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夫妻：工业区里的“银河”爱情【七夕，在工业区打拼的“牛郎织女”相聚了么？03】

阿永的故事

分隔两地，一年只见妻儿四次

第一次和阿永约采访的时候，他正在打工妈妈互助中心忙彩排的事，那里即将办一场夏令营汇报演出。阿永说，来中心和其他工友聊聊天、和孩子们玩耍，已经成了他这几年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除了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睡觉，他最常来的地方就是中心了。阿永现在住的16平米出租屋，在02年刚来广州的时候是和妻子两个人住；03年女儿出世，就变成三个人住；06年儿子出世，家庭成员的队伍又壮大了…不过2010年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回湖南老家生活后，这间屋子便只剩阿永一个人。

“大女儿在广州读了一年级，我们感觉在广州读书花销太大，眼看着儿子也快要入学，所以我和老婆决定让两个小孩回老家上学”。在老家农村，阿永的房子又大又宽敞，有足足100多平米，离镇上很近、生活成本也低，搬回老家后家里的经济压力减轻许多。

眼下正值暑假，阿永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广州团聚。虽然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和妻子、两个孩子打打电话，但他们一年里真正相处的时间只有四次。除了过年回家和放暑假，阿永每年还会再请假回去两次。而像国庆节或是五一节这样的小长假，时间短、车票也难买，阿永便不再特地回去。

“一开始老婆有点情绪的”，阿永回忆，“我有时候也有消极的想法，问自己在最青春的年纪，这样每天重复枯燥无味的工作究竟为了什么…”

活在当下，做一名正能量爸爸

今年是阿永来广州打工的第13年，他一直从事着家居装修方面的工作。工作强度大，生活又忙碌，令他常萌生回乡的打算。但同时阿永也十分清楚，回了老家就没有了人脉，工作机会也不多。在外打拼多年，让阿永相信“活在当下”，“趁年轻的时候能赚一点是一点”，他这样想，日子便一步一步地向前过了。

和妻子两地分居，曾经给这个家庭带来困惑。但另一边，现实已不容得他们继续困惑。整个家一直靠阿永一个人养活，随着孩子逐渐长大，教育和生活的花费都迫在眉睫。

打工妈妈互助中心的社工凯琼认识阿永一家很多年了。她说阿永曾经非常想让两个孩子在广州上学。在广州，外地户口打工者的子女可以按照积分入读公立学校。积分则通过缴纳社保等条件累积。当时阿永的积分不够，孩子只能去上民办学校。两个孩子读民办学校的学费和生活费，“差不多要一万元一学期”，凯琼说。那时除了送回老家，阿永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分居的日子里，寂寞当然在。好在阿永有自己的处理方法。“我平时给老婆打电话的时候会说一些甜言蜜语，说一些私密话题，”除了电话，他们还会QQ聊天、微信聊天。网络为异地的伴侣建立了新的互动方式，以迎合伴侣情感甚至性需要。

回到现实生活，阿永则努力拓展新的生活圈。比如在打工妈妈互助中心认识新朋友，参加他们组织的文娱活动。他说，“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满满的，就不会想别的事情。”

凯琼分享这类两地分居工友们的生活片段时，不无感慨。她说：“工人平时工作非常累，回家后还要自己洗衣做饭，太累了只能去外面吃快餐。他们没个可以说话的人，只能看电视，或者打牌娱乐娱乐，又或者坐上公交车，看看广州的夜景。”

丽姐的故事

同城异“地”，只能在外见面亲热

华南理工大学的荣榕博士长期从事性身份和自我认同的研究、对工友群体曾做过一系列小组调查。她认为，造成工人两地分居或异地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城乡二元分化、生活成本不平衡，令工人收入与支出不成正比。

同时，工人迫于经济困难而异地的故事并不是这两年才多起来的。丽姐和她的丈夫90年代从河南来广州打工，也体验了一把异“地”恋。当时俩人虽说是异“地”，却在同一个城市，甚至住得还很近。

丽姐说：“我们93年一起来广州打工，那时候都是在各自的工厂宿舍里住”，“当时不流行租房，或者说是根本没有房可租，我们也不会考虑在大城市买房。好多个工友挤在一间宿舍里，没有什么私隐”。

从94年到96年的三年间，由于不在一起生活，丽姐和丈夫多半在户外见面、亲热。那个年代没有时钟旅馆，丽姐说：“当时不像现在有这么多楼房和小区，密密麻麻的，我们总会找到一些荒废的空地、荒地。有时候也会遇见和我们相同情况的工友，大家无意碰见了，也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已经司空见惯了”。

后来慢慢地社会上有了出租屋，有工友尝试大家几户人合租一个大单位；一直到97年，丽姐和丈夫才独自租了一间房子，过上了朝夕相处的家庭生活。

小惠的故事

回乡生活，我有一个爱情蓝图

惠今年21岁，在深圳的工厂车间里做模具。这是一份挺稳定的工作，收入也不差，不过她过完年就会回家乡广西玉林了。除了对个人生涯的规划，还因为她认识了在家乡的男友。男友是惠的姑姑介绍的，今年过年时大家见了一面，彼此都十分认可，在长辈的祝福和鼓励之下，他们开始了异地交往。

“我一向恋家，在深圳两年，虽然很喜欢这份工作，也仍然觉得不快乐。大概是因为亲人、朋友都不在身边。”惠这样说。除了一个月去一次市区，其它时间她都呆在工厂厂区附近。同车间的同事很多都结了婚，和她要好、说得上话的同龄人屈指可数。

如今的异地男友是惠的初恋。惠坦承自己曾经和工厂里的某个男同事互有好感，但他们不是同乡。由于她一直以来都想回乡工作，未来的丈夫若不是同乡，自己便要“远嫁”去对方的家乡，或二人共同留在大城市，过着紧衣缩食、紧张忙碌的生活。于是惠便发乎情止乎礼，将当时的那份好感埋在心里。

这般年纪的女孩，总归有对自己未来的想象。只不过她的想象里，一直没有在深圳安家落户这一项。“深圳不属于我们”，这里即便很好，对惠来说，也不等于有归属感。衣食住行，样样皆是压力来源。以购房举个例子，根据房价网提供的参考数据，截止发稿该网站显示深圳房价均价为23600元每平米，而玉林仅为4000元每平米，虽然两地收入也存在一定差距，但以惠目前在深圳每个月3300的底薪，面对深圳日渐升高的房价不得不望洋兴叹。

不过若是问惠，早知道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乡，会不会后悔当初来深圳，她的答案是不后悔，因为那时她来深圳工作是为了见识和体验。荣榕在谈到工人异地恋的第二个原因便指出，一些工友（特别是年轻的工人群体）初入社会时，觉得家乡的工作不适合他们，便希望去大城市闯荡、追求理想，这不同于经济原因，更多地是对自我实现的追求。

工人的劳动价值在地区迁徙之后得到放大，但个人需要却因此而被切割出来。他们中一部分人也许在来大城市之前就有恋爱对象，便维持着异地的情感状态；或者如惠这样，来到大城市后，出于对现实因素的综合考量，放弃了在当地恋爱的可能，转身回到家乡认识适龄的青年，寻求恋爱机会。

异地夫妻的“性空间”现况

“临时夫妻”，多数人持保留态度

在已婚的工人群体中，有关婚外恋或“临时夫妻”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曾有媒体评论指出，由于很多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无法携带家眷，夫妻二人长期异地分居。为了寻求心理与生理上的慰藉，已婚打工男女会在当地组建“临时家庭”，在不与异地伴侣离婚的前提下，和新伴侣组成游走在伦理和法律边缘的“临时夫妻”。丽姐、阿永和惠都听说过身边朋友婚外恋的故事，却对“临时夫妻”的现象持保留态度，“没有听说”、“应该很少”是他们一致的回答。

丽姐说：“婚外恋不止存在于外来工人圈子里，社会上的各个圈子都有婚外恋的现象”，她甚至认为城市人口和他们相比，婚外恋发生的几率更高。“我认为农村人传统的多，大城市的人不如我们懂得包容忍让。特别是我这一代的人，普遍很在乎婚姻的完整。哪个家庭不会有争执呢？我们宁可忍着，也不在小孩面前吵架。”

阿永也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彼此妥协”，他承认自己在感情上很理智，明白有些事“一步错步步错”，同时也十分理解身边的工友发生婚外恋。他不讳言：“大家情感上生理上都有需要、有冲动，视乎通过什么渠道去发泄自己的需要”。

多重角色，对“性”依然讳莫如深

荣榕所在的研究小组曾对工人的性观念做过资料搜集。她得到的结论和丽姐、阿永说的类似，即临时夫妻或认同性自由的人数比例占少数。不过，她也在与地方社工接触、交流时发现，“共享男友”、“女工性服务”并不只是孤例，不过“从来只是听说”，人们口耳相传的故事永远找不到主人公。

荣榕反思，出现调查结果与现实情况的误差，一是样本数量不够多，二是这些被社会观念视为“反传统“的当事人，并不敢站出来说话。

广东木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菲菲，认同工人在社工机构里和在车间里可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她曾经认识一名女工，其丈夫从事建筑业，常年在外地不同的工地奔波。女工向菲菲表示，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她所在的车间曾有同事向她提出组建临时家庭，不过被女工拒绝了；菲菲还曾听说在有的工厂车间里，男同事们以有情妇为荣。“我想不同环境下工人们的开放程度是不一样的。”菲菲分析。

在社会舆论的作用下，工人对性的话题依然讳莫如深。如果扮演多重角色是真实存在的，工人们害怕的到底是什么？在匆忙做出结论之前，不如更多地思考社会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教育又有没有责任？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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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晓玢。自由撰稿人，现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