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龙危机的背后

科龙危机的背后

                                           2005年7月21日

何必

顾雏军所掌控的科龙，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略。）

该报援引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刘志彪观点：“如果顾雏军确实挪用上市公司资金，那就应当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理，但是国企肯定要改革。”而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汪康懋则认为，“近年来很多企业家出问题，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缺乏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

把国企是否要改革，这在理论上还有着很大的争议。目前的局势里，人们已经习惯于全民资产向国有资产的蜕变，也习惯于国有资产向私有资产的转换。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成为转型过程中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绑架国家要挟政权侵害公共利益、并将这种转型固化为社会常态的屠宰场了。

如果把科龙事件简单归因于改革中缺乏激励机制，那么直接的结果就是企业家成为这个过程中最大也是最冤枉的受害者，掩盖了事情的真相。什么是真相呢？李毅中担任国资委主任时曾经说，现在全国的一些县级城市有的是将国有企业全部卖光了！这也是今年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出台对于国有企业实行MBO（管理层收购）规定后坊间认为是卖光了再别有用心出台买卖规则的亡羊补牢之举，被称作是“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的典型。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作了一次名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进入2005年后，事态的发展，却似乎在一步步应验郎咸平当初的几个大胆假设。郎咸平曾被斥为“哗众取宠”的几个假设，如顾雏军和格林柯尔在收购中存在关联交易、对财务数据做手脚、挪用科龙资金用于收购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验证。

去年夏天，来自香港的大学教师郎咸平以格林柯尔为目标，展开了对内地国有企业改制中存在的大量问题的揭示，成为了那个率先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直言不讳的毛孩子，自此也揭开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大幕。

此后，顾雏军向郎咸平发起精心策划的强势反击，在北京华侨大厦二层举行的“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来自北京中央政府、经济学界、法学界的重量级官员、学者15人一起为顾雏军正名，明确表明支持科龙继续发展的立场。支持顾雏军和科龙的一系列权威名单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陈小洪所长、张文魁副所长、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军扩、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助理巡视员贾小梁、国务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研究员常修泽、产业所副所长胡春力、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宁向东、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卢东斌、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黄速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邹东涛、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

如此整齐豪华的阵容，特别是在这个会议过程中还形成了国家发改委对于科龙企业行为认可的书面材料，也算是很具有中国特色地由官方为一场民间斗嘴划清界限的创举。

其实，人们还记得，在这场声势浩大而由于指桑骂槐醉翁之意不在酒更别有风味的论战中，不少“主流经济学家”都显示出超然的态度，特别是有些巨掣更是表现得对郎咸平表示出不屑与之一辩的姿态。

而《瞭望东方周刊》的资料，倒是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如今的经济学家忙碌的真实原因与未能明火执仗的背景。

钟朋荣（三九集团顾问，茅台酒厂顾问，中房银川独立董事，浙江电信独立董事，裕兴电脑独立董事，诚成文化独立董事，长运股份独立董事，年薪4万元；华立控股独立董事，年薪6万元；备注：为大庆、三九集团等70多家大企业制定发展战略和体改方案，兼20多家大型企业经济顾问。）

董辅礽（国泰基金独立董事，ST猴王独立董事，年薪5万元；成都正光科技独立董事，国光瓷业独立董事，年薪1.88万元，长江证券独立董事，泰康人寿独立董事，现代资产投资顾问名誉顾问）

吴敬琏（神州数码独立董事，中国联通独立董事，中石油独立董事，中水渔业独立董事，年薪5万元；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TCL集团首席顾问，永安信专家顾问）

萧灼基（大唐电信独立董事，中集集团独立董事，清华紫光独立董事，年薪6万元，嘉实基金独立董事，华安基金独立董事，现代资产投资顾问首席顾问，成都正光科技总顾问，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员，天津泰达生物医学非执行董事）

魏杰（华纺股份独立董事，年薪8万元；新疆屯河独立董事，年薪3万元；三九医药独立董事，年薪20万元；澳柯玛独立董事，年薪3.6万元；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员；备注：兼15家企业经济顾问）（作者注：他在德龙系担任独立董事，而在事发后辞职被社会上指责为临阵脱逃，凸显独立董事不懂事的色彩。）

张维迎（国旅联合独立董事，家世界连锁商业集团独立董事）

吴晓求（凤凰光学独立董事，年薪1.5万元；华立控股独立董事，年薪6万元；用友软件独立董事，年薪6万元；广汇股份独立董事，年薪8万元）

张曙光（烟台华联发展集团独立董事，年薪2万元；湘财证券独立董事；备注：张任所长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是湘财证券的首席经济顾问）

高尚全（宝钢股份独立董事，年薪20万元，备注：不包括差旅费；宁波海运独立董事，年薪8万元；）

刘纪鹏（万向钱潮独立董事）

盛洪（三联商社独立董事，年薪12万元以上；备注：基本津贴6000元、会议津贴每次3000?10000元、风险津贴月4000元）

周道志（南玻科控独立董事，年薪5万元）

曹远征（华侨城独立董事，年薪8万元）

王钰（三九医药独立董事，年薪20万元）

该刊分析，据中国证监会规定，一人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最多不得超过五家，独立董事每年为上市公司的工作时间不应少于十五个工作日，并确保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难以想象，那些身兼数职，不断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对各种经济问题发表意见，一场接一场的赶场子——出席各种论坛和研讨会——的经济学家在百忙之中，是如何来履行这么多的兼职的应尽职责。三联商社的前身郑百文独立董事经济学家盛洪先生的前任陆家豪先生，在2001年因郑百文的作假而被证监会罚款10万元后，连连喊冤，称自己对造假之事毫不知情。

杨帆在接受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企业界分三个集团。一是投机集团；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就是厉以宁、萧灼基、韩志国；二是民营企业集团，是干实务的；三是买办资本集团，正在兴起，理论界的代表就是吴敬琏、林毅夫、樊纲、张维迎、江小娟、张五常等。任何社会理论都代表一定的利益和社会集团。按马克思说的，利益集团必然耍争取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政策，还要寻找理论和理论家，要掌握自己的宣传工具。”

似乎，我们看到了知识变为财富的游戏，一场围绕在资本及其方方面面的明争暗斗。学者们唇枪舌剑，资本家们腰缠万贯挥金如土，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热闹场面，在这个大赌场里，不同身份不同立场的人都在自己的面具的遮掩或覆盖下，进行着或和缓或殊死的较量。屁股决定脑袋，利益决定立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无论怎么说，我也不相信像钟朋容那样的那些把资本家的钱装进兜里还一本正经声嘶力竭叫嚷什么“经济学家做研究，立场观点都是站在国家立场上的。我是不会因为拿了那个公司的研究经费就怎么样，就替他们说话的，不要以为站在富人立场上，就是站在穷人对立面。现在穷人更需要富人”、“民营企业发展好了，受益更多的是穷人，而不是民营企业家自己”之类的说辞，（说穷人更需要富人，说民营企业发展好了受益更多的是穷人而不是企业家自己，这种常识性的论断大概也算是中国经济学家的独特腔调了。）而更愿意听凭眼见为实，从新闻执业经验里，有过2001年北京某高校的著名经济学家应邀在一个著名电脑制造企业的新产品发布会上信口雌黄出该企业年利润率高于20%这种让在场所有人员瞠目结舌的荒唐宣言，直闹得邀请方的企业不得不赶紧出面左右乱抹才算是打了圆场，经济学家为了区区几个钱而出台卖身，也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可这种争辩与较量的舞台上，好像一直缺少了个什么按说应该而且必须在场的角色，或者我们可以问，在这场国退民进的喧嚣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产业结构大调整和“减员增效”的提法引发了原国企职工大下岗。从1995到2003年，国有单位职工减少了39.6％，国有单位制造业职工减少了74％，而国家、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增加了12％。同样的时间跨度，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增加了59％（从6080亿增加到9694亿），国有单位制造业工资总额减少了38.7％（从1754亿减少到1076亿），而国家、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资总额增加了2.2倍（从555亿增加到1775亿）。”（见王錬利《对工业企业改制中若干问题的审视》。）同样的时间跨度，国家、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比制造业职工人数增加了34％，而工资总额要比制造业增加65％。国有单位制造业职工工资总额减少了678亿，而机关、社会团体职工工资总额的增加数是1220亿，是国有单位制造业职工“减员”减去工资数的1.8倍。如果以国有制造业减少的工资总额678亿除以国有制造业裁减的职工人数2472万，每个裁减人员分摊数是2743元，再摊到八个年头，平均每年祇不过少为每个裁减人员支付343元，而把机关增加的工资总额1220亿除以增加的机关职工人数122万，每个增加人员的人均分摊数为十万元，平均每人每年1.25万﹗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的发展过程。从“经济责任制”（1980）、“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1983）、“实行政企职责分开”（1984）、到“实行厂长负责制”（1986）；从“国家对企业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1988）、“承包经营责任制”（1990）、打破“铁交椅铁饭碗和铁工资”、到“股份制企业试点”（1992）；直至“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3）、“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1997）、“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2003）……这整个一条线索理下来，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倾向：中国的企业改革更多地是顺着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产权理论所描述的两权分离道路在发展，更多地是在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之间的制衡和失衡上花工夫、更多地是在管理层（厂长经理）和所有者（国家、国资委）之间寻找矛盾冲突和协调一致的平衡点。在企业改革的过程和治理的框架中，我们基本上看不见组成企业的基础、与企业休戚相关的员工应有的身影。

现行《公司法》在第一条中明确表明了其立法宗旨为，“为了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其中，根本看不到企业员工的地位到底在什么地方。

所以，在我们把目光都盯在郎咸平、顾雏军以及他们背后那些或正或反的经济学家们身上时，却习惯性地忽视了那些国家名义上是真正债权人实质上却在被社会转型名正言顺地当作是改革代价义无返顾的承担者的国有企业员工。

我更觉得，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就失语吧，有他们更闹得慌；可如果企业员工被忽略，却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