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失业，惆怅：中国年轻一代人该如何打赢这场钞票保卫战？

北京/杭州—— 近日，“上海第一财经”旗下的“DT研究院”发布了一份名为《2023年轻人存钱调研报告》的文件，表示在中国，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青年人存款在十万元人民币以下。其中53.7%的年轻人存款不足10万元（人民币，下同），另有12.2%的年轻人处于“暂无存款”状态。

相比于理财产品来说，年轻一代更追求稳定的收益。在今年五月份，很多中国年轻一代开始在社交媒体“小红书”上开始纷纷出招如何才能让存款利息最大化，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跑到距离市中心20公里外的村镇银行存款。

在参与调查的中国年轻人中，有12.2%处于“暂无存款”状态；9.3%虽有存款，但不到1万元；32.2%存款介于1万至10万元间。换言之，总计53.7%的参与调查者，存款不到10万元。

根据DT 研究院的这份报告，是基于对一千八百多名受访者的调查做出的。其中超过七成是90后和95后，近九成来自二线、三线或准一线的城市（比如浙江杭州、江苏苏州等地）。他们之中有80.7%的人认为，和父辈相比，自己存不住钱的原因是“生活成本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作时间超过十年的受访青年中，暂无存款的比例比平均值更高，达到了15.2%。

根据现行中国国内的经济走势来看，最为通常的油价、食品的价格在不断上涨，而对于货币本身而言，实际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食品支出比例在不断上升，加之中国两大房地产企业恒大和碧桂园的债务危机不断扩大，房地产行业开始出现裂痕。对于绝大多数年轻人而言，买房、买车成为走向家庭的标配，而食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导致了品质生活出现下降，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困惑所在。

有经济学家预计，断崖式的出现生活质量下降，对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发生起不到任何帮助作用，但是随着“反向性消费”成为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考虑计划性消费模式。

亚运会后的杭州，年轻人感叹生活质量依旧如此

在杭州，这里聚集了中国上百家的互联网企业，中国两家互联网巨头之一的阿里巴巴就在杭州，这里也是“996”工作模式的发源地。在杭州的感觉就像身处一个小香港那样，时间颇为宝贵但是生活节奏似乎并没有像外界想象那样变得十分拥挤。

杭州从古代至今就有经商之道。这类影响已经延续至现在，尽管在经济最为低迷的新冠疫情最严重的2020和2021年，这里依旧采取最为紧俏的方式，一些小电商偷偷地运转着自己的生意。

在新冠大流行之后，杭州作为最先开放的城市之一，涌入很多南下来到这里的打工的人。

一位来自河南许昌、在杭州延安路附近的“蜜雪冰城”打工的张先生告诉我说，疫情那几年基本上只能在自己家那边找点活干着，但是后来开放之后发现杭州开始吸引大量的年轻人涌入，相比于薪水来说，这边更吸引人而且周围年轻人也比较多。当我问他日后会否扎根在这里？

他回答不置可否，当然我愿意在这里，至少我觉得相比于北方来说南方的老板更愿意接受你付出的努力。此前，中国官方智库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一些城市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对于城市迁徙者来说，考虑迁徙因素占第一的是生存成本和经济获取度（大概意思是说明哪里赚钱相对容易或者赚得比较多）。

对于这样的考量在我采访的人里占绝大多数，包括那些已经来杭州数十年的中年人。在西湖附近最大的苹果商店外，这家苹果商店距离西湖边不足1公里。一位来自俄罗斯、在杭州大学的留学生潘毅凯（音译）告诉我说，选择杭州是因为考虑这里的年轻化城市，相比于北京来说的严肃、单一、规范有些让人难以接受，就好比莫斯科那样，谁不愿意天天生活在高调的宣传里。他还进一步说到，相比于中国其他城市，我更在乎自己的年轻心态。

但是，我发现亚运会之后的杭州，这里的外国游客数量比亚运会之前明显减少。在西湖景区，一个下午这里才发现了不到两名外国游客。

杭州亚运会的开幕给北京带来了很多外交努力，但同时这些身处杭州城的民众来说，似乎并不能完全感受到来自这座城市的友好。

在杭州武林路附近的一家理发店，赵女士熟悉地使用着理发工具为她的顾客理发。而面对人流量的减少，她感叹到，亚运会也是一时的游客，但是对于后期杭州政府所作所为还是抱有一丝希望，她讲到，至少现在杭州治理的已经算是不错了，亚运会召开之前，很多街面店铺还是有很多乱摆放存在，搞得我们自己有时候电动车都过不去。她希望当地政府能够出台更多的便民措施帮助一些小企业主继续生存。

在杭州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这里很多小企业主或多或少会与海外有一些关系，赵女士继续说到，自己去年就带着侄子学会了剪发，现在他自己开店了，她告诉我说，她的侄子是名俄罗斯混血小伙子，希望后面的生意能够好一些。

今年亚运会的标语是“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这样的标语在杭州地铁站、路边随处可见，在社交媒体“x”上流传着一段关于亚运会之后杭州公园里的无线充电装置不可使用的消息。当我抵达拍摄视频的这个公园时，那里的环卫告诉我，因为下雨确实不能充电了。

显然，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但是对于这个充电设施的延续，作为一个文旅管理者来说还有很大的考量。

中国多个城市也在近期频繁地对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进行整合，比如在河北省保定市，当地要开始扩建环城水系二期工程以此能够抵御今年夏天在河北涿州发生的水灾，不过当对一项原来古护城河的桥梁进行动工前，流传的一份调查问卷，让当地很多民众颇为不满。

一些自称是保定最大的自媒体成员在抖音等一些短视频平台上，隔空喊话保定市相关设计部门，要求重新征求意见。不过，当地文旅局和住建局对此并未回应。无独有偶，当地的这项做法突显地方设计部门对于文旅管理能力上的颟頇无能。

杭州所谓的“淘金热”正在上演

在杭州中州大道附近的农贸市场里，来自江苏泰安的李女士在这里选购蔬菜，她告诉我说这已经是生活在杭州第十五个年头，她的儿子一直以“外地户口”的身份在杭州市一家科技公司工作，她感叹到随着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但是儿子的婚事还是个问题。据她介绍，她的儿子也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处于“打拼中”但是这份工作也是近几年才稳定下来。她坦言，南方的嫁妆（价格）一直都是高位，儿子自己完全承担下来有点吃不消。

在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里，中国很多年轻人被随礼给难住，随份子成为中国人婚姻生活里常见的形式，但是给多或者给少都成为反应与这家主人关系的体现。

相比之下，作为浙江省的窗口城市，服务业的从业人数在杭州占比最高，我在位于杭州博物馆附近的吴山广场地铁站附近的一些沿街商铺，这里从事体力活与老板多是年轻人为主。事实上，中国外卖行业从杭州兴起，却在北京这样的政治中心戛然而止。

这是突显中国城乡二元机构化的差异与不均衡，越来越多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年轻人选择来到南方打工，与这些人的父母辈不同的是，南下打工不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更多地在乎生活氛围和来自同龄人的心理安慰。最近，一些“剧本杀”店铺在中国很多城市的大街小巷兴起，原因以故事内容的桌游似乎更能符合当下年轻一代的社交胃口，陌生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对于一个看似很普通的脑力游戏却发挥出不一样的效果。

很多年轻一代从中吸取一些生活的真谛。一场剧本杀的价格在中国最大的团购商品平台——美团，上面从每场28元到188元标价不等，时间、场次也是各尽不同。每场游戏一般为3-6人，时间大多是2个小时以上。这样的社交花费足以让这些身处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享受一些基本的欲望。

网购大军从杭州兴起，从杭州衰退

当中国电商巨头之一的马云将阿里巴巴打造成一个在框架化社会面前，生存的唯一法则。随着互联网政策的不断变化，这样的局面被其他电商企业打破时，垄断不再成为中国多数快消行业的唯一出路，马云与政府开发多个应用程序用于社会治理能力数字化上。

比如在进行党员学习教育的“学习强国”、在解放军、武警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学习强军”、在关于中小学师生学习平台的“国家中小学数字课程平台”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马云与其阿里巴巴的影子。然而，网购已然不再是中国年轻一代的专属产物，这些年轻一代的父母辈也加入了网购大军，但是对于那些绝大多数的年轻一代，网购已经成为生活的全部，买菜靠“淘宝买菜、多多买菜”，购物靠几大电商平台，就连短视频平台抖音也加入了电商行列。

网购的极具扩张带来的是线下实体行业的艰难发展。位于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这是中国淘宝货的最重要的发源地，此前对于小商品来说义乌更适合，但是对于服装这里称得上第一。

随处可见的减价销售，尤其是赶上夏末秋至这里更是一群年轻人的选购之地。一位在这里经营超过十年店主告诉我说，这里受到线上的影响还是有的，但是这里绝大多数商户是靠一些批发商勉强维持着，比如一些三四线城市的服装批发城，多是从这里拿货。不过，线上销售也少不了。

另外一家被誉为拼多多的货源地：杭州四季青，相比环北丝绸服装城来说，这里显得略微专业许多。曾经一度在社交媒体小红书上被誉为是淘装圣地，这里也是中国服装行业的兴衰的关键。

相较于，中国上海和深圳，钞票在这两座城市似乎比杭州的速度来说更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