个人本位的权利观念，除了围绕着权力的轴心打转，就不会有别的选择，所以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只是一种周期性的治乱循环，只有权力舞台上的你争我夺、你死我活，没有真正的革命，也很难出现新的文化和思想因子。整个中国社会的重心始终是皇帝，即便是顺民，关起门来也个个都是皇帝，权力之外无权利，总以为抓住权力就抓住了一切，在朝者至死抓住权力不放，在野者总是怀觊觎之心、问鼎之意。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民主难产的根本原因之一，即便是许多打着“民主”、“人权”旗号的人也往往陷入抢椅子、排座次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自拔。米奇尼克为我们树立了一面镜子、一个榜样。

四

米奇尼克不是无根的飘萍，更不是在天空中掉下来的，而是深深扎根在波兰那片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地上，和波兰的历史文化传统血脉相连。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从波兰民主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有四个最重要的代表——诗人米沃什、赫伯特，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和牧师卡‧沃依蒂瓦（Karol Wojtyla1978年成为罗马教皇，即约翰‧保罗二世）——对我理解民主的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政治家或者政治活动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视民主不仅仅建立在政治原则之上。对我来说，民主涉及人的生存境况和人的权利。它提供了一副宽容的图景，一种对于文化传统重要性的理解，于其中有可能冲突的人类价值都可以得到培育。对比之下，政治上的民主，是一种建立在大多数人统治之上的秩序。它可能并经常与人的权利相冲突，仅仅在保护所有人们的立场——包括少数人——的秩序之内才能实现。按照我的理解，民主的本质是自由，这个自由属于拥有良心的公民。如此理解，自由意味着多样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秩序中，冲突是一个持续的事实。”

被他称为“当代波兰文化最初的奠基者”的克拉科夫斯基使他明白，“自由能赋予我们超越自身的力量”。赫伯特让他确信，自由、宽容、文化传统、人类尊严才是民主的核心。他说，“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当权力而非一个超越的上帝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基督教的力量就在于，教会教导人们只能跪在上帝面前而不是世俗权力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基本上是反极权主义的。”这其中就包含了卡‧沃依蒂瓦的教诲。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曾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一次集会上对团结工会的人们说：

“如果你们是一个想要得到权力的政党，那么世界对你们的看法将同对待其他从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活动的政党一样。这样，你们将失去每个国家、每个种族、每一阶层人民的注意，一句话，你们将失去一切希望！人们希望社会生活的僵化形式能被一种符合人的真正需要和尊严的新形式所替代，希望由一种共同愿望团结起来的千千万万人民能够找到本国的公民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新形式。由于僵化的社会生活方式正以可怕的冲突威胁着我们这个星球，人们的这种希望就更加强烈了。”

作为米奇尼克的重要精神源头之一，我深信米沃什的这些思想一定也给了他深刻的启迪。除了受到他亲身接触过那些杰出知识分子的影响，他还从波兰文学中，从“波兰文学的良心”泽罗姆斯基等人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根系。他年轻时曾做过“具有道德权威的伟大的波兰诗人”Antoni Slonimski的秘书，这位倾向于自由主义和反对派的诗人教会了他波兰知识阶层传统中的方方面面，帮助他解决了作为一个波兰犹太人的问题，同时像一道屏障一样保护过他。可以说，20世纪初波兰知识界“不服从”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他，包括Stanislaw Brzozowski、Stanislaw Wyspianski、Stefan Zeromski和Zofia Nalkowska等人的著作。他“感到自己和这个传统中的人们是心心相印的”，尽管这些声音是那么微弱而且零星分散，“但无论如何是真实、真诚的”。

他们的言论、人格和著作都给米奇尼克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精神滋养，成为他精神的源头。使他最后能以更清晰的“新语言”表达出公民社会的思想、人的权利思想，并化为坚定的实践。所以，他才能无比骄傲地宣布：“我，亚当‧米奇尼克，一个波兰知识分子，属于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一切使他的追求最终超越了意识形态、种族、权力和其他的因素。

乔治‧奥维尔、汉娜‧阿伦特、曼杰施塔姆、加缪、托马斯‧曼，以及托尔斯泰、卢卡奇、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对米奇尼克也不无影响，特别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教他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反对派”，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持异议者”，使他确信“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崔卫平曾说过，她就是循着汉娜‧阿伦特的声音找到米奇尼克的。

当然，也不能不提及他少年时代的精神导师、一个“独立的、世俗知识分子”、“当代波兰最杰出的人”里普斯基，里普斯基在他的一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里普斯基建议下，他在1962年参与组织了一个叫做“矛盾寻找者”的俱乐部，讨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自由、苏联入侵匈牙利、波兰会不会发生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波兰共产党消亡的原因等一切被禁止的敏感话题，被官方和警察称为“修正主义苗子”，被哥穆尔卡在中央全会上点了名。这一年他只有15岁。在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他又成为共产党内反叛出来的知识分子、“造反的共产主义”代表库隆的“热心信徒”，在以后漫长的奋斗过程中，他们是最好的同伴。

萨哈罗夫、哈维尔等比他年长的精神同道则给予了他莫大的鼓舞和启发。他曾无比深情地谈及“人的权利的捍卫者”萨哈罗夫在20世纪历史中和他个人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萨哈罗夫让我们认识到人的权利是文明世界的基础。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战斗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价值所在。伟大的反极权主义革命，它将人的权利刻写在它的旗帜上，火焰一样席卷了生养我的欧洲国家，它始于安德列‧萨哈罗夫。”

对哈维尔他也充满了敬意，认为哈维尔是欧洲最富有洞见的作家，是个思考的人，“是过去二十年以来在反对极权主义立场上洞察判断最为深刻的权威”，他说，哈维尔的文字中传达出了捷克文化中最可贵的价值：热爱自由、尊重传统、幽默和自讽、宽容和正直等。《无权者的权力》乃是关于在中、东欧建立公民社会的运动哲学的“最好最准确的表达”。

五

崔卫平说，哈维尔的语言是一种道德的语言，米奇尼克的语言则是政治的语言。我以为与其将米奇尼克的语言称为政治语言，不如说是公民语言。“政治”在中国是个被严重污染的词汇，一提及“政治”，人们便谈虎色变，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早已经把“政治”等同于“权力”，等同于“皇帝的餐桌”，一提起“政治”，人们首先就会联想到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阴谋诡计，联想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联想到改朝换代，而不管是宫廷政变还是农民造反，无不弥漫着一股血腥味。中国人之所以会把“政治”与“权力”挂起钩来，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从来都都没有真正拥有天赋的基本权利，一方面是当权者总是刻意使权力神秘化，策划于密室之中，大搞暗箱作业，始终不离“君权神授”、“圣主英明”那一套。实际上这不过是见不得阳光的狭隘的政治，它与人类的政治文明完全是相背离的，广义的政治就是公民社会里人人可以行使自己自由权利的那种政治，也即崔卫平所说的“业余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米奇尼克的语言是政治的语言，那也是“业余政治的语言”，我更愿意称之为公民语言。

这样的公民语言是朴素的、生活的语言，没有暧昧的、酸腐的气息，它扎根于生活的深处，以及波兰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中，同时吸取了整个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成分。也因此，他的公民语言才如此富有概括力、穿透力和明晰的理性力量，毫不含糊、拖泥带水，充满了阳刚和自信，从而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长期以来，正是他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些语言，复活了一些语言，比如他1976年提出的“新演进”，“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非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后来提出的“不完美的社会”、“民主是灰色的”等等，这些语言仿佛一下子就让人获得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这是在哈维尔、萨哈啰夫他们那里所缺乏的。对此，他自己有着足够的认识，“语词拥有它们自身的力量；正是语词创造了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们所呼吸于其中的智性氛围和精神气氛。我们每个人选择适合于我们自己的语言。”正如暴君有暴君的语言，公民也应该有公民的语言，这是两个不同世界的语言。

在《新演进》文中，米奇尼克对“修正主义”、“新实证主义”的局限性作了这样的分析：“如果可以运用一个隐喻式的比较，即将苏联国家组织比作教会而将马克思意识形态教条比作圣经，那么修正主义在忠诚于圣经的同时，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表述；而新实证主义则追随教会，同时希望这教会或早或迟会消失。”也就是说，前者相信“圣经”而不信任“教会”，后者承认“教会”而不承认“圣经”。

与相信可能有一个完美社会的父辈不同，米奇尼克相信完美的社会只有在集中营里才会被创造出来，他追求的是一个“不完美的公民社会”，仅仅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为了“少一些贫困，少一些恐惧”，“多一些权利“。“我们不应该为一个完美的、摆脱了冲突的社会而斗争，而是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冲突在民主游戏规则之内得以解决。”

在《灰色是美丽的》一文中，他提出“民主是灰色的”，“民主是各种不同利益之间持续的衔接，是各种利益之间孜孜不倦地寻求妥协，是各种激情、情绪、仇恨和希望的市场，是永远的不完善，是罪人、圣徒和猴子的大杂烩。”“但是只有民主有能力向自己提问，也只有民主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相比之下不管是红色专制还是黑色专制都毁灭了人的创造能力；它们消灭了人类生活的爱好趣味，最终也杀死了生活本身。只有灰色的民主，拥有人权和公民社会的机构，有可能以争论来代替武器。”

他形象地将团结工会运动称为一个“钢腿泥手”的巨人，在工人当中拥有广泛而强有力的基础，在谈判桌上却没有力量。相反，波兰的共产主义制度则是一个“泥腿钢手”的巨人，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手里却握着利器，在谈判桌上占据着优势。

他将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军管称为“波兰战争”，是对全社会和全体人民发动的一场战争。

当波兰完成了社会转型之后，他并没有停止思考，他主编的《选举日报》仍在“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以此来讨论和评估周围变化了的世界，因为他感到过去用来描述世界及其传统的语言已经无效，在重建新的社会生活时需要一种“新语言”，他把这种新的语言称为“共同的语言”，是为了所有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波兰”，虽然当年雅鲁泽尔斯基们用暴力拒绝了“共有一个波兰”的观点，但他们不想以复仇的心理，演一出中国常见的“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历史剧，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将共同的家园分割成共产化或者非共产化等不同的部分。同时也基于这样一种逻辑，他不想听到昔日的共产主义者说：“米奇尼克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有权时，我们把他们踩在脚下；现在米奇尼克的朋友把我们踩在脚下。”他不容许有人将这次社会变革庸俗化地看作是简单的权力更迭。

和哈维尔的剧作家和哲学背景不同，米奇尼克的知识背景是历史学，他本人虽没有写出什么重要的历史著作，却亲身参与创造了波兰的历史，他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惟独没有的是对权力的欲望、贪婪。他说：“衡量民族、社会和个人成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历史当中，有他们自己生活的故事。”创造历史，而不是追逐权势，这是多么美好的追求，他的思想、人格、经历都是一本无比丰富的鲜活的历史书，他在“皇帝的餐桌”之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最大限度地展示了人类精神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