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西方体制万能论 和 香港问题
这个题目我写过。我觉得可以再写几句。
之前有人说本博属于“特殊论”。没错,本博就是坚定的特殊论。在看过一些历史,做过比较政治的学习,在过去几十年认真观察周边发生的世界,是可以形成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中国必定会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我对这一点没有任何怀疑。也需要说明,我的表述不是“should”,而是“will”——这并不是我们各别个体在现实的价值观所决定的。要找到答案,必须回到历史。
然后说说正题。
哈佛肯尼迪学院组织过一些关于中国的课程,也有executive program。早些年有不少中国官员去做短期学习的。有怀疑的人担心美国要对中国输入自己的价值观。实际上哈佛也是很讲政治的,有必要的政治敏感性。其次,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作为学者,懂得抽离,懂得保持距离。
教授们对中国问题的表述,迄今有一条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我有时会拿出来和朋友说。
大概意思是:
“中国、美国和许多其他地方都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全球化下面对许多挑战。这些挑战是共同的,它们并不因为我们制度差异而有所区别——它们都是共同存在的。这些挑战,都是发展的挑战、治理的挑战。我们希望摒弃政治制度上的差异,寻找解决这些共同挑战的应对方式。”
美国教授表达的这个对我的思维是有些影响的,学会跳出框框,用通过不同的维度去看问题,这个问题究竟是政治制度导致的,还是一个在给定政治制度下其实可以也解决的治理问题?如果是一般的治理问题,那就不构成政治问题或体制问题。
举个例子。香港现在面临的房地产问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发展问题、社会经济问题、民生问题,在影响香港的整个政治经济学。它是政治/体制问题,还是治理问题?
如果问香港的反对派及许多市民,以及100%的黑小将,他们会说,这当然是体制问题!
我现在的回应是:它一开始是治理问题——从最一开始的根上,就采用了错误政策,造成了现在的路径依赖;而在回归之后,原本的治理问题已经在新的民主博弈制度下,发展成为政治/制度问题。之所以说它是政治/制度问题,不在于香港“缺乏民主”,而是因为民主的机制使得大规模的改革和撼动既得利益难度非常大。时间一拖再拖,而房地产格局越来越固化,解决难度越来越大,导致彻底的僵局。所以,我的理解是相反的:民主(而不是缺乏民主)才是香港房地产问题不能解决的原因。
现在又再抽离一点讲讲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是我们平时讨论时一个经常出现的话题。什么叫体制问题?就是说,一切问题都是由中国的(或非西方民主的)体制导致的。包括我们上述的发展问题、治理问题。
而解决这些发展问题、治理问题的根本前提是什么?首先解决体制问题。
所以,很多对话都是这么进行的:
感叹:“最近XXX问题很严重。”
回答1:“这就是体制问题。”
回答2:“只有解决体制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回答3:“目前的体制必然催生这样的问题。”
回答4:“体制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便有改善,也终归解决不了。
大家发现什么呢,这就是一招仙,灵丹妙药,只要体制问题解决了(说白了就是100%全盘套用西方体制),那么一切百病都可以治。这叫什么?叫“唯西方体制论”,本文简称为“体制论”。
“体制论”有几个好处,
一是一切事物都是互有联系的,直接间接牵强附会地总都能扯上一点关系。只要这个关系大于0,那就可以把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式归为体制。所以叫一招仙,包治百病。
二是涉关“体制”都是比较复杂的,一般人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储备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大多数参与的人也不是搞特定领域政治政策的,就是坊间聊天。一提出体制问题,对方很难应答。
三是“体制论”具有先进性,必须承认西方比中国优越吧。那自然西方的体制必然优越,套用线性思维,就是我们是落后的,他们是先进的,我们最后会变成他们那样。这个线性思维一般人是很难去反驳和打破的,思想基础援引自黑格尔的福山就用历史的线性发展得出了“历史的终结”的结论。所以,反对“体制论“就代表你是落后的、抗拒进步的,这个帽子一套你就很难反驳。但实际上,历史未必是线性发展的,可能是不同的发展模式相互影响平行并进的。所以中国在讲中国模式,西方在讲民主终结和历史终结的终结,这是有深刻原因的。
四、“体制”不光是复杂,还向上拔高,提到了道德、道义,具有强烈的应然和规范性属性(ought to, should, “normative”,prescriptive),属于有价值导向的宏大叙事。这就比讨论具体政策要抽象 且 崇高了。你讨论的是出台哪项具体措施,我们讨论的是价值、人的选择问题、程序问题。这马上能形成一种居高临下、高屋建瓴的感觉。
五是“体制论”往往具有不可证伪性。比如说,在中国场景下,一讨论“这是根本的体制问题”,这个讨论就没有办法继续了,因为它要超出目前的框架和现状,如果明天不能实现这个体制,那就不能证明“体制论”是错的。在论辩中,这又具有了居高临下的感觉。(拉回来,这也是香港反对派专注于“体制论”的原因。
下面回到现实几个案例。
1、如果是在一个社会没有西方体制的社会里,比如说中国,出现了社会经济政策问题,如何归因?那么结合上述几条分析,我以为,受到西方影响,或对西方有憧憬的人,会把所有社会面临的问题挑战——包括一般的治理问题和发展问题——都归结于1)问题出在没有西方体制;2)解决的根本路径就在引入西方体制。
这个说法,选择西方体制,除非经历颠覆性的改良甚至革命,在当前环境下不具备实现可能性的,故它具有明显的不可证伪性。
这个话题就没法继续了。
有些人可能会非常认真的跟“体制论”者辩论,“这个问题其实美国也有,blah blah”。这个人要么太较劲,too young too simple,要么可能是多喝了几杯,有点兴奋。
2、那么在已经按照西方体制运行的地方,出现了社会经济问题怎么办呢?(而且如美国教授讲,可能面临的是和非西方体制国家出现的一样的问题哦)
1)如果是在灯塔国美国,那有几种套路。一,问题出在外部,就是中国的问题,穆斯林的问题。俄国的问题。欧盟的问题。日本的问题。伊朗的问题。当然首先是中国的问题!这叫内部问题外部化(externalization)这是Trump的套路。二是问题出现在具体的个人。比如说Trump这个人。还有选Trump上台的选民。三是当然媒体,就是“fake news”,在民主世界里,媒体如何已经完全变成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把选民带偏,形成极端化的、分裂的社会,并推动民主的终结。四,政治家们如何短视,缺乏政治抱负和愿景,忽然陷在各种无意义的政治短兵相接和派系斗争中而不作为。
可没有人会抱怨体制问题,没有人会抱怨美国宪法。体制问题是不存在的。只有外部的敌人、愚蠢的选民、糟糕的政客和不可信任的媒体。
然后美国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全球化下金融化、离岸化带来的巨大贫富差距和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外加严重的族群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香港看到。
2)在台湾呢?也是一样的,一,问题出在外部,中国大陆。使得台湾不能成为正常化的“国家”,使得一切的话题都围绕对大陆的关系展开。蓝和绿彻底主导并挟持了台湾政治。如果没有中国,就没有这些问题了。二,无能的政客、投机的政党、不可信任的媒体。一样的话语。有没有体制问题呢。有可能有,毕竟是民主可能尚未彻彻底底确立的华人社会,可能会有人批评西方体制。
3)在香港呢?香港不是没有民主机制的,大家未来一段时间看一看,会发现香港其实非常的民主。如果没有民主,民意就不能表达,修例就不会撤回。香港也不会被视为全球最自由的地方之一。民主是切切实实发生的,并在影响着香港的公共政策。但香港自认为还没有达到100%的西方体制,所以,前面所说的“体制论”就适用了。一切的万物都是体制问题。只要解决了体制问题,香港的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香港人在应用体制论时,如我之前的分析,一、认为包治百病;二、看似高深,一般人根本辩不清楚;三、先进性;四、宏大话语带来的高大上;五、不可证伪。
这里面还有个六,就是外部原因。谁是导致香港不能100%解决体制问题的因素?——外部因素啊,中国大陆!台湾把体制不work的原因归结于大陆,香港把体制不完善的原因归结于大陆。
这种体制问题外部化,把一切问题先归结于体制,再导向外部,是非常容易和民粹的认同政治/身份政治联系起来的,煽动我们(香港人)对他们(大陆人)的怀疑、反感、抵触甚至仇恨。
所以,这就把高大上的民主政治诉求,和在西方政治话语体系里更加的低级本土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联系起来了,形成了某种闭环。
这就告诉我们,香港运动中,为什么黑衣人要高喊民主自由(打着美国国旗),喊港独口号并辱骂大陆人为支那猪。
在这种氛围下,是不可能对香港的社会经济民生问题深入分析的。一切都会陷入没完没了的“体制论”。而且在这样的格局下,“不可证伪”会成为限制一切讨论深入和发展的死局:民主议政不可能是导致房地产民生政策难产的原因,只能说民主议政还不够完整,没有达到100%的理想情景,所以地产问题解决不了。
只有真正有政治远见的人,能够首先自己跳出这个死循环,并且依托领导力、charisma、雄辩、文宣技能,把观点向民众阐明,否则香港将在“民主”“自由”“普选”等叙事中浪费更多的念头,陷入越来越无解的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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