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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吗?——文化与政治制度(转载)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说法,中国文化不适合民主,中国人活该被独裁压迫。这也许有爱之深,责之切的成分,但却对推动民主化没有益处,反而是帮助党国鼓吹其统治正当性了。

文化是什么

最初,人们认为,文化是客观的存在,从古至今地传承下来。这种看法,被学者们称作原生论。后来,随着世界各地的联系和交流越来越多,对历史的梳理越来越有体系,人们开始认为,文化是就是一群人共同相信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力量让这种信仰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文化是想象出来的、可变的。这种看法,叫作建构论。类似的思维之下,还有人再进一步,认为民族的概念也是想象的共同体。

每个人如何看待政治制度,就是这一群人的政治文化。

自古至今,一直有人认为,某些政治体制更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文化,有些文化适合民主,有些文化适合独裁。

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在戏剧《波斯人》(公元前472年)中就曾说过,威权适用于亚细亚,民主适用于雅典。

法国的孟德斯鸠也相信文化和政府制度有相适应的关系,他认为皇权适用于欧洲,专制适用于东方,民主则适用于古代(指欧洲的古代),某种文化适用的政治制度输出到另一种文化,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事件。

英国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则说,不会有人相信,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驾驭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因此,密尔认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和制度时,要把既存的风俗民情纳入考量。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另一个说法:“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

但是,密尔同时也认为,文化具有可塑性。也许某个理念对于某种文化来说很陌生,但是如果持续地接触、讨论这个理念,假以时日,人们会逐渐熟悉它,最终把它纳入文化惯性。

在孟德斯鸠和密尔的基础上,出现了文化现代化理论

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会直接带来民主制度,而会带来文化上的变化。文化上的变化,才是民主化变革需要的土壤。

如何衡量政治文化

公民文化

在《公民文化》一书中,两位作者阿尔蒙德和维巴归纳出三种政治文化。

  • 村民型政治文化,由于这种文化总结自非洲土著的部落,有些人喜欢把它翻译成作部落型文化。
  • 臣民型政治文化,对应的是中央集权的威权制度。
  • 公民型/参与者型政治文化,对应的是民主制度。

一群人有公民型政治文化,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高度的信任,偏好一步一个脚印的渐进式社会变革,支持现有的政治制度,生活满意度比较高。

两位作者认为,只有公民型/参与者型的政治文化,才更有可能发展出民主制度,也更有可能维持民主制度。

世界文化地图

英格尔哈特与韦尔策尔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历年的数据,绘制了世界文化地图。他们认为,在当代世界,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以下两个维度上体现出来。

传统价值vs世俗理性价值

传统价值主要意味着:

  • 宗教
  • 传统家庭分工
  • 对权威的服从
  • 以民族意识为荣
  • 反对离婚
  • 反对精神欢欣(例如酒精、大麻、其它毒品)
  • 反对自杀
  • 反对堕胎

世俗理性价值主要意味着:

  • 淡化宗教和传统家庭角色
  • 反抗权威
  • 以世界主义为荣
  • 接受离婚
  • 接受精神欢欣
  • 接受自杀
  • 接受堕胎

生存价值vs自我表达价值

生存价值主要意味着:

  • 强调物质和经济安全
  • 倾向于以本民族作为思考中心
  • 人际间信任与宽容较少

自我表达价值主要意味着:

  • 强调性别、性、种族的平等与多元化
  • 倾向于以世界和环境作为思考中心
  • 人际间高度信任
  • 鼓励个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用这个两个维度建立坐标系,根据2014年数据,英-韦世界文化地图如下:

文化现代化理论与英-韦文化维度,可以很好地描述历史上的两波民主化转型。

工业化时代,一批国家的政治文化从传统价值,逐渐偏向世俗理性价值;

后工业化时代,一批国家的政治文化从生存价值,逐渐偏向自我表达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共产主义国家,都处于这个坐标系的左上角。也就是说,重视世俗理性价值和生存价值,轻视乃至反对传统价值和自我表达价值,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显著特征。(但反之则不成立,不能说只要重视传统价值和生存价值,就是共产主义。)

再论文化与政治体制

说到文化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就不得不提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国内支持其观点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但是,正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本文就来唱唱反调。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专注于研究宗教对文化的影响,他认为,西方把某些价值观当作普世价值观,与民主制度捆绑在一起,强加给其他文明,只会带来更多的冲突。他认为,人权、平等、自由、法治、民主、政教分离等等,是西方独有的思想,根本无法引起其它文化的共鸣。因此,其它宗教下的文化无法与民主制度兼容。

具体来说,亨廷顿认为,伊斯兰教文化、儒家文化的国家,无法维持民主制度;天主教文化的国家,维持民主制度难度比较大;伊斯兰教文化则将永远与非伊斯兰教文化处于冲突之中。

以下是亨廷顿对几种不适合民主的文化做出的解释:

  • 天主教文化强调了教宗和真理的唯一性,阶级森严,而民主需要接纳各种思想的竞争,因此天主教文化与民主完全相悖。
  • 儒家文化强调尊重权威、鼓励公社制度而不鼓励私人权利,与民主完全相悖。
  • 伊斯兰教文化历史上就很暴力,没有对宗教事务和政治事务做出区分,严重地压迫女性,不但不可能发展民主制度,还会对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造成威胁。

这些解释,均是在各文化的教条中,寻找与公民文化不一致的部分。然而,亨廷顿忽略了,所有这些文化,都既有不适应民主制度的教条,也有适应民主制度的教条。

  • 儒家文化虽然对公民社会、法治、个人权利等理念一无所知,但是同时也有限制政府权力的传统,认可人民对无道统治者有权反抗,且不抵制宗教的多元化。
  • 伊斯兰教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适合民主的方向背道而驰,然而,在其教义中,舒拉(Al-Shura,大意为“协商”)、伊制马尔(Ijma,大意为“公意”)、伊智提哈德(Ijtihad,大意为“创制”,即对经文的重新诠释)、麦诗赖海(Maslaha,大意为“公益”)等概念,同样可以为议会制政府、代议制选举、宗教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对神权的强调,可以对政权形成制衡。

每一种文化都既可以找出促进民主的教条,也可以找出妨碍民主的教条。既然如此,讨论某种文化是否能够发展或维持民主制度,就成了一个经验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当我们说,大中华文化圈的儒家文化不适合民主、中东的伊斯兰教文化不适合民主时,其实是在基于当下的情势做出判断,从状况倒推原因。目前大部分民主国家都有是新教文化国家,我们就说新教适合民主;伊斯兰教国家少有民主,我们就说伊斯兰教文化不适合民主;中国大陆没有民主,我们就说儒家文化不适合民主。这实际上有因果倒置的嫌疑。

评判某种文化对民主制度的影响,应当放在时间尺度上,纵向观察,还要考虑文化的可塑性。

回到英-韦世界文化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当中,党国的位置很奇葩,与其它民主化程度较好儒家文化国家相比,更加重视生存价值,反对自我表达价值。体现在坐标系中,就是从一个圆润的色块中,歪歪扭扭地突出一块。这种偏离,很可能是党国这个政权,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这也与我们的生活经验一致。党国删帖封号乃至焚书,镇压各类宗教,歧视少数群体,把经济发展当作头等大事,相信异见者是“闹事、想要天下大乱”,是极端重视生存价值的体现。中国民主化转型的阻力,主要在这一维度上。

单一宗教代表的传统价值,只会把中国从世俗理性价值推往传统价值,这并不能“救中国”。推动宗教自由,才是推动中国从生存价值向自我表达价值转变。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积极地皈依某种宗教,而是不论自身信仰,所有人成为所有宗教的盟友,为其自由摇旗呐喊。每个人如何看待政治制度,就是这一群人的政治文化。我们选择如何思考,中国的文化便将如何发展。

参考材料:

Principl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Myth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Edward Said 

《文明的冲突》

《公民文化》

World Values Survey 

英格尔哈特-韦尔策尔世界文化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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