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恩灝
黎恩灝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法律哲學博士、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GCAL)研究員。曾在香港積極參與公民社會發展超過十年。研究範圍包括威權及混合政體下的憲法、法與社會、司法政治及國際人權保障;學術文章見於《香港法律學刊》、《共產國家及後共產國家研究》及《亞非研究學刊》等。

[法治的政治之五十八] 香港人還可以做世界公民嗎?

今年夏天,代表香港出戰奧運的健兒前仆後繼為港爭光,無論是奪金銀牌的,抑或是全力以赴惜未晉級的,香港人也因他們而自豪。

同樣發生在夏季,首名觸犯《國安法》的被告唐英傑被定罪判刑,兩項定罪的刑期部分同期執行,最終判監9年。

除此之外,七月下旬,內地官媒連環炮轟教協「煽暴搗亂」,是必須剷除的「毒瘤」,教育局在文章發布後不足24小時,公開宣布全面終止與教協--香港歷史最悠久、會員人數最多的一個支持民主的單一行業工會--的合作關係,暫停處理轉介教師申訴個案,又指斥教協自稱教育專業團體,「本質上與政治團體無異」。

《紫荊》雜誌在七月刊載了內地法學學者、北京大學的陳端洪一篇文章(註1),正好串連這3件事。他認為,落實「愛國者治港」,是香港未來的政治生活主旋律;其社會心理基礎就在於香港人的國家認同。陳端洪如此倡導:

「落實『愛國者治港』,必須清除港英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民族自卑的心理污垢,樹立當家做主的精神,堅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念;必須丟掉『世界公民』的幻想,確立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觀,認清當前國際鬥爭的本質;必須刮除『本土主義』和『港獨』思潮的餘毒,領悟『一國兩制』的國家理性,捍衛國家主權;必須打碎『攬炒派』利用選舉制度進行港版『顏色革命』的圖謀,承認和尊重國家的制度選擇,循序漸進地發展香港民主;必須認清『違法達義』的無政府主義本質,將自由與服從有機結合,維護『一國兩制』下的良法善治。」

眾所周知,陳端洪早在2018年已為北京提交訂立國家安全法的建議書(註2),故他對本土派、泛民、公民抗命的態度,並不令人驚訝。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強調「必須丟掉『世界公民』的幻想,確立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觀,認清當前國際鬥爭的本質」的論述。

世界公民的幻想可以是指什麼意思呢?究竟是指香港人不應視自己為一個有國際視野,對全球人類共同面對的危機有感知的一群,還是要求香港人不要視世界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對地球的資源、生態、貧窮、剝削不應有責任感或內疚感?

如果結合陳端洪下一句,「確立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觀,認清當前國際政治鬥爭的本質」的話,那麼就更清楚了。國際政治下的現實主義,是指世界本質是一個無政府狀態,國家之間弱肉強食,講的是現實利害的計算、權力資源的多寡,以至文化價值、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強弱。

相對於所謂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觀,就是自由主義。國際關係框架下的自由主義,是指國與國之間要和平合作共存,擁抱普遍的價值觀如人權、自由等,最明顯的例子是聯合國的各項人權公約,各簽署公約的締約國有道義責任,根據條文和聯合國的權威解釋,促進國內人權保障,保護個人之為人的基本尊嚴。世界公民的概念,和國際人權體制、自由主義的國際政治觀是分不開的。

當一個世界公民,是否純粹一種幻想呢?在香港,國際人權公約跟香港的憲制秩序有直接的關係。

《基本法》第39條和《國安法》第4條明文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各項權利自由仍受保障。換言之,除非基本法或國安法被修改,或特區政府主動退出諸人權公約,否則這些建構世界公民身分的國際人權義務,仍然是香港現行憲制秩序的一部分。

當然,如果對香港特區的此種體制視而不見、敬而遠之,那麼上述的基本法和國安法條文又有何積極意義?

例如唐英傑案的裁決,牽涉平衡國家安全和個人表達自由的根本爭議,但在法庭洋洋60多頁的判決書,3位法官對此隻字不提。判決書除了有論述裁決理由的功能,更有教化社會法律和法治意識的意義。唐英傑案的判決書,無法為平衡兩者提供法理分析,令人失望。

當一個世界公民,和當一個活在中國香港的小市民,其實也沒有衝突。每屆奧運,不少商場以大熒幕直播賽事,民眾看到來自家鄉的代表隊作賽固然會激動鼓舞,但其他地區代表作賽的表現,同樣賞心悅目,甚至發人深省。

2016年奧運,一位來自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Kiribati)的舉重選手David Katoatau在奧運殿堂舉重失敗後突然跳起舞來,手舞足蹈惹觀眾大笑。但原來選手之所以起舞,是因為他想藉此喚醒國際對基里巴斯的重視。基里巴斯在氣候變化的影響下,海平面逐漸上升,可能不久就會淹沒海岸甚至陸地,有部分人因此失去家園,全國正面對存亡危機。

一個有世界公民視野的人,關心本國、本地運動員之餘,也會去了解基里巴斯的苦况、全球生態和各國發展帶來的問題,即使沒有解決之道,也會對別國有同理心,甚至體會到一己的物質享受可能間接造成他國人民的痛苦。

但一個只會視國際政治是鬥爭的人看奧運,他或者只會關心自己國家如何在競賽一雪前恥;他或只以「成敗論英雄」的話,純粹關心代表隊得到多少金銀銅牌,對失落獎牌的選手或其他代表隊的表現就不屑一顧。這種狹隘的視野,怎樣令人看奧運看得有樂趣呢?

一個人有無世界公民的意識,當然要透過教育制度內外潛移默化而陶成。民眾欣賞奧運賽事的取態、教育界在推動公民和權利教育的能力、法庭對國際人權法制的容納度,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市民的權利和價值觀。

教協被清算、法庭迴避人權問題、看奧運變成看運動裝,也許只是愛國者治港主旋律的前奏而已。

註1:bit.ly/3jcz4vx 

註2:bit.ly/3rP1yzt 

(原刊於《明報》2021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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