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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

中国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中的八个担忧,老问题加新问题,转载和补充中......

疫苗、药物两端不足,又不管不顾地撤出一切疫情监测、物理防疫手段,结果就是把一切防疫责任与疫情冲击压到了一线医疗机构。我们可以更改新冠住院乃至新冠死亡的定义,但改变不了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的现实。这对所有有医疗需求的民众来以及所有医疗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种危险也是一种不公。

第一个担忧,我们对疫情状况毫无了解。中国在12月初的防疫转型中没有做到疫情检测的转型,而是没有更新感染病例收集方法的情况下突然放弃绝大部分检测。导致如今没有任何可信的感染病例数据。

第二个担忧,我们对病毒的变化毫无把握。对病毒演变的监测在疫情越是严重时越不应该放松。但如今中国对突变株的监测做得如何呢?整体疫情检测都成了笑话时——我相信有些人认识的新感染的人,完全可能超过疾控中心报出来的某个省的新增感染人数,何来有效的突变株监测?

有效的突变株监测需要建立在对整个国家、地区感染病例的科学抽样之上。根据12月20日公布的中国新冠病毒株监测计划,每个省选三个城市,每个城市选一个医院,每家医院每周在全部的死亡病例之外,测序25例感染病例。如果认为一个省每周测来自三个城市的75例+死亡患者可以代表这个省的病毒株流行情况,那么可以去申请搞笑诺贝尔奖

第三个担忧,我们把一切的防疫责任都推给了医疗工作人员。过去三年,全球积累了多个有效的防疫工具,这些防疫工具共同点是什么?就是让人不用去医院。高效的疫苗即便面对免疫逃逸严重的奥密克戎,也能一定程度上减少传播,并且长时间大幅降低重症风险。高效的口服抗病毒药物如paxlovid则能帮助高危人群进一步降低重症死亡风险。

疫苗、药物两端不足,又不管不顾地撤出一切疫情监测、物理防疫手段,结果就是把一切防疫责任与疫情冲击压到了一线医疗机构。我们可以更改新冠住院乃至新冠死亡的定义,但改变不了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的现实。这对所有有医疗需求的民众来以及所有医疗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种危险也是一种不公。

第四个担忧,不少技术官僚虽出身专业领域,但一旦进入官僚系统并上升到一定层级,本质上就已经脱离了职业精神,成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在权力凌驾于职业精神之上的医院环境下,这些技术官僚往往选择倒向权力一方,对职业精神造成损害。

R0方面的胡说八道或许还能当个笑话看,专家们的另一些说辞危害则更为致命。例如宣传90%以上无症状,宣称奥密克戎没有后遗症,这些不仅与当下国际上的医学共识冲突,对民众也是更为直接的误导

第五个担忧,我们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可能有太多盲点。当我们的专家信口开河说估计北京有80%的人已经感染的时候,小城市、乡镇、农村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些地方的防疫准备又是什么?

第六个担忧,是我们在虚构现实,抹杀真实的记忆。新冠去世的人,还能否得到公开明确的死因承认?如果新冠被认为没有后遗症,那些恢复慢一些的人,还能否得到必要的救助支持?如果说奥密克戎疫情终能过去,只是代价高低,过了寒冬就是春天,对于疫情或许是真的。可是这种抹杀现实的危害是否会止于2023年春?

第七个担忧,对医患双方合理权利的侵犯,仍不会是一件小事。无论古今中外,滥权腐败都是人所共愤的。因为,人和别的动物不一样,人是有理性、会思想的生灵,需要通过言论表达来展现人之为人的理智、情感和尊严,用权力去压制自由和迫害,完全是一种针对整个人类本身的敌对行为

第八个担忧,医学的使命是创新和传播知识,维护生命尊严,因而最需要保障和鼓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维护个人权利。一边对某些医患进行迫害,一边还要建所谓一流医院及培养所谓一流专家,这些当权者能不能用哪怕一分钟的时间,去反省一下其中的荒唐与伪善呢?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常青院区以及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 院长:王岚

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大肆收受药械回扣,数量不菲,由下面医生出面收钱,几个人私分,万元左右不等,吃喝娱乐,我们医药公司不停轮流摊派,苦不堪言。

武汉市第四医院有领导坚持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不顾事实,一味打压,很多人都知道,敢怒不敢言,都是和谐社会,为什么这里没有阳光。

让我们在医疗改革过程中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人:陈家辉,李文亮,姜齐宏,胡淑云,杨文,刘崇贤,郭辉,赵新兵,李小莲,赵维萍,赵军艳,蒋绍模,王萍,李国庆,宋应西,陈妤娜,孙明岳,王云杰,康红千,朱玉飞,戴光琼,王浩,续广军,彭玲云,戴春福,孙东涛,陈仲伟,王俊,李宝华等。为逝去的同胞致以深刻的哀悼。即使这些人被官方追封为烈士,但忽视了医疗系统权贵在治理结构上的根本问题,刻意淡化了追责,以及对言论自由管控的讨论。对医患权利而言,这种“勇于近距离接触患者”的追封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继续作恶而已。

公共讨论不应该以医疗改革议题为洪水猛兽,而是要承认经济技术发展其实并非真正建立在最广大公民的根本利益之上,讨论如何调整监督制衡关系更能帮我们建成“由享有人权个体所组成的、民主自治的人类共同体”。欢迎通过你的方式在墙内转发这篇文章,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拒绝遗忘,共同探索”的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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