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我的第一位「教授」

Part I：泛黄的草稿纸

若是要一人说一个最能代表我和父亲在本科之前「学术交流」的瞬间，他一定会娓娓道来梳理小学教科书的例子：

我把思达叫过来，拿出所有三年级和更早的课本，从最近的开始梳理。哪一节内容不懂了，就翻到更早之前的内容 – 可能在前一年级的书里 – 直到简单到可以理解为止。三年级不懂就去找二年级，二年级不懂就找一年级。。。

我对此感到无感。虽然有用，但是翻看学过（却没能掌握）的知识对于任何孩子来说都不会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与老爸不同，我的记忆中充满着他抽屉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黄褐色草稿纸 – 那是广工大考试试卷上剩下的部分。我最开始在上面画各种各样的漫画，甚至在五年级的时候分发过给班上的各个「画师」并最后整理成一本本「漫画刊物」。后来每次在学习新知识遇到困扰的时候，这些泛黄的草稿纸成为父亲替我解惑的工具 – 他在上面画过初中物理的电路图，无刷电机的工作原理，还有微积分中链式法则的不同例子。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高一学习AP微积分时考前一个月的那次「突袭」：我带着哭腔闯入老爸的书房，大声倾诉自己对洛必达法则（具体不是特别记得）的不解。老爸微微一笑 – 这让我更是恼火，仿佛他在笑话我的无知。只见他从抽屉中抽出一张泛黄的草稿纸，缓缓在桌上摊开，写下跟我的问题相关的一道例题。我在不耐烦地抓耳挠腮几分钟后，他终于开口并且一步步的带我将问题展开：从我能听懂的部分起步，蜿蜒途径了不少我掌握不精的知识点和公式，最后抵达了一个异常简单的答案。当最终答案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记得我面含热泪。

是被自己的无知而「蠢哭」？是翻山越岭终于解开谜题的「喜极而泣」？还是因为老爸循循教导而「感动」？或许这些情绪都有。我所庆幸的是我似乎从没有单纯因为做不出一道题而被「骂哭」过 – 我的眼泪从未冲刷走我对学习这件事本身的热情。老爸用他巧妙的教育方式，和那一张张廉价却又无价的草稿纸，书写着严谨又自洽的数理逻辑、勾勒着学术知识带给我的一次次心神荡漾。

后来我来到了美国求学，一去就快六年。在伯克利和芝加哥的学术殿堂中穿梭，我见识到了许多学术成就远高于老爸的巨匠和大牛。但这些人中最平易近人的那几位教授，却总让我看到了父亲的影子。伯克利的Prof. Guntuboyina总会不厌其烦的在我问问题时在ipad上打开一个新的文档 – 同样是泛黄的信纸背景 – 然后拿出apple pen重新书写上课时已经讲过的公式。芝加哥的Greg Lawler是获得过沃尔夫奖的概率大师，他也总是喜欢在我问完问题后面带微笑，然后告诉我「there's no stupid question」（数学里没有愚蠢的问题），接着开始解答。

我不禁发觉父亲的形象，比起威严的东亚教师，更贴近于这些西方的大学教授。我也不禁幻想如果在他的二十几岁时能够有出国的经历，他的学术生涯又会有怎样的高光 –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于我而言，我后知后觉的发现我虽然没能较早的参与各类的学科竞赛或是科研项目，但我的学术训练比我想象更早的在一名「不知名双非大学教授」麾下开始了。

Part II：我和老爸的「学术距离」

我的研究，至少在此时此刻，和父亲的学术方向若近若远，若即若离。这奇妙的「学术距离」也无形中助推了我的学术之路。直到今天我也无法很好的概述「李教授」的研究方向。根据百度百科，他的方向是：

人工智能与控制、电动汽车驱动控制、电动汽车信息处理

但他做的人工智能似乎不那么「智能」，电动汽车的研究也没能赶上近几年国内造车的大潮。他似乎懂点代码，但是电脑屏幕上股市和财经新闻永远盖过编辑器；他能够对神经网络和算法的大致背景侃侃而谈，但是对最前沿的模型架构估计也知之甚少。

对我而言最大的感受便是：我所做的统计/人工智能研究似乎永远无法脱离老爸的「掌心」。这并不是说他总能够看懂（更不用说指导）我所做的方向，但他至少能从摘要和简介中看出不少端倪，能够对我的文笔批判一番，甚至给出一些高维度的意见。我清晰的记得在发给他关于Generative Flow Networks（生成流网络）的论文时，他冷不丁的问了一句「这个网络在MILA（我合作博士生的机构）之外影响力如何？」这个问题恰恰击中了这个网络模型近年来最大的挑战：扎实理论基础之外的实用性。我惊讶于他出色的 academic taste（应该翻译为「学术眼光」）：一眼能看出在深度学习时代「实用性」对于网络模型至高无上的关键程度。我想今后发论文时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让父亲帮我读一遍摘要 – 一篇不错的文章需要能打动高高在上的行业专家，但更好的文章可以让我的「半吊子专家」父亲看懂。

另一方面，「学术距离」的存在也让我知道我无法「倚靠」父亲完成什么研究 ：国内院士们带着初中儿子发顶会的故事这辈子注定跟我无缘。他并没有那么耀眼的学术成就也让我几乎没有背负什么压力。我知道老爸走过我正在走的路 – 从选择学校和导师到确定课题他都是一个智慧的过来人 – 但也看到了那一个个我即将面对的岔道口：远方是他也未曾见过的风景和世界，我需要孤独的踏上这段旅程，但也总是知道他（和老妈）永远在背后给我准备了一个出口。门外是温馨的家庭港湾。

Part III：学术祛魅/学术是出口

大胆迎接学术挑战的第一步是对他「祛魅」，而我的父亲轻而易举的帮我做到了这一步。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我经历申请失败之前），我经常会在内心中嘀咕「连他这样的学术水平和态度都能当上副教授，做学术看来也没那么难么」。和教授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且成长于三所大学校园之中的我自然对「高等学府」这类词汇缺乏敬畏之心。

到了2024年，全球经济退潮的大环境下，人们开始意识到「世界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后知后觉地发现许多高高在上的建制和机构也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反而意识到能做到父亲这样尽职尽责，弄好本职教学工作且态度和善，已经可以算是「叫兽」中的翘楚。我比两年前多了对自己想从学术中得到什么的合理预期，少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假设。有人说过生活中的勇敢就是在见识过血淋淋的真相后还能继续热爱生活。同样的话套用在学术里，就是：在见识过学术的枯燥甚至肮脏一面后依然能够热爱求知的过程，我也明白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比起简单的「祛魅」，或许父亲更大的影响是让我看到「学术是出口」。抛开外界带来的肮脏和功利，学术本身依然是一片少有的净土：你可以抛开一切的干扰专注于一个前人未曾解决过的问题。做学术可能是21世纪最接近神话中个人英雄主义的一件事：你可以选择一个很窄很窄的课题，然后持之以恒的推进这个方向，然后在人类知识库中留下微不足道但聊胜于无的一笔。

我在2019年前后有过短暂的「政治抑郁」：错综复杂的政治和社会议题让我感到无力和彷徨，我想整臂高呼些什么却很容易被其他人嘈杂的声音盖过。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我也慢慢的把统计课和编程当做了自己的「出口」。在科学和工程的世界里，理性和客观几乎永不落败。

「出口」的含义我想写的还有很多：我看到父亲因为回归学校有了更多跟我亲密交流的机会；拥有稳定的本职工作也或多或少帮助他在金融市场的「副业」上披荆斩棘（我的一个理论是他如果全职做资产管理或许结果不一定更好）；更不用说带来的社会关系上的声望和地位。碍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展开，但这些片段时不时在我脑海中闪过，有形无形的指引我向前。

2023年12月31日的午夜，我正在准备提交了最后一份博士申请。随着点击发送按钮的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和释然。外面是新年的倒数声，而我坐在书桌前，心中却充满了对过去的回顾和对未来的期待。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不仅仅是一个申请周期的结束，更是我和父亲共同走过的学术之旅的一个重要节点。

我的眼前是芝加哥红色抬头的白色草稿纸，上面写满了变分推断中的复杂优化算法和分布密度函数。窗外的黄色烟花绽放时，我仿佛又看到父亲书房中那些泛黄的纸张，它们密密麻麻地记载着现在看起来已经十分幼稚的初等公式。这一瞬间，时间似乎被拉长，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在这个特殊的夜晚，我仿佛再次感受到了那份温暖和力量。

（写于北京时间2024年3月19日，芝加哥大学John Crerar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