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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0 巨变第二天：新兴民主的得失与选择｜刘瑜
野兽按：近来刘瑜的新著《巨变第二天》在香港书展热销，这和禁书效应有关，2022年在内地出版的《可能性的艺术》被禁，大陆的读者怕这本书也会如此，趁这本书还没上禁书名单，先睹为快。搜寻了一下，在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主页找到了一些信息，发现这本书其实在2021年就已经交稿了，应该是在内地没法出版，最后转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作者：劉瑜
頁數：精裝／572頁
日期：2023/06/01
「對於民主的喜劇與悲劇，歷史已經傳遞給我們太多耳語，
站在同一條河流裏，失憶是對文明的辜負。」
劉瑜最新學術力作
考察百餘政體半世紀演化進程
理解轉型成敗與因果
很長一段時間裏，對政治發展的分析聚焦於民主轉型的動力，定格於轉型完成的時刻。許多人似乎相信，「民主轉型」意味着政治發展劃上一個美好的句號。
然而，在「歷史的終結」處，是另一段歷史的開始。轉型國家有可能走向民主穩固，也有可能走向民主倒退和崩潰，甚至可能走向戰火紛飛。「句號」並非真的句號，而是意味深長的省略號，對這個省略號，我們所知甚少。
本書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時間框架中分析新興民主國家轉型後的發展境況，從民主鞏固、經濟發展、暴力衝突、國家能力等維度，全景式呈現「巨變第二天」各國分叉的道路，並挖掘這種分叉背後的原因。歷史常常詛咒未來，而觀念驅動的選擇則是每個社會自救於轉型泥沼的一根細線。
劉瑜，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長聘副教授。研究領域主要為比較民主轉型和政治文化。著有《民主的細節：美國當代政治觀察隨筆》、《觀念的水位》、《可能性的藝術：比較政治學30講》等。
前言 娜拉出走之後 / xi
第一部分 轉型的峽谷
第一章 第三波民主化的進展與受挫 / 3
第二章 新興民主國家的暴力衝突 / 51
第三章 新興民主國家的經濟發展 / 119
第四章 新興民主的國家能力 / 175
第二部分 觀念的力量
第五章 兩種民主的觀念 / 231
第六章 新興民主的政治選擇 / 285
第七章 新興民主的經濟選擇 / 345
第八章 新興民主的公民社會選擇 / 421
結語 自由的重負與民主的未來 / 463
參考文獻 / 495
附錄 / 525
刘瑜
教育背景
200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 政治学博士
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 政治学硕士
1996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 政治学学士
工作经历
2010年－至今，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副教授
2007年—2010年，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系，讲师
2006年—2007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
1999年—2000年，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研究领域
比较政治转型，民主理论，美国政治
讲授课程
比较政治学，比较民主转型，美国政治，民主的历程
成果
论文：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进展与困境：民主稳固与民主衰退”，《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0期
“经济政策取向和新兴民主的稳固，”《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8期
“后现代化与乡愁：特朗普现象背后的美国政治文化冲突，”《美国研究》2018年第6期
“当代自由式民主的危机与韧性”，《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
“Lessons of new democracies for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98(3)，2017
“民主转型与政治暴力冲突的起落：以印尼为例”，《学海》2017年第2期
“Is there a tradeoff between democratization and stability?”,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98(5), 2017
“公民社会促进民主稳定吗：以第三波国家为例”， 《开放时代》2017年第1期
“The state with a surname”,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2016, 1(3)
“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
“两种民主模式与第三波民主的稳固”，《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
“第三波民主化后国家能力的变化”，《学海》2016年第2期
“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不可兼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第三波民主化失败了吗？”，《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29期
“在恐惧和热爱之间：极权主义的心理逻辑”，《读书》2015年第1期
“当我们在谈论文化时，是在谈论什么？”，《读书》2013年第9期
“因善之名：毛泽东时代群众动员中的道德因素”，《新史学》 第七卷（以书代刊刊物），中华书局出版社，2013.6
“经济发展能带来民主化吗？现代化理论的兴起、衰落与复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The Maoist Discourse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Emotion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in Modern China, May 2010, 36(3)
“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毛时代政治参与动机分析”，《学海》，2010年第5期
“Why Did It Go So High: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 in China Quarterly. Sep, 2006 No.187
书：
《巨变第二天：新兴民主的得失与选择》，2021（已交稿，待出）
《观念的水位》，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时政专栏文集）
《民主的细节：当代美国政治观察》，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9年 （时政专栏文集）
书评（部分）：
“历史漫长的终结”（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上海书评》2014.7.6
“重新带回国家”（《政治秩序的起源》），《上海书评》2014.7.13
“如何到达丹麦”（《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上海书评》2015.9.20
“民主及其半径”（《民主的黑暗面》），《新京报·书评周刊》2015.6.27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恶”（《纳粹医生》），《腾讯思享会》2016.11.11
“责任的诱惑”（《知识分子与责任》），《北大商业评论》2013.12
“巨轮掉头的时刻”（《走出帝制》），《南方周末》2015.11.26
“天下乌鸦不一般黑”（《独裁者手册》），《纽约时报中文网》2014.6.30
“雕刻苦的时光”（《受苦人的叙述》），《新世纪周刊》2013年第38期
奖励与资助：
2020.9-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主的观念如何影响民主稳固”
2017.8- ，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凯风学者
2016-2018，清华大学人文社科自主项目，“制度如何影响文化”
2013-2016，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经济和社会绩效研究”
2013-2014，留学回国人员启动基金，“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度关系研究”
2013.10，法国外交部，为期一周的“未来精英访问项目”
2011.7-8，斯坦福大学发展民主与法治中心，“Draper Hills Summer Fellows Program”
2011，《南方人物周刊》，年度青年领袖
2011-2016，清华大学基础研究人才支持计划
2009，《民主的细节》被《南方周末》、《新京报》、新浪网等媒体评为“年度图书”
2006-2007，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An Wang Post-doc Fellowship
刘瑜老师近年作品汇总 V1.6 (2023年4月更新)
2022-05-03 17:25:52
1. 看理想app音频课程<可能性的艺术: 比较政治学30讲>
下载看理想app , 搜索刘瑜
本课程同名图书已于2022年4月出版, 详见本文14条
2. 2020年8月采访
https://mp.weixin.qq.com/s/hPf60ILUv7vOOTZJl-6IaA
3. 视频课程<美国政治概论>
学堂在线地址: http://www.xuetangx.com/courses/TsinghuaX/00701032X/2015_T1/about?spam=douban
B站地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k4y1z7kj?p=23&t=192
4. 小说<哦,乖>
纸质书《鲤·一间不属于自己的房间》
电子版: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71261238/
5.刘瑜在2018新版《送你一颗子弹》中的新增后记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15085640/
6. 新书消息
Yi：为什么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消失在大众视野，放弃了公共输出？
L：也没有刻意地放弃什么，就是忙不过来，对自己能做的事有了更清晰的取舍。人在很年轻时会觉得时间是无限的，但到了一定年龄后你就意识到，时间非常有限，比打赢所有的“战斗”更重要的，是“选择正确的战场”。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什么是需要你去做的？放弃论坛、社交媒体之类的平台，就是觉得我的性格其实不适合那种“近身肉搏战”，而且我自己的知识背景什么的，也有义务为社会提供一些更系统的知识，所以这两年，我主要就是做些研究，写论文写书，今年春天终于把书稿给交了，松了一口气，就出来做了个音频节目。
7. 姚洋+刘瑜：如何理解政治秩序的三要素
8. 刘瑜: 这一次, 西式民主如何“渡劫”? 先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 文化纵横
https://www.douban.com/note/771719467/
9. 刘瑜 | 屡屡爆发危机的“西方式xx”，还能焕发生命力吗
10. 刘瑜 | 自由式xx为何屡屡遭遇“乌克兰困境”：从xx浪漫主义到xx现实主义
11. 刘瑜 | 新兴xx缘何脆弱？——经济政策的视角(上)
12. 刘瑜：如何看待美国大选中的xx现象——论美国政治中的xx主义
13. 有关教育的演讲视频
【独家】刘瑜最新演讲全文：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成功学，但是却没有“失败学”【印象笔记·识堂开讲】_哔哩哔哩_bilibili
14. 2022年4月 新书<可能性的艺术> 出版
这本书是本文第一条的文字版, 看理想app音频课程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819419/
15. 另一本书<革命第二天>
16. 微信公共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中刘瑜文章集合
原创刘瑜|新兴xx缘何脆弱？——经济政策的视角（上）【探索与争鸣·2019年8月新刊】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cxMDEwNQ==&mid=2686267288&idx=1&sn=a954006f0240f58d103518b2fbc9b7ce&chksm=ba6814ae8d1f9db8dfaf7660717c3be993606d60601e4c3badad4f5cef70a6a1861f9025b743#rd
原创刘瑜|新兴xx缘何脆弱？——经济政策的视角（下）【探索与争鸣·2019年8月新刊】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cxMDEwNQ==&mid=2686267288&idx=2&sn=30de70a89d548f517ad735804afb1621&chksm=ba6814ae8d1f9db8df6c8ebd781bc553cbc1e5df882d6785e37eb6bacde0e5cf689908945ec2#rd
原创刘瑜|自由式xx为何屡屡遭遇“乌克兰困境”：从民主浪漫主义到民主现实主义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cxMDEwNQ==&mid=2686259286&idx=1&sn=e7c5b8b2863302cb9450357476d48861&scene=0#wechat_redirect
原创聚焦美国大选（一）|刘瑜：如何看待美国大选中的川普现象——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cxMDEwNQ==&mid=2686252468&idx=1&sn=6fb3b2e145e4d8ec000df00a6401796a&chksm=ba69ce828d1e47940f52ddce33eb85b570f0e2594d434b3b607ba9c5afaddb7676faaeda213e&scene=4
17. 视频【看理想×理想国｜专访】刘瑜：普通人关心政治还有意义吗？
【看理想×理想国｜专访】刘瑜：普通人关心政治还有意义吗？_哔哩哔哩_bilibili
18. 视频 [十三邀] 刘瑜：最大的独立思考是设定自己的思想议程
刘瑜：最大的独立思考是设定自己的思想议程_哔哩哔哩_bilibili
19. 刘瑜｜两种xx模式与第三波xx化的稳固 (出自开放时代杂志公共号)
https://mp.weixin.qq.com/s/1tbvbhdXKQ-UYeHsFA6_jQ
20. 刘瑜｜公民社会促进xx稳固吗？——以第三波xx化国家为例 (出自开放时代杂志公共号)
https://mp.weixin.qq.com/s/WgjgqCoU88y0nGIcgZLmHA
刘瑜：巨轮调头的时刻
当秦晖先生试图给“文化的冲突”指出“制度的出路”时，对其难度，当然不可能没有认识。但是，“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是其知识分子深沉的天真。
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虽然专业背景是中国古代史，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使其“管道疏通”工作远远超出了中国古代史领域。从中国土地史到南非的城市化，从前苏东地区的私有化到中国当代的转型机制，秦晖先生总是能三下五除二，一方面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又警惕矫枉过正，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
他的作品是其将知识梳理能力运用到清末民初史的一次尝试。表面而言，是一个大杂烩式的文集，综合了秦先生对清末到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的分析与评价。仔细阅读，会发现“大杂烩”背后，有清晰的逻辑与层层递进的追问。
成功还是失败
追问的第一层，是辛亥革命到底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更确切地说，作为辛亥革命的成果——中华民国——在大陆时期的表现，到底有没有、有多少“成就”可言？
以往的看法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没有能发动群众，尤其是农民，导致革命成果被军阀们攫取，造成连年的军阀混战。这个逻辑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今天中国人看到“军阀混战”四个字，不用交代时间地点，往往会本能地联想到“北洋时期”。
对此，秦晖老师花了大量篇幅进行追问，并从经济、外交甚至政治几个角度做出分析。就经济而言，秦晖先生通过横向的国际比较以及纵向的历史比较，试图说明大陆时期的民国其实取得了相当的经济成就。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人口史上罕见的“乱世增长”——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乱世往往伴随着人口剧减，幅度常常高达人口规模的一半左右，但是民国时期，除了抗战阶段，人口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乱世增长”。
更详细的论证，是在外交领域。尽管民国时期的中国始终被外敌——尤其是日、俄两国——虎视眈眈，尽管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背负着各种沉重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民国的各种军事和外交努力使得中国从义和团时期列强眼中的排外“怪兽”变成了二战结束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正确站队”，华盛顿会议开启的“废约修约”行动，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等等，使得中国作为一个所谓“半殖民地社会”部分“站起来了”。如果说还有没“站起来”的地方，应该说是苏俄通过雅尔塔体系给中国主权投下的长长阴影，从东北到蒙古，再到新疆，这道阴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才慢慢消退——其中一些则成了永久的伤疤。
即使是政治上，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论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失败了。清末民初的各种乱象，在秦晖先生看来，是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中的一个周期。民初的军阀割据与混战，某种意义上来看，和东汉末年、晚唐、北朝后期军阀混战的机制类似，与其说都是“军阀”的罪过，不如说是积重难返的王朝巨轮转身时掀起的风浪。事实上，相比历史上人口动辄减半的周期性灾难，民初的这一次转身的“水花”已经压得很低了。
启蒙为何失败
这就引出了的第二层追问：清末民初的启蒙为什么失败？
在分析“什么原因”之前，秦晖先生花费了相当笔墨分析“不是什么原因”。一种常见的观点，也是保守主义者常常持有的观点，就是“革命过于激进论”。根据这种观点，如果清末民初中国人选择了“改良”而不是“革命”，采取了君主立宪而非共和革命，也许后面的悲剧能够得以避免。对这种观点，秦晖先生表达了不同意见。历史上的“君主立宪”大多发生在“封建主义”的历史传统中（比如西北欧各国），而官僚集权型专制（比如俄罗斯、奥斯曼、中国）往往只有依靠革命才能挣脱其深厚的专制体制。也就是说，不是“革命过于激进”导致了转型失败，而是转型僵局导致了“激进革命”。更何况，如果以变革是否暴力来区分激进与否，那么革命未必激进，而改良未必温和——辛亥革命本身流血并不多，而确立“君主立宪”的日本明治维新则伴随着相当规模的暴力战争。
另一种常见的看法，是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这是对启蒙失败的民族主义解释。根据这个观点，由于帝国主义的威胁，尤其是日本的入侵，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从而压倒了新文化时期的启蒙精神。秦晖先生同样质疑了这种看法。在他看来，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一种启蒙”压倒了“另一种启蒙”，确切地说，“日式启蒙”（国家主义）压倒了“西式启蒙”（民主主义）。时间上来说，也不是抗日时期的民族主义压倒了新文化时期的启蒙，而是新文化时期的“日式启蒙”压倒了清末的“西式启蒙”。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高涨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衰败的原因，不如说是其后果。
什么叫“日式启蒙”，什么叫“西式启蒙”？用秦晖先生的语言体系来说，“日式启蒙”就是个人打破小共同体（家庭、社区、社团、亲缘关系等等）的束缚，但是投入到“国家主义”的大共同体怀抱当中——这种“六亲不认”的个人主义表面上是一种个性解放，实际上成为国家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共谋。而“西式启蒙”，则是一种以大共同体（国家、政府、皇帝）为主要抗争对象的个人主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生长出真正的宪制精神以及宪制主义赖以生存的民间组织资源。秦晖说，清末民初，由于大量知识分子留学日本，他们深受“日式个人主义”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冲破“礼教束缚”，积极反对小共同体意识强烈的“儒家”，却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投奔了国家主义。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清末的“反法”到民初的“反儒”，构成了历史的倒退。
以小共同体精神的萎缩、大共同体精神的张扬来解释中国启蒙的失败，秦晖先生这方面的分析力透纸背，可以说道出了启蒙凋零的核心机制。不过，这种危险倾向的来源是日本还是“本地土特产”，则可以争议。毕竟，中国自身这种“扬大共同体、抑小共同体”的传统“源远流长”，从商鞅、韩非时代就已经登峰造极，恐怕无需“引进外资”。儒家思想（秦晖笔下的“古儒”）被法家狙击或吸纳，也不是从新文化时期开始，而是中国历史的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因此，民国初年此类思潮的兴起，与其说是吸收了错误的外来思想资源，不如说是没能克服自己的历史遗产。说到底，知识群体对外来思潮的选择性吸收，国家主义启蒙压倒了民主启蒙，并非偶然发生，恰恰因为外来的“国家主义”与传统中“欲为其国，必伐其聚”的“国家主义”一拍即合，才能够实现成功对接。
逃离历史的“诅咒”
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可以这样总结秦晖先生的观点：从文化回到制度。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末民初这100年左右，知识分子们把太多精力花费在“中西文化之辩”上了，对此，秦晖先生曾经精辟地总结：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你爱打篮球我爱打乒乓球，游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不能说乒乓球还是篮球更“优越”，但是游戏规则却有优劣——如果一个游戏规则只让一方有发球权、让裁判同时担任运动员、让一方六个人上场另一方三个人上场，不管用在篮球还是乒乓球上，显然这是一个劣等的游戏规则。
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在辨析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显然，太平天国引入“中国特色的基督教”，而义和团狂热地排外反基督教，两者似乎构成文化的两极。然而，看似两极化的文化选择，其实共生在“秦制”的制度框架中。太平天国在基督教的外衣下，藏着法家“焚书坑儒”的灵魂，而义和团似乎披着捍卫本土文化的外衣，却难逃“跪着造反”的跪姿。也就是说，任何文化，如果不能摆脱传统的专制框架，都不大可能有自由生长、各美其美的空间。即使是所谓“古儒” “真儒”，也只有摆脱了“法儒”“伪儒”，才可能恢复其被抑制的优雅与舒展。
因此，转型之难不在于如何在“中西文化”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而在于如何构建一个尊重“底线自由”的制度来呵护多元文化的生长。不过，当秦晖先生小心翼翼地将“文化”与“制度”剥离时，似乎策略性地忽视了这一事实：对很多人来说，文化的核心就是关于制度的理念。也就是说，对相当一部分人，文化的要旨并不是爱吃饺子还是三明治，爱穿旗袍还是西装，爱打篮球还是爱打乒乓球，而是到底要建构一个以“秦制”还是“周制”、“西式个人主义”还是“日式个人主义” 为基础的制度。显然，如果文化包括关于公共生活如何组织的政治理念，而不仅仅是关于个人偏好的生活理念，那么，“制度有高下”必然推导出“文化有高下” ——那种尊重“底线自由”的政治文化观念“高于”那种蔑视这一“底线自由”的文化观念，那种认为裁判不能同时是运动员的文化观念“高于”那种认为裁判可以同时是运动员的文化观念。指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知识分子追求“共同的底线”固然很重要，但是从政治上而言，“秦制”爱好者和“周制”爱好者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底线。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政治冲突中理性的边界，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所谓“制度底线”的前提是一定的“文化共识”（至少是“政治文化共识”）。
建设这种“政治文化的共识”，或许正是知识分子所能着力之处。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理性的边界——不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能“政治地”解决，另一方面，仍然倾尽全力去构筑公共理性。当秦晖先生试图给“文化的冲突”指出“制度的出路”时，对其难度，当然不可能没有认识。但是，“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是其知识分子深沉的天真。韦伯曾说：政治是对硬木强劲而缓慢的击打……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证实一点，除非一个人试图抵达“不可能的世界”，他将无法实现“可能的世界”。秦晖先生所坚守的，或许正是这种在“不可能”面前不断开拓“可能”的勇气。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旗下“弎聲”
刘瑜：理解政治，应该与时代保持距离
采访 | 看理想编辑部
01.
普通人看政治类新闻，
容易陷入什么误区？
看理想：在您看来，普通人在思考政治或者看政治类新闻时，常常会陷入的误区是什么呢？
刘瑜：其实我的书里也讲到过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普通人，哪怕是专业的学者都有类似的局限性，只不过有的人意识到了，有的人没有意识到。什么局限性呢？就是很多人对政治的判断，过多地被时事所左右。比如说美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候，美国模式最厉害，如果中国经济上来了，中国模式最厉害；苏东巨变的时候，就会说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制万岁，但是到了阿拉伯之春，就会说民主的终结、自由民主制已死。
当你对政治的判断过多地被时事所左右的时候，你的观点就会像狗尾巴草一样摇来摇去。我以前也写到过，其实最乐观的人容易转化成最悲观的人，因为乐观的人往往会对现实抱有极大的预期，一旦预期受挫，他就会变成极端的悲观主义者，会无缝地切换。但是我觉得，理解政治还不能够仅仅被时事所左右，还是要有更长线的对历史的观察和判断。
我书里面也讲到，比如说民主的历史，我们今天会讲，你看非洲怎么样、中东怎么样，所以怎么样。但是实际上你去看，哪怕发达国家历史上建立民主的过程，两三百年前在法国、在美国、在英国，更不用说后来的德国、日本，它们建立民主制同样是非常的艰难，甚至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甚至和今天来比，它们所激起的浪花比现在这些国家民主转型激起的浪花还要大。
历史上现代民主转型最早的应该说是法国，美国和法国算一批的，但是法国的民主转型至少在某一个阶段内更彻底，因为它更早地实现了普选权。但是到1793—1794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法国革命中的恐怖政治，你会发现，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发达国家的、国泰民安的政治景象，但是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弯路，我书里也讲到了，1789年革命、1848年革命，什么巴黎公社、一战、二战，等等。如果你站在1794年，你肯定就宣布民主死刑了；你站在拿破仑三世复辟的时候，你又宣布一次……如果你仅仅根据时事去判断政治，你可以宣布无数次它的死刑，但它并没有死。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判断政治，还是要站得高一点和远一点，才不会成为一个狗尾巴草式的人物。
通过时事理解政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闻时事是报道事件，尤其是戏剧性的事件，但是其实历史上很多非常重要的变化，未必是以爆发性事件的形式发生的。比如说我们看新闻，这里爆发一个战争，那里爆发一个飓风，这里出现一个疫情等，它们都是以这种非常戏剧化的事件的形式发生的。但是其实历史上很多重要的变化，是结构性的变化、观念性的变化，它们未必是以一个爆发性事件的形式出现的。
比如在过去一两百年，全球绝对贫困率从百分之八九十到现在可能10%左右，新闻不会去报道，或者说不会以一个非常耸人听闻的方式去报道，不会说今年贫困率又降低了1.5%。即使报了也不会有太多人关注，因为它没有人物、时间、地点，起因、发展、高潮、结局，没有这样一个故事性的结构，所以不会引起太多的关注。
又比如说教育水平的上升，还有一些文化观念的变迁，这些东西其实对于左右历史、至少左右政治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些事情可能不会出现在新闻头条里，或者出现了你也不会太关注。
这也是我们要尽量摆脱时事偏见，才能够理解历史、理解政治的另一个原因。有的时候你要去关注结构性的变化，而不仅仅是新闻时事。
02.
普通人关心政治有意义吗？
转发就是力量吗？
看理想：确实，最近也有一个新的词、新的描述出现，叫政治性抑郁，就是说关心政治越多，好像越容易产生这种心情。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除了转发好像什么都改变不了，就是一种很无力的状态。所以就特别想问您，普通人关心政治的意义在哪儿呢？
刘瑜：首先我并不觉得所有的普通人都要关心政治。我觉得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其实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是正常的，甚至是好事。我在书里讲泰国的时候也提到，那种全民都狂热地关心政治、都被动员起来，是挺可怕的一个状态，对于任何国家都是挺可怕的状态。更不要说对于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因为政府无法满足民众所有的需求。
但是同样正常的是，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里面，总有一定比例的人，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多少，比如说20%左右，他们会比较关心公共事务。在我们中国的传统里——其实全世界估计也都差不多，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的以及手握权力的这些人可能格外关心政治，也的确更有义务关心政治，因为你有更大的影响力，你就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这些人里面，也有很多是普通人。
关心政治有什么意义呢？你刚才说，除了转发也没有什么作为，其实转发就是最大的作为。在一个大众舆论的时代里面，舆论所形成的压力，往往是改变社会最大的动力。有一句话叫“围观就是力量”——这种力量有时候甚至可能超过所谓的游说集团、压力集团、集体行动等。当然它确实需要到达一定的分贝，到达一定的热度，才能够引起一些改变。确实很多时候转发也改变不了什么，或者是转发所能改变的东西很有限。
理解政治，很多时候也是一种知识上的乐趣，它未必能改变什么，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记得以前看秦晖老师，别人说他忧国忧民、是知识分子里面的大家……他就说，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就是纳闷，对很多事情纳闷，纳闷了之后想搞明白。我觉得很多时候哪怕你不能改变什么，但是你理解政治是怎么运转的，你理解你在坐标系里的位置，你活得更明白一点，这个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而且是有乐趣的。
03.
历史是不断重复的吗？
看理想：没错，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事件爆发出来，很多人回看历史，觉得我们在一个车轮的重复之中，所以从政治学者的角度来说，政治的历史总是在重复吗？还是说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的？
刘瑜：好像是马克·吐温说过一句话，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他说的：历史从不重复自己，但是它会押韵。当然没有哪段历史是完全一样的，我在书里面讲到了，尤其过去两三百年是非常特殊的，在整个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和今天比。不说别的，明朝人均寿命是多少，现在的人均寿命是多少？明朝的女孩子在干什么，现在的女孩子在干什么？对吧？从这点来说，不可以轻易地定断历史在重复，好像今天是重复昨天，而昨天在重复前天。
但确实是，所谓“历史会押韵”，历史对现实有巨大投影，这个投影是不容易轻易被摆脱掉的。
比如我们现在讲“网格化管理”。我前一段时间看一本关于秦朝的书，它里面就讲到，秦朝当时对人口的管理非常严密。如果这里出现一个外来人口，你要登记他是从哪儿来、到这里做什么、住在哪里、谁是他的担保人。这不就是另一种“网格化管理”？包括秦简里面讲，一个县今年多少人去征兵、被拉走了，多少人没有走，原因是什么，记得非常详细。当然现在技术手段更发达了，所以它能够更加得事无巨细，但是对人的管理逻辑是一样的。
包括像我们讲今天的中国，基建能力非常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非常强，你回溯到2000年前，看看秦朝修的国道直道、皇帝巡回的路，包括运河，它的基建能力已经非常惊人了。所以历史确实是有它“押韵”的地方。
其实美国也是，当然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即便200多年，也能看到它历史的投影非常长。现在美国的枪支问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200多年前建国时刻的民兵传统。因为那个时候美国人的政治传统是反对常备军，认为政府如果有常备军，有可能用来镇压人民，所以我们要有民兵制度，要武装人民，来对抗这种政治危机。
问题是，现在美国早就有常备军，而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但是你看很多人在说到把武器给剥夺掉这一点上，是坚决不妥协的。这也是历史的投影。到今天，哪怕他们拥有武器的初衷早就不存在了，因为你现在拿一个枪，怎么可能对抗政府，对吧？怎么可能对付政府的这些专业军事兵器？但是他们历史的传承、政治的基因就是一直流传到了现在。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对于现实确实是提供了非常多的解释，但是重复我觉得说不上。
04.
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无法互相“抄作业”？
看理想：两个问题问下来，我觉得大家也能感觉到政治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又要用很多不同的思维或角度来看待。我就引用一句刘老师在书和节目里面提到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政治并不是万能的，从来就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配方，因为政治是有限的，我们还要考虑到政治与其他因素的化学反应。”
但是我们可能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在当下好像许多人以为自己找到了所谓正确的政治配方，对于这样的现象，您怎么看呢？
刘瑜：我想起一句话，说现在政治之所以让很多人感到抑郁，原因就在于智慧的人总是很犹疑，而无知的人总是很自信。所谓的找到正确的政治配方，其实哪有这样的配方？
比如说2020年的时候，中国那个时候疫情确实治理得不错，很多国家死了很多人，中国在死亡率上控制得比其他国家要好。很多人就开始说，“你看作业都放在这儿了，让你抄你都不会抄”。但是，你的作业别人是抄不了的，为什么？因为它的土壤跟你不一样。它的政治土壤，它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你不一样。
最简单来说，中国这种抗疫模式的成功，一个前提条件是中国有很多基层组织——10多万个居委会，无数的社区、街道、党员基层组织，等等，这个全世界其他国家哪有？他不可能去抄这个，不可能临时说建就建10多万个这样的基层组织。
包括社会文化也不一样。中国人总体来说是非常温和的，让我们戴口罩就戴了对吧？但是你想，比如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口罩就可以引起极大的政治撕裂。凭什么非要让我戴口罩？为什么要强制我戴口罩？这就造成了巨大的撕裂，更不要说打疫苗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的作业别人是抄不了的。
05.
艺术和政治可以分开吗？
看理想：下面一个问题是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戛纳电影节开幕式上，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做了一个演讲。许多人认为应该让艺术远离政治，您对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
刘瑜：艺术不太可能远离政治，说这个话的人，实际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不喜欢的艺术应该远离我不喜欢的政治。你想想看，哪怕是在中国，比如说这些年拍的主旋律电影，《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建国大业》等，它们远离政治了吗？没有，对吧？包括我们的很多主旋律歌曲、主旋律漫画、主旋律文艺作品，都没有远离政治。那些批评泽连斯基不应该参加戛纳电影节的人，他们会批评我们不应该拍《长津湖》吗？未必。
我觉得艺术和政治是不可能分开的。如果一定要分开，那种完全去政治化的艺术，当然有一些我相信也有它的价值——但是如果刻意地远离政治，所谓的纯艺术，其实也有它的政治立场，它的政治立场就是一个保守主义的立场，因为我对现实不做任何的批评，不做任何的判断。
其实我觉得更可怕的并不是艺术和政治有所结合，而是我们只能用一种方式让艺术和政治结合起来，艺术失去了多元性，失去了它在历史上很多国家承担过的这种批判性的功能。
06.
为什么当下越来越多人感受到“不平等”？
看理想：下面一个问题其实也是书里面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平等。您在书里和节目都提到说所谓当代的不平等，您怎么看待现在中文互联网上讨论打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的叙事？
刘瑜：对，我也注意到这个现象了。好像是过去一两年开始的，包括我自己在学校里上课跟学生对话的时候，也发现学生的语言系统有了一个微妙的转化，他们越来越多地引用一种像是阶级斗争的话语。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确实是现在年轻人太难了，卷得太厉害了。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说，北大的物理学博士找到一个城管的工作，大家都会觉得有点大材小用。当然也许城管其实也不是那么好干的，可能干好也不容易，作为起点也没什么问题，但是确实是和很多人对于北大博士的预期是不一样的。
说实话，在很多方面，我们这些所谓的70后、60后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代。我们走向社会的时候，中国刚刚开始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也不久，所以很多领域一片空白，没有很充分的竞争，所以大家都是随便做做，好像就成了什么鼻祖、老总、行业的先驱，等等。
但现在的年轻人，只能在庞大的机器里面卡到一个非常小的螺丝钉的位置上去，连这个工作都不一定能保住，朝不保夕。所以他们那种艰难我觉得也能理解，因为这种艰难产生的怨恨，我觉得也是能理解的。
年轻人必然是有一点反叛精神的，因为反叛才能够感觉到存在，这种阶级斗争的思维，在目前来说，几乎是唯一可以被允许或者说被鼓励的抗议和反叛，所以矛头都指向了资本家、有钱人这些。
但是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我能理解情绪的源头，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退步。因为这种思维方式里包含了一种挺可怕的“零和博弈”思维，就是一个社会一定是你死我活的，一定是我得到你得不到。前几天，吴晓波老师的一篇文章（《我们这是怎么了》）在网上传得挺广的，里面就讲到最近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企业家心灰意冷。然后我看下面的跟帖里，一些年轻人说，正好他们不干了，我们来干！这些人占的地盘占得太久了，意思是让给我们还更好。
这就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思维模式，似乎这个饼会一直在那里，而且一直以同样的总量在那里。他就没有想到，一旦企业家被污名化，一旦企业家的产权得不到保障，一旦企业家精神萎缩，其实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并不存在说，企业家已经被污名化了、萎缩了，你还可以在这里占领同样的地盘，并不是这样的。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今年好像几百万个还是几千万个大学生毕业，但坏消息是，老板都没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当然可能有点夸张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抱有阶级斗争话语的年轻人要意识到这种零和思维的问题。
我小时候也接受过这种话语的教育，但是后来发现，这种教育、这种你死我活、你退我进的零和博弈思维其实是挺可怕的。我记得小时候印象很深的一个批评资本主义的说法是：你看，他们宁可把牛奶都倒到大海里，也不分给穷苦老百姓吃。
这个说法的假定是，如果我们消灭了所谓的资本主义、所谓的市场经济，牛奶还会在那里。但问题是，你一旦消灭了资本家阶层，消灭了利润，消灭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被倒进大海的牛奶本身可能就不会被生产出来。所以你不能把这个社会拥有的资源的总量作为一个给定条件，这个条件其实是一系列其他前提的一个结果，而且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结果。
07.
如何看待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
看理想：去年福山的《身份政治》出版的时候，您为他写过推荐序。我们可以回看，比如说从2016年特朗普上台，越来越多的学者就注意到了美国国内的这种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正是基于此福山才写下《身份政治》这本书。但是到后来的 Black lives matter，到美国民众冲击国会山，使得美国政治极化好像愈演愈烈，有人会将它视为美国民主衰落的标志。对于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刘瑜：首先，美国政治极化这个事情也不像有些人看的那么简单，当然，美国政治的确在极化，其实我看美国研究的学者会区分两种东西：一种叫affective polarization，还有一种叫ideological polarization。其实美国真正发生的是affective polarization，是情感上的极化，而不是观点上的极化。如果你去做民意调查，至少有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比如说他们对枪支问题、对医疗保障问题、对同性恋问题，整个社会的不同阵营的观念差距并没有扩大多少。
但所谓的情感两极化指的是什么呢？尽管这个差距可能还是那么多，但是引起的仇恨要大多了，相互的不宽容、相互的怨恨憎恨在激化。像他们有民调，你愿不愿意你的孩子跟另外一个党派的人结婚？这样的比例可能在急剧地缩小。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跟美国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跟美国政党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的政党重组，还有包括全球化、选区的重新划分等这些因素都是联系起来的。
刚才你的问题，其实更多想问的是这种极化的后果。当然，一方面，确实是当情感极化到一定程度，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我记得前两年大选的时候，有一个民意调查，当时我看了还吓了一跳，大概意思就是问两党的民众，你认为对对方使用暴力在某些条件下是不是可以被认同的，是不是合理的。我不知道这个调查的代表性怎么样，但是在这个调查当中，大概有1/3的人——双方都有1/3的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暴力是合理的。这就非常危险了，恨不得战争都有可能爆发的那种感觉。
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也不要太高估这种极化的危险。从美国的历史来说，极化比现在严重得多的情况，都是有过不少次的，无论是像南北战争，都爆发战争了，对吧？还是说像20世纪60年代，当时像烧车、街上暴乱其实比现在还要严重得多。包括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时候，美国也有所谓的红色左翼浪潮的兴起，也有很大的政治撕裂等。观察这个制度，你会发现，从历史上来说，它还是有一种浴火重生的能力。现在这种极化的程度，这种社会撕裂的程度，至少和南北战争还没法比，对吧？如果说南北战争这个坎他们都能迈过去，那凭什么特朗普这个坎他们就迈不过去，对吧？
所以没有必要太高估这种极化会不会成为民主衰落、终结的标志。而且事实上，美国在过去几年，我觉得它有一个回调，包括特朗普的败选、拜登的上台，包括美国现在对过度的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的一些批评和反思，都是极化的回调。最近马斯克购买推特，至少从他个人来讲，我认为动机其实主要不是经济上的，主要就是他认为一个公共平台应该有更多元化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允许一个民主制度继续有自由的元素在里面，它其实可能有一个自我纠错的机制和自我回调的能力。
但是前提是，社会的确要允许自由的讨论，为什么过度的政治正确会是一个问题？就在于它会大大缩小我们讨论问题的半径。当然，政治正确在历史上是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的，但是我个人觉得，现在确实应该去反思它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变成一种杯弓蛇影的状态，就会限制我们思考的半径、政策的半径，对于制度演化的空间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08.
政治态度不同的人能谈恋爱吗？
看理想：我也想把这个问题稍微拉回到我们身边，政治态度不同的人可以谈恋爱吗？因为听您刚刚讲，所谓意识和观念的对冲好像很强烈，不管是情感化的还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和家人、和挚友有非常不一样的政治态度的时候，应该怎么相处呢？
刘瑜：我觉得谈恋爱肯定是不行。一个有强烈政治立场的人和一个没有强烈政治立场的人可以谈恋爱，但是两个人都有强烈的政治立场，并且政治立场相反，是看不到谈恋爱的希望的。政治立场的背后是什么？是三观对吧？当然，并不是所有时候人在公共领域里的观念和私人生活里的观念都是相通的，但它肯定有很大的相通性。
比如说，一个政治上的国家主义者和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对子女的教育理念肯定是不同的。一个国家主义者，我相信他肯定更倾向于成为虎爸虎妈，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能更倾向于（带孩子）放养，就像我这样的人基本上是放养。又比如说，一个政治上讲究平等的人和一个政治上讲究所谓的等级差距的人，他们对待男女关系、对待女性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些相信等级差距的人，可能认为女性作为一个贤妻良母，这就是她的天职，这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前提，或者说是一个和谐社会的标志。对于一个认为人与人应该是相互平等的人，他对女性的理解可能就完全不是这样的。
所以政治观念非常不同的人，哪怕他们在生活中可以做到完全不谈论政治，他们在生活中还是会发生很多的冲突和矛盾。所以他们谈恋爱结婚是很难的。
但是家庭没办法，因为你可以选择你的爱人，但是你不能选择你的父母，不能选择你的哥哥姐姐。但是，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成年以后，你跟你的父母也好，跟你的哥哥姐姐也好，跟你的七大姑八大舅也好，不用每天相处，对吧？你跟你的恋人、跟你的配偶，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朝夕相处。但是既然你跟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七大姑八大舅并不需要天天在一起，那么你可以通过回避谈论政治，化解掉很多矛盾。
在中国来说，我觉得代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个很有意思，一般来说，很多时候是年轻人更自由化、中老年人更保守，但是在中国某些受过教育的阶层里面有可能是相反的。我确实也听说过不少这样的事，孩子更保守，父母更自由化，也有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在我的家庭里，我显然更自由一些，我父母更保守一些，我们就不谈论政治，尽量不谈论，当然他肯定要说，说你就听着，不断地点头就好了。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比所谓的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更重要，没必要在所有的关系中都要弄清楚谁对谁错、谁是谁非。
09.
《可能性的艺术》一书中，
哪些章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国际政治状况？
看理想：想请您特别推荐一下在《可能性的艺术》这本书或者节目里面，有哪些章节可以供读者回顾，能够帮助理解今天的国际政治的状况？
刘瑜：我觉得挺多的。一本书写出来，肯定是要不断地接受现实的检验。如果说对了，一些说法、观点也许就被加固了；如果说错了，那就调整，对吧？这种所谓的实证研究或者说实证性的学说，肯定是要接受时间的检验的。过去两年来，我这个音频节目做完之后，在不少时事发生的时候，我会回想到当时我写的那些东西，觉得对于理解当下的一些情况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比如说，2021年塔利班打进喀布尔的时候，很多人感到很震惊，说美国那么强大的国家打了十几年，怎么还干不掉塔利班这么一个游击队，这么一个草台班子？但是我在分析阿富汗的文章里面，就说到阿富汗的社会条件、地理因素、族群结构、宗教背景等这些因素。
我在书里面也讲到国家能力来自哪儿，讲到战争对于国家能力的塑造，讲到为什么战争有利于国家能力的塑造，因为战争会促进财政能力、后勤补给能力、基建能力，包括官僚组织能力的建设，就是倒逼这些系统的建成，这些一旦落地生根，就成了国家能力。
那为什么阿富汗打了这么多年仗，它的国家能力还是不行？其实我在那个文章里也讲到，因为阿富汗打的始终是某种意义上的代理战争。什么意思？它使用美国的枪炮，使用美国的军事指导、美国的经济资源，这有点像什么？你骑车本来是可以锻炼身体的，但如果你骑的是电动车，并不是你自己在发力，其实你是锻炼不了身体的。
阿富汗打了这么多年仗，从美国入侵以来，它的中央政府始终就扶不起来，这跟它始终处于一种代理战争的状态是有关系的。所以某种意义上说，虽然塔利班的卷土重来，对于美国来说，它在阿富汗的整个援助，包括军事援助，是失败的，但是美军的撤离对阿富汗自身来说未必是坏事：它就开始不得不面对自己的问题，由他们自己的人来面对自己的问题。这样不管是谁赢谁输，至少是锻炼自己的国家能力、锻炼自己的制度建设，等等。
还有一点，讲到阿富汗的时候，我也讲到刚才我们谈到的政治的有限性。我觉得阿富汗是一个典型，它缺乏很多制度存活的土壤。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讲美军入侵阿富汗，给它输入所谓的民主不行，但是在过去40年，阿富汗实验的岂止是美式民主，它实验过苏式民主，实验过神权政治，也实验过所谓的君主立宪、共和等，都失败了，不是一种制度失败了，而是就像我在书里讲的，神农尝百草式的制度实验都失败了。所以这个案例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政治的有限性，就是政治制度、政治作为，对于改变一个社会、改变一个国家历史轨迹的作用，可能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大，因为还有其他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族群结构的这些因素，有些时候它们的作用可能更大。
虽然我是学政治学的，一般每个学科的人都愿意强调自己的学科有多么重要，但是说实话，我越研究政治，越研究政治与其他因素的关系，越觉得不能夸大政治的作用，它不是万能的。讲到阿富汗这篇文章，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另外像我在书里面讲到“平庸之恶”。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其实想讲的核心观点是，不存在平庸的恶，平庸的恶背后是激进的恶，这个我也是引用别人的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如果没有权力的翅膀，每一个普通人所能做的恶是非常有限的，只有乘以权力的系数以后，这个普通人、平凡人所做的恶就可能变得非常骇人，变得非常恐怖。权力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一个放大器，它会把小恶放大成大恶，而且它有一种塑造意识形态话语的能力，或者简单来说就是洗脑的能力，它会使恶看上去变成是善，这个是平庸的恶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刘瑜：当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观念的变迁如何驱动韩国的制度变迁
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
在近现代社会，常常是观念的变迁引发制度的变迁——事实上，观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经济利益的考虑、暴力机器的压制、国际格局的约束，撬动制度的变化。可以说，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韩国转型：观念驱动的变革
为什么观念变迁对于制度变迁很重要?观念变迁如何推动制度变迁?观念的变迁又是如何发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从一个国家讲起——韩国。确切地说，我想从几部韩国电影说起。
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可能知道过去十几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本国民主转型的电影。我看过的就有四部：《华丽的假期》《辩护人》《出租车司机》以及《1987》。其中，《华丽的假期》和《出租车司机》是讲1980年的光州事件;《辩护人》讲一个本来及时行乐的律师，如何转变为民权辩护人的故事;《1987》则是讲一个大学生朴钟哲的死，如何点燃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决心。
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哪个新兴民主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自己的转型故事。而且，虽然是沉重的政治片，并非什么娱乐片，但是据说，这些片子在韩国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每出一部，就往往是万人空巷。可见，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纪念碑，需要不断重返、朝拜，以此来理解自身并寻找未来的方向。
为什么说这几部电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制度转型的观念根源?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几部电影中的”革命者”是谁。尽管这四部电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司机，有的是公诉人，但是，他们保护的对象，其实都是同一群人——学生。在这几部电影里，学生运动都是电影的背景，但却是汪洋大海一样的背景，他们时刻在窗外、在街头、在电视报纸上涌动，让所有的人无法扭过头去。
事实上，大学生是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其他人，包括电影里的这些主角，都是被动卷入革命的旋涡的。不过，大家想想，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韩国，还是比较贫穷的，而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能上大学的都是什么人?一般来说，或者来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将成为社会精英。所以，如果这些人纯粹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必要去闹革命吗?没必要。他们已经是天之骄子了，像《1987》里面被打死的朴钟哲、《华丽的假期》里的那个学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锦的青年精英。
不但他们个人前程似锦，当时韩国的经济也是蒸蒸日上。我们往往认为，民众为什么会革命?因为民不聊生，对不对?的确，这是很多国家的转型导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印尼的民主转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现。但是，韩国并非如此，很多转型国家都并非如此。韩国在转型前，经济发展态势应该说很好。朴正熙当政时，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是10%。所谓的”汉江奇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时代完成的。
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观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我们诠释世界的”翻译软件”系统。要理解这个”翻译软件”的重要性，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叫”市场交换”，但是在极左观念下叫什么?”投机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两个观念体系里，听上去会成为道义上截然相反的事情。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作”剥削剩余价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诠释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它是我们吸收信息的”意义加工软件”。
具体到韩国当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去与威权政府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根据这种价值体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你观察电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号，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至少主要不是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工资、养老金、物价、就业、住房，等等，而是什么?民主权利本身。
如果去观察韩国转型史，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爆发，都是与民主选举有关。1960年的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选举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为全斗焕政变夺权，使得朴正熙之死创造的转型机会被浪费;1987年最终推翻威权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斗焕6月10日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再次幻灭。
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变革。在有些历史情势下，革命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
事实上，这不是简单的韩国现象，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史上很多转型都是如此。当初的美国革命，真的是因为英国王室对北美民众压迫有多深重吗?其实未必。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税比英国本土还要低。那为什么北美要闹革命?”无代表，不纳税”，关键是”代表”二字。当代世界里，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中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而是民众要推翻官僚统治。为什么?正如东德电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为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
从学生到全民：观念的扩散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关于这一点，这几部电影都有清晰的呈现。我们看到，在电影里，运动有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最开始只是学生，但是慢慢地，随着政府暴力的变本加厉，普通的中产阶级、白领、劳工阶层乃至街头的大妈大婶都开始加入。
《辩护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本来唯利是图的税务律师，因为一个朋友的儿子被刑讯逼供，最终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车司机》里的那个司机，《1987》里那个清纯的女学生，《华丽的假期》里面的女护士……也都是本来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不堪忍受国家暴力而加入抗争。
所以到运动的最后阶段，无论是1980年的光州，还是1987年的首尔，都是倾城出动了。大妈大婶给陌生人做饭送饭，司机们免费给伤员当志愿者，加油站让所有出租车免费加油，护士们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救死扶伤……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非常令人动容。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司机们、厨师们、清洁工们、教师们、白领们……都成为”异议分子”，这个国家还怎么运转?所以，全民抗争会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转的成本。
但是，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在《1987》里，公诉人拒绝给火化尸体签字，因为这个学生的死因过于可疑;在《辩护人》里，一个士兵成为扭转案情的最关键证人;在《华丽的假期》里，退伍前军官成为反抗武装的领袖。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很多体制内人物艰难的挣扎和变化过程，所以，鸡蛋怎么可能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中学的子女，在当律师或者记者的同学，在工厂参与劳工运动的亲友……当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迁，这个观念会发生一个”上渗”的效应，软化坚硬的高墙。
这种软化之所以会发生，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韩国人的执着。要知道，韩国的民主运动不是1987年才开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后才开始的。可以说，它断断续续进行了30年。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无数大学生被开除、被殴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仅1980—1987年，就有12万多名大学生被开除学籍，到1986年还在押的3000多个政治犯中，85%是学生。
为了进行劳工维权，数千名大学生假扮工人进入工厂，组织工会，一旦被发现被抓，新一波的大学生又跟上，这叫”排队入狱”。在电影中我们看到，有大量民众被殴打、被射杀的镜头，学生被刑讯逼供的情节。所以，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
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我记得1997年，我当时还在国内读研究生，给一个韩国留学生当家教，教他中文，不过，这个留学生年龄比较大了，大概有40岁左右。有一天我给他上课，那天正好是韩国大选的日子，课上到一半，消息传来，金大中获胜，我那个学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动得把我给抱了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三圈。我当时非常尴尬，觉得学生对老师这样不大合适吧。但是今天回想起这个细节，我才意识到，根据他的年龄，他应该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韩国大学生，当年就是在街头被殴打、被喷催泪弹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当时是韩国最著名的反对派，几代韩国人的精神教父。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韩国会有那么多反映转型故事的电影出来，而这些电影在韩国会如此受欢迎，因为这个抗争过程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韩国精神”的一部分。这种几代人添砖加瓦构建出来的民主，和那种短平快的转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门、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韩国不同，共同浇灌出来的民主大树，每个人都很珍惜。说实话，在看这几部电影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电影对历史过于简化了，黑白过于分明了。比如，其实韩国学生运动后期有不少暴力行为，但是电影对此几乎完全没有反映，而电影里的坏人也非常脸谱化，似乎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不过，这些电影可能本来就不仅仅是要讲历史，而是要塑造一个民族的图腾。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话，韩国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们的民族神话。
观念从何而来?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说观念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观念又是从何而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观念状态，更自然的观念状态可能是”过好小日子就行了，谈什么政治”，或者”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观念成了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对此，当然存在很多的解释。比如，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就论证说，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用一句朴素的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了。英格尔哈特也的确用大量的数据展示，大体而言，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民主观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韦尔策尔甚至写过一篇论文，驳斥所谓的”亚洲例外论”，因为根据他的发现，在经济发展带来观念变化这一点上，亚洲并不是什么例外。
但是，就韩国这个个案而言，经济发展的解释说服力有限。的确，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相当的发展，这可能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到80年代，民主观念逐渐从学生向全民扩散。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远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经常会有一些角色表示：韩国经济不够发达，现在还不能民主化。像《辩护人》中的一个海归商人，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诫男主角宋律师：韩国的国民收入至少还要翻三倍，才能启动民主化。宋律师的回答则是：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不这么认为。
相比”经济发展”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是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政治机会理论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
放在韩国的背景下，尽管自李承晚时代开始，韩国就是威权制度，但这是一个充满缝隙的威权制度。朴正熙的前两次当选，都是通过具有相当竞争性的选举上台的——他在这两次选举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这说明其竞争者有相当的政治空间。1971年议会大选，反对党赢得了44%的选票，同年的总统大选，反对派金大中赢得了45%的选票，这些都显示，韩国当时的政体其实更像是一种混合政体，而不完全是威权政体。
韩国实施完全意义上的威权统治，其实只有几年，就是1972年朴正熙实施”维新宪法”之后。那之后，总统选举从直选改成间接选举，朴正熙的得票率就几乎是百分之百了。也是在这个阶段，政府开始了对公民社会残酷的镇压，包括绑架金大中、给他判死刑，都是这个阶段的事。但是，这样的铁腕统治也就维持了7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后，就大致结束了。1980年光州事件后，政府又做了很多让步，释放一批政治犯，让大批被开除的大学生重返校园，1985年还放开了国会选举。
所以，韩国的民主运动就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在校园里，除了维新宪法那几年，学生会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选出来的学生会成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各种以”学习小组””兴趣小组”面目出现的学生组织也很多。此外，当时的韩国有宗教自由，教会的成长很快，教会后来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都能看到牧师的身影。工会、农民协会，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是一点点挤出来的，一厘米的缝隙被挤成十厘米，一米变十米……直到新制度从旧制度中破茧而出。当然，韩国民主运动也有低潮期，什么时候?恰恰是政治压制最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没有政治机会，就没有政治运动。
可能有人会问，就算是制度缝隙为民权观念的扩散提供了杠杆，那韩国人的民权观念，最初源头又是哪里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韩国、中国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欧美国家本身，答案都是类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开始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大家都知道，它所缔造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主权在民”。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统治者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后，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民众，所以被统治者驾驭统治者，才是自然秩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史上只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这场”主权在民”的观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这场革命的支流而已。
可能有人会困惑，几百年前的几个白人男子，什么洛克、卢梭，他们怎么就这么能蛊惑人心?这些韩国的学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众，就这么容易被几个西方思想家给洗脑了?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思想者很多，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没有几个。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或许电影里的学生和教授读过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里面的律师、司机、加油站老板、护士、狱警……哪读过什么卢梭、洛克，他们只是知道，刑讯逼供是不对的，文字狱是不对的，拿着警棍四处打人是不对的，死人不让报道是不对的……这些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让他们慢慢意识到，除非权力结构改变，这些不对是不能被系统纠正的。
《1987》里面有一段对话，一个女孩劝她所暗恋的男大学生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白日梦了，醒醒吧。那个大学生说：”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可以说，一语道破了启蒙观念的真正起源。那个小女孩当然说不过他，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会想到1000个理由去反驳他：你没想到民主运行的经济条件吗?你没想过转型后的裂痕动员吗?你没想过革命的时机和策略吗?你没想过国家能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吗?……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刘瑜：国家能力越强越好吗？
上期节目，我们讨论了为什么在比较政治学界，会出现“重新带回国家”的潮流，讲到了国家能力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秩序、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等都至关重要。事实上，我发现，最近这些年，“国家能力”这个概念已经有了“万金油化”的趋势了：一个国家经济为什么发展？因为国家能力。为什么民主质量不行？因为国家能力低下。为什么发生了战争？因为国家能力下降。为什么战争结束了？因为国家能力上升……有时候，国家能力低下被定义为“腐败”，用来解释经济落后，有时候国家能力又被定义为“经济落后”，用来解释腐败，等等等等。这就有点像犯罪学中的“童年阴影”了，每当一个离奇杀手出现，专家们就冒出来，从这个人童年的家庭关系说起，而且说得头头是道。
那么，接下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国家能力越强大越好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一个地球上已经消失的国家说起：苏联。为什么要谈论“苏联”？因为苏联曾经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它曾是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很多人甚至一度认为它将赶超美国，独霸天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风云一时的国家，在71年的生命之后，突然崩溃了，而且几乎是无声无息地崩溃了，仿佛掉进了历史的黑洞。或许，分析它的陨落，能帮助我们理解国家能力这个概念的限度。
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苏联的国家能力都曾是非常强大的。尽管不同的学者常常用不同的尺度衡量国家能力，通常而言，有几个指标是最受公认的。一个是军队和警察的力量，也就是国家暴力垄断的能力；二是财税状况，也就是政府能把多少社会资源聚集到自己手里来。这两点，大家都容易理解，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钱袋子，国家能力的两大支柱。
还有第三个，也是近年越来越受到学者们重视的一点，就是国家的信息能力，什么叫信息能力？简单来说，就是国家的“视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其疆域内人口、土地、资源的信息——别小看这种信息能力，你如果都不知道自己国家有多少人、谁去世了、谁出生了，你怎么征兵？你如果不知道自己国家有多少土地、公司、矿产，你又怎么征税？所以，枪杆子和钱袋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信息能力。历史上比较强大的国家，通常也是土地册啊、人口普查和登记啊，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学者James Scott写过一本书，叫做《Seeing Like a State》，在中国被翻译成《国家的视角》，表达的就是类似的意思。可以说，强国家就是政府视力2.0的国家，弱国家就是高度近视的国家。强国家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疆域上所发生的一切，一切人口、一切生老病死，一切经济活动，一切武装力量，到21世纪，甚至还包括几亿人里每一个人的脸型、指纹、体温，而弱国家的政府，作为高度近视患者，它眼中的世界是模模糊糊的，又因为模糊，它走起路来必然是跌跌撞撞的。所以，信息能力也是国家能力中重要的一条。
那么，我们用这几个指标来看看苏联。首先，苏联的军队和警察力量是毋庸置疑的。直到今天，俄罗斯，也就是前苏联解体后的主要成员国，仍然是世界上核弹头最多的国家。2018年，它的GDP只有美国的1/12，但是它的核弹头仍然数量超过了美国，显然，这是前苏联的政治遗产之一。警察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苏联不但有警察，还有“秘密警察”，也就是著名的克格勃系统。你们可能听说过一个著名的苏联笑话，说苏联人在一起谈论什么叫幸福？最后的结论是，幸福就是当克格勃半夜敲门、宣布“伊万同志、你被捕了”的时候，你惊喜地告诉他：对不起，伊万住在隔壁。
正是因为军队警察力量强大，苏联政府在其国土上的暴力垄断能力无人匹敌。在其71年的历史上，除了最开始和白军的内战，以及二战，苏联几乎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莫斯科的大街上绝没有墨西哥式的毒品黑帮；阿富汗式的军阀割据也是闻所未闻；至于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那是有一个杀一个，甚至可以说，有一个杀十个。我们知道，哪怕是美国，世界第一强国，刺杀总统这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甚至在纳粹德国，也发生过“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但是在苏联历史上，尤其是斯大林时期，有过刺杀最高领导人的事情吗？反正我是没有听说过。别说刺杀斯大林，就是斯大林死了，身边的人居然很长时间都不敢过去检查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前两年有个电影《斯大林之死》，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以黑色喜剧的方式表现这个事情。可以说，苏联整个国家鸦雀无声的程度，真的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古拉格群岛，苏联用来流放各种犯人尤其是政治犯的地方。我出于好奇专门去查过，在古拉格的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有组织的反抗，毕竟，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说法，把俄罗斯称为“战斗的民族”，那么，这个战斗的民族在古拉格群岛有没有“战斗”过？答案是：没有。在古拉格集中营几十年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有组织的武装反抗。唯一一次勉强可以称为有组织的武装反抗，还是集中营的几个看守组织的，是一次逃亡行动，参与者大约有一两百人。根据《古拉格：一部历史》这本书，这次逃亡的结局是这样的，“最后的决战发生在1月31号，整整打了一天一夜。当民兵逼近时，一些暴动者开枪自杀。内务部派人围捕森林里的残余暴动者，将他们逐一射杀。尸体被堆放在一起，民兵将其肢解，然后拍照留念。从档案里的照片来看，变形的尸体浑身是血地躺在雪地里。没有人知道尸体被埋在什么地方。”这就是集体逃亡的下场，这就是苏联的国家能力。即使是传奇的“战斗民族”，政府面对社会，可以说是“如入无人之境”。
再看苏联的财税能力。这一点就更不用说了。政府的税收能力，通常是指政府能从整个社会生产的蛋糕中切分多少，也就是能收百分之多少的税。一般来说，政府往往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说服民众多交一点税，有时候说服不了，还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像当年大英帝国，想说服北美民众交点印花税，茶叶税，结果直接就被北美人民用扫把赶回了大西洋对岸。但是，苏联不用操心这个问题，为什么？它直接把经济全部改造成了国有经济，整个蛋糕都是国家的，所以，问题不再是国家能从社会中切割多少“蛋糕”，而是社会能从国家手里分到多少蛋糕渣。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苏联期间几乎没有组织的反抗。当你的工作是国家给的、你的住房是国家给的、你孩子上的学校是国家的、你的粮票是国家的、甚至你出门上个火车都要国家开的介绍信，你怎么反抗？你反抗就相当于金鱼拼命跳出鱼缸，你以为自己在自救，其实你是在自杀。
再来看苏联政府的信息能力。经济信息就不用说了——既然是计划经济，政府必然要全方位地掌握关于生产、消费的信息。人口的信息也不用说，苏联时期有一种证件叫做Propiska，既是户口，又是迁徙证，又是某种意义上的工作许可证，通过这样一个系统，政府对每个人的位置与流动可以说有显微镜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鼓励所谓积极分子，政府还塑造了一个庞大的相互告发系统，使得政府清清楚楚地掌握着每个人的私生活信息。这一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本叫做《耳语者》的书，是一个英国历史学家Figes写的，内容是关于苏联时期家庭生活。其实，这本书的书名就足够说明问题了：耳语者，英文叫做Whisperers，也就是窃窃私语的人。为什么要“窃窃私语”？因为没有人敢大声说话，每个人都怕自己所说的话会被亲友或邻居告发，哪怕所说的话无关政治、更不反动，但是，无名的恐惧始终存在，就像一把利剑悬在头顶，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强大的军事能力、财政能力、信息能力，还不是全部，在苏联时期，最具苏联特色的，恐怕还是国家的思想改造能力。苏联时期的洗脑，不仅仅是依靠暴力威胁或者宣传口号，它有一整套的仪式、程序、配方，让活泼泼一个人走进去，然后像个被格式化的机器人一样被吐出来。出来之后，就成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说着同样的语言，散发着同样的气质，拥有同样的审美，甚至穿着一样的衣服，总之，拥有了一种“集体人格”。这种思想改造的成功，大约就是为什么在希特勒的德国，还会发生军官们联合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但是在斯大林的苏联，哪怕被斯大林亲手送到了断头台上，革命将领们还在热泪盈眶地高喊“斯大林万岁”。 好，现在我们清楚了，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具有无与伦比的国家能力。然而，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国家，短短71年之后，坍塌了、消失了。为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做“苏联被美国给拖垮了”。这个说法显然不够有说服力，最简单的反问是：两国竞争，为什么被拖垮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如果苏联真的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代表了未来，那么被拖垮的理应是美国对不对？
还有一个常见的解释，是“苏联被戈尔巴乔夫给搞垮了”。这个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就算戈尔巴乔夫是个坏人，想搞垮苏联，问题是：“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如果民众“不答应”，他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搞不垮一个国家对不对？在苏联崩溃的过程中，无论是政权的倒台、还是各个共和国的独立，都没有遭遇民意的大规模抵抗。哪怕沙皇政权当年倒台的时候，都还有几十万人加入白军，为旧政权而战，但是苏联政权崩溃的时候，绝大多数民众的态度基本上就是“慢走、不送”。所以，把责任推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也是说不通的。
苏联的瓦解，真正的原因，恰恰是其国家能力过于强大。
因为过于强大的国家能力，这个国家失去了刹车机制，无法调整自己的方向，导致它一条道开到了悬崖。因为过于强大的国家能力，它消灭了社会，从而失去了改革所需要的反馈机制和压力机制，最后只能靠“死机”来实现“重启”。因为过于强大的国家能力，它走向了过度扩张，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过度扩张，最后耗尽了资源、也耗尽了民心。总之，无节制的国家能力导致过于庞大、沉重的政府，最后这个国家被自身的重量所压垮。
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说苏联的崩溃恰恰是因为“国家能力过于强大”？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来看苏联的秩序。的确，在苏联，暴力是高度垄断的，不存在当代墨西哥式的分散暴力，更看不到任何力可敌国的武装叛军。但是，当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完全被抹杀，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实力对比完全不对称，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社会失去了谈判能力，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
苏联1932年左右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因为强制性的过度粮食征收，加上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乌克兰发生了惨烈的饥荒，导致3-7百万人死亡。政治迫害更是举世闻名。据保守的估计，从斯大林接管党权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约有2500万人受到政权的迫害，占人口大约八分之一。仅在1937和1938年，至少有68万人因为“危害国家罪”被枪决。甚至党内高干也不能幸免。1934年苏共17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102人遭枪决。这就是苏联式“秩序”的代价。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后面，有多少泪水、挣扎、恐惧与绝望。所以，回到我们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当苏联走向解体的时候，为什么人民群众就“答应了”呢？答案恐怕就在这些挣扎和恐惧中。
暴力的过度扩张不仅仅是在苏联国内，也向国外蔓延。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布拉格之春”，1968年，面对其卫星国捷克的民众抗议，苏联一口气把两千个坦克给开了过去，扑灭了捷克革命的火苗。“布拉克之春”只是类似霸权的一个例子，无论是东德1953年的风波，还是匈牙利1956年风波，它们难以掀起风浪，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威胁。但是，苏联最严重的一次过度扩张，则是1980年入侵阿富汗。某种意义上，阿富汗对于苏联，就像是越南对于美国，一个超级大国踏进一个弱小国家，以为自己可以轻松搞定，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怎么也跳不出来了。关于这一点，后面讲到阿富汗的时候，我们会再涉及。
再来看苏联经济。超强的国家能力有没有带来苏联的经济发展？有。至少在一个阶段内如此。斯大林上台不久，就提出要用10年的时间去实现西方国家100年的工业化成果。于是，政府利用其强大的动员能力发动了经济引擎。1928-1940年，苏联的经济增长率是年均5.8%，1950-60年是5.7%，所以赫鲁晓夫在台上的时候，才会宣布苏联1970年人均GDP将要赶超美国。不但他这么自信，当年西方不少政治家和学者也认为苏联赶超美国指日可待。但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经济发展开始减速。1960年代经济增速跌至百分之4点几，1970年代跌至百分之2点几，到80年代，只剩下了百分之1点几，而它的全要素生产率已经跌到了负数。
为什么苏联的经济发展会先加速、后减速？同样是因为国家能力的过度拉伸。简单来说，第一，过强的国家能力扭曲了经济结构；第二，“发展型国家”一旦过度，就成了“掠夺型国家”。因为国家指哪打哪，苏联经济模式被扭曲，重投资、轻消费；重军工，轻生活；重模仿，轻创新；这一系列扭曲的后果就是经济发展失去了后劲，陷入“短缺经济”的陷阱。而且，在全盘的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下，整个蛋糕都是国家的，对普通人来说，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个样，他们为什么要积极生产和创新？在所有的苏联笑话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条，是以一个工人的视角说的，他说：We pretend to work, and they pretend to pay。“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发工资。”短短一句话，道尽了苏联经济的全部问题：劳动者根本没有动力生产，而政府发的钱什么也买不到。
再来看苏联的思想改造。的确，苏联一度成功地改造了无数人的头脑，但是，这种成功同样是自掘坟墓式的。为什么？因为这种思想改造的核心，是号召人们为了集体放弃个体、为了国家放弃家庭、为了理想放弃利益、为了理念放弃情感……可以说，它是向人性开战。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复杂，是多变，是魔鬼和天使混合体。而思想改造是什么？是消灭复杂，消灭变化，让人类完全变成天使。这可能成功吗？不可能。如果要强行把现实按到理想中去，结果就是假大空。这就像吹气球，你可以把一个普通的气球吹到西瓜那么大，但是再吹下去，它随时就可能爆破。
《耳语者》里面，有一个情节我非常难忘。里面讲到一个所谓反革命教师，他被枪毙后，他的遗孀和孩子为了生计投奔这个教师的妈妈，也就是孩子的奶奶家。但是，奶奶家明明有两层楼的房子，却拒绝收容他们，甚至不愿给长途跋涉的一家人一口饭吃，他们只好在村子里租了一个小房子住。而在他们住在村子里的15年里，奶奶家的亲戚从来不和他们来往。这个孩子后来回忆说：“最痛苦的是看到他们走过我们的街道——哪怕周围肯定没有人监听——仍然不跟我们说话，甚至连一声招呼都不打。”人际关系如此的扭曲，连奶奶都不再怜惜孙女，或许能证明思想改造的成功，但是，比国家更强大的是人性。人们渴望亲情、渴望友谊、渴望舒适、渴望美……或许人们会因为理想的感召而暂时放下这些渴望，但是，最终，人类通过几百万年进化出来的道德本能、情感本能、求生本能，会在政治的潮起潮落后重新浮出水面。 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国家能力越强越好吗？显然，并非如此。或许，国家能力和治理绩效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在一个区间里，强大的国家能力有助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政治秩序，但是过了某个点之后，国家则可能因为失去任何缰绳而变成破坏性力量。经济学者Acemoglu在《狭窄的通道》这本书里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用的词叫“被缚的利维坦”。什么意思呢？他说国家状态有三种：一种是国家缺失，一种是国家强大，第三种则是“被缚的利维坦”。没有利维坦就不会有秩序，但是利维坦过于强大又可能反噬社会，只有“戴上镣铐的利维坦”，就像被套上缰绳的马匹一样，既能干活，又不会随意踩坏庄稼。
其实，苏联的故事何止发生在苏联。历史上，有过许多类似的情节：一个强大的国家走向过度扩张、最后因为过度拉伸而脆断。中国历史上的秦朝、隋朝，蒙古帝国、日本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红色高棉时期的柬埔寨……国家建构都可以说登峰造极。但是，当扩张变成过度扩张，河流变成洪流，细雨变成暴雨，国家能力就成为一种诅咒。
不奇怪的是，这些国家都有两个共同点，一个是强大，另一个是短暂。大一统的秦朝只存在了14年，隋朝只存在了38年，德意志第三帝国只存在了12年，红色高棉执政只有4年。相比之下，苏联还算是长寿的了。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71年也不过是过眼云烟。显然，这些国家的昙花一现并非偶然，水至清则无鱼，国至强则易断，在强大和短暂之间，或许存在着一种悲剧性的联系。当一个国家所向披靡，失去制约，或许没有人可以战胜它，但是，它可以成为自己最强大的敌人。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本文为“看理想”音频节目《可能性的艺术》的第16讲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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