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这时代杰出的头脑毁于/不肯毁于疯狂

这篇是去年看《九个人》时写的，放在豆瓣上，后来被屏蔽了。

比较学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科，经常像照妖镜一样。

比如，李石岑1921年说过一段话：“文艺者，以研究‘还我本性’为惟一之职志者也...文艺者，不啻时时为吾人指示本然之性格之所在，此文艺之所以可贵也。”

《九个人》里面，嘴边没个把门儿的黄永玉这么讲：“党就像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去赶社会主义的火车，背着坛坛罐罐，我呢，是一个小孩儿，跟在她后面，天气热，路程这么远，距离越拉越远，这个时候，我忽然要吃冰棍儿，妈妈也不是很有钱，也烦，等我走近了，给了我一巴掌，一巴掌完了之后她照走，我怎么办？我是一边哭一边跟。我不跟她跟谁呀。知识分子，党外的知识分子，包括党内的，也是在一边哭一边跟。你怎么办呢，你跟了一辈子了，不跟她你跟谁？”

又说：“‘文革’以后就清楚了。我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找到自己了嘛，你跟谁呢，跟着自己好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是2014年，距离1921年，已经过去了快一百年。

九个人是沈从文、黄永玉、贾植芳、路翎、穆旦、萧珊、巫宁坤、李霖灿、熊秉明，除了患病不允许治疗的萧珊去世于1972年、路翎突发心脏病去世于1977年；剩下七个人，李霖灿在台湾、熊秉明在法国；余下的，都是那场远不止十年的劫难的幸存者，活至耄耋。

小时候看过一篇写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小说，停战的消息下达时，前线一个女兵冲出掩体，大声哭喊：“我们是幸存者！幸存者！”现在我能够解释为何少年的我单单牢记了这个细节，因为在成天鼓吹人民要奉献和牺牲的国度，这个画面是反崇高的。

关于“幸存”的草蛇灰线很早就开始了，张新颖备受赞誉的《沈从文的后半生》记录了一段很有趣的对话，发生在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沈从文、冯至、废名、钱学熙之间，沈从文把即将到来的政治喻为“红绿灯”，而文学是否应该听从红绿灯的指挥呢？

摘录一段：

沈从文：驾车者需受警察指导，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冯至：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从文：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至：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从文：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

废名：你要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

钱学熙：沈先生所提的问题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在自己。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的方向很对，而与实际有冲突时，则有二条路可以选择：一是不顾一切，走向前去，走到被枪毙为止。另一条是妥协的路，暂时停笔，将来再说。实际上妥协也等于枪毙自己。

沈从文：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

……

这段记录给我的震动不小。在我们的印象中，咸以为众先生乃以一派天真拥抱新国新党，备受蹂躏之后方各有翻悟。事实上不是的，事实上有很多人早就察知思想钳制之患，并非毫无警觉，尤其是像沈从文、储安平这样一直呆在国内的人，沈从文甚至在1948年就打算封笔。既然早有防备，为何到头来仍似措手不及？《边城》的作者甚至企图自尽！在整个国家易主之前，也并非不曾经历过血雨腥风，也并非不曾拥有过“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为何几乎齐刷刷犹如被李逵“砍瓜切菜”一般、捻死你像捻死一只蚂蚁一般一溃千里？为何这些曾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人最终怕入骨髓、怕尽余生？

这些一度犹如关汉卿“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的人物，这些以《边城》、《洼地上的战役》、《约翰.克里斯朵夫》、《叶甫盖尼奥涅金》（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滋养了我们整个青少年的人物，究竟是为什么败下阵来的？是因为对方太厉害了吗？像《秧歌》里谭大娘讲的：“兵来过了又是土匪。这回是比什么土匪都厉害！地下埋着四两小米，他都有本事知道！”又或者是因为，这个“对方”而且还是自己选的，是自己千挑万拣拜了堂的，所以就算被家暴、被休、被赐死都不能离婚甚至不敢骂一声“渣男”？因为否定了对方就等于否定了自己？因为他们羞于承认他们是被自己召唤和欢呼的世界所埋葬？

张新颖写了沈从文的前半生与后半生，以一种直达肺腑的感同身受，还原了一个人生命中的细微点滴，是用文字的长镜头制作的超长纪录片，已经极度细节化、极度代入感了，为何他还要写《九个人》呢？除了再提供更多史料、再补充更多细节以丰满血肉，还能带来什么？

《九个人》里面，最触动的地方是讲述了“在绝境中活下去”的可能，这个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是不存在的，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能够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这个问题只针对于那些杰出的头脑，那些纯度更高的、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亲近“思”而不亲近于“信”、不肯苟活的头脑。在这本小小的书里我们看到沈从文是怎么死过一次又活下来的，张新颖对于这部分的评述非常精彩和深入——关于一个固执而强大的自我如何在绝境中还能创立自己的事业。与沈从文近似的还有巫宁坤，他以一种书生的坦荡应对了荒谬的周遭，在一次暗示他是美帝特务的盘问中，他“突然间，我感到如释重负。如果这些年来他们就为这个折腾，我就没有什么可烦心的了。我的一生是一本敞开的书。他们由于猜疑成性就会随意误读，但是文本却是完好无损的。从那以后，我心平气和，对他们的挑衅和侮辱无动于衷。”

有意思，或说有意义的是，我相信以上这段话来自于巫宁坤的自传《一滴泪》，这本书从未在国内出版，以数字文档的方式在网上有限流传。《九个人》里写巫宁坤1951年回国，李政道为他整理行装，巫问李：“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

这个片段依然来自《一滴泪》，张新颖没有写李政道是怎么回答的，也或者他写了，但是出版社删掉了——当时李政道回答道：“我可不想回去被洗脑。”

张新颖没有写或者出版社没有登的地方还有一处：巫宁坤与老友赵萝蕤陈梦家夫妇重聚，“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火了。”为什么火了？没写；难道对我们来说，课间操、广播操不是再正常不过的生活元素吗？在巫宁坤笔下，陈梦家火了之后说了一句：“这不是1984吗？这么快就来了！”

So，关于《九个人》的写作，关于《九个人》的阅读，难道只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吗，事实上我们与沈从文巫宁坤依然处在同一个次元，虽然他们的肉体早已化为烟尘，虽然他们的年份早已被今天的日历层层覆盖。

在《九个人》中，我最想看穆旦和巫宁坤。这两个人，一个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远征军啊！从缅甸的野人山里九死一生的活下来；一个中断学业去为飞虎队志愿做翻译。比起那些清谈者，这两人在性格上拥有同类的激情。唯有激情才会被激情感召，这是他们回国的最主要动因。

1944年，穆旦写下一首诗《活下去》：

活下去，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

活在成群死亡的降临中，

当所有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力量已经

如同暴露的大海

凶残摧残凶残

如同你和我都渐渐强壮了却又死去，

那永恒的人。

说它适用于40年代，又何尝不适用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呢！它还会适用于更多的年代吗？请问。

跟人谈起《九个人》，说到沈从文、路翎晚年一直想写作而难有建树，朋友忽然激动起来：“我一点也不同情他们！一个艺术家，一个创作者，难道诚实不是最低的门槛吗？诚实的面对自己，诚实的面对时代，难道不是对一个艺术家最低的要求吗？哦，又想讨好，又有良心，既怕踩到坑，偏偏良知又不允许自己堕入彻底的无耻，可不就写不出来吗！你同情他们，是因为我们是被他们的文学滋养过来的，我们对他们有感情！可是，经历过那样的时代，窥见过那样的深渊，他们有没有想过要坦诚的面对这一切，有没有想过要诚实的写下来留给后人做一点点记录和一点点启示呢？那个写《古拉格群岛》的，人家是谁？人家在写这本书之前根本不是一个作家！他做了什么？不就是老老实实记下他见到的所有事情吗！做到这点诚实不应该吗？我不同情他们！”

我也无言以对，我也不愿意像他那般激烈。看完《九个人》的时候，正好接着看到万方在收获杂志上的长篇非虚构《你和我》，那是曹禺，以《雷雨》、《日出》和《原野》滋养过我们的人，二三十年了，到今天我还记得在电影里饰演者们的名字，饰陈白露的是方舒，饰仇虎的是杨在葆；记得《雷雨》妙到毫巅的戏剧嵌合。在万方的回忆中，从70年代中起，曹禺就对写作充满了恐惧，在给万方的信中说：“千万不要犯错误，多向领导和群众听取意见，这是年老的父亲的话，我也知道这是保守的，不成大事，但我真愁你如何写下去。你真能写出不犯错误的剧本么？我担心极了。”

当文革过去，巴金重新开始写作，《怀念萧珊》、《探索集》、《真话集》陆续出版，曹禺万分激动，在两人的通信中不断表示也想写，也要写，“我要写，一定写，但是写得好坏，便很不敢说。我感觉肚子空了。”（1978、1979年间）“我总希望我能如你所望于我的，今后能写点东西，然提起笔来，总是茫茫然。”（1983年间）“我总在想在我最后的几年中写出点东西，哪怕是极不像样子的，也要写出来。只是拿不准，什么时候可以成形。”（1987年）“我只是惭愧，你希望我再写些东西，我至今望着白纸，一个字也写不出来。”（1989年）“我经常回忆我这一生，我太不勤快。你一直热情地劝我多写点东西，我却写不出一个字。”（1991年）……

曹禺在1996年去世，从文革结束算起，他生命中的最后20年始终活在“写不出”的痛苦中，很多人将之归于他性格上的被动与软弱，老好人式的，譬如吴祖光曾讲“曹禺的问题就在于太听话。”

那么沈从文呢？沈从文是一个外表柔和而内里硬核的人，他后半生对于文物的研究是“硬核”的充分体现，张新颖说从文学转向文物对沈从文来说是个人的巨大救赎，当然，肯定是的，是个体自救，是文物之幸，却是文学的哀歌；即使不讲那么大，割弃文学对沈从文本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要说他了，单就我这个最普通最无名的读者来说，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心如刀割。五六十年代，沈从文还尝试过想写一个长篇小说，左改右改，自觉无法符合当时的潮流，终于放弃了。从那以后，尤其是文革结束后，他有没有私下里偷偷的尝试过一点文学？不知道。

韦伯对于“学者”身份有一段论述：学者遵循的最高原则是“智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是多么严酷。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清醒、清澈和清晰，而不是在发现真相后陷入伤感、绝望、虚无或者狂热。

这是很高的要求，我相信顾准是做到了。私心里我不想以这样高的要求来对待以文学滋养过我的这些作家，理由很简单——换作是我，多半也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也赞同我朋友的观点：当灾难过去，作为亲历者/幸存者，理应记下这场劫波的每一次震荡；事情一旦发生就像钉子一样，每个字一旦写下来也会像钉子一样。

在阅读《九个人》的过程中，不太赞同张新颖的地方，是在写路翎那一篇里，提到有关文革的叙述未曾跳出“时代灾难-对个人精神的摧毁-个人创作才能的完结”的套路，过于强调这一套路会导致遮盖了个人的全部复杂性。我想说的是，第一，这个套路之所以成为“套路”，乃脱胎于成千上万的个人经历；这一基数庞大到活活构成了一个叙述套路，这本身就是一个细思恐极的事；第二，套路与个人的全部复杂性并不矛盾，完全无需念念于“套路”与否，只需老老实实的写下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亦尽量老老实实的对待自己的经历，足矣；第三，即便是“套路”的讲述，目今而言远不算泛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少到仅停留于“套路”化便已戛然而止不再推进了！

《九个人》着重突出了在时代的倾覆之下，有些人如何尽力维持一点自我的完整。来看一下吧：熊秉明和李霖灿毫发无损，因为他们根本未曾领受过这场浩劫；巫宁坤的人生经历了去国-回国-去国的轮回，晚年再度去国之后，出版了大陆禁书《一滴泪》（插一句，巫宁坤的女儿巫一毛亦出版过一本《暴风雨中一羽毛》讲述自己的经历，父女俩的书结合起来看，会更有感触）；沈从文用文物替代文学，路翎晚年在孤独中重新创作，黄永玉天性嘻哈，贾植芳以“脱胎未换骨”明志；萧珊和穆旦早逝——承载精神的生命已然早早化灰。

若论痛苦的程度，或以巫宁坤、沈从文、路翎为最，因他们最敏感、也最在乎，因而也领受得最痛切。这三人中，我以为解脱得最彻底的是巫宁坤，因为他的自我十分坚定，从来未曾“信”过，也因为他再度去国之后拥有的自由书写的天地。

沈从文和路翎在文革后的表现非常值得探讨，这也是看《九个人》的时候我惟二不赞同张新颖的地方。沈从文从绝境中活下来，之后境况大为好转，在国内国外获得诸多讲学和演讲的邀请，从无片言只字提到自己的受难，尤其是在国外的时候。我相信他不是因为害怕，我也相信“一个健康的选择和顽强坚持的工作”冲淡了痛苦的成色，但我绝不相信他忘记了、他宽容了、他赦免了。他的不讲，定然还有别的心理成因，会是什么呢？

我对路翎文学上的了解，仅限于《洼地上的战役》，初中时看到的，就这一篇，就在记忆里留存了几十年。按《九个人》的记录，路翎后来恢复写作，在孤寂中写下大量文字，然彼时文学史已经翻开崭新一页，终其后半生，路翎寂寞无名。张新颖列举了路翎的诗歌，不过我真的很想看他之后的小说创作，我相信唯有这一文体，能够充分展现那场可怕的恶带给他的影响、他的挣扎、他究竟恢复到何种程度以及，他的思考。

无论《九个人》怎样为他们的自我救赎正名，但无可否认的是，那种恶摧毁了他们的文学，而文学，对他们来说几乎视同生命一般重要。我当然为他们在如此困境中无比艰难的坚守自我而震动，但同时，我也万分惋惜，没能看到这些杰出的头脑对那种恶那种深渊的记录和解析。当恶换上了一件光鲜的新马甲重新登场的时候，我们还能辨认得出来吗？还有没有新的、杰出的头脑继续毁于疯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