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苏联的金灿荣、张维为们怎么样了？”

早晨醒来，摸索手机关掉闹钟后的片刻，脑海中莫名想起昨日被抗疫志愿者打死的k基，谈不上感伤，但确实有一种无望的情绪。

质言之，当下的每一个国人，其实都是一个资深中国人。我们都深知生存的重要性，无论这种重要性来自于本能的求生、求荣欲望，还是来自于天理亲情，其中都诉说着在大时代下个体的“理性”与“无奈”。

有意思的是，在如此的环境之下，人与人还是出现了某种分野，人们似乎喜欢用“底线”一词来概括这种分野。

据闻深圳抗疫期间，为不得不隔离人员的宠物提供了单独的隔离场所，而光荣的上海，选择了某种“扑杀”。这也许就是底线不同，但本身我们无法用自己的底线去指摘他人的底线，问题是当底线侵犯他人时，也许最终只能出离愤怒。

一个有趣的例子，当纳粹暴行如火如荼之际，犹太群体中往往是艺术家等知识分子最先选择自杀，也许就是他们的底线定的太高了，无法接受他们所谓“非人的生活”，当然，他们也躲过了那“集体洗澡”。

那我们能有底线吗？外交部常常警告丑国不要触碰底线，但是每次又把底线往下面移动一点点，仿佛之前的敬告与锐评不复存在。

吾等当然要以伟岸的国家代表的言行为高标，所以吾等还是不要有底线了吧。

但这又有个问题，如果没有底线，我们应该能做到举报自己的父母，甚至批斗自己的父母。就像苏联的名言“没有举报自己家人的少先队员，应该受到怀疑。”思忖一下，这个暂且来说还是有些难度，毕竟小时候学校又老是给我洗脑，要尊老爱幼。

想说点什么，但也不知道在说什么。每次写东西一来是怕长期不写手生，二来也算是留存一点生活记忆，但写的时候吧，又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然这也得怪罪于底线不够低。易中天也说，他不敢写日记。姜文的《邪不压正》说，正经人谁写日记。

但是呢，其实只要底线够低，你是可以畅所欲言的，说不定还能说得很爽。

在一次访谈中，有人问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苏联解体后，苏联的金灿荣、张维为们怎么样了？”秦晖怔了一下，回答道，“苏联还没有这么无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