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颜

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因为那是别人干的。长春围城是我们自己干的。不愿意正视自己的疮疤 – 如中国各级政府不愿意正视“铁链女事件” – 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坚固成分。在如今繁盛富饶的珠江三角洲，没有人记得一百多年前十万人被斩首的世界奇观；在同样繁盛富饶的江浙，没有人记得“那些曾经人口稠密的城镇现在野兽出没、在建筑物的废墟中筑窝，雉鸡的长鸣在四下里回荡”的历史。

“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多数的杀戮和暴行不是发生在势均力敌的战场上，而是发生在一边倒的强者对弱者的凌虐之中。在这里，强者和弱者是相对而言：满人在和平时期是高高在上的强者，在杀气腾腾的太平军面前就成了喊“大王饶命！”的弱者；乱党在平民百姓面前是强者，在被官府抓捕之后就成了乖乖引颈就戮的弱者。这就是鲁迅说的“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

十多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带来的是：“从广西到天津的三千多公里之间，都市尽成瓦砾，城镇尽被废弃。......那些曾经人口稠密的城镇现在野兽出没、在建筑物的废墟中筑窝，雉鸡的长鸣在四下里回荡；那些曾经被辛勤耕耘的田地现在是一望无际的杂草和灌木。除了无尽的财富的损失和幸存者的悲惨、疾病和饥馑，据在上海的外国人估计，在1851年到1865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有整整两千万人死亡。”

“抱着得到整个村子的数据的希望，我当众问大家，‘这个村子里大概有多少女婴在出生后被杀？’回答是：‘一半多。’他们通常在意见不一时会争论，但那天没有争论，而且我们观察到的村民的男女比例与他们说的符合，所以他们说的这个比例应该是真实的。”

2022年初，江苏徐州丰县欢口镇董集村的“铁链女”事件震惊全国。有几个因素使得这个事件牵动了举国上下以至于全球华人的神经：首先，“铁链女”的遭遇之悲惨骇人听闻；其次，加害人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任何道义上的不妥，而全村人对此完全知情，也习以为常；第三，从地方到中央的政府一再掩盖真相...

对于学者来说，行动是第二重要的，但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行动，他就算不得一个人。没有行动，他的想法就不会成长、成熟，变成真理。……不行动是懦夫；没有英雄般的意志，就算不上一个学者。

甘地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作你想要世界作出的改变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这或许可以解读为：期待结果是幼稚、贪婪；意义在过程之中、在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个人的行动之中。

甘地并不急于以最快的步伐推进独立运动。在这一点上，他与国大党的主流意见有不小的分歧。国大党的目标很明确：将英国人把持的政府替换为本党把持的政府。而在甘地看来，英国人统治的不公只是印度社会中存在的许多不公之中的一种；印度人要想达到自治 (swaraj)，他们首先需要消除自己对同胞的不公：对“贱民”的歧视、对妇女的歧视、穷人无法解决温饱问题、不同宗教的信徒之间的敌意等。

甘地的生活从物质层面看枯燥乏味，但从精神层面看可谓是热情四射。年轻时惶恐羞怯的他在找到了可以身相许的事业后变得幽默、开朗，对所有的事都兴致勃勃、潜心钻研。虽然甘地一生站在弱者一边，多次坐牢、多次被打、被暴力威胁、多次长时间禁食，但一直身体结实、精神旺盛、心态平和、不痛苦、不抱怨，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找到可为之事。

对各教都有所涉猎之后，甘地认定印度教最适合自己。从此，印度教从被父母和社会文化强加于自己的“强扭的瓜”变成了自己内心的选择，他也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动摇者变成了朝圣路上忠贞不二的苦行僧。由此可见自由选择在一个人身上可能激发出的能量是何等巨大。

‘我不想只是让印度脱离英国的暴政。我想要让印度脱离所有的暴政。’

“这就是非暴力抗争运动的美妙之处。你不必到处去找它；它会来找你。它的原则之中就蕴含了这样的精义。一场没有需要保守的秘密、没有狡诈和谎言的用武之地的君子之战 (dharma–yuddha) 不是人有意挑起的，而一个有信仰的人随时都准备好了投入这样的战斗。需要预先谋划的斗争不是正义的斗争。”

非暴力抗争行动不是在挑战对手的底线，而是在挑战自己的勇气和忍受力的底线。如果抗争者把希望寄托于对手的退却，就会为了等到这个结果而焦灼难耐，就会因此变得脆弱不堪。中国古语“无欲则刚”和“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这个道理。

《实验》中极少有抱怨之词。甘地服务的人群对他的主意反应冷淡时，这对于他也是真理的一个侧面，给他开启另外一些“服务的可能性”。甘地如此钟情于服务他人，其动力来自于他的信仰。他自称他信仰的是“服务的宗教” (religion of service)。真理就是他的神，而真理是在为大众的服务之中显现。

不管是哪个阶层的印度侨民，他们与南非白人的不同宗教信仰、蹩脚的英语、不讲卫生的习惯等造成了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利地位。而为这群二等公民争取权利正好是甘地最愿意做的事。年轻的甘地在这件事上发现了他一生钟情的事业所在。

终其一生，报纸是甘地传播理念的最拿手的工具之一。他选择的这个有力武器也是出于他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了解：他不善于言辞（至少在年轻的时候），但是写作能力很强。如果作品含有足够多、足够纯的真理，就会像长了翅膀，传到世界最遥远的角落。甘地在南非和印度领导的抗争运动之所以能在当地感召众多的参加者、也在全世界吸引众多的同情者，与他的笔有很大的关系。

甘地的思想斗争是两种外界的大力对他的争夺：先入的一种来自他从小浸润于其中的宗教传统和他在母亲面前的誓言，后来的挑战者是强大的英帝国的文化。他被夹在当中，不知道自己的落脚之处在哪里，直到那本书的出现。从心中接受素食似乎是甘地的一个人生转折点。他发现他不必跟随外界的潮流，只需要听从自己的内心。

甘地不是无视现实的偏执宗教狂，而是跟大家一样在平地上行走的普通人。或许可以说甘地是个自学成才的科学家，靠着勤奋、执着和对生活的热情发现了一些真理，将他引向世人看到的成功。他做的事是普通人也能做的事。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则斯仁至矣。”求真理和求仁都是经常在普通人的意愿之外、但也在他们的能力之内的事。

教书育人和写作给我愉悦，也因为它们帮助到他人的可能性。我因他人的帮助而得自由，所以也希望有人因我的帮助而得自由。一个社会中看重自由、找到自由的人多起来时，那个社会就是我乐于居住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