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寺和中世杭州的波斯人

凤凰寺和中世杭州的波斯人

约翰·巴特勒/文

王立秋/译

译自John Butler, “’The Phoenix Mosqueand the Persians of Medieval Hangzhou’ by George Lane, editor”, 原载Asian Review of Books。

（凤凰寺细部）

直接和简单的说，这是一本很学术的书，关于二十一块上面刻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字的墓碑，这些碑文纪念的人我们大多数人从来没听过。每一块碑的正反面都被仔细地拍了下来，正文之后的两个附录之一，还用很大的篇幅抄录、翻译了碑上的文本。附录二则描述了“杭州的伊斯兰石刻”。

这个到现在为止都还提不起人兴趣的描述，描述的，事实上，是一本非常迷人的书——意外地，它还随书附赠了两个丝绸制作的书签。它是英国波斯语研究中心出版的波斯语研究书系的一种，由银杏图书馆出版，后者是一家致力于推动中东和北非文化史研究的学术机构。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证明了，甚至专业化的学术著作，对其学科外的更广泛的读者来说，也可以是可读、且有趣的，以及，它还能鼓励非专业的读者，去进一步了解那个领域。兰天德(George Lane)和他的同事们就做到了这点——从书的整体呈现，到关于杭州伊斯兰文化的各个方面的那些漂亮、可读的论文。

（George Lane ed., The Phoenix Mosque and the Persians ofMedieval Hangzhou, Gingko Library, July 2018）

书中的二十一块碑是为纪念真实的人而立起来的。

凤凰寺，不在波斯、也不在其他任何显而易见的穆斯林的地方，而是在中国东部浙江省的省会，杭州这个勃兴的现代都市。事实证明，这个相对低调的建筑，是1281年就有了，到今天它也还在。它被当时受新上台的蒙元统治者邀请而来的波斯人当作一个礼拜的地方来使用，这些波斯人，不仅在这座城市的生活和贸易中，在中原乃至整个蒙元帝国的生活和贸易中，都起到了重要的角色。

书中的二十一块碑，也是为纪念真实的人而立起来的，这些人都来自蒙元帝国的遥远地区，他们来中原来寻找发迹的机会。这些人在今天还能活生生地出现在不懂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我们面前，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已故的波斯语学者亚历山大·莫尔顿(Alexander Morton)，他的作品被刊印为本书的附录一，而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同事兰天德，则撰写了本书六个章节中的五个，和附录二。第一章，《伊斯兰与中国：早年》(“Islam and China: The Early Years”)则是Qing Chen博士写的，她也在SOAS。这个章节为全书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背景。兰天德博士的论文，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对杭州（或波斯语所说的Khinsai）如何变成中国的一大伊斯兰中心（不仅是宗教的或贸易的，也是文化的）的，学术但不学究的叙述，这个叙述展示了，当时的

杭州人民欢迎这些来自伊朗的客人，并允许他们实践他们自己的古怪的仪式，和建设他们的宗教建筑和装饰，因为他们是带着和平和友谊而来的。

这足以证明，蒙元统治者是开明的，中原人民是宽容的。

（1920年前的凤凰寺）

它也讲述了一个关于中世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故事。

在1127年，南宋的高宗皇帝(1127-62)，“为中国最伟大的王朝之一的过去的光辉百年”而把“田园牧歌的”杭州升为临安府，称行在。

在满洲的女真人（金人）反叛当时统治今蒙古、朝鲜和俄国远东地区的契丹人（辽人）后，一直与金结盟的宋，发现自己也遭到了金人的袭击，并于1127年战败。金人完全摧毁了辽国，并给宋带来严重的破坏，宋被迫放弃其帝国中的许多城市，其中就包括杭州。许多辽人逃到西域定居，在那里繁荣兴盛起来，在接受了诸如巴格达的哈里发此类的穆斯林统治者后，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并和平地统治着他们的穆斯林臣民；史称西辽。其他留在中原的辽人，则最终加入了蒙，并在成吉思汗在1206年向中原扩张后，与之合作。

1276年，忽必烈汗的大将伯颜率领蒙古军队占领了杭州，伯颜也成为了它的统治者。伯颜出身于西域，有一个波斯妻子，凤凰寺就是在他治下建成的。1254年，他随忽必烈的继任者，旭烈兀汗赴波斯，也正是他的波斯关系，在蒙元帝国和波斯商人之间搭起了桥梁，在蒙元的邀请或鼓励下，波斯商人来到了杭州和其他城市。看起来，波斯人在东进和建立自己的藩坊——特别是在杭州——的时候，伯颜不仅宽容，还对他们表示欢迎。

这本书关注的焦点是杭州，因为，首先，今天，凤凰寺可以被实实际际地视为十三十四世纪中世中国的被忽视了的一面的具体的象征；其次，也因为，它依然见证着穆斯林作为真实的、曾在那里生活过的人的在场，他们留下的石碑，还在讲述着他们的故事呢。这本书也讲述了一个关于中世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故事，这个故事，对那些认为伊斯兰就是狭隘和不宽容，中国人就是仇外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剂解药。看起来，在十三世纪的杭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于多元文化主义是如何长期地运作，给生活其中的每一个人，中国人和波斯人，带来正面的成果的例子。这不是说，《在杭州生活》(“Life in Khinsai”)一章描述的那种时不时发生的冲突就不存在了。兰天德指出，因为外国人的外表，以及，更直击要害地，因为他们更加成功，所以，他们向社会高层（甚至是“一度是只有汉人才能进入的封闭的小集团的”最高层）上升的时候，“遭到了一些土著的攻击”。

（凤凰寺第4号石碑）

凤凰寺还在那里，它是对一个已被遗忘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具体的证明。

每一块石碑的正反面都被仔细地拍了下来，而莫尔顿，也把每一块石碑上的文字都细心地抄写、和翻译过来。每一个文本，都有宗教的经文，并且每一位死者的名字，只要可能，也都被识别、记录了下来。作者还根据碑上可读到的内容，补充了他们每个人的信息。比如说，在第一块石碑，也即忽撒马丁(Husam al-Din)的墓碑上，我们可以从“在流亡中归真即是殉道”这些文字中得知，他不是杭州人，而一个提到旅行的地方，则很可能意味着，他是个商人。莫尔顿还告诉我们，他可能是突厥人，因为他的父亲有突厥人的名字，图格里尔·贝克。他被描述为“一个热爱学者和圣人，乐于帮助义人和流亡者的人”。沙不丁·合列卜(Sihab al-Din al-Halabi, NO.1)是叙利亚裔，因为“合列卜”的意思就是“从阿勒颇来的”，他的墓碑背面是一首把他比作四大正统哈里发的波斯语诗歌，从这首诗我们可以推测，他是一名逊尼派穆斯林。莫尔顿还仔细地观察了石碑上的书法，这些书法在每一面上都不同。第十号石碑的背面告诉我们，“他总是内心纯洁者的同伴和密友。”

这些碑文纪念的人大多是商人，但至少也有一位伊玛目，和几位官员。碑上的祈祷文字，通常是关于死，真主的慈悲，和今世生活之无常的沉思；它们经常是对古兰经文的引用，其中也混杂着诗文。“死亡如海，波涛噬人”，士兵别都鲁丁(Badr al-Din)墓碑上的诗文是这么写的，“彼海之中，羁旅之人，无所用其黠。”这些文字总结说“人在其墓穴中别无所用，然虔诚与义行除外。”

除关于墓碑的讨论外，兰天德还附上了七张石刻照片作为描述，其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452年，这些时刻上的阿拉伯语、波斯化的阿拉伯语、和中文的文本，由一名在北京人民大学工作的博士后学者，霍多思(Florence Hodous)译为英文。这些石刻包含关于清真寺的历史、关于在那里进行的一些宗教实践的信息，甚至还流出了翻修和其他建设工程的开支清单；正如兰天德指出的那样，“不幸的是”这些石刻只能追溯到明朝，但它们依然“可以……继续存在并继续”，就像第一块石刻上的一句话说的那样，证明着杭州穆斯林的忠诚。这些东西是有用的，因为它们提供了关于杭州的伊斯兰遗产，及其与中国统治者的关系的材料。正如第一块石刻引用古兰说的那样，凤凰寺“基于虔诚，最适立于此”。它还在那里，它是对一个已被遗忘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具体的证明。

最后，这本书不是一本狭隘的专业之作，而是一道通往一种迷人文化的，敞开的门。

兰天德的书不仅关于一个建筑和一些墓碑。如上所述，它还包含一个关于《在杭州的生活》的章节，在书中，你还可以读到关于聚景园（曾是皇家园林，1281年后也被用作墓地）的内容，和一篇兰天德写的，更具概括性的，关于作为文化首都的杭州的文章。

这些文章给关于墓碑和石刻的讨论补充了语境，并且和导论的几个章节一起，从一个有趣的视角，呈现了杭州作为一个文化中心的重要性这个主题。在聚景园里“只有两个墓还在原地”，现在，这个地方又变成了公园。这两个墓，有一个带有一个亭子，很可能是丁鹤年的场面之地，这位杰出的杭州诗人于1424年归真；另一个，则是税官或達魯花赤沙拉夫·丁(Sharaf al-Din)，后也起到了杭州的实际统治者的作用，无常于约1324年。后者，尽管有穆斯林的名字并信仰伊斯兰教，却以坚守儒家理想而著称，因此，他也证明了，伊斯兰是可以适应包容它的更大的社会的世界观的。兰天德也提到了其他著名人物，他们的墓碑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一直被埋在聚景园。

《在杭州的生活》，是这本书中最有趣的章节之一。其中，兰天德详细地考察了，波斯人是如何融入当地社会，以及，他们有多少人为蒙元统治者服务并升任要职。这个过程在宋朝灭亡后立刻就开始了，因为新的政权需要与之前的统治者没有关系的行政官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普遍受欢迎的同时，就像兰天德指出的那样，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宋朝遗老”和同情他们的事业的文人，经常会用文字攻击这些信来的人，认为他们是蒙人的走狗。

兰天德给读者们举了一个说明这些人是如何活动，和他们的一些态度中蕴含的现代种族主义的调调的，很好的例子。不过，按常态来说，特别是在伯颜的统治下，那是一个开明的时代，在当时，建筑（包括凤凰寺）和各种艺术与商业都很繁荣。

所有这些话题，在兰天德那里都得到了详细的讨论，因此也就不需要在这里复述了。最后，这本书不是一本狭隘的专业之作，而是一道通往一种迷人文化的，敞开的门；兰天德和他的同事们成功地结合了细心的学术，和充满激情的、通俗易懂的写作，这本书既拓展了我们对中国的各种次群体的认识，也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早期发展的有趣的事情。

注：除原文配图外，我还补充了一些取自互联网的图片。莫尔顿的文本实际上已经有了中文版，参见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一书。相关内容的翻译，参考了豆瓣“东四牌楼王师傅”所做的，关于这本书的笔记（https://www.douban.com/note/611742227/）。英文版的文章，等买到英文版后再继续译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