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5 昔日红卫兵忏悔：16岁时揭发母亲“反动言论” 害其被枪决

野兽按：昨天看到微信朋友圈有篇文章《当年，我举报了我的母亲，她第二天就被枪毙了，如今我老了，每晚都在做噩梦》在刷屏，看了一下内容，发现该文其实是2016年5月31日播出的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当期节目《昔日红卫兵忏悔：16岁时揭发母亲“反动言论” 害其被枪决》的文字稿。

内容提示：文革开始后，方忠谋的丈夫被定为走资派，遭到游街批斗，方忠谋多次被拉上陪斗。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方忠谋被扣上“特务嫌疑”“地主分子”的帽子进行长期隔离审查和批斗。1970年2月13夜晚，方忠谋明确地表示支持为刘少奇等人“翻案”，并批评毛泽东以及对其的个人崇拜。当夜，方忠谋被丈夫和儿子张红兵举报，第二天被县革委会以“攻击毛主席，为刘少奇翻案”等定罪，随后经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批准，被判处死刑，1970年4月11日被杀害。

凤凰卫视2016年5月31日《冷暖人生》，以下为文字实录：

方忠谋称要为刘少奇翻案 儿子张红兵不能忍

“在激烈的斗争中，我想到毛主席，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打开收音机，收听毛主席的声音，让方忠谋发抖吧！”

——摘自张红兵检举母亲的材料

【导语】这是一个真实到令人心碎的故事，“亲亲相隐”才是符合中国人基本人伦的举动，“大义灭亲”则是破坏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人伦，希望中华大地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灭绝人伦的悲剧了……

被押赴刑场的母亲

1970年4月11日，安徽固镇县，四里八乡的人们争相会聚到县政府旁的空地上，赶着看一场盛况空前的万人宣判大会。人们拥挤着，踮脚翘首望向主席台，上面正跪着一个五花大绑、短发、白净的40多岁妇女。

“挂着大木头牌子，上面写的是现行反革命犯方忠谋，然后是红笔大叉。抓住她的头发往下按，要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她脖子一梗，头一偏，又抬起来了。”

喧嚣的人群中，16岁的张红兵也远远地望着台上那个等待宣判的女人，那正是她的母亲。当宣读宣判结果的时候，整个万人会场安静了下来，张红兵清晰地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方忠谋被拉上汽车，背后插着亡命旗，押赴刑场。刑场就在固镇县三八河东岸，距离县城两公里，那里有一块荒野洼地。人们奔跑着、追赶着刑车，生怕赶不上围观枪决的时刻，路上尘土飞扬。张红兵脚步沉重地裹在人流里。

“我都没到刑场去看母亲被枪打死那个血淋淋的场面，我真的不忍心去看。我离得很远。”

陈晓楠：你那个时候怕跟她的目光相对？”

“怕。”

在母亲生命的终点，张红兵内心涌动的复杂情绪难以言表。因为正是他，亲手将母亲送上了断头台。

那个黑色的夜晚

1970年2月13日，正月初八。那天晚饭后，像往常一样，张红兵刷碗，方忠谋给丈夫和儿子洗着衣服，一家人对文化大革命开展家庭讨论。

“这时候母亲拿起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上面印了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她指着这一行字说，这是别人说过的话，毛泽东引用的。”

听到母亲这样说，张红兵勃然作色：“你这不是在贬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吗？毛主席语录怎么是别人的？我说方忠谋，你不能用语法问题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16岁的张红兵是大院里最积极的红卫兵之一，小学还没毕业，就加入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队”，对毛主席极为崇拜。此刻，这个忠诚的红卫兵愤怒了。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张红兵立即对方忠谋进行了批判。但一向从不爱与人争辩的母亲，言辞却越来越激烈。

“她说，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这个可不得了。我就更对母亲不能容忍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都被关进大牢了，你还在为他翻案。到后来母亲又说出了一句让我们震惊万分的话：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这下就更不得了了，她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毛泽东。”

话音一落，一家人惊骇万分，攻击诬蔑伟大领袖，这样的反动行为足以招来最严酷的惩罚。深夜的张家小屋就像是惊涛骇浪里的小船。一直看着妻子和儿子争吵的丈夫张月升，此时再也无法沉默了，他站了起来：

“方忠谋，从现在起，你就是阶级敌人，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说的话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坐在藤椅上，拿起父亲的香烟盒，抽出一支烟点燃了。从小到大，我从没见过母亲抽烟，但是那天晚上她破例地抽起烟来了。她一边抽烟一边说，那还不好写吗？我敢说、敢想、敢干，就敢写。”

拿到了妻子的“罪证”，张月升立刻走出家门，向军代表揭发方忠谋的“反革命行径”。张红兵仍然不放心，他怕父亲还留恋夫妻之情，不是真的去举报，自己又匆匆写了一封检举信，并包上平日佩戴的红卫兵胸章，他也走出家门，把信塞进了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的宿舍门缝里。

陈晓楠：你意识到你写的这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向军代表报案，把母亲抓起来。从幼儿园到小学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陈晓楠：这个时候在面前的这个人？

“不是母亲了，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变成了一个阶级敌人了。”

陈晓楠：就因为那两句话？

“对，简直是青面獠牙的魔鬼，瞪着血盆大口，就在那一刻。”

“大义灭亲”之后

由于父子二人的揭发，“重大反革命”方忠谋被当场缉获。在长长的揭发材料的结尾，张红兵和父亲都写上了“枪毙方忠谋”的字样。同日，张月升还写了离婚申请，和代表儿子脱离母子关系的申请，方忠谋毫不犹豫签上了“同意”。

因为“大义灭亲”，张红兵被树立为革命典型，在母亲的批判大会上做演讲，他的“革命事迹”还被创作成漫画在县展览馆展出。张家父子一时风光无两，然而小县城里很多百姓，却对他们出卖亲人的行为，暗地里指指戳戳。有人说：张月升肯定在外面有女人了。

1970年4月11日，在万人宣判大会之后，方忠谋被枪决，她也是固镇县在文革中第一个被处死的“反革命”。

方忠谋死后，张方两家也彻底断绝了往来。方忠谋娘家遭到了冲击，二妹忧愤而亡。而张家也并未因“大义灭亲”得到眷顾，“反革命家属“的政治帽子如影随形。张红兵兄弟二人，初中毕业后，没有获得进厂、升学或当兵的机会，被安排下乡插队劳动；张月升则又在后来的大小运动中，经历两次挨整和被免职，日子过得战战兢兢。

1976年，十年动荡岁月结束，之后的两年，极左思潮统的统治开始松动，对于文革的反思、批判，逐渐蔚然成风。然而就在全中国的老百姓欢欣鼓舞的时候，张红兵却彻底茫然了：自己曾经坚信的革命理想，对伟大领袖的崇拜，难道都错了吗？

1978年末，多年未见的方忠谋的弟弟方梅开突然找到张家。当时文革的平反工作，正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展开，方梅开决定给姐姐伸冤。不久，张红兵父子在报纸上读到了张志新的平反消息后，掩卷长叹，张红兵也终于明白，他对父亲说：“我们当年真的做错了”。

母亲，是张红兵生命当中已经消失了近十年的一个词汇。方忠谋死后，张月升把和方忠谋有关的照片、字迹全部统统都毁掉了。而把这个几乎被抹去的母亲，重新“找回来”的过程，强烈地冲击着张红兵。当年他写的是揭发材料，而这一次写的，则是申诉和平反的材料。而更重要的是，母亲为何在那个黑色的夜晚忽然爆发？这一巨大谜团，也在张红兵的回顾中，呈现出惊人的答案。

母亲的真相

在张红兵的印象中，母亲方忠谋一直都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医务工作者和一个虔诚的革命者——她曾为一个大出血的产妇献血；一个小男孩患上白喉、被浓痰堵住气管，方忠谋冒着传染的危险，用嘴吸痰，救了对方一命。

但为什么在1970年2月13日那个夜晚，她会突然歇斯底里、举止癫狂呢？在仔细翻阅了父亲、自己以及其他人的检举材料时，那些尘封的琐碎细节所揭示的真相，令张红兵五雷轰顶、如梦方醒。

1949年，23岁的方忠谋，受地下党父亲方雪吾的影响，加入了解放军，作为护士参加了渡江战役，荣立二等功。但一年后，在家乡的土改运动中，父亲却被当做”地主分子”和“匪特分子”镇压，方忠谋也受到牵连，被当做“特务嫌疑、内控对象”。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忠诚，早日入党，她也曾向组织检举揭发过父亲，要求与地主家庭划清界限，不断改造思想，工作上更是积极拼命，做到了固镇县医院门诊部副主任的职位。

1966年文革伊始，是张家人政治生命最荣耀的一年——方忠谋的大女儿张芳被选为固镇县师生代表，参加了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然而从北京回来不到一周，张芳就因为串联时传染了流脑而病发身亡。

女儿的死极大地打击了方忠谋，她就像祥林嫂一样四处找人倾诉丧女之痛。据弟弟方梅开回忆，方忠谋曾对他说：“为什么要搞文革，要让学生串联？如果学生们都在学校里好好地上学，大胖（张芳）也不会得这个病死了。”

然而还没有从丧女之痛中走出来，夫妻二人又先后遭受冲击。张月升首当其冲被打倒，作为固镇县卫生系统“头号走资产阶级路线当权派”，他被戴上高帽游行、批斗。方忠谋作为“走资当权派的臭老婆”，也经常被拉去陪斗。13岁的张红兵则站在台下，看着父母挨斗。父亲被打，母亲护着父亲，拳脚都落在了母亲身上。挨完批斗，方忠谋默默地陪着丈夫，在夜色中蹒跚着走回家。

“从我记事，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和母亲这样亲密过。他们走得很近，几乎是肩膀靠肩膀，我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他回家以后就觉得肾脏疼痛，然后就尿血了。父亲开始流眼泪啊，母亲就在旁边安慰他：你要想开一点，你算什么呀，彭德怀元帅那么大的功劳，不也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吗？就从家里面找来一块布、一些棉花，一针一线的缝了厚厚的两只护膝。再罚跪的时候垫上，可能好受一些。”

不久之后，方忠谋也在劫难逃——受父亲方雪吾的牵连，她被县医院隔离审查。每天一早一晚，方忠谋都要站在医院门前的大路边低头请罪，其余的时间就是在扫厕所、给医疗器械消毒，双脚胀得连鞋都穿不下。隔离一年之后，组织上终于允许她回家吃饭睡觉，这次回来之后，方忠谋的言行日渐怪异。

张月升揭发材料——

1970年2月7日以来，思想上、精神上、情绪上不正常，如：经常睡不着觉；几次提起已死的女儿张芳，哭哭啼啼；做家务时拿东忘西；她每天睡觉前有洗脸的习惯，有两晚洗了脸之后又洗一次；说话有些颠三倒四……

炙热信仰的幻灭和残酷生活的双重打击，最终压垮了方忠谋。事发当晚，在讨论文革时，方忠谋和丈夫儿子争执起来，她激烈反常的言行，被惊骇不已的父子俩完全当作了“猖狂的反动行径”加以举报、揭发，他们不明白，当时的方忠谋精神上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然而，在文革当中，一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疯子，就真的会被放过吗？

无法放下的十字架

张红兵当年写下的一切，把母亲钉上了十字架，而如今，每一个曾经钉子一样砸在母亲身上的词句都反弹回来，让他锥心彻骨。张红兵痛哭着写了近一个月，61页。他把申诉材料初稿读给父亲听，父亲沉思了半饷说，“我们当年的做法，也有点不讲人道了”。

1980年代，张红兵考上了当地电大中文系。一天，在上古代文学课的时候，他读到了明代散文家宋濂写的《猿说》，如遭雷击。

“有一种猿猴，猎人把母猴捉到了，扒了皮，小猴子看到它母亲这样下场，抓、撞、反抗，最后这个小猴子也死了。文章最后说，猿猴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就在自己心里面痛骂自己：张红兵啊张红兵，你畜生不如啊，动物还有亲情，还有母子之情，你呢，你有吗？” 

“有一天，母亲突然又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担心她会马上消失，我就拉着母亲的手，哭着说：妈妈，你别走，儿子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你啊。可是妈妈不说话，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消失了。”

2013年，张红兵在网上看到某些人高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再搞一次文革”等言论，再也无法沉默了。他写下了一篇名为《一个文革“逆子”的忏悔》的文章。在文中，他像当年做“大义灭亲”报告一样，详细描述了1970年，那个残酷夜晚所发生的一切。

“我愿意作一个反面教员，把我家庭里面发生的这件惨绝人寰的惨剧，展现给世人来看。把这一块血淋淋的伤疤，揭开来给人看，让大家思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人间悲剧？怎样才能避免这个悲剧重演。”

陈晓楠：有的人会说因为它是时代造成的，并不是自己造成的。

“从负责来说，社会的归社会，家庭的归家庭，个人的归个人。”

陈晓楠：你并没有打算放过自己？

“没有，我应该背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它并不因为我现在公开地说出这件事情，它就消失了，它将永远由我肩负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直到我走进坟墓的那一天。”

昔日红卫兵忏悔：16岁时揭发母亲“反动言论” 害其被枪决

2016年06月01日 11:16

来源：凤凰卫视

内容提示：文革开始后，方忠谋的丈夫被定为走资派，遭到游街批斗，方忠谋多次被拉上陪斗。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方忠谋被扣上“特务嫌疑”“地主分子”的帽子进行长期隔离审查和批斗。1970年2月13夜晚，方忠谋明确地表示支持为刘少奇等人“翻案”，并批评毛泽东以及对其的个人崇拜。当夜，方忠谋被丈夫和儿子张红兵举报，第二天被县革委会以“攻击毛主席，为刘少奇翻案”等定罪，随后经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批准，被判处死刑，1970年4月11日被杀害。

凤凰卫视5月31日《冷暖人生》，以下为文字实录：

方忠谋称要为刘少奇翻案 儿子张红兵不能忍

解说：1970年4月11日，安徽固镇县，四里八乡的人们争相会聚到县政府旁的空地上，赶着看一场盛况空前的万人宣判大会。人们拥挤着，踮脚翘首望向主席台，上面正跪着一个五花大绑、短发、白净的40多岁妇女。

张红兵：我母亲被押来的时候，是解放军押来的，全副武装，母亲挂着大木头牌子，是我亲眼看到的。上面写的是现行反革命犯方忠谋，然后是红笔大叉，这个牌子就到了她的这个膝盖这儿，她就用自己的膝盖就猛然地往上顶。会场上人山人海，号称万人，到了主席台上，抓住她的头发往下按，要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母亲把脖子一梗，头一偏，又抬起来了。

解说：喧嚣的人群中，一个16岁的少年也远远地望着台上那个等待宣判的女人，那正是她的母亲。

张红兵：不想见，不想再见了，想回避，回避不了。在左思右想，想再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她勉强去了。

陈晓楠：那个时候看到那么多人围着的跪在地上的女人，你觉得是自己的妈妈吗？

张红兵：是自己的妈妈，不再是青面獠牙，而是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我的妈妈。

陈晓楠：1970年4月11号，安徽省固镇县人头窜动，在这个罕有大事发生的非常偏僻的小县城里，这一天的盛况简直比节日还要大。而在日后的县志里，这个日子也被大大地写上了一笔，因为这一天要公审一个女人。这个人曾经是固镇县县医院的一个医务人员，叫方忠谋，1970年大年初八的深夜，方忠谋被人从家里五花大绑地捆走了，随后以“反革命罪”被处以了极刑，她也是文革当中固镇县第一个被死刑处决的“反革命”。而在当地，这个案子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正是方忠谋的丈夫、儿子把她推上了审判台，而且他们都非常坚决明确地向组织表示一定要枪毙方忠谋这个青面獠牙的魔鬼。其中最为义正词严、最为坚决的正是方忠谋的大儿子，那个远远观望了母亲最后一眼的16岁的少年张红兵。

解说：当宣读宣判结果的时候，整个万人会场安静了下来，16岁的张红兵清晰地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张红兵：当兵的拉上汽车，背后插着亡命旗，就是古代杀人的那种亡命旗，上面一个红圈，押赴刑场。

解说：刑场就在固镇县三八河东岸，距离县城两公里，那里有一块荒野洼地，方忠谋捆在刑车上，人们奔跑着、追赶着，跟在车后，生怕赶不上围观枪决的时刻。路上，尘土飞扬，张红兵脚步沉重地裹在人流里。

张红兵：我的没到刑场去看母亲被枪打死那个血淋淋的场面，我真的不忍心去看。我离得很远。

陈晓楠：你那个时候怕跟她的目光（相对）。

张红兵：怕。

解说：在母亲生命的终点，张红兵内心涌动的复杂情绪难以言表。在宣判前，他始终认为母亲是个魔鬼，但生死时刻来临，少年的天性中，一些尘封的本能情感又泛起心头。

张红兵：有一天晚上，是一个夏天，电闪雷鸣，我就给妈妈说，我害怕，那时候我三岁。母亲说，孩子，不用怕，那个，我们把门关上，不要紧，妈妈陪着你。她就一边搓衣服，一边唱歌给我听，非常动听。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那真是一个温馨的夜晚。

解说：从一个慈爱的母亲到一个青面獠牙的魔鬼，母亲忽然性情大变，而这一切的改变仅仅发生在一夜之间，一个诡异黑色的夜晚。1970年2月13日，正月初八，这是张红兵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天。那天晚饭后，像往常一样，张红兵刷碗，方忠谋给丈夫和儿子洗着衣服，一家人对文化大革命开展家庭讨论和学习。但方忠谋和丈夫张月升突然争执起来。

张红兵：这时候母亲在她的卧室里面拿起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上面印了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指着这一行字说，是别人说过的话，毛泽东引用的。你这不是在贬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吗？毛主席语录怎么是别人的？我可能喊了她的名字，我说方忠谋，你不能用语法问题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解说：16岁的张红兵是大院里最积极的红卫兵之一，文革前，小学还没毕业的张红兵就加入了毛主席准作学习小组”，对毛主席极为崇拜。当时，母亲方忠谋被当做“特务嫌疑”和“地主阶级”被县医院隔离审查一年多了，为了纠正母亲的错误思想，张红兵立即对她进行了批判。但那天晚上，一向从不爱与人争辩的母亲言辞却越来越激烈。

张红兵：她第一句话，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这个可不得了。我就更对母亲不能容忍了，那就直接的把家里面的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一些看法的辩论就变成了批斗会了，滔滔不绝，学的都是两报一刊社论里边那些话。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都被关进大牢枪毙了，你还在为他翻案，到后来母亲又说出了一句让我们震惊万分的话。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这下就更不得了了，她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毛泽东。

解说：话音一落，一家人惊骇万分，攻击诬蔑伟大领袖，这样的反动行为足以招来最严酷的惩罚。

张红兵：经常看到墙壁上张帖的枪毙人的公告，诬蔑攻击毛主席林彪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布告中间是像那个，用那个粗大的毛笔沾上红色的墨水，大大的一个红勾。

解说：深夜的张家小院就像是惊涛骇浪里的船只，巨大的恐惧击中了方忠谋的亲人们。他们熟悉的方忠谋是一个优秀党员，政治上更是一贯正确，而这个夜晚，这个女人却令他们格外陌生。

陈晓楠：这个时候在面前的这个人。

张红兵：不是母亲了，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变成了一个阶级敌人了。

陈晓楠：就因为那两句话。

张红兵：对，简直是青面獠牙的魔鬼，瞪着血盆大口，就那一刻。

张铁夫受宋彬彬改名鼓舞 给自己更名张红兵

记者：这是非常老的《毛泽东选集》了。

张红兵：解放后大概是第一版，她写的学习《为人民服务》心得笔记。

解说：在母亲被枪决后的多年里，为什么那一晚她的性情大变始终是张红兵心里的谜团。因为在此之前，母亲留给张红兵的印象一直都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医务工作者和一个虔诚的革命者。1949年，23岁的方忠谋追随中共地下党父亲方学武“参加了革命”，她加入共产党军队，任卫生员护士，参加了渡江战役，荣获过一次三等功和两次劳模。国共内战结束之后，方忠谋和一个名叫张月升的解放军干部相识、恋爱，然而在此期间，方忠谋的地下党父亲却被当做“地主阶级”和“匪特分子”，在土改中被镇压。但这并未影响到方忠谋的前程，当年她和张月升双双转业，丈夫任宿州市卫生科科长，方忠谋任宿县专署医院护士长，后任护理部副主任。1956年还被评为安徽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

张红兵：一位农村的产妇失血过多，生命垂危，她就给病人这位产妇献血，还回到家里面给这位产妇打鸡蛋下面条送去。一位小男孩得了白喉，一种烈性传染病，由于这个喉咙被痰堵住，眼看有生命危险。为了救这个孩子，口对口地把这个病孩的痰吸出来，救了这个孩子。

解说：婚后，方忠谋和张月升先后养育了儿女三人，张红兵排行老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儿时的张红兵并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张铁夫。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父母感情和睦，母亲非常疼爱他们，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张红兵：当年发高烧的时候，晚上，母亲来摸摸我的头脑，还热不热，用酒精擦头、擦手掌、擦腋窝，给我物理降温；父亲也是用他温暖的大手来摸我。父亲从北京回来，给我买了一辆北京的公交车模型，下面半截是红颜色，上面半截是黄颜色，可高兴了，我们姊妹三个人，县政府大礼堂那个台阶上面，长长的台阶，我们在上面开车，然后在那个草地去摘野花。

解说：1966年，文革爆发，张铁夫那年小学毕业，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北京一位女中学生宋彬彬作为红卫兵代表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女：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

解说：两天后，这段对话以《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为标题登载在《人民日报》上，署名为宋要武。

张红兵：该名了，我看到以后特兴奋，我也得给自己改名，什么最好呢？我就叫红兵。

陈晓楠：最直接最响亮的名字。

张红兵：我的姐姐改名，也是她自己改的，她改张代红，就是一代一代的要继承革命的传统，代代。咱们这一改名可不得了，影响了我们这整个学毛著小队的孩子们。

解说：从此，张铁夫变成了张红兵，他也从喜欢小汽车的烂漫儿童变成了有志于革命的红小兵。一开始，对于儿女的进步热情，方忠谋夫妇都非常支持。

张红兵：我们家那个堂屋的正面墙上是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两位领导人的画像并排贴在一起，父亲就跟我说，你搬个凳子上去，把那张像，他指着刘少奇，把它取下来，然后把毛泽东的画像再给它挪到中间。我到了新华书店去，买了好多毛泽东诗词的手迹，像“钟山风雨起苍黄”了，五六张，贴到他们墙上，他们都很高兴。

解说：红色的风暴很快从北京刮到了小县城，当它真正降临到每个人头上时，却一点也不浪漫。父亲张月升首当其冲被打倒，作为固镇县卫生系统“头号资产阶级当权派”，他被戴上高帽游行、批斗，随后在大字报中，张红兵又第一次看到外公1951年被当做地主和特务镇压的事儿。一直自认为是“革命干部子弟”的张红兵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痛苦中，没过多久，大院里又多了一张批判张月升的大字报，署名的竟然是张红兵。

张红兵：我用木头自己刻了一把长枪，父亲看到了以后，他不高兴，老子在部队玩枪都玩够了，你还玩枪。不由分说，我哭着闹着要着，他把枪拿过去，把它撅了。

陈晓楠：这个时候，这个事成了罪证了。

张红兵：但我给他上纲上线，毛主席说，“枪弹子里面出政权”。

陈晓楠：你把我的枪给折了。

张红兵：你把我的枪折了。

解说：这张大字报，父亲张月升也看到了，却并没有责备张红兵，反而对儿子客气了起来。他说，自己只读了三年书，理论水平不高，常常请蹲过小学的儿子帮忙分析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甚至写检查通不过的时候，还让张红兵代笔。可是大院里的一些老邻居再见到这个检举父亲的少年时，眼神则变得复杂起来。

陈晓楠：所以你父亲丝毫对你没有会觉得心寒，这孩子怎么写我的大字报。

张红兵：没有没有没有，这是社会的大潮流，都是这么做的。我觉得他反而，他把我当做一个平等的对象来对待了，我贴出大字报以后，得到了他们造反派的认可。

陈晓楠：得到他们认可很重要吗？

张红兵：很重要，因为我和他们是一样的，我也是革命者。

方忠谋称万岁已变色 儿子怒骂：砸烂你狗头

解说：张月升被批斗期间，方忠谋作为“走资当权派的臭老婆”，也经常被拉去陪斗。13岁的张红兵则站在台下，看着父母挨斗。

张红兵：父亲在这个会场中间跪着，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跪着，让母亲下跪，她坚决不跪，别人就拳打脚踢父亲。母亲就用手挡，护着父亲。

解说：张月升曾在抗日战争中被炸弹炸伤了腿，挨完批斗，双腿早已失去知觉。方忠谋默默地陪着丈夫，在夜色中蹒跚着走回家。

张红兵：我的印象最深，就是从我记事，也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和母亲这样走在一起亲密过。他们没有搀手，没有手拉手，但是他们走得很近，几乎是肩膀靠肩膀。

陈晓楠：就是反倒是在这个时候，两个人并肩走来，给你的这个印象特别深。

张红兵：是的，我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他回家以后就觉得自己的肾脏部分疼痛，然后就尿血了。父亲开始流眼泪啊，母亲呢就在旁边安慰他，说你要想开一点，你算什么呀，彭德怀元帅那么大的功劳，不也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吗？就从家里面找来一块布，找来一些棉花，用针一针一线的缝了一个厚厚的两支护膝。在罚跪的时候垫上，可能好受一些。

陈晓楠：又经历了二十多次大大小小的批斗，文革开始快两年的时候，张月升终于被解放了出来。可是还没有从残酷的斗争当中喘口气，一个月之后方忠谋受她的父亲的牵连，又被当做地主分子和特务嫌疑，在县医院隔离审查。他一直向组织申诉，父亲当年镇反是被冤枉的，要求撤销政治牵连。可是没有被理睬。一年多的时间里，方忠谋一直被关在医院里，不许回家，饭由孩子们送来，每天一早一晚，方忠谋都要站在医院门前的大路边低头请罪，其余的时间就是在扫厕所、消毒，双脚胀得连鞋都穿不下。一年之后，组织上终于允许方忠谋晚上回家，可是这一次母亲回来，家人都觉得好像她变得有点怪异、沉默、时常发呆，而且经常根本就忘了吃饭，就去上班了。1970年2月13号，在张红兵事后的记忆当中，这天一开始就带着诡异不祥的气息。

解说：那天早上，方忠谋起来，还是没有吃早饭就去上班了。张月升不放心妻子，让张红兵和弟弟去给母亲送饭。

张红兵：我和弟弟这么劝她，她都不吃饭，她让我干了一件事，她说小铁夫，抽屉里放了那么多青霉素的药瓶，上面字有红色的字体，有蓝色的字体。你给我摆出“共产党万岁”五个字，红的多，蓝的少，我就把红色瓶摆了“共产党”三个字，蓝色的字的瓶摆了“万岁”两个字。反正这个觉得，我觉得心里面挺那个的，不舒服。

解说：不安的兄弟俩一整天都陪着母亲，直到傍晚下班，晚饭后，在全家人讨论文革形势的时候，父母突然争执起来。

张红兵：简直像炸了一样，谁想到能够从她的嘴里面说持续，她说了这样两句话，“万岁”已经改变颜色了，就是我在县医院化验桌上面摆，用小瓶摆的那个字，“万岁”两个字。

陈晓楠：恰好那是拿蓝色摆的。

张红兵：对，文革当中喊的最多的口号是什么，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她说，万岁已经改变颜色了，共产党还是通红的，她还相信共产党，但是她不相信毛泽东的个人。

解说：张红兵原本还同情母亲被外公牵连，但此刻她竟然怀疑起自己崇拜如神的伟大领袖，这个忠诚的红小兵愤怒了。

张红兵：我手端着一个刷碗的一个大黄盆，陶瓷的，我就说你再敢放毒，我就用盆砸烂你的狗头。母亲也非常气愤，她把眼一瞪，你敢，你再说，我把家里面的像要统统的撕毁砸碎。

解说：方忠谋的话越说越离谱，已经惊呆了的丈夫张月升吓得再也听不下去了。

张红兵：方忠谋，从现在起，你就是阶级敌人，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说的话你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呢坐在藤椅上，拿起父亲的香烟盒，抽出一支烟点燃了，抽起来。从小到那天晚上，我都没见过我母亲抽烟，但是那天晚上她破例地抽起香烟来了。她一边抽烟她说，那还不好写吗？我敢说、敢想、敢干，因为我是实践过来的。

解说：张月升当即决定，向军代表揭发方忠谋的反革命行径。

张红兵：我父亲临走的时候还交代，你们在家看好她，别让她跑了。

陈晓楠：他怎么会这么决绝呢？这毕竟是他的妻子。

张红兵：对。

陈晓楠：你母亲曾经与他患难与共啊。

张红兵：对。

陈晓楠：给他缝护膝，搀扶他回来。

张红兵：是的。

陈晓楠：他没有想到这些？

张红兵：具体父亲怎么想，现在无从知道。

解说：张红兵仍然不放心，他怕父亲还处于旧思想，留恋夫妻之情，不是真的去举报。于是，自己又匆匆写了一封检举信，并包上平日佩戴的红卫兵胸章，他也走出家门，把信塞进了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的宿舍门缝里。

陈晓楠：你意识到你写的这个结果是什么？

张红兵：就是向军代表报案，把母亲抓起来。

陈晓楠：实际上在此刻之前，你还是很心疼她的，每天给她送饭。

张红兵：一直怕她出事。

陈晓楠：怎么会这么大？

张红兵：就是这么大，从幼儿园到小学所受到的教育，它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陈晓楠：这个时候面前的这个人。

张红兵：她变成了魔鬼，在我的眼里，是阶级敌人。我对她心里面没有那种母子的依恋的感情。

陈晓楠：就因为那两句话。

张红兵：对。

解说：一夜之间，慈爱的母亲忽然变得癫狂。

张红兵：墙上的一张毛泽东的画像都被母亲点火烧掉了。

解说：父子二人联手举报，将亲人亲手送上刑场。

张红兵：那个军代表排长对着母亲的脚踝一脚，母亲扑腾一下跪到地上。捆那个粽子一样，我听到母亲的肩关节发出卡卡的声音。

解说：血色烟尘已散，数十年后，母亲的秘密却再次揭开尘封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