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代畜

粮食一般呈自然数增长，人口则呈几何增长。马尔萨斯指出这种状况下社会的一部分人口会生活在生存极限上，即每日的收入仅够维持生存，也即是马尔萨斯极限。这种赤贫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则取决于社会等级和财产的分布。

当可供拓殖的土地耗竭的时候，土地的增长就会变得十分缓慢，主要由山地开发，围湖造田之类的零星开发为主。当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不断投入有限的土地时，一开始由于分工合作效应，边际收益可能增长，但是劳动力投入超过一定限度后，边际收益只能不断下降。当劳动力的边际收益接近养活一个劳动力的极限时，人口增长也就接近极限。这种增长模式被黄宗智称为内卷（involution）。

假定一个农业社会引入了一种能让产量翻倍的新作物，开始阶段农民收入增加，同时劳动力涨价促使节省劳动力的发明不断涌现，社会总体远离马尔萨斯极限。不过好景不长，人口增长会消耗增产的产量，再次压低劳动力的价格，同时各种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也因为不经济而被放弃，当人口再次接近马尔萨斯极限的时候，赤贫人口的生活水平不会有任何改善。

技术进步经常被想象为聪明人灵机一动，发明了某种巧妙的技术，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不过事实上天才和市场同样重要。中国古代技术常常失传，关于这一点有许多原因。文人鄙视奇巧淫技，匠人通常对技术密不示人，只通过父子师徒口传心授传承等等，这样自然容易造成技术失传。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和人力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虽然未必是完全相互替代），当人力昂贵的时候，市场对节约劳动力的需求会促使节约劳动力的发明不断产生。当人力廉价的时候，则没有任何发明节约劳动力的技术的动力，不仅如此，已有成本高昂的技术还会被放弃。

中国在汉唐的人口极限都在五六千万人左右，宋代引入占城稻将人口极限提升至一亿左右，明清引入了美洲作物和对山地的开发则让人口极限再次翻倍，达到两亿。一般认为嘉庆时期人口压力已经接近极限，这个时候江南耕牛的使用已经大幅减少，使用人力的铁褡成了耕田的主要手段。因为耕牛要消耗大量草料，而土地不断升值使得出产草料的草地变得过于昂贵，使得江南的农民不得不放弃耕牛使用人力。这也是为什么江西和福建的山地耕牛保存的比江南多，山地总有些难以开垦的土地可供放牛，江南平原的草地则和耕地直接竞争。（技术不一定指机械，耕牛的使用也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的使用和耕牛和人力的价格比例直接相关）。

帝国晚期还发生了湖广-江南的经济分工，江南从天下粮仓变成了粮食净进口区，湖广则向江南出口粮食，江南输出纺织制品。这种分工虽然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提升了产出，但是多余的产出仍然被增长的人口消耗，最终的结果只是人口上限增加，但是仍然处于马尔萨斯极限。江南的手工业化虽然经常被是为资本主义萌芽，不过其实不如说是中国经济内卷化的表现，和工业革命前夕英格兰劳动力昂贵，畜力风力水力大量使用的情况完全相反。

古代中国的粮食亩产量通常比欧洲高，这经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农业先进的表现。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单位劳动力的产量却远远低于欧洲。这并不奇怪，内卷化增长就是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不断追加劳动力来精耕细作，从而提升产量。

人口压力的另一个表现是轿子的流行，宋之前士大夫以乘马为荣，坐轿为人鄙视。程颐说：“吾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南宋之后轿子流行，朱熹认为南宋缺马，所以不得不乘轿。不过明朝并不缺马，清朝更是掌握了蒙古和新疆的草原，而明清乘轿依然流行。只能说是人力太便宜了，把驴马挤出了就业市场。

附记：满铁调查的报告显示1930年代华北平原的成年农民的日工资与驴相当，为骡和马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