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明伊斯兰：易卜拉欣·穆萨教授访谈

易卜拉欣·穆萨

克劳迪亚·芒德/文

王立秋/译

译自Ebrahim Moosa, Claudia Mende, “The reinvention of Islam”, https://en.qantara.de/content/interview-with-the-islamic-scholar-ebrahim-moosa-the-reinvention-of-islam。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需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

在美国生活的学者易卜拉欣·穆萨说，像叛教或渎神那样的概念表明，伊斯兰教义学陷入了帝国的伊斯兰政治思想的模式。我们需要一个批判地评估的过程。穆萨要求穆斯林重新发现伊斯兰历史上伟大的多样性经验，而不要无脑跟风那些伪装为今日穆斯林教义学的简化论的叙事。

穆萨教授，在传统伊斯兰中，像叛教或渎神这样的问题，被认为是罪行。身为教义学家，你会和这些问题打交道吗？

易卜拉欣·穆萨：我们需要在两个层面上思考这些问题。一个层面是要把握到这点，即，我们所谓的叛教，实际上是帝国教义学的一部分。甚至在非穆斯林帝国——想想基督教的帝国遗产——中，当一个人背弃信仰，他就会被认为对帝国不忠诚。如果你背弃你的信仰，那么，你就是在做一个与政治相关的什么。这种情况，在伊斯兰帝国和在基督教帝国中是一样的：叛教是一个政治行为，形同叛国。而就算在今天，我们也认为在政治上不忠诚形同叛国。

另一个层面呢？

穆萨：另一个层面是要承认，随着民族国家——公民权的理念，各种新的个体权利的理念，和一种新的理解宗教的角色的方式——的出现，帝国教义学失效了。如今，穆斯林教义学对叛教的立场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改变自己的信仰的话，那么，这是你和神的事；信仰的变化不再被认为是对政治秩序的不忠之举。

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宗教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个人的、私人的事务，而国家与公民社会只管得到公共领域。不过，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个观念在西方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挑战。一些基督徒也期待国家接受特定的基督教价值观。这必然会导致区分的模糊，在公共与私人之间创造一个灰色区域。

可叛教概念依然被当作威胁知识分子，让知识分子保持沉默的工具来使用。

穆萨：无疑，许多穆斯林社群的教义学素养依然视叛教为反政治秩序的罪行。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做的一个调查表明，甚至在像突尼斯那样的社会中，许多人也依然相信，叛教是罪行。我相信这是教义学家们的失职，他们没有尽到教育社群的义务，没有及时让穆斯林群众理解到，选择不同的宗教不应被视为罪行。如果你因为这个就惩罚一个人的话，那么，你就是在信仰问题上强迫他了，这是有悖于伊斯兰关于信仰的教义的。

为克服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义学反思？

穆萨：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解：在我们今天面临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什么是神，伊斯兰意味着什么？在抛弃了帝国的政治之后，我们就不再需要帝国的教义学了。那样的教义学只会滋养偏好的等级，更不用说会把一个宗教置于另一个宗教之上或把一个性别置于另一个性别之上。现代的民族国家需要确保个体的权利。在我看来，许多穆斯林国家只是肤浅地采纳了民族国家的框架，它们的法律的内容和实质依然与现代的人权话语不一致。

而穆斯林的教义学也依然陷于你所谓的帝国概念吗？

穆萨：是的，在穆斯林国家中可以发现的一些基于宗教的立法，在很大程度上说依然带有我所谓的帝国的伊斯兰政治教义学的烙印。我们需要通过批判的评估、质疑、创制和教育，来切断这种帝国的政治教义学（它是一种复古，一种对先前时代的复归）与我们的政治和宗教想象的联系。

在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数乌里玛、教义学家，或多或少都是政权的傀儡的情况下，这样的反思何以可能？

穆萨：在威权主义盛行的社会中，教义学家要么非常服从政治系统，要么彻底地厌恶他们的统治者，认为他们缺乏合法性。政客们在政治实践中可能是世俗的，但在教义学上，他们依然坚持着一种过时的教义学。许多世俗的穆斯林政府会骚扰、监禁和针对批判的知识分子和教义学家，以证明自己的伊斯兰信誉，以证明他们比他们的伊斯兰主义的对手更加伊斯兰。

他们是在以取悦自己的选民为目标呢，还是说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模式？

穆萨：他们认为教义学是可以用来安抚群众的政治足球。在我看来，有尊严的教义学的缺失，在穆斯林社会中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真空。我们需要让有尊严的教义学成为所有价值的基准和标准。不满足这个标准的各种对经典的诠释和其他学说都应该被边缘化。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在重新诠释伊斯兰法、教义学和道德实践上做很大的努力。

你在德国演讲时说，伊斯兰教义学死了。这么说你的意思是？

穆萨：就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正常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可以稳定地反思善的性质）而言，伊斯兰教义学是死了。穆斯林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处在政治动荡中。在政权稳定的地方，比如说印尼、马来、土耳其或突尼斯，人们能够发现各种理解他们是谁、神的意义是什么、神是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显现的方式。但还有另一种教义学活着，也即，畸形的教义学，这种教义学不惜以一切为代价给暴力和权力以价值，就像ISIS的教义学、和威权主义政权提倡的教义学那样。

你有没有在什么地方看到复兴的迹象呢？

穆萨：在像黎巴嫩那样的地方，你会发现不少出类拔萃的穆斯林教义学家，那里的社会是多宗教的，其基础，是各种宗教和教派，包括伊斯兰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基督教各支派和各种世俗潮流的相互理解。肯定人道尊严的教义学能带来希望和机会。比如说，在黎巴嫩、印尼，在南非的穆斯林少数那里和在美国，新的教义学正在出现。对教义学的实验来说，允许表达新观念的政治空间是至关重要的。你需要言论自由来保护持不同意见的教义学家，这样他们才不至于煽动针对他们的对手的运动，或要求政府把他们的对手扔进监狱。

在历史上，伊斯兰教义学是以极大的多样性为特征的。今天，这个多样性看起来是没了。

穆萨：这是现代伊斯兰最大的悲剧之一！一度显见于穆斯林社会的多样性没了，但今天，我们又急需这个多样性。问题部分在于，穆斯林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过去的陌生人（穆斯林不再熟悉自己的过去）。我们必须研究过去以发现伊斯兰的伟大的多样性经验，而不要去无脑地依赖各种伪装为今日穆斯林教义学的铁板一块的、简化论的、轻薄的叙事。对作为社会的多数和少数的穆斯林来说，这都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那么，如果埃及总统塞西跑到爱资哈尔大学要求改革，会发生什么……

穆萨：这样的改革要求，长期来看没有任何的有吸引力。一些教义学家会服从，但这样的服从是肤浅的，而不会是有机的。首先，塞西需要改革他自己，因为他是独裁者。但他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领导人。纳赛尔也改造过爱资哈尔大学，把它变成了政权的工具。爱资哈尔大学并没有学术自由。在今天的埃及，学者说的话都可能被用来对付他们自己。政治自由是大规模宗教改革的必要前提，有政治自由，才会有关于各种观念的讨论。

在伊斯兰中，私人的和政治的这两个领域是相互关联的。为什么把它们分开那么难呢？你怎么看世俗主义？

穆萨：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固定的立场。我认为世俗的和宗教的领域之分的观念，是一个有用的，认知上的虚构。它是一个出自欧洲的特殊斗争经验（即为把教会权威和政府权威分开而进行的斗争）的政治虚构。那是欧洲的历史，但它不是北非或中东的历史。坚持对全世界的人套用那种模型就是强制。对各个社会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找到（属于它自己的）让政府和政府权威有效发挥作用，同时又不至于妨碍社会兴盛的方式。把权威领域分开的世俗主义只是这样的实验之一而已。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模型。

你的意思是，把这两个领域分开，但不用世俗主义这个词吗？

穆萨：许多基督教、穆斯林和犹太神学家/教义学家担心脱轨的世俗列车朝一个方向狂奔，发展出它自己的世俗的傲慢，并贬低其他的生活方式。这么说，意思不是要让欧洲重新变成基督教的，或让某个地区重新变成穆斯林的、或犹太人的。但欧洲应该多少接受一些对世俗的批判。世俗已经让宗教反思自己的立场了。同样，宗教也能帮助世俗主义者反思世俗的一些面向。比如说，尤尔根·哈贝马斯早年就提倡一种严格世俗的理性，并坚持不与宗教对话。今天，他说，我们需要与宗教深入交流，因为如今，他认识到宗教的重要性了。

我们需要这种与宗教的对话吗？

穆萨：与欧洲穆斯林深入对话是重要的，但不要说，伊斯兰变得世俗是这种对话的前提。欧洲人从未停止那么说。先给欧洲穆斯林把欧洲当作自己的家的空间吧。如果你以少数穆斯林个体的暴力行为为借口，污名化西欧的所有穆斯林的话，那么，你就是在把穆斯林逼向墙角了。你就是在迫使他们在他们的信仰——伊斯兰——和他们的政治场所，欧洲之间做出选择了。那他们当然会选择伊斯兰。给穆斯林在欧洲喘息的空间，这样他们才能发展自己的教义学；允许他们和世俗交流，这样世俗才能纠正自己。

易卜拉欣·穆萨(Ebrahim Moosa)是研究当代穆斯林思想的重要学者。他于1957年出生于南非，他主要关注的是现代穆斯林伦理，伊斯兰法和与伊斯兰中的传统与现代性相关的问题。穆萨现任美国圣母大学伊斯兰研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