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力度继续加大

反腐力度继续加大

                                          2005年4月2日

何必

要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查办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略。）

这篇看上去似乎还是讨论预防与惩治关系的文章，总体上还是在固有套路中转悠。

目前中国有接近7000万共产党员，而且作为执政党已经有了56年的历史，这在全世界也算得上是罕见的了。如此，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势必给执政党如何进行自身整肃治理带来世纪性难题，并且随着位高权重时间的延续推移，这种问题也将会越来越成为千钧一发性质的命门问题。

新一届党领导班子亮相后，反腐力度逐渐加大，高官竞相落马，显示出权力更迭本身的规律及其代价，不同领导人在治理党务以及社会基本思路方面的截然不同；同时，社会上对于党内日益严重愈演愈烈的腐败的忍耐阈值的下降。

从新中国建国初期对“红小鬼”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极刑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对于自身机体内部的情理断断续续就没消停过。仅仅是1992年到2002年，查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数字及增幅就不断上升。

       1992－1996    1997－2002    增幅

处分党员人数       669300    846150    26.4％

开除党员人数       121500    137711    13.3％

处分县级领导干部人数       20295     28996     42.9％

处分厅局级领导干部人数    1673       2422       44.8％

处分省部级领导干部人数    78    98    25.6％

（资料来源：《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11期》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到，相邻两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例行闭会的两个5年期间，无论是什么级别的党员，受到处分的绝对或相对比例都在攀升，而县（处）级和厅局级领导干部受到处分人数增幅竟然上升了接近一半的水平，这种增速无论如何也是让人瞠目结舌的。

全国每年检查出来的违纪金额都在200亿元以上，加上各种名目的小金库更可高达300亿元；国有企业的呆帐及银行不良资产损失至少在1200亿元以上；全国每年公款吃喝的费用也高达1000亿元。官多了消费就多，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如此天文数字，也算是很让人开眼。在这个层面上讨论预防与惩治的关系，似乎别有风味。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政府每年用于扶贫的资金，包括财政拨款、以工代赈、贴息贷款只有300多亿元，用于抚恤和社会救济的财政拨款不到100亿元。

而仅公款吃喝的费用，抵得上征收农业税所得的几乎三倍，或者说，取消农业税就必须从其他途径再开辟税源以补足共产党员们巨大的胃口。这种数字的对比好像怎么着也无法使笔者这样的悲观主义分子改变基本态度。

更应该看到，在很多地方，反腐倡廉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纪委监察审计乃至司法等党内外机构有逐渐沦为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政治和法律手段的趋势。

河北省委秘书长李真案东窗事发，在其非法获得物品拍卖会上，人们看到了如今共产党干部丧心病狂聚敛财富的黑幕。同时，人们更惊异地发现，李真是在边腐败之际还在接受着边提拔的政治待遇。与其有着同样境遇的，还有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等。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2003年第25期透露，1992年以前，在干部选拔考察的方式还没有大的改进时，所查处的17起省部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无一人边腐败边提拔。1993年至2002年，干部选拔考察方式不断改进后，所查处的37件省部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有22人是边腐败，边提拔。

舆论对于纪委掣肘于发给粮饷的同级党的领导机构这种制度性困局讨论得已经烂了，却丝毫没见到有任何起色或变化；党内监督条例的颁行继续着党员违法乱纪首先面临的依然是党内纪律处分，而延续着党员与非党员在法律面前事实上并不平等的局面。伏尔泰所谓“一小部分人让一大部分人有活干，同时被这一大部分人供养，并统治着这一大部分人”，到如今在党内外都被充分而巧立名目地演绎着。 

长期研究党内腐败现象的李永忠认为，归纳党内高中级领导干部腐败的制度性原因，大致有五：一是权力失衡；二是管理失控；三是监督失效；四是教育失误；五是自律失当（或者失败）。

从整体上看，执政党制度的各个环节几乎没有不疏漏的，或者可以说，已经形成了结构性的欠缺，直白言之，就是病入膏肓，想入非非地依靠系统自净化、自调节、自修复、自排毒，已经失去了机理性功能。

即使不考虑利用反腐党同伐异的因素，在党内外法律地位不等的状态下，要求党员廉洁奉公几乎只能是痴人说梦。现如今党纪不彰政令不畅地区封锁，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党内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对于业已形成的政治生态系统的誓死保守、并且对社会公平由衷蔑视的政治表现，如此这般飞速加大着整个社会运行的制度成本，并固化着社会进展方面对于作为不可或缺机制的腐败的路径依赖；而作为执政党的群体行为，对于政治动作表率和社会道德教化以及风尚示范的作用，必然会在社会事物的所有领域得到体现。比如，伪市场化领域里的官商勾结狼狈为奸鱼肉人民。

就此，舆论曾经反反复复七嘴八舌，但这种声音逐渐趋于平静。湖南示范大学论理学博士生导师王泽英认为，官商结盟的最大危害还不在于腐败的泛滥成灾，而是民族政治文化的集体失语：一旦官员将逐利看作为官之道的根本，一旦经商者把贿赂官员与谙熟上层路线当作生意成败的核心因素，一旦大众阶层视腐败为如常，那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堕落。

中国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心啥时候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