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旧游记（三）从巴尔干到高加索，多族群的精神空间

我在伊斯坦布尔试图寻找曾经奥斯曼帝国多族群精神世界的遗留，在土耳其经过独立革命完成民族主义倾向之后，这种曾经的多元族群精神是不断退散的。

伊斯坦布尔的少数族群主要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再加上十月革命之后到来的俄国人，和近些年的阿拉伯（主要是叙利亚）难民，还有从东部来的库尔德人。在伊斯坦布尔，我没有找到更加东方的宗教场所，比如佛教或印度教等等，也许有小的移民社群自己的场所，但没有大型宗教建筑。

作为一个短暂旅途中的外国人，想了解土耳其的少数民族是很难的，一些提问本身就敏感而失礼，只能得到礼貌但敷衍的答复。土耳其国内的其他民族大多都与土耳其人有过一些不愉快的历史，除了东南部的库尔德人问题之外，希腊、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历史上都与土耳其有过冲突。然而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主要任用的官员和将军大多是基督徒归化的，其中希腊人和巴尔干人又占了大部分，这使得土耳其的少数族裔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

在伊斯坦布尔，我最先找寻的是亚美尼亚人。由于亚美尼亚大屠杀，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有着复杂的纠葛，这个问题土耳其官方历史中有不同的解读，认为是亚美尼亚人先背叛祖国，与俄国勾结分裂，才被驱逐强制迁移，期间的流血事件主要是与库尔德部落的冲突造成的。

想了解在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人的生活，最好的方式是在弥撒的日子拜访亚美尼亚教堂。伊斯坦布尔的几座亚美尼亚教堂主要集中在亚洲一侧于斯屈达尔区，从苏丹艾哈迈德区需要乘坐渡轮到达。

冬日的清晨，马尔马拉海的渡轮上，海鸥伴随着船只，这座城市美得如同世上冷傲的一切。我站在船尾，想到一句诗“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如果我就此在海上消失，会有谁常常念叨起我？

于斯屈达尔没有欧洲一侧那么多古老的建筑，更加市井生活化，除了鱼市场之外，还有很多新潮店铺的小巷子，年轻人也更多一些，非常值得逛逛，这里也是曾经巴格达铁路的起点。我看过一个有趣的内容，有一首土耳其民歌叫《走在去于斯屈达尔的路上》，后来这首歌传到了新疆，又被采风的音乐家当成维吾尔民歌整理出来取名《娃哈哈》，就是那首“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

我在于斯屈达尔码头看见一对情侣，美貌简直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天神一样圣洁。两个人穿的很普通，分食一个三明治和一杯茶，寒风中互相捂手取暖，非常开心甜蜜，一切就像电影里那么迷人。在中国近些年不太宣扬贫穷的浪漫，可能是经济发展太快了，人们对贫穷污名化，认为贫穷的原因是个人懒惰而非社会不公与剥削，家驴拉磨久了会把野驴撒欢当作一种酷刑，无法面对别人不需要辛苦和富有就可以很浪漫。

我去拜访的这座教堂叫施洗者约翰亚美尼亚教堂（Surp Garabed Ermeni Kilisesi），建造时间大概在1555年左右。最初是一座木制教堂，1617年在今天的位置上重建，后来经过1727年、1844年、1888年3次重要的重建和修复，在1888的重建中教堂改为石头结构，成了现在的样子。

施洗者约翰教堂门前有一个院子，我从外面街上看到教堂主楼为灰白色墙面，正面朝向街道，屋顶装饰有巴洛克式的雕塑，瓷砖覆盖的屋顶向两侧倾斜，主楼两旁是两座钟楼，下方有通道通向两旁的庭院。

我经过一道不太起眼的小门走进庭院，教堂正面是带浮雕的黑色铁门，门檐上方有刻着亚美尼亚文的石雕，通过数字判断内容是这座教堂在1888年重建的纪念。我推开门走进教堂，里面是一个宽敞的长拱顶空间，大概隔成三部分，最前方高于地面有一个圆形蓝顶拱形空间，是主持宗教仪式的地方，两侧都有圆形拱形壁龛。教堂中殿两旁是窗子和圣像画，屋顶悬挂着漂亮的大型吊灯。

一位老人走过来接待我，示意我可以进入旁观，我到场的时候弥撒已经开始了，我在后排找了个座位坐下。教堂里弥漫着焚烧乳香和没药的烟雾，带着两种香料混合后特有的酸味，大概只有二十多人，大部分是中老年人，三分之一是女性。

在教堂前方的台上，一位身着绿色长袍的神职人员在主持仪式，带领大家吟唱赞美，他周围还有穿着白色长袍蓝色披肩的人员辅助，台上另有两个小男孩举着圣器。仪式结束后，人们排队到台前亲吻神父手中的圣像画，然后神职人员们回到后台更衣，其他人逐渐离去。

弥撒之后，我在教堂的庭院里散步，院子里一群小男孩在踢球，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邀请我和大家一起共进午餐。我们走进教堂旁边的一间屋子，里面大多是中老年男性，还有一个中年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在为大家准备食物。他们吃的是一种类似面条的食物，口感却有点像米粉，在一个盛满了红油汤的碗里，里面还有鸡丝，配着面包食用。一位长者给我碗里加上辣椒和柠檬汁，这就有了酸辣粉的感觉。

那个小女孩坐在我对面，大概是对东亚面孔感到好奇，总盯着我看，非常萌，我心都化了。她妈妈和长者告诉我很少有中国人来到这座教堂，偶尔有一些欧美国家的游客来。日常来教堂参加活动的都是亚美尼亚人，每周弥撒来到这里就像是社区聚会。

亚美尼亚人（包括一部分希腊人）有一点中国回族的感觉，让我觉得莫名熟悉，他们的一部分教堂（特别是小型的社区教堂）有点像中国的一些清真寺，只在宗教活动时才开放，平时都是锁上的，而且内部不允许拍照，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少数族群共通的敏感性。

他们与中国回族有另一个相似点，就是一旦双方开始交流，就会格外热情，处在一种渴望外界认同又谨慎面对外界的矛盾心理中。相反土耳其的清真寺大多非常开放，除了少数景点有人维持秩序外，通常随意进出拍照，但人们的态度相对比较平静客气，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热情，这倒是有点像中国的佛教。

在这座教堂不远处还有另一座亚美尼亚教堂，可惜没有开放，叫做圣十字教堂（Surp Hac Ermeni Kilisesi）。这座教堂最初是一位叫亚伯拉罕的神父在1676年建成，在教堂靠近街道的一扇小门上有名字和修建日期。这座教堂经过了多次翻修和重建，1892年亚美尼亚教会搬到这里，教堂开始作为教会的办公场所使用。虽然圣十字教堂在2017年12月重建完成后重新开放，但我去的时候无人应答。

在两座亚美尼亚教堂附近有一座希腊东正教堂，叫先知以利亚教堂（Profiti Ilya Kilisesi）。我从亚美尼亚教堂出来的时候想顺便拜访一下，走进面向街道的大门是一个很宽敞的院子，地面上铺着一些墓碑，被铁链围了起来，上面的文字很难辨认清楚。教堂由石头制成，覆盖着拱形圆顶，教堂正面一层有突出的门厅，红色木制墙面，正面二层是淡黄色墙面带着红边装饰，院子左侧是钟楼，旁边有是废弃残破的红砖墙面。

我去教堂拜访的时候，弥撒刚刚结束，两三个人在打扫卫生，门厅里摆放着餐桌，看起来是人们参加弥撒后在这里吃午饭。教堂的神父接待了我，告诉我常来的教徒大多是居住在这片街区的希腊居民，但遗憾弥撒结束了，不方便让我单独参观，而且教堂内部不能拍照。

神父让我记下弥撒时间，告诉我在伊斯坦布尔很多教堂都只有弥撒时间才开放，按照工作人员的介绍，这座教堂最初的建设日期并不清楚，在1804年被毁坏过一次，之后进行了重建。

值得一提的是，当对方跟我说Greece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词是希腊的意思，但我说出汉语的希腊时，对方听懂了，并且很高兴。我这时想到，Greece是英语中的希腊，这个词来自罗马人对希腊地区的称呼，后来作为词源变成欧洲国家的通用叫法。而汉语中的希腊这个名字，反而更接近希腊人对自己国家的称呼Hellas，所以我用汉语说出希腊这个词时，对方听懂了，并因为我作为外国人使用希腊人自己的称呼感到高兴。

我去的这两座教堂相对比较冷清，周围街区人也很少，在伊斯坦布尔还有一座相对热闹的亚美尼亚教堂，这座教堂恰好在最繁华的鱼市场旁边，叫做圣王教堂（Surp Takavor Ermeni Kilisesi）。

我来到鱼市场，本以为需要找上一阵子，因为这座教堂在照片上的样子并不醒目，但到了现场发现其实非常好找，就在鱼市场旁最繁华的小广场街边，灰白色的主楼倒是不起眼，但有一座很高的棕色木制钟楼却是这座小广场的地标。

圣王教堂建于1722年，最初是一座很小的教堂，后来经过捐助扩建在1814年开放供奉，现在这座建筑是1858年火灾后重建的，外观与亚美尼亚古典建筑不太一样，更加现代。

由于是非宗教活动时间，教堂是关门的，但可以进入院子。我推开院门进去，院子里有几座石棺，上面刻着亚美尼亚文，逝者是教堂曾经的发起者，一座石棺四脚有精美的天使雕刻。教堂的钟楼结构有点特别，在教堂主楼大门正对面，一个玻璃空间笼罩着门厅同时连接着钟楼的下方，门厅内摆着圣像画和圣器。

这座亚美尼亚教堂对面是一座希腊教堂，叫Ayia Efimia希腊东正教堂，建于1694年，1830年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扩建了教堂。教堂在一个封闭的庭院中，外部高墙环绕，面向广场的是一扇白色的小门，从墙外能看到灰色石头建造的钟楼。

提到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就要去法那尔希腊正教学院（Phanar Greek Orthodox College），这是伊斯坦布尔最负盛名的希腊正教会学校，成立于1454年，长期是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徒就读的学校。现在这座建筑建于1883年，是一座红色的城堡建筑，周围被高大的红墙围住，但我去的时候整座建筑正在维修中，无法进入参观，好在旁边的另一座小教堂更加吸引我，就是蒙古圣玛利亚教堂（Church of Saint Mary of the Mongols）。

蒙古圣玛利亚教堂的正门不太好找，很容易被视为法那尔学院的一部分，我绕着学院的高墙走了一圈，才发现这道不起眼的小门和一块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圣母玛利亚希腊东正教堂。

这座教堂其实很小，但有一个很独特的红色塔楼，粗矮的造型很像一座水塔，上面是覆盖红色瓦片的锥形屋顶。由于18世纪之后的不断改建，这座教堂保留的拜占庭原建筑并不多，原本的教堂结构是十字型，后来向西部和南部进行了扩建，现在东部和北部的两个圆拱形是老样子。教堂圆顶在由四个半圆顶组成的十字上，四根柱子支撑起的钟楼是后期才修建的，有两座钟外露悬挂。

这座教堂平时不开门，需要按门铃叫人，一位看门老人接待了我。我走进教堂室内，看门人先带我看了教堂内保留的穆罕默德二世和巴耶济德二世的手谕法令，法令宣布这座教堂的所有权归属希腊社区。教堂内有大量的圣像画，相当一部分被银制表皮覆盖以保护圣像。

蒙古圣玛利亚教堂是伊斯坦布尔唯一未曾改为清真寺并且始终开放的拜占庭希腊正教会教堂。公元7世纪初，拜占庭皇帝莫里斯的女儿在君士坦丁堡的一座山坡上建起了修女院，十字军入侵后的拉丁帝国期间修女院被摧毁，拜占庭夺回君士坦丁堡之后，米海尔八世的叔叔艾萨克重建了这座建筑供奉圣母。

1281年，米海尔八世的女儿、伊尔汗国君主阿八哈的遗孀玛丽亚·帕列奥洛吉娜(Mary Palaeologina)回到了阔别15年的故乡君士坦丁堡。这位玛丽亚公主命运很坎坷，她是个私生女，在米海尔八世统治时期，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建立了伊尔汗国，米海尔八世希望和伊尔汗国保持友好关系，准备将玛利亚嫁给旭烈兀，以换取蒙古人的和平，最好能获得更多基督徒。

然而在玛利亚前往伊尔汗国途中，旭烈兀去世了，于是玛利亚嫁给了旭烈兀的儿子阿八哈。阿八哈去世后，玛利亚回到君士坦丁堡，她重建了修女院和教堂，在此隐居直到去世，这座教堂就得到了“蒙古人”称号。

1453年奥斯曼攻克君士坦丁堡当天，教堂周围的希腊人拼死抵抗到最后，因此这座教堂也被称为流血教堂，从金角湾通往教堂的道路被称为旗手坡，纪念在此战死的奥斯曼旗手。

在奥斯曼帝国，被苏丹重用的不仅仅是希腊人，还有巴尔干人，他们一部分集体改宗皈依伊斯兰教，比如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还有一部分保留原本的信仰，以基督徒有经人的身份得到苏丹的赏识，其中重要的一个群体就是保加利亚人。

在帝国时期这些不同信仰的族群尚且可以混合在一起，但是在19世纪之后，帝国逐渐向民族国家过渡，曾经的平静开始分崩离析。在伊斯坦布尔有一座保加利亚圣斯特凡教堂（Bulgarian St.Stephen Church），这座教堂和19世纪保加利亚民族主义兴起有一定关系。

圣斯特凡教堂对于保加利亚民族和国家来说意义非凡，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坦布尔有一个兴盛的保加利亚社区，成为保加利亚人文化教育的启蒙中心，他们在这里开设自己的学校、印刷厂和媒体。圣斯特凡教堂的名字来自奥斯曼帝国时期一位叫斯特凡（Stefan Bogoridi）的保加利亚政治家，他是保加利亚教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顾问。

在19世纪有相当数量的保加利亚人居住在伊斯坦布尔，他们之前归属本地的希腊宗主教领导，由于民族主义运动影响，保加利亚人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保加利亚教会。经过长时间的反抗后，保加利亚人获得了建筑许可，1849年10月9日，一座木制的小礼拜堂被建起，成为保加利亚民族主义复兴的重要场所，被命名为圣斯特凡教堂。

圣斯特凡教堂坐落在金角湾海边，这座建筑结合了新哥特式和新巴洛克式的影响，老照片上是红墙绿瓦，改建之后通体白色配上金色尖顶和十字架。在教堂正面有保加利亚正教会的标志，正门门牌用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写着教堂的名字和1898的年份。

我走进教堂，室内闪动着烛光，回响着基督教音乐，教堂装潢非常富丽堂皇，金色的顶棚和圣障，以及金色大吊灯。最前方的圣障两旁是抱着圣婴的圣母像和耶稣基督像，中间是天使与象征圣灵的鸽子图案，教堂两旁墙壁有大量圣像画和圣器。

教堂最初的木结构被火灾损毁之后选择用金属框架重建，主要骨架由钢制成，外表覆盖金属板。在教堂外墙的牌子上可以看到当年建筑公司的名字“Rudolph Philipp Waagner”，这家奥地利公司在维也纳制作教堂的预制铸铁部件，所有部件通过多瑙河和黑海运往伊斯坦布尔，再用金属部件或焊接连接组装在一起。

在教堂的院子里有一小块墓地，埋葬着19世纪保加利亚争取独立教会的领导人之一的拉里翁·马卡里奥波尔斯基（Ilarion Makariopolski）。他从1844年开始一直指导保加利亚教会的斗争，曾因为挑战希腊宗主教的权威被流放阿方索山。1872年独立的保加利亚教会成立，拉里翁·马卡里奥波尔斯基一直担任宗主教，直到1875年在伊斯坦布尔去世，埋葬在圣斯特凡教堂院子里。

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巴尔干人曾经共同感受到的是这座城市对基督徒的接纳，而有一座清真寺则可以体现这座城市对于全世界穆斯林的召唤，就是阿拉伯清真寺。前往阿拉伯清真寺之前，我要先找到清真寺周围一座地标——加拉达塔。

我从苏丹艾哈迈德区徒步前往佩拉区，经过加拉塔大桥，上面都是垂钓的人，卖茶水和鱼肉三明治的小贩在人群中穿过，那里的鱼肉三明治真的好吃极了。我在大桥上一边吃鱼肉三明治喝茶，享受着冬日中午的海风与阳光，一边琢磨刚才在亚美尼亚和希腊教堂中的感受。

族裔认同常常引起的是很无趣的偏见和争执，上个时代曾经鼓励每个民族自决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当然不可能完全实现，在以民族主义建立的国家里，国家和民族的结合意味着统一的国族意识、文化表达和集体历史叙事。人们不该有被强加的集体叙事。这是一件矛盾的事情，一个群体以“民族”的身份反抗压迫获得独立，这个过程中统一的凝聚力被塑造，群体的排他性也被强化，就成了新的压迫其他民族的来源，包括压迫本民族内民族意识不那么强烈的个体。

吃完鱼肉三明治，我靠在栏杆上看当地人钓鱼，喝着红茶休息一下。这座大桥是一个瞭望整座城市的绝佳地点，我望向佩拉区，最显眼的就是加拉达塔，这座塔与其走到近处，不如从远处观看。

谈到加拉达塔，就要涉及到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在伊斯坦布尔的竞争。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上是商业竞争对手，一直在君士坦丁堡地区有积极的商业和军事存在，他们曾经成为西欧与拜占庭、拜占庭与奥斯曼、奥斯曼与西欧之间的撬动点。

今天的加拉达街区属于伊斯坦布尔的一部分，最初这里是一个独立的热那亚人的殖民地，我在前文提到参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洗劫君士坦丁堡的就是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则是站在了拜占庭帝国一边。热那亚与拜占庭达成协议，帮助米海尔八世夺回君士坦丁堡，条件是热那亚人获得贸易殖民地，加拉达塔就是在这个时期的1348年建成的，是当时君士坦丁堡最高的建筑物，作为热那亚人的城堡防御工事的瞭望台。

奥斯曼人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海峡对面的热那亚人表面上中立，但仍有朱斯提尼亚尼（Giustiniani）带着700多志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协助守卫城墙。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热那亚人也随之投降，虽然保留了一些贸易特权但是地位不如从前，此后在奥斯曼宫廷受到苏丹待见的，是热那亚人的老对手威尼斯人。

虽然已经吃过鱼肉三明治，但我依然决定在加拉达塔的鱼市场里品尝一下当天的新鲜章鱼。鱼师傅把章鱼的皮剥掉，切成小段，放在一种醋和香料混合的调料中浸泡，吃到嘴里特别酸又有柔软中的嚼头，这种刺激性的味道和橡胶一样的口感，就是吸引人们去吃，这世上大部分令人上瘾的东西，都源于人的自虐，包括活着本身。

我周围的摊子有三条狗走来走去，这三条狗就在市场各个摊位转悠，每个路过的人像摸吉祥物一样摸几下，店主们都会投喂食物，难怪它们长得膘肥体壮。这座城市流浪狗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拜占庭时代，它们以狗的方式记录下了这座城市千年的历史，只不过不是文本写成的，也许有很多秘密只有这些狗知道。伊斯坦布尔有这么多流浪狗，它们以人的秘密为食，这座城市的秘密太多，足以喂饱狗们。

离开鱼市场，我来到伊斯坦布尔一座曾经属于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天主教堂，帕多瓦的圣安多尼教堂（St.Anthony of Padua Church）是伊斯坦布尔最大的罗马天主教堂，意大利的帕多瓦有一座圣安多尼教堂，是传教士圣安东尼奥的陵墓，帕多瓦之前属于威尼斯共和国，所以伊斯坦布尔的这座教堂就以帕多瓦的圣安多尼教堂为样板修建。

现在这座建筑是1912年建成的，教堂门口扭曲的耶稣受难十字金属塑像很有后现代风格，像一件当代装置艺术作品。教堂院子里有一座罗马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铜像，若望二十三世在1958年当选教宗之前是梵蒂冈驻土耳其大使，他曾在这座教堂布道10年。

虽然若望二十三世作为教宗在位只有不到5年，却对天主教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用一系列宽容与和平的活动努力扭转庇护十二世在二战中的可疑倾向，让天主教会走向多元化，努力成为铁幕背景下美苏阵营之外的独立精神世界，这正是教会应该带给世人的力量。

从加拉达塔往西走是一片遍布工匠店铺的街区，阿拉伯清真寺就在其中。我沿着狭窄的街道穿过一排排店铺，从远处看到一座红砖尖塔，这座尖塔不像清真寺的宣礼塔，倒是有点像哥特式教堂的钟楼，实际上阿拉伯清真寺也确实是由教堂改建的。

阿拉伯清真寺最早是一座多明我会的修道院，奥斯曼人攻克君士坦丁堡之后，这座教堂短暂留在热那亚人手中，但之后被改造成清真寺。1492年，奥斯曼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将这座清真寺交给逃离西班牙宗教迫害而迁移到伊斯坦布尔的阿拉伯裔西班牙穆斯林，改名叫阿拉伯清真寺。

清真寺的入口是一个尖拱门，我从钟楼下面的拱门进入，在通道的墙壁上看到曾经教堂的痕迹，有一些石雕柱头，大门的石头装饰上带着花纹和盾牌狮子的纹章图案。

进入清真寺内部，我发现里面更有特点，传统的清真寺通常内部横向比较宽而不太追求纵深，但阿拉伯清真寺由于原建筑结构的问题，反而是纵深很长宽度很窄，是清真寺中很少见的长条形，内部用两排柱子将中殿和过道隔开。

清真寺内部没有常见的高拱顶和吊灯，而是平坦的木制屋顶，显得高度很低，这是1913年的修复结果，同样在清真寺最后方，当年作为教堂使用时的大门也还保留着。总之这是伊斯坦布尔所有教堂改建的清真寺中，风格比较独特的一座。

伊斯坦布尔接纳了许多阿拉伯难民，从历史上讲他们本就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策动阿拉伯人的分离运动，最终阿拉伯地区脱离奥斯曼帝国，形成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汉志。这里面原因非常复杂，包括之前亚美尼亚人的反叛，也让土耳其人对阿拉伯人产生猜忌。

今天这座阿拉伯清真寺中的礼拜者大部分是土耳其人，但伊斯坦布尔的阿拉伯人的确越来越多，他们集中于比较传统的法蒂赫区，这些阿拉伯人很多来自叙利亚，在伊斯坦布尔还有一座叙利亚教堂。

我找到这座圣母玛利亚教堂，由于附近在进行街区改造，不是很好找，教堂是黄褐色的墙面，并没有特别的样式，如果不是远眺到带十字架的楼顶，很容易错过。一位神父接待了我，他是库尔德人，很热情并且健谈，神父告诉我这是一座东仪天主教叙利亚教会的教堂，神父说在伊斯坦布尔有大概两千多个叙利亚天主教家庭。

东仪天主教会（Eastern Catholic Churches）指的是使用东方礼仪的天主教会，目前有23个教会组织，保留了与各自历史有关的礼仪和神学理论。东仪天主教会按照礼拜仪式分成亚历山大礼拜仪式、安提约基亚礼拜仪式、亚美尼亚礼拜仪式、迦勒底礼拜仪式、拜占庭礼拜仪式，其中叙利亚天主教会就隶属于安提约基亚（Antioch）礼拜仪式。叙利亚教会最早可以追溯到使徒安提阿在东方教区的传教，1781年叙利亚天主教会与正教会分开，1854年叙利亚天主教会宗主教从阿勒颇迁移到马尔丁，后来又迁到贝鲁特。

这座圣母玛利亚教堂是伊斯坦布尔叙利亚天主教徒的唯一教堂，神父告诉我这座教堂传承来自马尔丁，在马尔丁也有一座圣母玛利亚教堂，这座教堂一部分筹款正是来自马尔丁的叙利亚社区，最初是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共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1870年在大火中受损，1878年进行了全面修缮。教堂原本的老建筑在1961年被拆除，两年后重建成为现在的样子，在教堂大门上也有1963的字样。

加拉达塔周围是相对于苏丹艾哈迈德区更加西化和现代化的佩拉区，这种现代感让我更加孤独，对伊斯坦布尔来说，现代意味着过往荣光的褪去，对我来说，现代意味着厚重时间的压抑被释放。压抑不一定是坏事，失去压抑之后，有的人会获得自由，有的人只会钻入岩石的缝隙中，寻求另一种压抑让自己舒服放松，如同一只失去了外壳的海螺。 

伊斯坦布尔在下冬雨，加拉达塔附近的街道坡度简直是直上直下，喜欢足球的人会很熟悉这个名字——加拉塔萨雷（GalataSaray）。“Saray”是土耳其语中宫殿的意思，萨拉热窝（Sarajevo）这个名字就来自Saray加上斯拉夫地名后缀evo，这座城市是15世纪奥斯曼帝国建立的波斯尼亚州府。离加拉达塔不远的加拉塔萨雷中学是伊斯坦布尔最早的现代中学，1905年从学校足球队中成立了加拉塔萨雷足球俱乐部。

从加拉达塔北面一直走到塔克西姆广场，独立大街两边有街头艺人在演出，很多售卖土耳其甜点的店铺，土耳其的咖啡有点过分苦涩，点心又过分甜腻，在这座城市一周之后，我才明白这两者是搭配合适的。我之前听过土耳其咖啡算命的故事，通过咖啡壶里的咖啡渣判断命运的走向，有点像罗夏墨迹测试，人们看到的图形就是自己精神世界的投射，这种期待的意向会影响人性的命运。

我看着壶里的咖啡渣想了半天，都不是什么好的意向，为了不影响命运，我加水摇匀把咖啡渣喝了。命运这个东西，只要你肯忍着难受喝下咖啡渣，总可以改变的。

我拐进一条小巷子里，身后一个高加索长相的大汉一直跟着我，长得就像年轻时候的朱加什维利。他加快脚步走到我旁边，跟我打招呼“My friend，Japanese？Chinese？”，然后指着我的皮夹克说“Nice jacket，l like it ”。我心想这是要抢衣服吗？我伸进兜里抓住念珠，准备一旦他要动手我就抽在他脸上然后猛跑。结果他接着说“You like white girls？I have many girls，50……，100……，后面一堆听不懂了。吓死我了，拉皮条的长那么凶。

走在独立大街上能听到很多斯拉夫口音，伊斯坦布尔有很多俄罗斯人。在公元987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打算选择一种宗教代替斯拉夫人原本的多神教，他派人分别去了解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发现穆斯林不可以喝酒，斯拉夫人不喝酒简直无法生活，犹太人四处漂泊，但斯拉夫人必须有自己神圣的故乡。最后，弗拉基米尔大公听使臣描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华丽后，他选择皈依基督教，并且娶了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

在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人攻克的时候，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佐伊被家人送到了罗马，罗马教宗给她改了一个拉丁化的名字，叫索菲娅。后来在教宗的安排下，索菲娅嫁给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从此莫斯科成为了第三罗马。末代沙皇一家被处决之后，如果不算上时而出现的冒牌公主，罗马的法统就是真的消失了，从这一点上讲，罗马一直延续1918年7月17日。

奥斯曼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1922年逃离伊斯坦布尔之后四处流亡，1926年在意大利去世，苏丹的独子1944年死在开罗，苏丹的孙子在曼哈顿居住了64年之后，1992年回到伊斯坦布尔直到2009年去世。东方的大清国末代君主溥仪虽然没有留下子嗣，却一直活到了1967年，算是一战前后灭亡的帝国末代君主当中最晚去世且还算得善终的。

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上天，当上天收回权柄，帝国的命数到此，那便是人力无法抗拒的。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道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权力就像流水，在各个帝国间流动，王朝就像每一朵浪花，顺势而生，顺势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