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柯克：柏克与秩序原则

柯克：柏克与秩序的原则

作者：[美]罗素·柯克

译者：王立秋

译自：Russell Kirk, ‘Burke and the Principle of Order’, The Sewanee Review, Vol. 60, No. 2(Apr.-Jun., 1952), pp. 187-201. 译文原发布于2015年2月16日，转录Matters存档。

马修·阿诺德所谓的“凝聚期(an epoch of concentration，集中、专注的时代)”看起来正逼近英语世界。自在俄国的大爆发以来就一直支配这个时代的，革命的冲动和社会主义的激情如今遭到了一种抵消性的武力的和智识的力量的对抗。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与）它们同性质的所有型式的扩张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共同的，一般的道德秩序的反叛的展现。为抵抗它们，试探性地和焦躁地，人们又提起了英美的心智和社会传统，和1790年后法国猛烈的革新激起这些传统一样。我们看起来正进入一个价值重估和重建的时代；我们开始觉察到，也许，一种在哲学和政治和文学中复兴的保守主义的梗慨。许多心智已经向右摆动，离开欧陆恐怖的景观，转而重新肯定古代的价值了，就像柯勒律治和索西和华兹华斯和麦金托什和他们那代人放弃他们早期的均平的观念并成为最热诚的保守者那样。处于阿诺德的“凝聚期”的英国——尽管有其幻灭——成为一个具有深刻智识成就的社会，其中潜在的革命能量则转向了重建的目的。这一事实，即凝聚期展示出如此强力的道德品质，它并没有没入某种全然沉重的反动，阿诺德归功于柏克的影响。而在我们反二十世纪革命的逆变的时代，我们需要回想柏克的天才铸造为一种社会之保护（保护社会）的哲学的观念。在缺乏这些或者别的天才的原则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凝聚期就可能滑入讥讽的冷漠和疲乏的压抑。

这里我无意讨论柏克的政治哲学的细节，或他的宗教和形而上学，甚或他的文学的造诣。这些工作以前已经有人做过，尽管一直没有做到理应做到的那个程度：柏克的博大吓跑了传记作家和编辑们，因此柏克的详略得当的传略和体面的作品选集尚不存在。我也同样害怕柏克洋溢的才华的幽灵。在这篇论文中，我试图要做的，是把握柏克激情的热望的朴质的本质，并展示它就是一切一贯的保守主义的发展的小穗。柏克在他自己的凝聚期唤起的是什么？他的体系给任何反革新之逆变的时代的社会和观念的批评家提供了什么持久的意义？也许，柏克洞察的天才的灵魂，是他的秩序的原则。

几月前，我听说，著名的美国批评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先生讨论了“修辞与等级（制）”。他为数不多的听众的很大一部分，就像所有此类演说的听众一样，是由善意地决意成为自由主义者，在他们关于自由主义的定义——除它意味着平等外——上却相当模糊的人构成的。而在他的论文《当前批评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中，阿诺德有一段著名的，关于这种“自由主义”的描述；他让这些自由主义者们欢呼，“让我们来一场社会运动吧，让我们组织合成一个政党来追求真理和新的思想吧，让我们称之为自由主义党(the liberal party)，让我们都忠于彼此，并支持彼此吧。让我们停止关于独立的批评、智识的精致和少数与多数的废话吧……我们都投身同一场运动，我们都是自由主义者，我们都追求真理。”这样，对真理的追求实际上就成了一种社会的、实践的、令人愉快的事务，几乎需要一个主席、一个秘书和广告；伴随着不时的丑闻的刺激……但是，总体上说，喧闹够多而思想极少。行动如此容易，就像歌德说的那样；思想如此之难！”在伯克先生谈论修辞与等级（制）的时候，在他的听众中，看到阿诺德的自由主义者的后裔，多少令人莞尔。

因为肯尼斯·伯克以他类似于柯勒律治的方式足够清晰地说明了这点，即他对等级（制）的好感不亚于他对修辞的喜爱。他没有提出任何平等主义的俗论。他过去认为——肯尼斯·伯克先生说——“法律与秩序”是一个同义反复的词组。但他后来意识到“秩序”并不仅仅等同于法律；相反，“秩序”意味着阶级、品级、分层、等级（制）。没有秩序，就不可能在社会或文学中成就任何崇高的或持久的东西。也许埃德蒙·柏克会对“等级（制）”的这种用法蹙眉；但实质上，这里说话的可能就是埃德蒙·柏克先生，而不是肯尼斯·伯克先生。

尽管我不能精确地说肯尼斯·伯克在多大程度上受埃德蒙·柏克的直接影响，但是显然，他熟知这位伟大的辉格党人——也许也同样熟悉另一位杰出的批评家，T.S.艾略特先生，后者的近作《基督教社会的观念》(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和《关于文化定义的札记》(Notes toward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反复地提到了柏克，而他为柏克的背书，很可能就是艾略特最近在芝加哥关于“教育的目标”的演说的起因。但令人惊奇的是，如此之多的作家们竟然没有完全意识到柏克的影响的程度，或者说，没有充分意识到柏克真正相信的东西是什么。

比如说，罗伯特·戈汉姆·戴维斯(Robert Gorham Davis)先生，在最近一期的《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中，就警醒地观察到文学批评家中的一场不断膨胀的保守主义运动。他特别为隐含在美国“新批评”和“人道主义的重农运动”中的社会原则所激怒，他认为这些原则不可能在现代民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见解，戴维斯先生宣称，必然源自迈斯特、博纳尔德、夏多布里昂和下至莫拉斯(Maurras)的其他法国反动思想家。带着一种会让托克维尔同时感到莞尔和悲伤的不宽容的自满，戴维斯从民主的正统出发谴责这些（政党的）异端分子；在美国宣告的必须只能是民主的信条：“在这个国家中一切环境都倾向于强化这种传统，对一种竞争性的具有严肃的文化意义的传统来说，不存在任何社会的基础。”人道主义者们和重农派和新批评家们都是在和外来的抽象调情：

过去二十年来，在新批评的杂志里，权威、等级（制）、天主教、贵族、传统、绝对、教条、真理，已经成为与荣誉相关的术语(即带有褒义)，而自由主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个体主义、平等至上主义、进步、保护主义、实用主义和个性则成为与遭到拒斥和蔑视的术语……在四十年代，伴随着对斯大林主义的剧烈反动，为人道主义的重农运动所确立的接受与拒斥的社会-历史的模式安静地在更高的文学层次上取得了成功，并，足以令人好奇地，变成为文学之为文学的正确评价所必需的先决条件。[1]

不久之后我们还会回到这些观察。但这里，插入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先生在他的《自由主义的想象》(The Liberal Imagination)的前言中的一段有些类似的陈述，是有意思的：

如今在美国自由主义不仅是支配性的，而且甚至是唯一的智识传统。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一般的交流(general circulation)中不存在任何保守（主义）的或反动（主义）的观念。当然，这并不是说，也不存在保守或反动的冲动……但保守主义的冲动和反动主义的冲动并没有表现在——也有一些个别的和某些教会方面的例外——观念上而是在行动中或在力图相似于观念的急躁的心理姿态中自我表达。

特里林先生对此感到悲哀；他号称相信，为了社会的普遍的康乐(well-being)，有必要存在一种智识上的保守主义的反对派，就像J.S.密尔相信应该阅读柯勒律治那样；但他不知道去哪里找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戴维斯先生认为保守主义者太多了，特里林先生则认为太少。然而，他们看起来都同意，哲学的保守主义是一种过分纤弱的成长（温室里的花朵），在美国当然是朵奇葩而在英国在较低的程度上，也是外来的。在这方面，他们揭示了一种地方风尚(provinciality，地方性)，一种也许是阿诺德描述的那种自满的“自由主义”的感染。因为柏克的深刻的保守主义的影响，不仅在英国，在美国也有持续的存在；而且从根本上说，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通过他在欧陆的仰慕者们的著作的过滤，激励戴维斯先生嫌恶的保守主义批评家的，也正是柏克的心智。

社会中的秩序：一种对事物的安排，不是根据某种抽象的平等，也不是依据某种功利主义的盘算，而是建立在一种对神意的设计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安排，而这种设计，则在人与人（以及神与人）之间造成根深蒂固的、带来好处的差异。这，我认为，是柏克的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根本观念，而这也是在他之后的所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都坚持的那个原则。柏克确立了这些原则，把它作为抵御三种分立的思想体系的侵蚀性的激进主义的障碍，这三种思想体系便是：哲人的腐蚀性的唯理主义，卢梭学派的集体感伤主义，和边沁的专横的功利主义。在这三个观念的有机体中，也许，事实证明，最后的，在柏克的晚年才刚刚开始兴起的那个，才是古老的价值的最不留情的敌人；而以马克思主义的夸张形状出现的边沁主义依然意图摧毁柏克及其追随者们热爱的，秩序、成习和多样性的原则。在凯恩斯的《两部回忆录》(Two Memoirs)中有一段令人震惊的，对作为现代的“计划者的社会”——无论它在名义上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之根基的，功利主义的破坏性力量的承认：“现在我确实把它看作在现代文明内部啃啮的蠕虫，并认为它应该为当下现代文明的道德的衰退负责。我过去认为基督教徒是敌人，因为它们看起来是传统、成规、和(变戏法人转移观众注意力的)咒语(hocus-pocus)的代表。事实上，破坏民众理想之品质的，是建立在对经济标准的过高评价的基础上的，边沁式的算计。”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直到我们时代的无政府状态已经大大发展的时候才感觉到这种作为唯物主义的人类至上主义的结果的，（对）道德的削弱。但柏克在1790年之前就看到了这点，而且，美国的约翰·亚当斯，也同样做到了这点，尽管不那么突出。从那时起，（处在）柏克传统中的保守主义者们就一直在进行一场可疑的——它的战线经常是定义不明的——同时反对卢梭式的极权主义/总体主义的民主和边沁的计划者的乌托邦的战斗。柏克的哲学信徒们在英国从不限于保守党，在美国也不曾局限于某个特别的政党。这位伟大的改革者-保守者同时激发了一种复兴的托利主义，坎宁和迪斯雷利的体系，和自由主义中最好的模型，哈兹利特、麦考利、格拉德斯通、J.S.密尔、莫莱、比勒尔和其他许多伟大的人的导师。他的文学和道德的影响，通过一系列受尊敬而有影响力的名字完整地延续了下来——柯勒律治、斯科特、华兹华斯、索西、纽曼、白芝浩、斯蒂芬、梅恩、莱基、和像森茨伯里和斯盖尔，惠特曼和拉斯基那样多样的本世纪的思想家和批评家。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思想家对英国的严肃思想产生过如此多样而普遍深入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完全描述他在大陆的声誉，但我们英国应该记住，《反思》、《与弑君者媾和》和《新辉格党人的呼吁》，通过根茨、迈斯特、基佐、夏多布里昂和他们的学生们的中介，为欧洲保守主义提供了基础；同时他也受到了像罗耶-科拉尔那样的温和主义者，像托克维尔那样的自由主义者，像泰纳那样的批评家的同样热情的仰慕。尽管柏克的观念在大陆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眼下也奇怪地混入了黑格尔甚至孔德的注入物，但是，在戴维斯先生，和戴维斯·斯皮茨先生在他新近出版的《反民主思想的模型》(Patterns ofAnti-Democratic Thought)，满怀激情地谴责输入的观念败坏了“民主的传统”的时候，经常，他们警惕的不过是柏克在法国或德国的一个映像罢了。

柏克对美洲的影响，就其完整程度而言，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但这种影响是强大的，北方和南方，联邦党人——不仅汉密尔顿和埃姆斯和德怀特，而且约翰·亚当斯和他的儿子，后面这些人有时违背自身意愿地——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约翰·伦道夫和卡洪的南方保守主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眼下南方的信仰，也持续地征引柏克来为它自己辩护。托克维尔在一个开始遗忘他（柏克）的人民中恢复了柏克的社会观念。“作为生命批评的文学批评，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拉斯基评论道，“是从詹姆斯·罗素·洛威尔开始的；”[2]而洛威尔，和阿诺德一样，相信柏克是英语散文的大师和社会之智慧的伟大来源。从那时起，美国的社会和文学的批评就已经打上了柏克的印记（有时不被承认）。今天，在最有趣的和最严格的批评思想的流派上——在新批评上，在尤其以它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工作而著名的，保守主义和托马斯主义的圈子上，在天主教思想家——罗斯·霍夫曼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身上，在已故的拉尔夫·亚当斯·克拉姆和已故的阿尔伯特·杰伊·诺克身上，在保罗·埃尔默·摩尔和埃尔文·巴比特领导的新人道主义者身上，在南方的“重农派”身上都有柏克的印记。它（柏克的思想）是T.S.艾略特作品中一个深刻的品质。但特里林先生却说“自由主义是唯一的智识传统。”可能，艾略特先生，因他的教会执事的身份，已经被翻译成一种“基督教会的例外”；但我无从猜测特里林先生是如何处理其他所有人的。在学院的阵营外还有人，而在《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特里林经常撰稿的杂志——译注)的书页外还有思想。

柏克也没有完全遭到美国的实践政治家的忽视，甚至在这个世纪也没有。伍德罗·威尔逊，经常被表征为杰弗逊的门徒，协作为据我所知最好的，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对柏克的辩护，宣称在谴责激进主义的时候，“柏克是柏克，而且柏克是对的”。[3]而不久之前，我听说参议院维恩·莫尔斯，在许多听众面前引用柏克，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例子还有很多。

作为不相称的前言，说这么多就够了。秩序的原则，作为柏克体系的核心观念，不是一个令英美传统不齿的概念。它一直是明智的保守主义的本质。现在我们需要定义秩序的原则，在切入凝聚期上，后者可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

柏克已经得到了从柯勒律治到奎勒·库奇的杰出批评家的（充分）阐释，因此重述他的核心观念的必要性不大。同样，那种（重述其核心观念）必要性也是存在的。尽管近来出版了一些关于柏克的著作，尽管我们有大量的（关于柏克）期刊文章，尽管谢菲尔德的温特沃斯·伍德豪斯文件对公众的开放使人们对他的人格和原则的兴趣上升，对柏克的阐释依然不完美。特里林先生说（尽管我确定只是在仓促的概括中）他是“托利党人”，这会让约翰逊博士感到震惊。甚至一些最爱柏克的作家，对他知道的也不够。在最近一期《康希尔》(CORNHILL)中[4]，索默塞·毛姆发表了人们写过的对柏克风格的最好的分析；但毛姆也暴露了一个普遍的，对柏克的性格的意外的误解。不加批判地接受某个关于柏克的私人事务的片面的看法——查尔斯·迪尔克爵士首先给那种观点一定程度的盖然性，迪克森·维克特进一步推进了这种盖然性，而几年前菲利普·玛格努斯的传记在没有进行妥当研究的情况下又重复了这个观点——玛格努斯竟然走到这样的地步，把“腐败”这个修饰语，用到了这位辉格党改革家的头上，尽管他实际上稍后就收回了这个描述。非常类似地，没过多少年，温特沃斯·伍德豪斯文件和其他柏克的档案和书信的出版，也拒斥了这种观点；而且，确实，奥古斯丁·比勒尔在六十多年前也有效地驳斥了这种观点。但我说关于柏克的学术研究的仓促，只是为了指出，尽管还有人欣赏柏克的修辞，但是，非常常见的是，他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

约翰·钱伯伦先生，在《自由人》(The Freeman)中说到，许多过去左转的人正痛苦地向亚当·斯密、杰弗逊和“早年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回归。如果这些人，包括钱伯伦先生自己在内，要为社会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秩序的原则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得不继续往前找。因为——没有贬低亚当·斯密的意思——政治经济并不是社会问题的全部；而就挑选和选择杰弗逊性格的均平的或保守的一面，或偏好“早期的”还是晚期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而言——唉，两组理论家可能在这场游戏中游戏。连贯的天主教的保守主义必然根源于柏克。柏克知道经济和政治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只是一种普遍的秩序的展现，而那种秩序，超出了人的范畴（more than human）。他把他伟大的实践的智力，应用在对这种秩序原则的熠熠生辉的描绘上；而且，尽管他厌恶抽象，我们在《反思》及其后续中，在反对黑斯廷斯的演说中，在他其他一些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一种充满一个诗人和一个批评家的想象的，普遍的社会分析。

“这对我们的理解无用”，R.M.麦克伊弗，以“现实主义”政治科学家的急躁方式写道，“——当柏克再次把政府的职责包裹在神秘的晦暗中，在政治的领域中再次反理性而诉诸于传统和宗教的时候。”[5]也许引用这段话是不公正的；因为麦克伊弗在1928年就这么写过，而从那时起我们已经看到了把自己从“传统和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国家的一些有趣的活动。巴兹尔·威莱知道柏克的“神秘的晦暗”（这，无论多么地适用于柯勒律治，在麦克伊弗试图把它加在博客身上的时候，无疑是一个极其不准确的用语）是一种既明智又有影响力的信念。柏克，他（威莱）写道，觉察到社会之恶“在于会扰乱上帝在世界中的神秘的行进的，干涉的本能。柏克是那些持续意识到这个难以理解的世界的所有的重量的人中的一员；他注意到的更多是那些限制我们，作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条件的复杂的力量，而不是我们身上回馈并修正限制我们的环境的任一种力量。”[6]

因此，柏克的秩序原则，是一种对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预先的拒绝，一种对那种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涅卡、罗马法学家、经院学者、理查德·胡克和那些不那么著名的思想家那里的，虔敬的社会观。它是这个；但更多。柏克的预言的天赋使他能够看到，法国的大革命绝不是简单的政治之争，绝不是启蒙的顶点，而是一场道德大灾变的发端，在这场疾病，这种反叛神意的无序结束之前，社会不会从这场灾变中恢复过来。他调整了虔敬的社会观以适应现代世界的谜团。

在一个怀疑主义的年代里勇敢地虔诚的柏克的神学和道德是正统基督教的神学和道德。“我们并没有（我想）失去十四世纪的思想的大度和尊严；我们也还没有使自己浅薄如野人。”恶在人之间存在，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为使社会中的人可以和恶作斗争，上帝制定了国家；而国家，或者说社会，一直是使秩序可能的“神令安排”的。某种秩序必须永远存在——（要么，是）一种服从这种神令的，正义而自然的秩序，（要么，）在世界被臆断/傲慢(presumption)翻了个底朝天的时候，一种任意的和暴力的秩序。不存在把人恢复到一种所谓的原始的简单性的可能性：人类有服从，（从而得到）一个为社会中最好的人领导的社会，或臆断，（从而得到）一个被其中最坏的人欺凌的社会。“柏克，因为他认为人性像蜂群一样在他们的事业(industry)的蜂巢中进进出出”，奥古斯丁·比勒尔写道，“他一直在问自己，怎样把这些人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7]

而柏克给他自己和他的时代的回答是，通过秩序的原则，才能把人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通过尊重上帝和人与人之间的成习性的秩序才能拯救他们。通过等级和成见才能拯救他们。真正理解柏克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通读他。但是，把伟大壮丽的深刻简化为更贫乏的几段话，这里我们可以概述柏克说服从一个神意的秩序的意谓。在可以被买到的关于柏克的二手著作差不多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做更多的努力（也没有意义）——唉，“其余的是轻浮；其余的是罪行。”

(1)这种时间性的秩序只是一种更大的、一种超自然的秩序的一部分；而社会安宁的根基，是尊重。缺乏尊崇，“任何契约，无论是虚拟的还是，甚至实际的，对盛行的权力的意志就不会有任何约束（力）……（为）对抗不可抵抗的权力我们只有这一物可求——

Si genus humanum et mortalia temnitis arma,

At spate Deos memores fandi atque nefandi.

轻视人性和武力之治的人你们记住

上帝会无错漏地记录把你们的侵犯

尽管柏克没有把诫命与服从推到约翰逊博士那么远，他也强调这点，即社会的第一法则是服从——对上帝和神意的天命的服从，后者通过自然的过程来运作。“从不为我们所知的，无力的原因中，出现了道德的义务，我们能够完全地理解这些衣物，并且不可或缺地注定要执行这些义务。”毛姆，在先前引用过的，他的值得钦佩的论文中观察到，我们现代人很难理解尊崇的精神。当然，他说的很对。但当尊崇出离社会的时候，随之而失去的是，一种看起来被置于运动，做出这样的安排——人会在当下经验到灾难，继而恐惧，继而敬畏，最终是尊崇的复活——的循环的过程。尊崇很可能是一种父权社会的前景。在被诡辩根除之后，神意有一种使我们，相当粗暴地，回归父权制的方式。

(2)随上帝的秩序而来的，柏克暗示，是一种精神的和智识的价值的秩序。价值各不相同，冲动亦然，人也如此。一种自然的等级教人认为一些情操是珍贵的而其他的则是可鄙的。均平的激进主义致力于把所有的情感和感觉都放到同一个平庸的层面上，并因此而抹除使人区别与野兽的道德想象。“在这种事物的图式中，国王不过就是个男人，女王不过就是个女人；女人不过是只动物，一只不属于更高的秩序的动物。”在他写到“学识如何被跑入泥淖，并在猪一样的群众的蹄下遭受践踏”，那比柏克说过的其他的一切更多地激起猛烈批评——甚至来自约翰·亚当斯——的措辞的时候，柏克当然仅仅是在改写《马太福音》第七卷的第六节（这一节的和合本经文是：“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译注）；而他意谓的东西，甚至一些像V.S.普利切特先生和C.E.M.约德博士那样杰出的社会主义批评家也感到恐惧，即大群的人，在被夺走（缺乏）适当的智识领导，“被粗暴地撕去了所有生命的体面的帷幔”的情况下，会对一切不是肉体的东西完全冷漠，或也许，报以敌意。

(3)通过对义务和特权的社会分化的普遍的默许，可以避免物理的和道德的无政府状态。“我不是贵族制的朋友，至少在这个词通常被理解的意义上不是。”但不可能在人类之中根除自然的贵族，除非同时也消除自由。政治家的问题，是让人民中真正的贵族来为国家服务，而真正的贵族，并不仅仅是世袭的贵族。如果这个阶级不被承认和尊重的话，那么，残暴者和谄媚者就会以一个没有面孔的“人民”的名义，行使它放弃的功能。柏克的真正的自然贵族“与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它包括那些被高尚的观念教养并在对公众的批评性的检视中生活的人；那些有闲暇，习惯于反思和谈论的人；那些习于命令的人；那些正义的管理者；那些科学和艺术的教授；那些“有根据相互的正义来行为的教养的”制造商和商人。任何认为这种等级概念不自由（主义）的人，真该去读读托马斯·杰弗逊在同样的主题上的作品。如果这样的阶级被托付以社会的领导权，而如果财产权和古老的权利得到尊崇的话，那么，“只要这些东西还存在，只要贝德福德公爵还安全，我们就都还安全，——处高位者不会受到嫉妒的黑影和贪婪的掠夺，处低位者亦可免于压迫的铁腕和不能容忍的轻鄙。”

今天，看起来，几乎所有的派别都承认，在社会的顶层我们需要更多的德性和智能。计划者们谈论着用一个精英去至于这种绝望的缺乏。T.S.艾略特则怀疑一个“精英”的观念，正如柏克会做的那样；因为，至多，它也不过是用任意的选择，来替换更加温和的，自然选择的进程罢了。所有服从的要素可能随一个精英的出现而重新出现，但它们都没有与神令相伴的神圣。

与出自对政党的狂信的一致，以及对一种肤浅的、有害的智识教义的热情的坚持，招募一个“精英”（的观念）相反，柏克在关于《与弑君者媾和》的第二封书信中写道：

    对他们来说，个体的意志、希冀、欲求、自由、苦劳、鲜血什么也不是。个体性被留在他们的政府的图式之外。国家就是全体中的全体。一切都被指为强力的产物；然后，一切都会被托付给（一切都将依赖于）对它（暴力）的使用。在它的原则中，在它的准则中，在它的精神中，在它所有的运动中，它都是好战的。那个国家的唯一的目标，就是支配和政府；通过改宗（改变人们的信仰）来支配心智，通过武装来支配身体。

这些人，说的当然是雅各宾派；这些描述也同样适用于，或者甚至更适用于共产主义和纳粹的一个“精英”的统治。这里人们马上就理解了柏克的秩序原则所不是的一切；而这里，人们也感觉到使柏克与黑格尔分离的那道鸿沟。但柏克的建构的想象，对我们来说意谓的并不比他对奇想的“计划”、“全民公决的民主”的谴责更多；而且，有可能，这代人会开始回过头来朝他关于一种真正的秩序，一个为尊崇和成习所引导的社会的原则努力。

社会无比大于政治的装置。柏克知道这点，他努力使他那代人相信实存的无限的复杂性，“人类这个物种的伟大的神秘的结合。”如果社会——边沁和他的门徒们的数个流派就这么认为——仅仅被当作一种有待在数学型线上管理的设计来对待的话，那么，人也就贬低为不足以参与那死者、生者、和那些尚未出生的人之间的不朽的契约，不足以参与上帝与人之间的约的东西。在他的论文《经济学的理想》(‘Economic Ideals’)中，保罗·埃尔默·摩尔触及了这个柏克亦如此剧烈地厌恶的危险：

在我们在思索中把世界转化为一家巨大的，为工程师所管理的机器的时候，我们也就逐渐地意识到它的意义的缺乏，它的人道价值的空无；灵魂被窒息在这种对机器的效率的赞颂之中。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开始感觉到这样一个信条，在遭遇生活的真实的问题的时候的虚弱；我们会发现它在人的激情上强加任何限制，或提供任何可能诉诸于精神的忠诚的政府的无能。而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理解到蚕食社会的要害的那种恐惧。[8]

我猜想，随着岁月的推进，思想和社会的批评家们会越来越理解这种恐惧；他们也会越来越关注埃德蒙·柏克关于秩序的观念。肯尼斯·柏克先生的评论和索默塞特·毛姆先生的论文是这一转变的某种迹象。在我们的凝聚期，恐惧不会消退；批评家们将探索某种“精神的忠诚”；而这种忠诚，在马克思那里，在卢梭那里，甚至在原-现代(arch-modern)的边沁那里都是找不到的。

注释：

[1] 《新批评与民主传统》(‘The New Criticism and theDemocratic Tradition’), 载《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Winter, 1949-50.

[2] 拉斯基：《美国的民主》(The American Democracy),419.

[3] 威尔逊：《柏克与法国大革命》(‘Burk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载《世纪杂志》(The Century Magazine), September, 1901.

[4] 《柏克读后》(‘After Reading Burke’)，载《康希尔杂志》，Winter, 1950-51.

[5] 麦克伊弗(R.M.MacIver)：《现代国家》(The Modern State), 148.

[6] 威莱(Basil Willey)：《十八世纪的背景》(The Eighteenth-CenturyBackground), 244-245.

[7] 比勒尔(Augustine Birrell)：《随感/附带意见》(Obiter Dicta), SecondSeries, ‘Burke’.

[8] 《谢尔本论文集》(Shelburne Essays), XI, 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