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的圣诞感言

于我而言，最好的圣诞礼物是瑞典百年来的民主制度，尽管它在形式和内容上并非尽如人意。在我这72年的人生中体验到更多的是它的长处，尤其是在最初的18年里，虽然那时我并不理解民主的含义。就我个人来说，瑞典民主的基本意涵即价值、和平、发展和自由。

1946年10月，我出生在弗斯特莫非亚南区医院，父母那时都属普通工人阶层。母亲当年的报税单上表明她的年收入是1400克朗，而缴纳的税金是236.5克朗。1952年5月，我父母离婚时的一项级为严苛的社会机构调查证明（注：为离婚双方的财产分割所出具的调查公证书）中可以看到，当年我父亲——一个在科林制衣厂工作的打版工，月收入是720克朗，除了交120克朗的税外，他的收入需要支付我们四个孩子的抚养费，剩余的钱他都交给了酒类专卖店（注：瑞典超过3.5度以上的酒是国家专控的，只能在酒类专卖店出售）。而作为清洁工的母亲，月收入为260克朗。 她每月要交房租129.75克朗，买读书卡10克朗，缝纫机租赁费30克朗。她晚上在斜石街角的一个作坊里用缝纫机来给毛巾收边，这样每月可以多挣100克朗。几年后，父亲的抚养费中断了，我们的日常开销变得很拮据，时有肚子咕咕叫的情况，而玩乐、喝酒和礼物的钱根本不存在。我们几个很少参加班级拍集体照，因为照片实在是太贵了。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酒类专卖店是1958年，她30周岁生日的时候。她看着一对形状好看的瓶子，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酒。虽然非常不情愿，但母亲还是得申请社会援助来支付电费，这个机构会进行严格的考查，包括入户调查，而那时已是上世纪的60年代了。虽然我们几个都很瘦，但在弗斯特莫非亚完全没有贫困和生活无着落的儿童。我们每年都会得到两张购衣券，简单的免费夏令营和不错的圣诞礼物。就我后来二十多年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见闻来看，缺乏民主会造成的问题之一，便是儿童贫困。

在我生活的年代，不少西方国家都打着民主的旗号在滥用权力。他们制造了谋杀、爆炸、政变和劫掠。上百万人死于这种民主外衣下的恶行，6500多万人沦落成难民，而与此同时，森林、海洋和土地倍受催残和毒害。商业公司以“被允许”这一借口来抵赖他们损害人类健康的行为。近百年来，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穷苦的五分之一人口间的差距从10：1上升到了150：1。尽管2017年的世界经济总产值达到了7260亿美元，但其中的82%属于全球1%的人口。瑞典民主的基石之一——“人人平等”，在法律允许滥用权利并无视骗子们的义务后，几成空谈。哪怕是世界足联掏出的红黄牌也比那些民主国家无用的“司法机构”对付暴力分子们的力度强。他们的主要工作本应是努力发现制度中那些让超级富豪们致富的漏洞，同时禁止他们这种缺乏道德的行为。越来越多的选民们把票投给了非传统政党，这个运转了100年的民主社会是不是像三只猴子，它们分别叫无眼、无耳和无语。

今年我个人最重要的健康活动就是每周两次与本地俱乐部球员一起踢球。和这些最可爱的球员们一起流汗。运动后的拉伸活动常常被啤酒和比萨所替代，与此同时，我们也在试图讨论一些微小的世界性问题。有天踢球时我抽筋了，当时身体发出的信号就是“再也不踢了！”而就在那周我读的阿里耐德的书里写到：“良好的身体条件必须成为社会责任。如果18到74岁的成人每天10分钟的快步走都做不到的话，那社会就要采取行动了。”

有些事听上去不错。然而.......这几十年里，“社会”被建构成这样：电梯代替了楼梯；高速公路多于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农业区工业化了；然后就是静坐不动的办公室工作和信息社会。有些改变是好的，比如减少了护士和挖掘工人的弯腰动作。只是“社会”正在一步步走向全自动化，不久我们的食物会自动到户，汽车会自己行驶，你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会去替你工作，回家后替你跑步，你也不需要从沙发里起身去按什么开关或接听电话。所有的这些都会从我们的生活里拿走很有意义的一部分，那就是身体活动和创造性。在这些发明中少数我喜欢的发明之一是洗衣机，其余多数都是垃圾。自动化有时看上去像是瑞典宪法的一部分，而它的第一章第二段里却说国家要“致力提供健康的生活条件。” 可如果说现在的日常运动在减少应该不算夸张吧？对舒适的不断追求正在影响着健康和环境。今天如果需要的话，我很乐意在地铁站帮别人抬一抬婴儿车，这对我来说很容易。现在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使得当今男性的精子数量比上世纪80年代少了一半。惊讶吗？

对我来说会友也是健康活动的重要内容，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至少一次社交会面。而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多数朋友的观点是更乐意少会面，这样“挺好”。而我却一直持相反意见，我认为不必把会面弄的大张旗鼓，经常和简单既可。 见面的形式有很多种：听讲座、参观博物馆、周末小啜、餐馆喝一杯、UBV（注：瑞典支援南美建设的志愿者组织）老友对饮、退休人员工作午餐、邻居会、派对等。尽管我仍然很怀念曾经的口袋书俱乐部以及和一群瓦尔姆兰小镇队队员踢的一场球。近些年有几道尘封几十年的大门被友人们打开道道缝隙，他们中有在奥斯塔（注：斯德哥尔摩一个城区）一起玩沙子的小伙伴，有共同参加活动的朋友，有哥伦比亚的好哥们儿，有露营认识的熟人等等。这些会面重启了长达40-60年的沉寂，让我的记忆中再次充满了芬芳、光明和余味，同时也唤醒了对大脑的疑问：为什么我们对那些美妙事情的记忆如此不同？相谈完毕后，这些记忆片段又掉落一地，好在不是全部。但这并不赖，因为我们或许会为此再见一面。

我对长寿的感觉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强烈起来的，因为那时我们这代人的平均健康水平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值，但我们身边还是有朋友被病患折磨，每次老年人的聚会中都存在那个无人谈及的疑问——”下一个会轮到谁？“ 尽管几十年前我就被列入医用器官捐赠登记名册中，但在写葬礼安排这事上一直很马虎，而那份死亡清理（注：死亡清理这个概念是瑞典近几年的一个新概念，即人们对自己的遗物中那部分无人继承或后代不想要的东西如何处置的安排）仍未动笔，这事我打心眼儿里厌恶。

新年即将到来，我想天真地说几个小愿望：

-社会民主党强大起来，希望社民党人把优先权放在他们的根本价值上，即平等、团结和民主。哪些嚷嚷着要更多民主的人应该闭嘴了，假如他们不是认真地在对待民主，而是每天看几小时的网上讨论后的呼吁。

-移民政策会更有效。瑞典当下的人口金字塔需要每年引进约十万年轻人，并及时进入社会运转中去。

-增加铁路网，火车更准时，双向轨道能遍布全国，被弃用的火车站能重装后再开放。

-公共住宅建设在保证居住要求的情况下全速进行。上世纪70年代那种29平米，没有浴室、热水，四层楼没有电梯，一个月150克朗的租金房子当然不是我所指居住要求。而更应是一种简单但不过分豪华的公共住宅。

-对于偏远地区的基础投资的支持按其效用分比例承担，如在村镇按劳动人口设立简单的分站，而国家和各行政区应该负责电力、光缆和道路的投资。

-还没有真正被关心的弱势人群得到真正需要的援助，希望慈善捐助先弄清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后再做决定：有多少女性/男性、女孩/男孩会在此项目中获益？他们的现状如何变得更好？什么时候或哪一年这种情况会得到改善？改善在何地实现，国家、地区、城市或村庄？改善的成本是多少？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是目前弱势人群正在受苦的原因。

如果明年有机会见面一起喝杯咖啡的话，我希望听听你们的想法。

Sonny Östbe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