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在哪里 03

刚开始那几年，我们没什么知名度。而一场国际书展的参展摊位少说也有几百个，怎么突围呢？

我的两寸视力很微弱，但我的意志无比强大。

只要客人走进来，我就出尽法宝留住他们，制造一种“人山人海”的氛围。其实大多数人只是坐下歇歇脚吃吃小吃糖果喝喝酒，或拿个纪念品，反正我们椅子多，有些人甚至只是把东西寄放在这里，我来者不拒，打开双手欢迎，往往生意没做成，倒是交到不少朋友。而当摊位里越多人，外面的人就越好奇，越好奇，围观的人就越多，围观的人越多，又会吸引更多人走进来——总之，鸡生蛋，蛋又生鸡，放诸世界都是真理啊！

然而，看的人多，买的人少，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的鹰嘴豆（kacang putih）和美酒很快会血本无归。我必须主动出击，让外国大老板知道这家来自马来西亚的小小出版社。但大老板的档期很满，我们这些小人物要接近他们难如登天，遑论约谈。于是，每天开档前，我先去他们的摊位闲晃，等他们注意我，不然就“跟踪”他们，假扮巧遇，还经常买礼物送他们秘书，为的是博取一个展示作品的机会。

我所有的费尽心思，最后在一次派对上无意的“以歌会友”，而有了振奋人心的突破。

在国际书展，派对是非官方的重点活动，通常由大书商举办，业界很多人会受邀，因此也成为建立人脉的最佳场所。1998年，第四次到意大利参展时，我们终于受邀参加派对。

派对在一个很大的地下室进行，主人家请来意大利歌手唱歌。中场休息时，我一时技痒跑上舞台，抄起吉他，弹唱了一曲《Garden Party》，阿杨则在我背后扭动身体算是伴舞。《Garden Party》是70年代很流行的一首歌。在场的大老板多是中年人，每个至少大我十岁八岁，这首歌正合他们胃口。

《Garden Party》为我的事业带来很大的转捩点，所以不得不说说这首歌的故事。创作人历奇尼尔森（Ricky Nelson）是60年代的青少年流行偶像，后来他转型唱摇滚歌、留起长发，人们却舍弃了他。一次，他登台唱出摇滚新作时，台下观众对他报以嘘声，促使他后来写出这首歌，借着歌词告诉人们：You can't please everyone so you've got to please yourself（你无法取悦每个人，你只能做好自己）。

我选唱这首歌，一来是我会的歌太少，二来是这首歌在我少年低潮期给我很大的启发，安慰过充满困惑的我。学院时期，除了约翰-连侬，像历奇尼尔森、巴布狄伦（Bob Dylan）这类自由不羁的摇滚歌手都是我的精神领袖。我把自己当作东方嬉皮士，戴和平标志项链、听巴布狄伦的《Blowin’ in the wind》。记得去莫斯科那次，我愕然发现当地电视一直在播巴布狄伦的《Donna Donna》，只不过改了苏联歌词，唱的人用共产的语气和表情，唱得澎湃激昂。即使在不喜欢巴布狄伦的苏联，他的歌还是征服了他的敌人。

想不到，走出学院以后，这些摇滚歌手竟还影响着我的人生。历奇尼尔森用来纪念他一次不愉快登台经历的歌，在事隔二十四年后，让我在意大利某个地下室的舞台上，赢来了全场欢呼。那一晚，我一曲成名。

我不清楚历奇尼尔森会作何感想，在场的大老板却个个很高兴，纷纷对我竖起拇指。为了明年还能参加派对，我顺水推舟地说：“明年我一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惊喜！”第二年，他们果然发了邀请函来。

这次我的寄舱行李中，多了很多派对道具。那晚，在同一个地下室，我和阿杨戴上派对面具、帽子，吹着哨子进场。在全场的注目礼中，我们又吹派对吹龙，又拉花炮，场面立刻沸腾起来！那次，我带着这些一分钟几百万上下的大老板跳了舞、唱了歌、说了笑话，所有人被我逗得乐不可支。

一般亚洲人参加派对，多半与另一班亚洲人躲在一角，既不唱歌更不跳舞。我的热情奔放叫他们刮目相看。他们记住了这个东方面孔。说穿了，欧洲人也没多难应付。任由他们白天如何运筹帷幄，一到夜晚就要疯狂玩乐。他们公私分明，他休息时你千万别去谈公事。玩乐本来是我的专长，更何况我觉得卖童书的，应该要像孩子那样，不必把自己装得死气沉沉的。

那一晚，“Ｔhe funny man from the East（东方谐星）” 诞生了——那是他们给我取的外号。

我多年后才知道，那年的派对，由于气氛太热烈众人情绪太高昂，摔破不少餐厅的杯盘碗碟和玻璃镜，主人家事后赔了几千元美金，还是很高兴。此时，我已是书展派对的红人，我精心策划每一次的娱乐节目，我积极地拿着名片到处派，渐渐打进了他们的圈子。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