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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昌平:打铁记

野兽按:虽然天涯博客算是国内尺度最松的博客网站了,但是还是有不少文章发布后被隐藏。自2006年2月22日受李国盛邀请,要天涯开办【陈寿文专栏】,至今已经十四年了。不过自从2013年有了微信公号【心灵自由】之后,就很少使用这个博客,只是偶尔想起会去那里发一篇微信公号发布不了的文章。刚才看了一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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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总共有74篇文章被隐藏。今天开始,把这74篇翻出来。站友们,我又要开始刷屏了。

34.罗昌平:打铁记

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13-10-16 12:29:00 | 分类:生活 | 访问量:105

罗昌平实名举报副部级高官,并最终致其落马被查。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罗昌平新作《打铁记》将在网易UGC精选独家连载,详细揭开刘铁男落马内幕。 《打铁记》 (每周一、周五推出一章,敬请垂注)

第一章:“诈金花”

“既然是在做梦,那就做大一点。”在电影《盗梦空间》里,当梦境演员抛出这句经典台词时,机枪换成了火箭筒,直接炮轰对手。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带领新一届委座班子参观国家博物馆,首次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表示“一定能实现”。尽管“中国梦”与“美国梦”都强调个体努力,但对应于此的实践路径、产权界定、绩效分配、荣誉沾享上,却存在泾渭分明的集体与个人之别,并通过一系列正式制度和次级秩序固定下来。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他在11月15日的履新演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打铁还需自身硬”。

新闻人习惯把话听一半,并展开丰富联想,于是,一个以“打铁”为主题的“梦”在我脑海中浮现,并在一周之后付诸行动。但对更多的人来说,如此高风险的“冒韪”之举,真要实践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正如资深媒体人杨海鹏对一些同行的反问:“这个料就算给你,你敢这样做吗?”

 至少有个前提必须考虑,你在行动之前,自己是否有任何把柄落在别人手里?

在所有棋牌游戏中,我最喜欢“诈金花”。当2006年我因敏感报道被免去《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编职务,曾经的难兄难弟一度通宵陪我玩这个游戏,以至于担心玩物丧志,我不得不长避他们半年之久。

这种广泛流传的多人纸牌游戏,以手中的三张牌比输赢,整个过程考验玩家的胆略和智慧。也有人将之称为“扎金花”,但“扎”虽有动感,却远不如“诈”之生动形象。诈金花的大小规则如下——

A. 单牌中 A 最大,K次之,顺次而下,2最小;

B. 玩家人手3 张牌,组合大小排序为:豹子 > 同花顺 > 同花 > 顺子 > 对子 > 单牌;

C. 235大过豹子,形成环环相克的回旋规则。32A也是顺子,2AK不是顺子,等等。

只有掌握一定的数学方法,才会金花四溅。比如一副牌去掉大小王,还有52 张,一共会有 52 X 51 X 50/ 3 X 2 =22100种组合;豹子的概率为 52/22100,平均 400 多次发牌才会出现一次;同花的概率降为大约20 次发牌出现一次。当然,影响结果的参数还很多,比如人数、赔率、暗牌等。

由于平常的新闻调查注重脑力劳动,所以,我的业余生活多以相对安静的读书或栽培来填充,偶尔也会玩几把相对刺激的诈金花。这个游戏的另一重要因素,其实并不能量化——说它“诈”,是经验老到的玩家会在游戏中用很多心理战术,不是牌大就一定会赢,四两拨千斤时有发生。最经典的235吃豹子,也并非没有过。

所谓“兵不厌诈”,心理战的胜负可以超出牌局的规则,这也正是诈金花游戏的乐趣所在。人生没有机会彩排,每天都在直播,有些选择就需要有赌一把的勇气与耐力。

2012年12月6日,农历壬辰龙年十月廿三。当日天气预报说:气温在-8℃至-1℃,多云,微风转北风3-4级。这是一个普通的周四,晨跑之后,吃完早餐,我习惯性地用手机浏览微博。

天下太平!

多次刷新不见有增量的消息,我放下手机,开启笔记本电脑,决定整理手头已掌握的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贪腐的证据。过去一年多时间,我在工作之余投入不少精力寻找突破。没有谁逼着我做,这只是调查记者的职业习惯。在国内的新闻机构中,我是由一线记者转为领导岗位之后,还保留自己采写稿件习惯的传媒高管之一。在《财经》新老团队中,类似表率不胜枚举,比如法满成功说服日本的黑帮头目,获得贴身拍摄一月的良机;胡舒立每周一篇社评,从不间断的政要专访。

微博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办公移动化。除非编发千字以上的长文,我绝大部分工作都是通过“手机 拇指”完成,这确实带了工作上的巨大便利。比如人在斯里兰卡的海滨铁路上飞驰,顺手可以处理万里之外的办公邮件。

此前一天,2012年12月5日,自称曾是刘铁男情妇的徐尐(化名)通过Gmail与我来往五封信,她提供了一份电子签名的寄往中央纪委的举报信,希望我能够准确地交给相应的检查室。这是我们交往一年多来,她最彻底一次和盘相托,其中包括她与刘铁男的合影、汇款账号等关键性证据。

尽管这十多年的反腐调查积累了不少纪检资源,但真要将一份实名举报信转至中央纪委对口的局室,我不得其门。何况,中央纪委正面临一次大的扩编,原来的八个检查室已分化为十个,不少职能分工鲜为外人所知。

微博反腐这么热,何不自己来一次实名举报?脑海一闪而过的念头,在那一瞬间也把自己惊呆了。我首先想的不是风险,而是是否有违职业规范,是否会给自己服务的《财经》杂志造成不良影响。

这是一个不能跟任何人商量的抉择,最终的决定和行动只能自己做。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说:“我只是一捆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想起这位智者在耄耋之年的顽童式自诩,不禁莞尔。不同之人的不同之处,就体现在对这捆矛盾的激活与化解上。

从早上9点开始,我在电脑中汇编一年来收集的证据。我先在自己的新浪博客发表了同事张鹭、曲艳丽合作采写的《中国式收购》,然后在新浪微博中同时开了三个窗口,用来编辑如下三条实名举报信息,并在10∶01同时分布。

【向中央纪委实名举报之一】部级高官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官方简历称其经济学硕士、工学博士,能查到博士论文但无硕士信息,其在日本做经济参赞时经情人获得名古屋市立大学“修士学位”,但这是荣誉证书而非学位证书,刘曾请校方加“学位”字样并将“可以评价等同”改为“特殊培养授予学位”,被拒。

【向中央纪委实名举报之二】刘铁男与商人倪日涛结成官商同盟,其处级妻子郭静华、儿子刘德成在倪公司持有股份,境外收购骗贷国内银行,刘德成汇丰HSBC银行帐户10112-376762-150 加币、10112-376762-250 美元和028- 490415-833美元多次收受倪日涛公司巨额汇款,参见《财经》报道http://t.cn/zjME1YO

【向中央纪委实名举报之三】这是刘铁男与情人徐某的合影,两人日本相识,一个当经济参赞,一个读博士并兼职翻译,刘曾亲自为徐出函介绍工作(下图)。双方因利益关系反目后,女方多次受到死亡威胁。有关经济问题参见《财经》报道http://t.cn/zjME1YO 因骗贷事宜关联国内银行与部委职能,涉及公共利益

这三条微博分别从学历造假、利益交换与作风问题展开,受限于140字,最后一条结尾处连标点都无法再加了。在新浪微博首发后,我又在腾讯微博、搜狐微博同步推出。

短短三条微博,用了两个小时,可见这每一个字都是认真推敲过的。

如我所料,在举报微博发布之初,三条中最受关注的是学历问题,其次是情妇合影,再是关于利益交换。但显然,在中国不可能通过学历造假扳倒一名部级高官,作风问题除非有像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情妇的香艳日记,否则并不具备杀伤力。这三条微博中最致命的是第二条,因为经济问题涉嫌犯罪,而其他两条无非是道德层面的瑕疵,顶多算是违纪。但作为三组相互咬合的证据,道德瑕疵又不可不说,且与经济问题相互映照。

额外的一点提醒,尽管事后不少网民跟进实名举报,但少有人像我这样直接锁定“中央纪委”。换言之,实名举报至少需要标注承接的机构,否则,何来受理?

回到前文,为何风险不是首要的考虑因素?这是一个我在不同场合重复过的观点:在中国做调查报道,不至于有生命风险。全球每年因公殉职的近百名记者中,你听说过有几例是来自中国?即使有生命危险,也应该是五年十年以后的事情,在一个高转速碎片化的时代,我们很难对自己做出如此长期的预期。年轻,就是用来试错的,不必苛求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源于对自己的信心。

那么,最大的风险是什么?被免职并解聘,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糟糕局面;但于刘铁男而言,他同样面临去职甚至牢狱之灾。问题在于,我输得起,他输不起。他只能赢,不惜一切代价保赢,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我们来推演一下这手纸牌:

——暗开成本。在整个过程中,我采取了“暗开”的方式,即对方的底牌是隐藏的,甚至他可能一直不亮牌。诈金花中的暗开是一种风险和变数并存的选项,不到开牌的那一刻很难知道谁输谁赢。提前看牌就要多加一倍的赔率,常有看牌失底气的说法。我自知拥有一手小豹子,成本虽高但是可控,这是暗开的先决条件。

——对手天牌。以刘铁男的位高权重而论,他的牌至少也是小豹子,运作得好可是天牌AAA。当然,这需要自上而下各个关口的体制性护短,对于一个如日中天且手执能源审批大权在手的明星官僚而言,这并非不可能;

——地牌相克。但天牌AAA也可能被最糟糕的235吃掉,这个235并不在我手里,可能在其他玩家手里,或者在刘铁男“猪一样的队友”手里。这样一来,双方胜算概率等同于50%,可谓屌丝逆袭的良机;

——场外信息。竖起触角雷达,侦测每一个关联者的心理波动,不放过每一个有内容的表情。只要守住底线,不现出格行为,舆论会成压倒式优势偏向于我。当场外信息越来越趋利,我还可以接受来自不明方位的全新证据。

——黑马玩家。公众平台对接密室政治,就连当事人都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玩家在场,他们当中一定会有杀伤力极大的黑马,这显然不同于现实中的诈金花。所以,不停加注直到诈光第三者的方式不存在,或者说存在,也只对我起作用。

——止损离场。承接上一条,我既可以选择奉陪到底,也可以止损离场,但刘铁男不能退场。这显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对我而言,即使暗开也锁定了成本。这是我能提前出牌的关键。

游戏现在开始!各路玩家与看客已经粉墨登场。接下来的每一步,我仍有跟注的机会,但已控制不了牌局的发展,更左右不了结果。

罗昌平为何选择在微博而非《财经》杂志举报刘铁男?雷政富和衣俊卿因作风问题落马对他有何影响?《打铁记》第二章将解读十八大之后的网络反腐。 《打铁记》(每周一、周五推出一章,敬请垂注)

第二章:斯巴达之后

为何是2012年12月6日?这并非一个刻意选择的日子,其实,可供选择的时机并不多。于宏观大局而论,它是某种必然;对个体判断来说,有随机而动的偶然。

在2012年11月15日之前的一年里,大凡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也许听得最多的就是“十八大之后”。它好比一种口际传播的病毒,从不同身份、不同行业、不同地位的人的嘴里喷将出来,带着某种休眠式等待,将本应当即处理的事情丢给未来。

也至少在这段长约一年的时间里,新闻从业者感觉到有生以来最严密最立体的审查天网。我主管的《财经》杂志法治版块,最严重的时候稿件全部被毙,一级栏目开了天窗。加之社交媒体的强势兴起,使得大多数公共事件可以完全无涉传统纸媒,于是,每一次热点新闻都对应一次职业羞辱。

说到底,这些叫做记者的物种,归于文人一类,其实都是懦弱之辈,大多选择了忍气吞声,不少选择离场,可曾有方式对冲这种羞辱?正如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所言:“发声,使我们免予无声状态的吞噬。大家一起冲破噤声的墙,将那无声的恐惧放逐,于控诉羞辱中拆解羞辱,而重建生命的意义。”

而现实是,整个社会如同一个不断加温的高压锅,连微博这样看似唯一的解压阀,后来也被硬生生地压住了。何来发声?何处发声?

密封的高压锅用火加热后,腹中压力不断增加,无法外泄,使热量最大程度地利用。高压锅设置了旋转打开的锅盖,盖上有个出气孔,压力达到一定程度会自动撑开气门,否则导致爆炸。陷入维稳怪圈的官僚系统,似乎无闲在日常家务中体验这一常识,他们在启动“维稳高压锅”的同时堵上了气孔,且不断加大火力。可以说,强力维稳是一只没有阀门和气孔的高压锅。

其实,只要你生存于高压锅之中,就无一不会感觉这种压力的存在,似乎谁都没有反抗之力。这种压力不光施加于新闻一线或社会底层,甚至上流群体也未能幸免。唯一不同的是,草根戴的是“纸枷锁”,而权贵却是黄灿灿的“金锁链”。

敏感的十八大,被天才的网友以“斯巴达”代替。后人或许很难体会这一时段的紧张气氛,于是,政治段子成了切身体验的最佳还原:“昨天带了一面党旗傍身,过完安检就剩一块红布了。”

在一个正常社会,法律与新闻都可谓官民关系的调节阀与平衡器,也就是高压锅的阀门与气孔。但在这片土地上,法律仅是TXT文本文件,而非EXE可执行文件,导致司法系统无独立可言;新闻机构又受到宣传系统的管制与同化,扭曲为缺乏公信力的怪胎。针对社会积怨,旧有的制度设计了另一个中国特色的出口——信访制度。本来就没有法治,信访相当于把法律仅有的那点尊严也彻底剥夺了,从而加深人治色彩,并四面埋伏不稳定因素。

对于刘铁男这样的高官而言,更多时候是在享受这个维稳体系的好处,但当有一天他被这套体系抛弃,就必须作为“替罪羊”加倍担责。换言之,他不仅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更是受害者。他与手中的权柄相互腐蚀,相互恶化,就像一对穷途末路的亡命鸳鸯,在暗夜降临之际,将染毒的回旋飞刀投掷出去,却不知也可能刺向自己的胸腔。

当微博在中国兴起,它在一定程度上填空了传统媒体的信息短板,平摊了难于估量的管制风险,并极大限度地优化了信息传播的成本与效率。尤其是技术赋权成一种新的可能,数以亿计的行权者都在等待“斯巴达之后”——这个期盼已久的解压机会。

历史深藏了不同的参照系,最近一个就是上轮政治周期。比如2002年10月至2003年10月,可谓中国社会问题较为突出、社会效应无限放大的12个月。尤其是以SARS、孙志刚为拐点的一系列事件,将官民冲突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推至新的高地。彼时,以《南方都市报》《财经》杂志为代表的传统纸媒,成为这些标志性事件的吹哨者,刚刚兴起的门户新闻网站推波助澜,将单点事件向条块蔓延,并迅速在新闻、法律等尚未成型的职业共同体之间完成动员与联手。

当然,最终的实质性推动要归结于“新政”,这不可避免地陷入人治死循环。

斯巴达之后,因此有着双重隐喻——过度加热的高压锅面临解压,自然对应一次民意井喷——这一方面是存量民怨的释放,另一方面是增量民望的释义。于是,新班子的每一次言论举动都会引起背后意味的猜测,不同左右的人努力将那些言行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解读。比如不封路,一度占领主流媒体版位,并将其作为“新政”标签展开论辩。狭义的路权是指人车出行,尤其是敏感区域特殊时段;但广义的路权不仅包括水陆空交通,更有网路、言路和心路,比如消失的微博账号、因言获罪、新闻自由、思享市场等。不要只解除有形的封路,无形管控更需撤障,这意味着“路权平等”大有可为。

与十年前相比,此时的传统纸媒已无强大召力,在政治管制、商业腐蚀和移动互联的三重夹击下,很难维系和守护新闻专业主义阵地。效力于其间的职业新闻人,似乎也并未贡献所有精力,更乐意于经营自己在社交媒体的一亩三分地。

媒体人胡赳赳就曾公开反思,这十年来,“从做调查记者到房产主编到杂志主笔,从理想主义者腐化为既得利益者,生活物质一路走高,精神气节走低。惭愧!”其实,这种“走低”是群体性的,系统性的,谁也无力挽回。

来自于职业的习惯,我判断这个民意井喷不会持续太长,至少在十八大之后到全国两会之前,即2012年11月15日至2013年3月5日间,掐头去尾,会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随后会因几个敏感节点遽然收紧。因为十年前的旧训,足够让新主毫不犹豫地采取“护权”措施。

回看这个时间轴,果不其然,微博反腐第一炮始于“雷政富事件”。11月20日,疑似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在微博上发布,官方随即立案调查。63小时,一名厅座仓皇落马,可谓“秒杀”,这与他视频中的12秒早泄形成暗合。

我当时发微博评论:“雷政富(累政府)用12秒破了刘翔的奥运纪录,这12秒形象地诠释了一个厅级书记的裆性,会让多少位高权重者不安?真想反腐,真想自保,就实施阳光法案、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否则,每个不能自控的官员都可能遭遇下套,雷政富被秒翻的纪录随时都会突破。”

无独有偶,黑龙江一女主持人实名举报遭人大代表孙德江肉体胁迫;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为情妇写离婚承诺书……颇具拐点意义的是,34岁的女博士常艳在网上发布了多篇放纵且妙趣横生的日记,详述她与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长达一年的风流韵事。套用媒体的话:“透过衣俊卿曾经热情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镜头来看,他与一位雄心勃勃的女性研究员之间的交易关系,大概属于剥削类。”

尽管最终抛弃衣俊卿的是党组织,但决定了他命运的却是互联网。如果没有互联网,还不知这世界有多少罪恶被谎言所隐藏?现在,这些内部监督的漏网之鱼,原形毕露,蜂涌而出,尤其是那个规模庞大的“房族”:房姐、房媳、房叔、房爷、房嫂、房妹……

网络反腐密集程度前所未有,微博当仁不让成了主要阵地。

对应于上述时间,通过Rost blogget软件抓取关键词为“网络反腐”的相关博文3384条,运用词频分析软件可知,排名前15名的词语包括“问题”、“财产”、“主角”等,出现频量超过100次。“婚外情”“住房”词频较高,不难看出,房族事件引起网友强烈关注。综合来看,强力拔毒的网络监督、持之以恒的示范效应、惩戒有力的司法体制、刚性有效的制度建设,构成现实行动与理想期待的短暂光亮。

在微博反腐井喷之际,欢呼者众,倒彩者同样不少。有人将比作“文革”中的大字报,其攻击性与狂热度都存在高度重合。加之基于网民的“有罪推定”心态,带有“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莽撞意味,鼠标式围猎极大限度地满足了旁观者的狂野享受。且听河南省信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建国的观点:“缺乏法律规范已经成为网络反腐的最大硬伤。通过立法来规范民间网络反腐,将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有效对接,确保其在法治化的轨道上发展,并以此带动和深化反腐倡廉建设,是当前深化网络监督、确保网络反腐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

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观察,武汉大学教授沈阳将网络反腐中的举报者归为四类:

第一类是历史积怨的当事人,通过正常的渠道难以解决,于是在网络上爆料,向公众传播形成舆论压力,以求解决。

第二类是在生活中偶然发现某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现象,通过网络进行偶发性报道,这是微博时代的现场发布人。

第三类是营销力量,比如水军、公关公司甚至刚刚注册的小号等,将信息带到网络舆论场上来,以偶发方式形成舆论风暴。

第四类是爆料型记者和独立调查人,将一些在传统媒体中发不出来的信息在网络上发布,树立个人品牌。这些独立调查人可能以前做过记者,现在不在媒体供职了,但拥有成熟的媒体经验。

憋屈且难有作为的传统新闻人,此时确实意味着诱惑与冲动。倘若一个女子宣布正式减肥,你却当众送上美食,后果可想而知;但当新主表达了“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态度,你是否愿意顺手递上苍蝇拍或老虎棒?

于我而言,置身于这一大背景,至少已有两个初始动机:一是试探新一届班子的反腐决心;二是弥补纸媒上没有尽到的舆论监督本分,并给微博反腐做一次自媒试验与职业示范。别的驱动力如名利牵引、个人英雄主义等,暂时按下不表。

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无样本可以参考。比较而言,这一轮微博反腐的最高级别为衣俊卿,官至副部级,但这是一个全称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的中央中共直属事业单位,相对偏门,他还不及厅座雷政富。而深耕大内半生的刘铁男,其权重显然不是这一等量级。

另一方面,微博时代的阅读特点成了可视化、碎片化,我既没有雷公不雅视频这样的致命性证据,也无衣俊卿情人的香艳日记,何以“一击即倒”?

话又说回来,以作风问题板倒一名部级干部,尽管个人并不反对别人行此之举,但非我所愿,也不吻合一名调查记者的职业定位与技术追求。调查记者王克勤也曾掌握雷政富的不雅视频,他以同样的立场没有选择发布。

套用“贼头”黎叔在电影《天下无贼》中的态度,小偷不喜欢打劫的,盖因“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实名举报刘铁男后,初始结果并不理想,更多大V与官微处于观望状态。如何撬动大V与官微,进而进入权力系统的法眼?且看《打铁记》第三章。 新一届美国总统诞生,功不可没的“党鞭”弗兰西斯·安德伍德却未能如愿出任国务卿,他发誓要将失信的总统拉下宝座。这名政客为人冷酷无情,手腕老到毒辣,通过新生代女记者佐伊·巴恩斯操控舆情,左右议员投票与党派博弈,并巧妙化解来自政敌的明枪暗箭。

美剧《纸牌屋》(House of Cards)的上述情节如同政治文学的经典主题,锁定一名政客如何应对权力、野心与堕落。片名双重隐喻,正是政治文化的棋牌类比。

何谓“党鞭”?这个从英格兰古老猎狐活动中演变出来的专业术语,原指打猎中负责保持猎狗队形的人,后引申为在议会博弈中“保持党员队形、维护组织团结”的人。中国特色的政治结构并不兼容西方民主体系,但在权力的隐性秩序中也有类似安排——“党鞭”的某些职能相当于我们的“地下组织部长”,在顶层或是老人,在基层或是商人,但都是惧怕阳光的密室居士。

这场持续数年的“打铁记”,无时不见一个强大的“影子党鞭”释放着强大能量,其中一项就是对舆论的秒杀。好在政治与媒体的关系因技术赋权正处于微妙的拐点,正如《纸牌屋》女主角佐伊,放弃老牌的《华盛顿先驱报》白宫记者职务,转投爆料平台“头条网”当起自由撰稿人。她警告出言不逊的报馆总编辑:“在这个时代,你对一个人说的话,等于对千万人说。”她一条Twitte导致自己的老上司被炒;而“头条网”的创办人主张“两分钟让我闷的新闻马上毙”,其风头很快压过《华盛顿先驱报》。

“Feed me(给我料)!”无论床上还是街头,这是佐伊最常跟安德伍德说的一句话。赤裸裸的媒体与政界勾搭,一场危险刺激的游戏贯穿始终,这比现实中的“诈金花”更为精彩。谁能短时间聚合海量的目光,谁就有可能在后续博弈中抢先一步。

但舆情真有那么容易操纵?未必。当安德伍德与这名女记者陷入性丑闻,他自己的政治前途蒙上了阴影,扑通一声掉入“善泳者溺”怪圈。当“影子党鞭”从容摆平传统媒体时,互联网却是他们从未面临并无法左右的一张漏网。

在社交媒体盛行的显微时代,任何试图操控舆情的人,其实仅能选择出牌的时机,不可能控制结果,因为这个大到可并联全球的舆论场,绝非一方力量可以左右。薄熙来在重庆的旧事可谓血训。

至少,在突然把石头丢入政治漩涡之初,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顽童并未看到惊人的水花。

那个顽童就是我。当三条实名举报发布之后,初始情况并不理想,甚至近乎糟糕。不如看看这些关键性的转发与评论——

@怀念南洋:罗兄不可以写内参吗?也开始玩微博反腐了。(11:06)

@徐昕:《财经》副主编实名举报部级高官刘铁男:1、涉嫌学历造假,2、与商人倪日涛结成官商同盟,3、发生或保持……(11:19) 

@孙献涛:新闻事中新闻人。(11:50)

@复活记忆:转发量好少啊!(12:24)

@韩虎:国家发展与改革计划委员会,简称发改委 ,这位副主任存折里面,也许就有咱多付的油钱,多付的电费,以及我们所多支付的每一分钱,每一分痛苦的成本!(12:26) 

@CFA读书: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其中的资本运作过程及交易结构可供大家学习参考。//@许谦VC: 系统自动转发 (12:31)

@李海鹏:才五百多转发?不到五万可不对啊。(12:30)

@苏宇恒:这条微博得以存活,说明罗站错队伍。(12:55)

@王小山: //@赵楚: 支持。(13:10)

@孙振华microblog:是不是如果新浪不删帖就意味着这人完了,如果删帖说明还有戏?( 13:27)

@芮必峰:关注实名举报就是关注社会良心,支持实名举报就是支持社会正义,保护实名举报者就是保护公众心中还留存的一点点希望。(14:03)

@蓝白小镇:这盘棋太大了!(14:21)

@南都周刊:《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微博实名举报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其妻、其子在倪日涛公司任职,其子账户多次收受倪公司巨额汇款http://t.cn/zjME1YO ( 14:01)

@奇真-黄亨:帐号都查到了,还能有假??(16:13)

@换个马甲逛一下:刘铁男是国家重量级别高官,这次要看国家反腐的决心了!( 16:16)

@笑喷君:某国有学者建议恢复太监制,并改用太监当官。三条理由:一是可以杜绝性丑闻,彻底扭转官员形象;二是可以根除官二代,避免欺压百姓;三是可以减少想当官人的数量,从根本上改变官场拥挤的现状!!!(16:36)

@红军哥哥回来了:好啊,网络以反腐为主线的“文革”悄然兴起。(16:40)

@两性搞笑排行榜:这年头,无论是做菜的还是做爱的,放心的肉是越来越少了;无论是婴儿喝的还是成人摸的,放心的奶是越来越少了;无论是家禽下的还是男人挂的,放心的蛋是越来越少了;无论是饲养的还是应招的,放心的鸡是越来越少了。(16:42)

@庄无邪:飞蛾越来越多,再旺的火也会灭的。(16:55)

@dlhest:人在莫斯科,千万别跑了!!!爆料时间有误!(16:56)

@像土豆一样吧:实名举报这样一个高官, 等于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很危险的境地;我们是围观的百姓, 做不了什么, 但我们能帮你转, 转的人越来, 举报人的安全才有保障, 祝你安全~~ ( 16:58)

@晕天使吴雨珊:有时候记者真的很像警员或侦探,只是没有执照而已。(17:07) 

@吕明合: 我开个盘口,赌昌平赢。有下注的吗?(17:13)

@正脚背:谁人背后无人参,谁人背后不参人。(17:19)

@蔡照明:赶快想想原来单位有谁可被实名举报,否则对不起这个伟大的时代! ( 17:52)

这些是从新浪微博几万条转评中选取的,代表了不同的观点取向:一是声援,超过八成类似;二是质疑或倒彩,比如“网络文革”“谁是谁的枪”“奉旨报料”等,作为另类声音值得一看;三是调侃,如设赌局邀下注,此后的变数提供了更多机会;四是完全无关的账号推销。

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单向输出观点,在微博互动中,能看到一个立体的舆论场域,多种声音补充修正,形成观点对冲。由于这个举报过程无法与人商量,此时的批评意见尤显珍贵,最好的防线也许就是让朋友低估你的优点,让对手高估你的缺点。

整体而言,反腐话题没有意识形态左右之分,尤其当日后刘铁男被查,包括吴法天、司马南等都现身陈述立场,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官微也有强势表态。用媒体人何三畏发来的短信说:“连胡锡进都支持你,全国人民都支持你。”

这是一个怎样的“最大公约数”?如果量化果真如此?

在实名举报当天,第一个转评的大V是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11:19分。为防删除屏蔽,12分钟后他截图并自编一条重发;第一个转评的知名官微是南都周刊,14:01分,与发布之初相隔三小时。两者共同将实名举报的个人与职务联系在一起。

彼时,针对这三条没有确证的举报微博,更多大V与官微处于观望状态。李海鹏12:30分的调侃式转评,以及赵楚、王小山的13:10分补火,起到了重要推动。

在微博阵地,一个总数不超过250人(大V与官微)的意见群体,已成为热点事件消息传播与观点定型的核心轴。这250人通常拥有10万以上的有效粉丝,从不错过公共事件,是这局“诈金花”中不可替代的玩家。如不能激活他们,这盘牌局失去了接续第二轮的机会。

基于新浪微博,武汉大学教授沈阳的团队对刘铁男事件做了详细定量分析。分析发现,在国家能源局辟谣引起的下一轮热点之前,250人中有5名意见领袖进行转发,总转评数为3439次。而普通网友原创了101条相关微博,大致观点包括支持举报人,认为是有证据的;赞扬举报人不畏权贵的精神;感叹从雷政富到刘铁男,网络的力量正在得到释放,相信会有更高级别的官员会卷进来。

但实名举报毕竟不同于以往的公共事件,在第一阶段,如果事情进不了官方微博的视线,仅是在少数大V之间传播,不足以形成杀伤力,更难入权力系统法眼。何况当时针指向15时,国家能源局的官员已受令四处灭火,要求清除三条微博。据新浪微博多名人员证实,他们的中高基层都接到了公关电话,但以“这是实名举报”为由回绝了对方。国务院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信办)同样模糊的观望态度,也使三条微博得以幸存。

作为举报人,我当时急了!

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曾率先提出:当今中国客观上存在“两个舆论场”,即党报、国家通讯社、国家电视台组成的官方舆论场;市场化媒体特别是互联网构成的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大,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越强;重叠的部分越小,引导越弱。如果完全不能重叠,主流媒体就有丧失舆论影响力的危险。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做过一个粗略比较:1980年代的20件热点事中,50%完全由官媒设置议题,30%由官民良性互动,如知青回城、包产到户、刘少奇平反、经济特区等;20%如西单民主墙、邓丽君、学潮等成为“敏感词”。这相当于官媒掌握了80%的话语权。但到2010年,20个热点中如“我爸是李刚”事件、富士康员工跳楼、宜黄强拆自焚案等,多数被封堵,舆论引导有正面效果与反向作用的各约30%。综合分析,官媒仅占25%的话语权。

姑且不论比较数据是否真实,来自体制内的两大官媒能有如此认识,已属难得。换而言之,即使官媒完全与此绝缘,只要撬动市场化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就有超过50%的舆论主导权。但于现实而言,两个舆论场在进一步隔阂,对应着社会管理体制的僵滞,特别是文宣制度的颟顸和孱弱。于是,一条“打通两个舆论场,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口号被提出并推广。

我个人反对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其实二元思维的最大坏处,在于你可能失去一半的生命体验。世界正在变平,传播生态也已颠覆。始于社交媒体的壮大,客观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舆论场,可依技术赋权之变描述为三个:

●人际互动。如饭局或言谈传播,相对零碎平和,缺乏时空上的互联。北京存在一个特殊的人际互动网络,即6.6万辆出租车和10万名的哥的姐,加上年客运量约7亿人次,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流媒体,并因其特殊的议题倾向而归类于时政流媒体。

●传统媒体。在电视出来之后,广播就是传统媒体;在网络出来之后,报刊广电就是传统媒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类媒体必然消灭另一类媒体,故而“新旧”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跟上下两个舆论场域不同,传统媒体存在严格的牌照准入,拥有自采权,发布的是经过核实及审查的消息。

●移动互联。即社交媒体,包括微博、微信等,具有人际互动的碎片化特征,但传播广、透明高、声势大、转移快。实际上,它已成为三个舆论场的基石根系,可以将另外两个舆论场并联起来。

当然,三者也不完全同步,且风格各异,通常,这个场域中的“周润发”,转至另一场域可能成了“周星驰”。这也导致官僚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适应,也是“公知”频繁漏底的原因。

此次实名举报刘铁男,属于上述第三类场域。如果不能或者过于用力撬动250人核心轴,很可能提前夭折;若能无缝对接第一类与第二类,不排除死灰复燃的可能。比如周四上午11:01分正式举报,经过一轮微博转评之后,并联中午饭局上的人际互动。通过一个下午和晚上,传统媒体还有充分的时间跟进,即使在周五落地,也能使新闻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延续。

不利的情况在于,周末的双休效应很可能将事件迅速淡出公众视野。

双休效应源自传统媒体的出版节奏,民众在周末对重要信息的接纳与官方发布重要信息的时间都处于冰点。但在近年来,这个效应受到两方面的冲击,一是社交网络的随机热点,二是官方故意选择在冷淡的周末发布重要信息,如央行调整汇率、法院审判重案。最新一例即是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案,2013年6月9日是周日,一审之后赶上端午假期,374套住房案涉8亿元赃款所引发的滔天民愤,在一定程度上被双休效应抵消。

当然,任何不利因素都难抵文宣系统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电话,那是毒药中的鹤顶红,武术中的一剑封喉。

当我实名举报刘铁男时,他很可能就睡在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的隔壁,他们同在莫斯科公干。网友调侃说:“王书记一定要把刘局长安全带回国啊。” 

【打铁记】第三章

次生新闻

一不小心将自己描述成“诈金花”高手,其实不然,每回退出新闻民工的牌局,我一定是其中的埋单者之一。以至于最近五年,再未沾手。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二十世纪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投资中两次几近破产,教训并不限于财务模型与趋势判断,还有无法量化的“动物精神”。

凯恩斯将宏观经济波动归因于投资者的“动物精神”,即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中进行的长期预期存在很大的非理智冲动。这一学说的妙处在于将心理学引入经济学,但先天性病根在于,主张通过政府的“动物精神”来调节市场的“动物精神”,殊不知前者有着更大的冲动性与破坏性。

在实名举报微博发表四个小时后,舆论场的响应端倪可察,却也裹足不前。就如同“诈金花”过程中,经过四轮暗开,对手虽有侧目但毫无亮牌的迹象。这怎么玩得下去?

股市如赌场,官市又何尝不是。局中人对预期的贴现,无时不受到综合环境的影响。激活对手的“动物精神”,进而刺激他采取非理性回击,或为上策。是的,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挠一挠,效果可能不一样。

12月6日那天下午的安排是这样的,《财经》双周刊的工作流程分为出刊周与出版周,这周是出刊周,在周一与周四下午均有编前会,以便确定选题并报告进展。我出门吃了简餐,坐地铁穿越北城,来到位于东二环的办公室。电话与短信不间断地传来,一概不接听不回应。既然无法控制“动物精神”,此时,言多必失,沉默是金。

三点正式开始的编前会,由编辑部的中高层参加,作为主持人的何刚、靳丽萍,先后将话题引到了刘铁男身上。我闪烁其词,努力将会议拉回正题。

《财经》杂志目前有法满、何刚、靳丽萍三名执行主编,法满当家,何刚与另外两名副主编分管专业财经领域,我协助丽萍负责非专业财经领域。作为高管团队中唯一一名“80后”,我大多时候扮演那只惹事的“孙猴子”,他们则出面顶着来自上级或外部的压力。尽管如此,实名举报刘铁男这样拓荒之举,多少还是出乎他们意料。

那天,丽萍笑着说“昌平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了”。当天中午,刘铁男的下属如应斯响,第一时间找到丽萍。从新浪微博事后反馈的信息,对方实际已对网站及网管进行公关,如果作为源头的举报者自己删除微博,这是最好不过的——尽管你认为这有悖常理,但在官僚们看来理所当然。

我很尴尬地向编前会成员——在价值观与行动力必须高度一致的新闻团队——表达了歉意,我说自己没有跟任何人商量,事态只能看一步走一步,云云。而更正式的道歉,是后来在其他场合。

同一天,我的老上司、新京报深度报道部原主编李列在微博中批评:“以公民身份实名举报现任官员,可钦可敬。以媒体主编身份如此行事,则硬伤太多。关于此事的各种热闹,足证当今官民两端都罔顾程序正义,更可悲的是念兹在兹的公知分子,也有太多人选择性失明。”李列认为这次举报存在职业亏欠,他后来补充说明:“自己扛炸药包可以,不能拉着同事、老板一起扛。”

在《财经》内部,自然会有同事持类似观点。对此我心知肚明,这也是心存愧意,并于日后私下或公开向团队道歉的原因。

结束编前会,回工位查看静音的手机,一堆问候短信及未接来电,其中包括之前没有看到的丽萍的三个来电。此时,再多解释也无意义,我在言语上选择了沉默,在行动上选择了回避。

还有一条非常关键的短信,收于开会前的14∶54分:“我是新京报经济新闻跑口能源局记者钟晶晶,钱昊平师妹,早上爆料看到了很震撼。但杂志上和网站上没看到报道,想跟您打电话问下情况。∶)”

钱昊平与我都是李列的旧部,曾供职于《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他有一个名气更大的夫人,曾被央视女主持人张泉灵的微博描述为:“我台有位驻外记者@徐圣益,才去巴基斯坦驻站,拉登就死了。后来,又派她去已经轮替了多批记者的利比亚,她一去,卡扎菲就死了。于是,我们都在猜,下一回会派她去哪儿?”结束,数千条评论是清一色的“让她回国”。

扯远了,言归正传。见我没有回复,钟晶晶又补了一条短信:“很多人对该篇报道没印象,是什么时候发的?”

这篇报道正是举报微博链接到个人博客的《中国式收购》一文,由我的同事张鹭、曲艳丽合力完成,发表于2011年11月2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举报微博的链接指向个人博客,而非财经网,除了区别个人身份与职业身份,还有其他原因。据同事@李微敖午后发布的解释微博,这篇“揭露刘铁男妻子郭静华、儿子刘德成丑事”的报道在发出后,遭受刘铁男“多方干预,删除网络版文章及记者微博”。

15:22分,我接通了钟晶晶打来的电话,大意是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接受采访说你造谣诽谤,他们要报案报警,问我“如果发稿会不会有影响”。我一愣,慢了半拍答复:“发稿是你们的自由,没关系的。我对自己掌握的证据有信心。”

我对老东家的出版周期了如指掌,他们要到次日凌晨开始印刷,天亮后送上街头或订户手中。出人意料的是,电话刚一挂断,15:24分,新京报网及其新浪官微发布了一条题为《国家能源局回应关于刘铁男的举报》的短讯——

新京报讯(记者钟晶晶) 针对今日微博上《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伪造学历、与商人结成官商同盟等问题,今日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上述消息纯属污蔑造谣。

“我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上述人士表示,目前刘铁男已经得知此事,其本人目前正在国外访问。

国家能源局新闻办有关人士表示,今日还将就此事刊发正式的新闻稿。

终于,这名被“暗开”的玩家忍不住看了底牌,如同挠醒的“老虎”开始发威了,他的自卫反击给人以恼羞成怒的印象。用一篇印在《东莞日报》上的署名评论说:“这是两方正面交锋了:小子你等着,爷要砍你。”

有回应总比没回应好。对多数媒体而言,这时候不可能继续隔岸观火,至少可以“将计就计”地介入报道。稍顷,腾讯带头转载此稿,并附上三条举报微博的截图;网易胆子更大,将举报微博直接整理成文字,作为背景附在短讯之后;新浪将生活新报网站所录的举报内容顶上首页头条,配上能源局“污蔑造谣”的回应,加之新浪博客的《中国式收购》,相当于一个小专题。

新浪此举谓之“洗稿”。对网络新闻编辑来说,“洗稿”并非一个新鲜词,这个脱胎于“洗钱”(money  laundering)的新词,是指新闻网站通过一系列手段将稿子由“黑”洗“白”,掩盖其真实来源,争取审查时间差或躲避著作权。

新闻的黑白之分,源于特殊的网络管理制度。“黑稿”大致可分三种:一是各大门户必须执行“可供转载的新闻媒体名单”,名单之外的皆为“黑稿”;二是未经购买受著作权保护的传统媒体独家稿件;三是网站突破规定的自采稿件。

以《财经》杂志和财经网为例,目前执行国内最严格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并以“非法信息源”被排除在“可供转载的新闻媒体名单”之外。假设新浪想发《财经》某条独家报道,即使购买版权也受制于后一条规定。怎么办?只能“洗稿”,可能的方式是——先由一家不知名的网站违规转载,经由新华网、人民网二次传播,再出现在新浪网,此时甚至已经没有《财经》的任何标识了。

与洗钱的犯罪行为不同,“洗稿”存在可以辩护的空间,尽管它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著作权,但更大意义上突破禁区,躲避审查。

综合前述三步,我的微博实名举报、《新京报》不拘泥于出版周期抢发网络短讯、新浪等通过“洗稿”进行复数传播,都是对新闻审查与言论穹顶的接力突破,而风险被摊薄。也只有互联网,提供了无处不在的新闻缝隙,这就是技术赋权。

马克思笔下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说:“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是啊,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人类最丰富的信息载体——互联网只能有几个信息来源呢?

…………


野兽按:这篇也是转载在天涯博客,只是不知为何屏蔽了1-3,而没有屏蔽13-14?

罗昌平:打铁记(13-14)

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13-10-16 12:38:00 | 分类:生活 | 访问量:57638

【打铁记】第十三章

丑闻灭火队

036

对某座裙带金字塔的曝光,既是一场探索之旅,也是一次冒险之举。跟埃及金字塔的法老诅咒不同,无形的裙带金字塔有着更为直接的反扑。

围绕刘铁男、倪日涛联盟,三名记者的纵向掘进工作并不顺利,因为在中加两国的突破面过大,无法同步。这工作琐碎并煎熬,像是在一堆闪着火星、冒着青烟的灰烬堆里,翻找、排列、拼凑、验证那些已经焚化的图谱,让其重新恢复呼吸。等待之际,张鹭报了一个想在四天之内完成的短平快报道。

2011年10月12日下午,山东省利津县,怀孕六个月的马继红死在强制引产的手术台上。数天后张鹭获得这条信息,一口气发来六封邮件,用数千字表达他对这个题材的浓厚兴趣。就在同期,临沂盲人计生事件以王立军潜馆的类似路径引起国际震动。

过去十年,“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庄家吕梁”等相继登上《财经》封面,这类全景式透析对中国证券市场影响深远。就丑闻多寡所现的舆论开放程度,证券市场实已率先变革——解决历史沉疴没有灵丹妙药,但作为一种免疫剂,开放的舆论无疑不可或缺。

但是,移步微博时代,单纯财经新闻已经没有早年的高附加值。对应于国体转型与支持力量的变化,《财经》致力于从经济自由转向政治自由的边界试探。两者相形之下,政治自由具有更大的深度和广度,但同样也意味着风险。

有两份红头文件——《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意见》(2003年8月)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2005年4月)——强力扭转了媒体的突破之路。跨地区、跨行业舆论监督,这个可谓南方周末、《财经》杂志等起家并壮大的法宝,自此成了文宣禁令的主调。

以马继红命案为例,不仅跨地区,而且跨行业,显然不是红头文件指引的《财经》报道方向。执行主编靳丽萍这样描述边界:“一是这不是目前主要的人口问题,山东的行为是逆潮流之举;二是如此野蛮的强制堕胎行为严重侵犯人权,非常敏感,《财经》至少近期需要保护一下自己。”

编发《中国式收购》《倪日涛沉浮》之时,同样的讨论在几名高管之间展开。《财经》编辑部目前有三名执行主编,三名副主编,两名主编助理,不同于胡舒立时代,以低效分权的民主协商进行决策。比如一个封面的确定,就由上述人员在公共平台充分发表意见,再由第一执行主编法满拍板决定。

2011年11月21日这期的封面有三个备选,包括《中国式收购》、《千亿减税虚实》、《梦工厂中国梦》。副主编马克的意见是,就重要性、写作精良度和冲击力而言,《中国式收购》占了两项,“支持作封面。”他补充了两点意见:一是打击面不宜过大,建议把复数概念改为单数概念;二是刘铁男是否参与审批倪日涛公司的项目,需要交叉认证。

执行主编何刚也认为:“很好的题材,涉及官员位高权重,赞同丽萍的意见,仔细核对为上。若能改得恰当有把握,此选题可作封面首选。当然,对其中的风险把关,建议律师和刘浩可提前看看。”

法满高度赞许这一选题及协作,“可惜对事实只有合乎逻辑的推理,并没有很确凿的核心证据。请刘浩看一下,如可以,作特别报道(相当于次封面)。”

在编辑部之上,王波明任总编辑,戴小京、杨浪、刘浩为副总编辑,其中王波明、戴小京是老板,他们不直接参与审稿,而是实行双重委托——编辑部独立运作,重大敏感题材交由副总编辑把关,当双方存在分歧,不是上交老板定夺,编辑部可以参考各方意见自行决定。

小京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对此略有提及——

“你没有压过稿子吗?”记者问。

“怎么可能没有过,我再怎么跟你保证我们不干涉,你也不能全信。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如果真是天天干涉,能有这个杂志吗?一年到头,不会超过两次。今年以来肯定是零。不定期的,我们会开个会说,大家得悠着点,注意建设性。如果我要说什么,会在事后。通常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新闻操作的规范问题。”

他对隐蔽风险很敏感,既保全自己又能有所作为,是他多次倡导的“界限的艺术”。“我不想要特别硬,我想的是橡胶那样子,不软不硬,所以才能在金属和石头之间起个缓冲作用。越是多元化的社会,越是高速变迁的社会,越需要这种缓冲。”戴小京说,“杂志是个平台,也是个船,大家还得待在上头,理想主义最后也得扎根于现实。都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那是因为有个藕在底下,哥几个别把藕给忘了。”

杨浪与刘浩并非同期履职,并且他们不参与编辑部具体事务。过去十余年,杨浪担起《财经》的政治把关以及事故善后。这名军人出身的新闻前辈曾多次为我顶事,比如串烧120个样本的《高官贪腐录》惹来上峰点名批评,他写了一份情况说明,通过电话征询我对文中措辞的意见。遗憾的是,他现已转任南航艺术总监,至今挂名《财经》,是因为“说不定哪天还可以借我的头一用”。

经过审读的《中国式收购》,进一步磨去了棱角与倒刺,清除了刘铁男的任何标签,仅提及他的妻儿郭静华、刘德成。内部约定,报道不上重点版面,上摊后不做煽情推荐。

基于当时糟糕的新闻环境,我的目标不是封面,能够付印上摊,已是万幸。

037

对于多数纸质读者而言,他们并没有看出《中国式收购》的矛头所指,因为其中没有刘铁男的名字。不过,这组报道虽然没有公众影响,但在行业内尤其是能源系统已经炸开了窝。

受刘铁男指派,作为“左膀右臂”的曾亚川与王勇,以一明一暗两条线并进,启动了一系列的灭火行动。王勇找到了文宣系统,从后路切断其它媒体的后续报道,他做到了,果然没有一家媒体跟进;曾亚川亲自前往《财经》编辑部,消除既有报道的传播源头。

王勇曾任国家发改委工业司综合处处长,是刘铁男的老部下。当刘晋升部座之后,需要一个秘书,遂在发改委院内贴出通告公开招聘,在一群竞争者中,王勇表现坚决,加之考试不错,终获任用。“他原来跟大家交流很顺畅。一去能源局,朋友再请他帮忙,都显得很官腔,周围的人就慢慢疏远了。”在熟人眼里,王勇的官位并未上升,但口碑与人缘直线下降。

不同于王勇的跋扈,曾亚川保持了学究的谦和,却因缺乏独立而没有主见。他1983年毕业于临川一中,历任国防科工委体制改革司处长、副巡视员、国家能源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尽管贵为厅座,但他仍然是一块委屈的夹心面包,时常要在上级的高压命令与公众的权利诉求之间艰难抉择。一旦双方构成尖锐的冲突,便陷入痛苦的渊薮。

在《财经》编辑部,他以央求的口吻跟我们商量:“报道是完全真实的,感谢高抬贵手,没有直接点领导的名字。”他同时提出:“希望《财经》不要再报道了,也考虑到领导的实际情况,不要再在网上扩散了。”

拐弯抹角的意思,是要求财经网屏蔽原始稿件,不再以任何形式扩散。这几乎是每个媒体——不光是大陆媒体每天都会面临的事情。比如纽约时报,围绕27亿美刀的故事拒绝了一个大国的外交游说,却在《财经》人事地震的真相上默许了离职者的拦稿。

环球同此凉热,让步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我得知曾亚川造访编辑部时,财经网已经将两篇报道改为付费阅读,好在移动终端的阅读渠道仍然存活。《财经》用了十三年将纸质发行量做到30余万份,用了不过三年移动终端的下载量突破600万人次,这是读者习惯的一次大规模迁移。

11月22日13:28分,我在微博推荐了《中国式收购》:“温州富豪倪日涛及其公司在加拿大陷入连环诉讼,事起倪氏公司收购加方老牌造浆厂、试图套取天量银行贷款,而所涉审批方的一名部级高官的妻儿曾先后是这家公司的股东。这一触犯党纪国法的行为,后续会否翻版张恩照美国被诉的故事?http://t.cn/Sy2FjJ ”

结尾的网页链接,直接导向自己的博客。不同于纸质的单纯阅读,微博存在立体分享与即时互动,那些在新闻纸上无法刊登的信息,却可以在微博中无限延展。

@李方平律师:部级高官的财产公开刻不容缓!(11-22 13:58)

@滴水成涌泉:出口天朝模式遇阻。//@斯伟江: 出口转内销。(11-22 14:00)

@石扉客: 据称这篇猛稿线索来自微博,看来调查记者不可不成微博控啊。(11-22 14:05)

@ mao:看完感觉酣畅淋漓。部分小平时代发家的富商,其发迹思路与中学课本中描述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毫无二致。(11-22 14:40)

@伯杨老y:小概率不幸穿帮而已。(11-22 15:04)

@沙棘花儿:中国的游戏规则不是全世界都能玩得转。(11-22 19:59)

@认真工作恬淡生活: 关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与本案关系。(11-23 16:32)

跟《中国式收购》的命运类似,这条微博的转评后来锁定在243条,从此只能孤芳自赏。曾亚川来电要求删除博客文章,我拒绝,但很快博客文章也消失了。当新闻无法获得应有的生命,真相自然死无葬身之地。它们的重生,还须等到次年12月6日的实名举报。

邪恶本身具有一种能量,不仅排斥接近它的诸多努力,而且在它察觉之后会疯狂回击。曾亚川表态与刘铁男行为的差别,就是真相与谎言的距离。彼时,张鹭被派往广东采访乌坎事件,拖延数月方才发表《乌坎事鉴》《乌坎自治》。期间,张鹭不无担忧地提到,有国安在湖南老家调查他的家庭背景,我们当时的判断都以为源于乌坎事件。

两周之后,当我的家庭信息通过没有交叉的两名官员传到自己手中,这才意识到,刘铁男在湖南调查我与张鹭。“你们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替家人想想吧。”一名传话者说。

并非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恐吓,把它们放上微博过于矫情,除了卖卖悲情,毫无意义。博弈的艺术在于把筹码加到对手不会跟进的高度,但又避免正面交锋。当对赌的种子埋下,我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收获的季节。

038

秋后可以问斩,还能算账。那种新闻行业的秋后萧杀,外人难有切身体验。

“有人想利用文化体制改革的机会,改变《炎黄春秋》21年来的办刊方针,组建股份公司,改成学术性刊物,或是第二个《求是》。”那天一边跟张鹭电聊刘铁男,一边聆听年已耄耋的杜导正演讲。

这是新春联谊会,本该喜庆,作为社长的杜老却愤怒无比。《炎黄春秋》从未获得财政支持,2011年上缴税费28万元,上缴主管部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5万元。“今天,你别说要给二三十万,就算你拿50个亿也不要。”杜导正强调,“票子一定要服从理想。”

这是权力欲望与自由理想的对垒,欲望的尽头是物质拥有,理想的终极是精神盈余。

在杜导身边的投影屏幕上,长久地定格习仲勋的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那感觉就像是周星驰电影中,年迈妇人在公堂之上搬出前朝的尚方宝剑。新闻人的内心分裂在此展露无遗:追寻真理的使命和面对体制的卑微。

《财经》与《炎黄春秋》可谓杂志“双雄”,一个长于新闻,一个专注近史。那段时间,有司放出口风:“如果再不听话,就改变你们的股权结构。”可资参考的是,2011年9月,分别由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主管的新京报、京华时报,被强制划归北京市委宣传部。

新闻机构至今沿袭“四不像”体制:说是事业单位,没有事业编制和财政投入;说是企业单位,又挂着事业单位的牌子;说是国有,又没有国有资产;说是民营,戴着国有的帽子。杂志“双雄”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坚守言论阵地,更主要是示范产权变革。

就人、财、刊号而言,中国真正称得上市场化的媒体几乎没有,因为刊号资源与生国有,这意味着可以随时回收。南方周末的“人”部分保留行政级别,“财”源于国资,比较而言,《财经》、《炎黄春秋》的产权已经高度市场化。这得益于模糊的“管办合一”。

所谓“管办合一”,是指主管与主办两家单位统一,通常,一家新闻机构必须有一个具体投资与运营的主办单位,还要有一家必须是体制内的党系主管单位,后者相当于七寸,随时可供拿捏。但是,《财经》之上的联办,与《炎黄春秋》之上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都是体制内自生力量的一个载体,拥有较大的独立与缓冲。它们并不隶属党系,也未远离权力,它们的存在被视为奇迹,既证明了开拓价值,也显示了变革之难。

每个媒体的兴衰对应其后台力量的起落。比如“南方系”的拐点出现在广东省委书记由本土到空降,中国青年报的变声始于团系开明群体的边缘化;当前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不再相识现任审查官,他原来的护航能力自然大降。

在裙带金字塔高度板结化的今天,舆论监督效果弱化是一种必然。当权力来源不是选票,再尖锐的新闻报道都是浮云,行权者只在乎上级的旨意,而同级之间可以通过权权交易建立攻守同盟。

所以,每一个刘铁男身边,必然有一个专业的丑闻灭火队,它们裙带相连,阡陌相通,经过黄金十年的发展已经全网贯通,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在用纳税人的钱对付纳税人。这种团队的整体倾覆仅是小概率事件,绝大多数至今还在不停运转。玩火者自焚,当主子倒台,自然泥足追随者。

王勇与刘铁男几乎同时被带走,原本通报是“协助调查”,后来突然转性,他与情人“搞项目”的细节也浮出水面。被斥为“家奴”的曾亚川,有幸软着陆,刘铁男当初承诺让他出任审批重镇——核电司司长,但他卸去旧职,仅任核电司排名第三的副司长。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级别下调,祸根正是那个辟谣声明。原来的政策法规司,也悄然更名为法制和体制改革司。

国家能源局会为当时的言行向纳税人道歉吗?不会的。即使外表风化与内部腐朽,裙带金字塔仍然会顽固地传达那份象征。

细心者比较驻日前后的刘铁男,在日本期间,刘铁男低调,懂行,不爱说话。当上工业司长之后,“整个司里的风气都坏了,飞扬跋扈,不好打招呼。” 《打铁记》第十四章 “铁一样男人”

039

地处京西三里河的计委大院,始建于1953年。这里没有院墙,起先围了铁丝网,一个连日夜站岗巡逻。“大跃进”时,铁丝网拿去炼了钢铁,警卫也被撤去,一排排野蛮生长的临街大树权当象征性的围墙。

1983年,29岁的刘铁男调入计委大院,在移居秦城监狱之前,他的另一个29年基本在此度过。

立国之初,当党务机构占据权力核心的海边,政务部门只能西移,以三里河为中心兴建办公地址,如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商业部、财政部等,加上机关宿舍,统称计委大院。如同那些大而全的军队大院,这里的生活配套自成一体,包括食堂、邮局、招待所、幼儿园、子弟学校、百货公司……应有尽有,俨然一座小城。有人开玩笑说,再盖个殡仪馆就齐全了。

从过去的计委到今天的发改委,名字变了,集权的本质没变。现在,这个超级机构同时拥有四名中央委员,超过任何一个中央部委或地方党委。它说北京人均绿地是巴黎两倍,网友调侃:算上了开心农场吧;它说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网友纠正:更牛逼的是以全球22%的人口养活了50%的公务员。只有理解其中的肌理,方可体会红色段子的真正含义:“我们是否可以存在两党制?”“不,不可能,我们养不起。”

刘铁男腾挪有术,从普通科员做到副部长级,在计委大院完成了两次关键性跳跃。

第一次是从专业司局跳到综合部门,“从此坐上了升迁的高铁”。在1988年的机构改革中,国家经委并入国家计委,内部鼓励按意愿调整,刘铁男离开冶炼专业岗位,申请调往国家计委综合司。

技术官僚一度被视为专业的化身,较之政治官僚往往寄予厚望。但当下的现实是,技术官僚表现出极度的精神萎靡,成规模退化为政治官僚,轻者独善其身,重者投怀入抱。造成“劣币驱良币”的原因多多,一则历史提供了无数血淋淋的个案,二则合流体制可以获得功名利禄。

综合司是计委的中枢,工作复合,交际广泛,“天天跟领导打交道,比起专业司局,升迁机会更多。”迎来送往间,刘铁男从科员熬到了处长。他深谙此道,这是成为大院主人的捷径。

计委大院住着两千多名干部,有建党初期从事革命的资深党员,有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有八年抗战的新四军和老八路,还有从朝鲜战场下来的高级指挥员……“未必能保证你一定升官,但一定能做到不让你升官”,这是老人政治的特点之一。故此,他在为老干部解决住房、生活问题方面竭尽全力。

当然,更大的权源不在于此。计委大院陆续走出21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200多位部座,以及孙冶方、薛暮桥、马洪、吴敬琏等经济学家。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朱镕基,登顶之前也曾在此落脚。

很难说,刘铁男属于哪个政治派系,正如他所处的综合司,可以在不同的势力之间建立纽带,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后备干部通常需要挂职锻炼,刘铁男没有选择下放基础,而是远渡日本,以机关党委助理巡视员的身份担任大使馆的经济参赞。计委在日本、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四地设有这一岗位,他读书之时第一外语是日语,显然符合选择。

在AV盛行的东瀛长驻三年,寂寞难耐之时,他相识了后来越洋举报自己的情人徐尐。

1999年重归计委大院,刘铁男在办公厅副主任做了短暂过渡,接续转任经济预测司司长、产业发展司司长,“他很用心,很辛苦,没白天没黑夜地工作。”身边人说。2003年4月成为发改委工业司司长,贴身政要,手握重权。

第二次关键一跃是从厅座升为副部。2006年12月,刘铁男以工业司长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东北办)副主任。之后,2008年3月升任发改委副主任,2010年12月兼任国家能源局局长,2011年9月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副主任,由此达到个人权力巅峰。

刘铁男的晋升主要发生在胡——温十年,并对应十五大和十六大之后的全国两会。从如此频繁的职务转换可以看出,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帮助他,试图突破既有人事程序,给他提供最佳的晋升通道,比如上一个实权职务旁落之前,必有解决级别的虚职加身。追溯那些政治黑马的履历,大抵如此。

“发改委是我们的天下”,当郭静华怒斥情敌徐尐时,这种十足的底气绝非凭空捏造。

只是,权力越大,似乎越没有自信,也更没有安全感。那个没有围墙的计委大院,如今部分翻新为北京市最大的行政办公大楼,门庭武警林立,甚至天天“跑部”的地方大员也难入内。十年来,天天喊要控制物价,自己脚下每平方米的房价从一万涨到了八万。

040

十八大前夕的一份官方统计显示,在270名正副省长中,有58人获得博士学位,占21.5%。友人问如何评价“博士省长”?我打了一个比喻:如果人人都练成了“葵花宝典”,那么谁也不是天下第一,也未必敢用绝招拼命,但可以改拼“自宫术”,毕竟每人的自宫刀法不同。

被微博举报之前,刘铁男的公开简历大幅留白,仅仅昭示1976年入党和东北大学工学博士学历,居然连本科与硕士的学校和专业都没有显示。

他很少谈及自己的过去。偶尔一次在内部说起,自己出身工人家庭,祖籍山西,但在北京长大,小时候还要坐班车去父亲单位写作业。

刘父是一名钢铁工人,山西省晋中市祁县人,早岁参加晋中战役,后来进入北京。当儿子1954年10月20日生于帝都时,他定名“铁男”,取意“做铁一样的男人”,认为这是一个远离故乡的人必须拥有的品质。

这个“铁一样的男人”,继承了父亲浓密灰白的卷发,也遗传了母亲耐劳低调的性格,以及晋中商帮的些许精明。能找到的早年记忆,是刘在而立之年对计委大院的文字描述:“三里河——地名虽与河有关,但一条溪流也找不见,除了马路对面的玉渊潭”,“层层叠叠的苏式老楼排列成方阵,中间是蝉声不绝的林阴道”,“从这里起步,从这里爬坡,在这里终老”。

受父亲的熏陶,刘铁男喜好京剧,平时开车时会放上一个剧目,并跟着哼唱。偶尔几次,他还在团拜会上献唱几句,但功力一般,“气儿不够长”。

计委大院的红塔礼堂曾是北京四大礼堂之首(另外三个是地质、物资、政协),那时可谓文艺青年心目中的地标。刘铁男时常出入,在一些名角聚会上,他还点评各派师承、典故,俨然一名票友。这些关乎部座的个人趣味,现在仅在私下的闲谈中被零星提起。

尽管老家一直在宣扬罗贯中、乔家大院这样的文遗,但查不到刘铁男与此有任何物理接触,自然更谈不上感情。这种冷默与回避,同样发生在他对母校北京科技大学的态度上。

在应对南方周末的采访时,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党委书记赵雨淡淡地说,“我也才知道他是我们学校毕业的。”东北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李鹤仅是电话回应,“很遗憾。”这两所相隔千里的高校曾经共享部级校友的光环——1974年,刘铁男就读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专业;30年后,他转赴东北大学(前身为东北工学院)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两所高校拥有共同的标签与趋同的气质:钢铁及其政商圈子。北京钢铁学院曾培养出多位领导人,而东北工学院的校友一度占据了国有钢企的高层。

刘铁男对第一学历的回避,或许源于工农兵学员的成色。1966年文革甫始,高考取消,直到1971年才重启大学招生。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高考,彼时实行推荐制,即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举荐产生,无需通过高考。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

文革后期,刘铁男借力于工人父亲的身份优势进入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分配至原冶金工业部北京钢铁设计院,这铺平了他此后进入国家计委原材料局的道路,毕竟两者在冶金领域直接对口。

徐尐回忆,情夫刘铁男驻日期间曾经犯愁,“如果没有高学历,很难再升迁了。”徐尐当时正在名古屋市立大学就读博士,1998年,刘请她联系经济学部以解决硕士学历,“刘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经济参赞,也是日本政府关注的政治人物,将来回国会升迁,对日本有利,教授说可以考虑。”

《打铁记》第14章:“铁一样男人”

荣誉博士常有,但荣誉硕士并无先例,1999年1月,校方给刘出具一份荣誉证书(“经修一号”),由经济学部三位教授盖印,日语表述为“根据过去优秀研究业绩、研究活动等慎重审查结果,可以评价等同于名古屋市立大学经济学修士学位,特此证明。”

刘铁男通晓日语,看后不满意,亲笔在证书上做了多处改动:①在证书之前加“学位”二字;②“可以评价等同于”改为“特殊培养授予”;③加盖经济学部印章。同时改正一处书写错误。

在写给中纪委的信中,徐尐记录了刘铁男2004年亲口告诉她的一段话:“东北大学的校长是我的朋友,帮我写了个博士论文,弄个了博士学位。感谢你弄到硕士学位。”

这篇论文题为《入世对我国钢铁工业的影响及其对策》,刊发于《东北大学学报》,作者是刘铁男与原东北大学校长赫冀成。并非巧合,赫冀成的修士(日本将硕士称作修士)、博士学位均来自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学,他也曾任职冶金工业部的二级机构。

“有人介绍他过来的,当时他还是工业司的司长。”刘铁男的导师这样回应。一个细节是,刘铁男兼任首钢搬迁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时,首钢集团董事长朱继民也是东北大学的校友。这条线上,存在多处人脉交接。

这个博士学位成色同样不高,但对上峰力挺的刘铁男而言,已经足够了。按照专案组的说法,刘铁男在组织部门的学历均有全套手续,至于存在何种秘密与交易,已被尘封于那个红色的“黑匣子”。在他之前,还没有一名部级官员被认定学历造假。

041

回望2004年政经大势,有两件事情不得不说:一是湖南嘉禾株连拆迁,一是江苏常州铁本被查。

前者经我发表于新京报的调查报道《拆迁引发姐妹同日离婚》引爆,嘉禾五名党政领导干部被免,之后抗拆运动此起彼伏;后者严查民营钢企铁本,成为黄金十年宏观调控的第一枪,作为工业司长的刘铁男是重要推手,也由此获得晋升资本。

这两件事情都上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并获得时任总理的批示。未料,两名推手会在数年后以另一种方式对决。

“铁本”之意,以铁起家,不离本业。从商人戴国芳1996年成立公司,到2004年遭遇查封,被定性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问责史无前例,八名政府官员和银行主管受到严厉惩处,戴家多人更以税案追究刑责。

市场经济的信奉者都会默认一个前提:自由投资权是“天赋人权”,无需法律特别申明。今天回看,铁本案的一个教训是:行政调控行不通,并且歧路走得太远。行政与投资在本质是独立的,后者的决策变量只有预期的供求状态和投资回报率,本质上都与行政不搭调。通过行政对投资进行调控,存在致命伤,政府唯一可做的应该是让银行切实承担责任,从而通过货币政策适度调剂。

实际上,宏观调控只应限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当国务之手介入车房的限购,介入微观层面,介入具体公司命运,已是权欲横行的越轨之举。打压铁本,帮扶国企,黄金十年用了一个逆市而为的荒唐逻辑,启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国进民退。

当铁本遇上铁男,不是同性相吸,而是异性相斥。刘铁男执掌工业司,全程参与此案的前期选择与重组善后,并因此获得上峰赏识。

有人曾就铁案事件请情,刘铁男说:“你既没有背景,也没有人,不查你查谁?”这话经由工业司多名官员传播,俨然成了名言。八年后,当他派员调查我老家,并通过中间人做了相似的传话。

“从性格上可以说,刘的傲气毁了他的才华。”一名同事介绍,他很少表扬下属,更多是在批评,比如说“你应该做得更好”。有人认为这是“对事又对人”,但多数人的一致看法是,在计委大院,刘铁男是较难伺候的领导之一,甚至“当司长时就官腔十足”。

比如,刘铁男与上司张国宝不合是系统公开的秘密。两人相差十岁,都是专业出身,履历出奇相似,甚至包括日本外派。刘任工业司长之时,张是作为分管的发改委副主任,张卸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接替者正是刘,但刘从未给过张起码的尊重。

多名地方官员证实,一次在庐山召开全国工业工作会议,刘铁男在上面讲话,下面有人拍着桌子起哄:“连分管工业的发改委副主任都不在,国宝同志不来,这叫什么屁全国会议?”

傲慢是什么?魔鬼词典认为,傲慢是涂在自尊与自重的脸皮上的润滑油。对手下、年幼者以及鞭长莫及难以报复的大人物都可以如此,这是傲慢者摸索总结出的一条安全规则。因为刘铁男获得了“委主”以及更高层级的支持,他根本不屌副职上司;当他成为副主任时,又直接越过新任“委主”对上峰汇报。尤其是他兼任国家能源局局长以来,贴身出访的机会增加,个人膨胀自然更不可能控制。

有细心者比较了驻日前后的刘铁男,以前他工作认真,对人谦和,即使在日本期间,低调,懂行,不爱说话,“和现在看到的形象截然不同。”当上工业司长之后,“整个司里的风气都坏了,飞扬跋扈,不好打招呼。”

这一点,从他的贴身大秘王勇的变化可见一斑。

这种变化能从“婆媳定律”中找到解释:媳妇娶进门,在婆婆的管束和统领下含辛茹苦地劳作,多年媳妇熬成婆,需要折腾一下自己的儿媳找到心理平衡。适用“婆媳定律”的人都是这样,手在往上爬,脚在往下踩。 

据新华社消息,刘铁男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网易独家对话曾实名举报刘铁男的媒体人罗昌平,为你解读此次“双开”。 

网易真话:今天新华社报道说,刘铁男被双开了。从5月份立案被调查,到现在8月份被双开,三个月的调查时间对于副部级官员来说算不算长?

罗昌平:如果单纯按三个月计算,这是非常快的。印象中,对一名省部级官员的“双规”审查通常在半年以上。但刘铁男案有特殊性,虽说是今年5月份才正式对外公告立案调查,但从我2012年12月6日微博实名举报不久,调查工作就已经展开。当时就有200多人撒向全国了。 

双开之后的程序同样漫长。我曾统计过50个省部级高官的样本,在8个半月内能提起诉讼的占到总数的四成,8个半月至11个月的占10%,11个月至13个月的占30%,13个月以上的占18%,表明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案件耗时相对漫长。

审判时间可能更长。同样是这50人,45天内审结的14人,两个半月内的14人,半年内的15人,半年以上的达7人。不少刑辩律师表示,职务越高、涉及经济犯罪范围越广的,审判超期情况也越严重。

网易真话:你在《打铁记》第十章里详细写了中纪委和监察部这两个机构,刘铁男被双开也是中纪委和监察部做出的决定。这两个机构具体是怎么分工的,它们是两个班子一套人马吗?

罗昌平:双开是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两者分属党务和政务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中纪委与监察部1993年就开始合署办公了,监察部的部长是中纪委副书记,而中纪委书记是常委,后者要高半级。这在地方也是类似的。

双开的程序是这样的,由专案组报所在检查室形成审查报告,交由中央纪委审议,再报中共中央批准。其中党务系统,由中纪委报中共中央给予刘铁男开除党籍处分;政务系统,经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给予其行政开除处分。但意思差不多,党政不分,其中交叉的地方很多。

所以,我们不仅要讲军队国家化,其实也要讲纪委国家化,那样才是法治轨道。

网易真话:纪委办案分八个程序、37个具体步骤,这些步骤在刘铁男被调查的过程中都会走一遍吗?

罗昌平:纪委办案可分八大程序——线索办理、初核、立案、调查、审理、执行、移送、监督。我想这里头的八个程序至少走了前面七个,监督应该属于后面的内控程序,目前处于“移送”司法机关这个环节。

只要是新华社发省部级官员的“双开”通稿,其中有一句“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意味着这哥们被正式逮捕了,这才是真正开始走司法程序。当然,近来中纪委的办案方式也有改变,就是从初核阶段就会抽调检方人员参与办案。

网易真话:你提到说,纪委参与一名部座的办案人员少则四五十人,最多可达千人。这些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呢?

罗昌平:现在的这些大人物的犯罪线索不仅跨省,而且跨国,这自然需要大量的人力支撑办案。上百人是经常的。据我所知,刘铁男涉嫌犯罪的线索指向加拿大、黑龙江、吉林、四川、广西、上海、山东、贵州、广东、北京等地,还有我不知道的地方,你想想这需要多少人?

网易真话:你把纪委比喻成“党务政治平衡的遥控器”,能否具体说下用遥控器来比喻纪委有哪些原因呢?

罗昌平:我原话是这样说的:“如果说计委是国务宏观调控的水龙水,那么纪委可谓党务政治平衡的遥控器。”这两个机构就是集权系统的两个抓手。我们看电视时,手里的遥控器是用来开关、换台,大体相当于这个意思。无论水龙水还遥控器,都会实行流量控制,就是你想干嘛就干嘛,而不是本来就该如何。所以,我们的反腐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

网易真话:你提到说,纪委反腐造成了“双重忠诚”困境,既要忠于党的领导又要忠于机构自身的职责。这种“双重忠诚”困境是不是只出现在像苏联、中国这样的一党执政国家?

罗昌平:在一个健全的民主国家,行政元首的更换并不改变技术官僚的职责,他们有严格的划分,就是政务员与政治家的区别,政务员是铁打的营盘,政治家是流水的兵。但我们不同,按照“双重忠诚”的困境,首要是忠于党的领导,其次才是在可能允许的范围内忠于自己的职责。当记者的,对这一点体会最深。

网易真话:在报道中,刘铁男的罪名有4个,其中之一是“道德败坏”。你在微博里说,“道德败坏”,说的可不止一个情人。关于刘铁男“道德败坏”,能否透漏下你所掌握的情况?

罗昌平:那是刘铁男的私生活,是一个部级干部的底裤,我哪能知道?我只能根据公开信息做出相应的解读。

耐心听我讲讲关于官员性丑闻的官方措辞,这个很有意思。性丑闻往往比贪污渎职更容易引发公众兴趣,比如薄书记的“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利用职权”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无锡市委书记毛小平的“与两名女性通奸”。

最常见的就是“生活腐化”或者“生活作风腐败”,比这个形容更恶劣的是“生活作风严重腐化”或者“严重道德败坏”,还有就是“道德败坏”与“生活糜烂”。而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和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是“玩弄多名女性”。

我请教过中纪委的朋友,他们答复:“生活腐化”说的是三个以下情妇(夫,不要忽略女书记的需要);“道德败坏”与“生活糜烂”,是指三个及三个以上情妇,你想呀,都“糜烂”了,那是什么样的后果。

网易真话:你跟刘铁男的情人徐某见过面吗?

罗昌平:见过两次,一次是去年举报获得受理后一周,我劝说她回国配合调查。另一次是今年我去西雅图参观,在派克市场的星巴克碰到她,她在加拿大的居住地离西雅图很近。

网易真话:你在《打铁记》第二章里自述,实名举报刘铁男有两个初始动机:一是试探新一届班子的反腐决心;二是弥补纸媒上没有尽到的舆论监督本分。到目前为止,你认为这两个目标实现得怎么样?

罗昌平:第一个动机是吹牛,你真以为领导的决心是你能试探得了的?至于第二个吧,大家看到结果了。但遗憾的是,光靠举报解决不了反腐的问题,如果这事能推动制度建设,哪怕一点点,比如举报人保护制度、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出来,那才好呢。

网易真话:实名举报高官最近也有不少后继者,比如王文志、周方、刘虎等人,你认为这些媒体人的实名举报对于反腐能起到多大作用?

罗昌平:微博上有人调侃说,现如今不搞若干次举报,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记者。这说明大家的态度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凡事第一次做新鲜,第二次,第三次……相当于边际效益递减。当然,你要这样做,这是你的权利,凭什么自己能做又不主张别人做?

如果真要做,我的建议是:一是要保护好自己及家人,二是要下点功夫拿证据;三是千万千万别跟利益扯上关系。

网易真话: 《打铁记》在网易UGC精选连载以后,你本人有没有收到一些比较有价值的反馈?

罗昌平:谈不上有价值的反馈,但收到不少有趣的反馈。比如一名东莞的网友说,下次你来我给你免费按摩。还有一名部长亲口说,下次你再举报能不能提前说一声?

网易真话: 《打铁记》接下来大概还会写多少章?能否谈谈这本书的计划。

罗昌平:这个国家所有的逻辑与秘密都可以装进《打铁记》,所以我很难预计能写多少章,当然不可能无限度延伸。其实我也没有计划,每周写一章,周五发表。有时候熬到周四了,不满意,我自己都急了。为此我推掉了所有能推掉的聚会,静心看书,用心写作。

《打铁记》其实不只是“罗昌平自述微博举报刘铁男”,它含括了我对当下中国各个方面的观察,我尽可能地把自己摘开,甚至每写完一章,会用搜索工具把“我”扫一遍,能删掉的一律删掉。它是我对这个真实事件的印象,如果你认真看了,从中可以得到感应,或者判断,或者趋势。比较意外的是,那些审查者也喜欢看。

如果将袁凌的作品与我的作品分别放在一个天平的两端,尽管我的数量可能更多,但天平一定会偏向于他,因他的文字更具含金量,更有历史感。 

这两年编了不少他的稿子:《血煤上的青苔》,我哭了;《守夜人高华》,我哭了;《走出马三家》,我没哭,但杂志哭了。

让一个男人哭,你不要以为是多么容易的事情。我至今能背得那些《血煤上的青苔》中的句子:“因为他们是残废者,是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被单收殓起来的人”;“遭遇了一个人的矿难……这是一个被消音的过程,没有镜头的聚焦,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抢险的场面,没有怒斥和追责”;“熬是第一项,就像制糖”。还有《守夜人高华》中的引题:“如同矿难事故表明的,人们向黑暗索要矿石的同时,黑暗也在索要它的代价。它要求的往往是那些最好的探路者。”

倒是《走出马三家》,完全没有这样的句子,当事实足够沉重,最平实的白描已经力透纸背。

第一次见他,是二零零四年年初的一天,在新京报旧址“光明顶”。他背着土色的包,头发很乱而且有些秃,一笑满嘴露出不规则的牙。以这样一个水电工形象,他可以自由出入各个政府大院。他是新京报核心报道部公认的“一哥”,不仅仅因为他贡献了这张报纸的开篇调查《北京SARS后骨坏死患者调查》。但我不服,心想,“一哥”都是用来突破的。

但经过近十年努力,我承认自己在调查手法上可以接近他,但在文字上不可能追平他。

他做过新京报社会新闻副主编、新浪网新闻中心主编、财经杂志上海站首席记者、凤凰周刊主笔,这份漂亮的履历完全可以爬得更高,对应一份体面的薪水。但有一天他说,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让自己的文字离新闻远一点,离热闹远一点。我说要是老兄不嫌弃,来这里,做你自己喜欢的。于是,相隔多年我们又成同事。愧疚的是,他现在也仅是一名普通的记者,我能给的只有尽可能多的自由空间。

前段私下里聊天,我说读完陈丹青的《鲁迅与死亡》,一直想写一本书,就是这三十多年里自己一路目睹的死亡。袁凌兄说,我已经写了亲历的九十九起死亡。心一惊,这该是多么负重的一串记忆?!

新闻是一个风险很高、回报畸低的职业,经常是有才华的人被遗忘在路边,而那些庸才却抢足了风头,很难解释这种随机与无奈。现在,我只想以自己的信誉为路标,为您指引一座未被发现的人文金矿。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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