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旧游记：墓园、城堡与祠堂中的南洋小哈尔滨

这是一篇旧文，2018年马来半岛旅行，也收录在我的书《盲目流动》中。

槟城与哈尔滨很像，都是在本地原住民不多的地方由外来人新建起一座城市。哈尔滨是俄国人建立的城市，槟城是英国人建立的城市，俄国人到来是基于铁路，英国人到来是基于航海，俄国人把沿铁路线作为中东铁路附属区，英国人则把槟城、马六甲、新加坡合并成海峡殖民地，这两地都和中国人有关，又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移民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社区。

与马六甲比起来，槟城的历史并不长，早期中国航海家把这里称为槟榔屿（Pulau Pinang），但无人定居。槟城原本是吉打苏丹的领地，1771年吉打苏丹同英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协议，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权，换取对抗暹罗的军事援助。15年后，弗朗西斯·莱特代表东印度公司接管槟城，命名为威尔士王子岛，他本人也就成为了这里的第一任总督。

槟城老城区是世界文化遗产，有很多民宿和免费的CAT观光大巴，居住很方便。我在民宿安顿下来，去了一家豪华别墅一样的KFC餐厅简单吃了午饭，开始城区徒步。

我在槟城先要去拜访的是一座基督徒墓园，在红毛路上，这条街原本是早期殖民地高级官员和富商们居住的地方，当地人俗称叫百万富翁街。这座墓园被称为红毛旧冢，红毛是过去对西洋人的称呼，原本主要指的是荷兰人，但埋葬在这里的大部分是英国人。在我家乡过去把俄国土匪称为“红胡子”，看来东方人对西方人统一的视觉感知就是体毛红色。

这座墓园中埋葬的大多是英国殖民时代的士兵、水手和官员，包括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墓园里有345个有名字的墓碑，还有150个无名墓碑，有一些墓葬毁于二战。这片墓园最早在1787年开始埋葬死者，一直用到1892年，早期埋葬的人大多死于热带地区的疟疾，因为城区开发大范围砍伐树木，导致热带疾病在城市中蔓延。

我走进墓园里，有一些石柱型的墓碑，还有圣杯样式的，也有带有明显罗马式风格亭子的大型墓葬，但已经有些破损。第一任总督弗朗西斯·莱特（Francis Light）安葬在这里，他在1794年死于疟疾，他的墓葬上用英文写着“这墓碑下躺着的是弗朗西斯·莱特，是开拓此岛的英国殖民者”。

在墓园中有一小片华人基督徒的墓，墓碑上是中文，他们为了躲避清末太平天国战乱而逃到槟城，大部分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去世的，最早有1860年的。我无法考证他们是逃避战乱的平民还是战败流亡的太平军成员，因为墓碑上并没有明显的标志。

太平军战败后，一部分军官逃到香港，其中洪秀全的侄子洪全福还策划了光绪二十八年年底的“大明顺天国”广州起义，更多人到了美国，之后又去了秘鲁和智利，还参与了当地的战争，但流亡到东南亚的太平军没有很多记载。

我在墓园里面走了半天，还找到了一个人：托马斯·里奥诺文斯（Thomas Leonowens）。托马斯本身不出名，他在印度殖民地担任书记员，结婚后来到槟城在一家酒店里当经理，死于中风。托马斯的妻子很出名，他的妻子叫安娜·哈莉雅特·爱德华兹（Anna Harriette Edwards），在托马斯死后去了泰国，成为了泰王拉玛四世的家庭教师。她写了一本回忆录《暹罗宫廷里的英国女教师》（The English Governess at the Siamese Court），后来被玛格丽特·兰登写成了著名小说《安娜与国王》。

这本书里的故事很多是杜撰的，安娜在丈夫去世后先去了新加坡再去的泰国，而且并没有书中她和国王之间那么多故事，她可能就见过国王几次，也不是一个影响很大的老师，她写那本书可能只是为了赚钱，添油加醋编成一个西方女人进入东方宫廷的夺人眼球的故事。

墓地中还安葬着一些亚美尼亚人，他们大多故乡在波斯和印度，18世纪跟随英国人来到槟城。这些亚美尼亚人在槟城原本有自己的教堂和墓地，但是在1906年拆除了，墓地也迁移到了现在的这座红毛路墓园。我之后去伊朗的时候，寻觅到亚美尼亚人的移民迁徙历史，其中就涉及到了槟城。

在离城区梢远的地方还有一片更大的基督徒墓地，里面有更多华人基督徒的墓。我冒着热带地区下午两点的太阳走了很久，还差点走错岔路，这片墓园中有很多老旧的天使墓碑，我发现了一座墓，墓上面有一条狗的雕像，这座墓的照片在网上经常出现，据说是主人去世之后，这条狗格外难过趴在墓上面哀悼，不久也死了，人们就在墓上放了这座狗的雕像。

在这片墓地里还有一座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墓，上面有黑色的海军船锚和十字架，墓碑上用英文和俄文写着“致ZHEMCHUC巡洋舰的俄罗斯海军官兵，祖国感谢他们”。

这座墓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槟城发生的唯一一场战斗，有88名俄国水兵牺牲在这里，其中埋葬在这座墓中的有10个人，还有2个人埋在木蔻山。战斗之后有两百多人被当地渔民营救逃生，俄罗斯使馆每年都要举行活动纪念阵亡士兵。1914年，从青岛港来的德国巡洋舰埃姆登号袭击了停靠在槟城港口的俄国巡洋舰，被击沉的这艘俄国军舰参加过日俄战争对马海战，之后停在槟城，一战中加入了协约国军队。

袭击俄国海军的德国巡洋舰埃姆登号经历非常传奇，一战爆发后日军进攻青岛，埃姆登号巡洋舰在日军到来前离开港口，一直徘徊在印度洋和东南亚海域，共击沉和捕获30艘协约国军舰和商船。为了骚扰协约国海军，1914年10月埃姆登号巡洋舰突袭槟城港口，击沉俄国、法国军舰各一艘。

走访了这两座基督徒墓园之后，我来到槟城的犹太墓园。犹太墓园不大，很容易被忽略掉，里面埋葬的犹太人大多是当年来到槟城殖民地的犹太裔军人和家属，最早的墓是1835年的，但看起来比较新，应该是修缮过，最晚的一座是2011年的。守墓人是一个印度老人，他说槟城已经没有当年的犹太人后裔了，但偶尔会有在以色列或者欧洲的家属后代来看望祖先。

墓园中一部分墓是三角体，有希伯来文和英文的墓碑，还有大卫六角形，也有少量正方体的，有几座墓碑已经破碎了。守墓人专门带我去了一座犹太军官的墓，墓碑顶部有一个王冠标志和罗马数字IX，下面是英文9TH JAT REGIMENT，再下面写着2ND LIEUTENANT L.V.COHEN。死者是一个隶属于英属印度陆军步兵团第九团的少尉，死于1941年10月9日的，年仅22岁。

离开犹太墓地之后，我又去了槟城的日本墓地，在马来西亚著名歌手和电影人比·南利的故居旁边，比·南利拿过的第一个奖项——马来亚广播电视北马区歌唱大赛季军，正是在日本投降的1945年。

铁栅栏门上用汉字写着“日本人会 共同墓地”，里面共有56座坟墓，但是由于墓地没有开放，我没有看到深处的慰灵塔，只从门口看到里面一座座矮小的立方体墓碑。门口有一座陆军军曹的墓，属于二战时期的日军，其他的都是明治时期移民的墓，很多墓碑上刻着汉字“南无妙法莲华经”和“阿弥陀佛”。

明治时期有大量日本平民开始去外国务工，包括东南亚和南美等地，也在当地建立起移民社群，这些日本移民很多在当地生活状态并不好，有一些之后随着战争的原因解散。

每到一座城市我都会去当地的墓地看看，墓碑上往往记录了重要的历史，墓地又相对容易逃过城市规划和意识形态造成的建筑破坏。但在很多现代城市，公墓总是被不断翻新和填埋，在中国只有一些宗族地区和宗教社区的传统墓地还能部分完好地保存着。

我喜欢在墓地里散步，里面充满了欢喜的氛围，煎熬的一生终于结束，他们离开了这具受了一辈子苦难与屈辱的肉体，从此再也没有饥饿、寒冷与痛苦。留下的躯壳慢慢腐烂化为灰烬，墓地里除了泥土与骸骨什么都不会有，他们的灵早已飘浮到我们的世界之外，墓地里偶尔毫无来由地吹过微风，是一个刚刚亡故的人放下了他全部的眷恋。

在我青少年的时候，常常想人死之后会去哪里，会不会如老人们所说依然在看着我们这个世界，死去的人可以做除了复活之外的所有事情，但他们失去了阐释自己的权利，他们最后留下一座墓碑，也许只有名字和出生死亡年份，即便如此已经是非常幸运，很多人的墓碑早已不见，甚至根本没有墓碑。

传统上汉人不太能接受基督教，儒家思想相信人性本善，不能理解为什么人生下来就有原罪。在一些轮回论者眼中，人是有来世的，我猜想皈依基督教会不会是为了避免进入轮回，若是投胎为牲畜，意识迷茫混沌中挨过一刀，倒还算是痛快，若是投胎为虾蟹虫鱼，根本没有心智，那也就没有痛苦的感知，就怕投胎为人，又要再受一辈子罪。

离开墓地，我从岛内走向海边，经过了一座天主教堂，教堂旁边是槟城天主教区博物馆，槟城教区的天主教徒很多是葡萄牙后裔，他们的祖先从亚洲的葡萄牙殖民地来到槟城。

博物馆里面有一座圣母子的雕像，圣母带着欧洲王冠，穿着一件蓝色长袍，那件长袍很有满洲风格，站在她膝盖上的圣子则是白衣红袍。工作人员说这个圣母像看起来很像中国人，是一个教徒捐赠的，问我认不认识，是不是来自我的故乡。我把照片拿给一位研究服装的老师，他说看起来圣母的衣服像一件清朝宫廷女性的衬衣，这种衬衣可以内穿也可以单独外穿。

我之前看过一幅中国古典画，画中的圣母子是送子观音的样子，是传教士把圣母子像带到中国之后，中国画家仿画的，所以有可能这件圣母子雕塑也是中国教徒模仿圣母子的样式用中国服饰风格做的。

根据教区的记载，当弗朗西斯·莱特船长来到槟城的时候，发现已经有超过三千名中国人居住在这里，以开矿和手工业为生，很多华人是基督徒。这些华人基督徒一部分是太平天国时期逃难到这里的，其中有平民也有太平军成员，还有一部分后来是躲避义和团运动的中国基督徒。在吉隆坡有一座1903年修建的天主教玫瑰堂，墙面上有中文的题字：天道无私祸淫福善，主恩丕顕崇正黜邪。

离开天主教区博物馆，我继续向海边走，港口周围是槟城的老建筑区，有一座康华利斯堡值得去看看。康华利斯堡是1786年修建的一座星状城堡，以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查尔斯·康华利斯的名字命名，最初是木质的，1808年进行重建改为石头城堡，但这座堡垒从来没有投入过实战。这里也是莱特船长最早在槟榔屿登陆的地方，城堡内一棵槟榔树下面还有莱特船长的雕像，据说莱特船长真实的长相没有被绘制保留下来，这座雕像是根据他儿子的外貌做的。

在堡垒里面有很多老式大炮，其中有一门叫Seri Ramdai。这门大炮很传奇，最早是荷兰人送给柔佛苏丹的礼物，想寻求苏丹帮助攻打马六甲，所以大炮上有一个VOC的标志。后来这门炮被海盗夺走，再后来大炮沉入海底，英国人想打捞这门炮，一个马来人潜水把大炮捞了上来，他要求在大炮上刻上古兰经经文。当地有一个说法，这门炮可以求子，以前有不少女人来给这门大炮献花烧香。

在堡垒旁边的海滨公园里也有一座战争纪念碑，除了和怡保一样有一战、二战、马来西亚独立、印马对抗和紧急状态时期之外，还有一个“SIAM-BURMA DEATH RAILWAY 1942-1945”。这是二战期间，日本为了修建泰国-缅甸铁路，征用30万东南亚的战俘和劳工，造成9万劳工和1万6千名战俘死亡，称为死亡铁路。

海滨公园到老城区民宿之间是一大片商业区，我在这里找到了一家以做鱼闻名的餐馆，他们家的魔鬼鱼特别好吃，老板是华人，他自己调制的辣酱配上臭豆子，味道诡异而美味。我小时候原本是不喜欢吃鱼的，只有煎刀鱼能吃一点，长大之后发现了很多种好吃的鱼，才意识到我家里做鱼不太能去腥，小孩子对鱼腥味比较敏感，鱼类又没有其他虾贝类海鲜的甜鲜味，所以才会不喜欢。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家餐馆的蛋花汤，不放紫菜，而是放大量的薄荷叶和贝柱，味道非常惊艳。然而我却有些遗憾，这种瞬间的惊喜，身边没有人可以分享，就算以后有了伴侣，第一次喝到那碗蛋花汤时的感受却无法重现。

华人基督徒在本地华人中还是少数，多数传统华人社区中依然保留着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代表性的建筑就是宗祠。我前面提到第一批来到马来西亚的移民娘惹峇峇逐渐融入了马来社会，但是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第二批来到槟城务工和经商的华人，他们的融入意识并不强，更加内部抱团。

这一期间为了帮助新移民更好地定居下来,华人们成立了会馆, 按照故乡建造了宗祠，当地人称为 “Kongsi（公司）”，开始形成自治社团。在英国殖民政府和本地马来人看来，这些华人社团类似于帮派组织，经常发生械斗，难以被管理。

这些宗祠会馆除了有领事馆的作用之外,还有更深层的社会使命,维系与协调不断扩大的宗族内部责任和外部社会责任。随着时间推移,许多宗祠会馆越来越富有,建筑也更加华丽，开始互相在装饰和数量上进行攀比，正是由于这样的攀比, 槟城才成为中国海外宗祠建筑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谢公司 (Cheah Kongsi)是槟城最古老的华人宗亲会所在地，除了作为庙宇及聚集厅堂之外,这座建筑还是几个帮会的登记总部，每个帮会占据庙宇的一部分,这里成为1867年爆发的帮派骚乱的核心地带。

潮州会馆(Teochew Temple)也叫韩江会馆（Han Jiang Ancestral Temple)，建于1870年，会馆旁边有一座韩江学校，韩江就是潮州的母亲河。会馆里有几块匾额分别写着“九邑流芳”，“帝德同沾”，“派衍韩江”，潮州有八邑和九邑两个说法，八邑指的是海阳、揭阳、潮阳、澄海、普宁、惠来、饶平和丰顺八个县城，九邑就是加入大埔县，这个县今天属于梅州。

潮州会馆内里面有一块“槟榔屿潮州会馆纪略”碑，记载了这座会馆的历史。上面提到潮州人从乾隆五十一年（1768年）就开始在槟榔屿移民开拓，到了道光十二年（1846年）有了第一座家庙。

咸丰五年（1865年）在槟榔屿的潮州人以潮州公司名义开始祭拜祖先，同治九年（1870年）完成了现在这座家庙的修建。在民国八年（1919年），响应改革的浪潮，开始兴办教育，修建了韩江小学，之后家庙改成会馆，成立了马来亚潮州会馆联合会。

虽然是当地华人的会馆，但这些闽粤后裔离我的故乡过于遥远，让我感到熟悉的是会馆内的文字。汉字是中国构想的统一民族国家最伟大的发明，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获取政权之后马上进行全民扫盲，因为学习文字就是在塑造国族意识。 

如果仅仅是身处同一个被限定边界的国家境内，并不足以让人们产生“自己人”的意识，因为国家的边界往往来自征服和政治交易，并非相似族群的自然分布界限，无法证明为什么某几个族群必须要被圈在同一个国家里，所以才会将国家称之为想象的共同体，这意味着要塑造一些共同的象征来维系这种想象。

现代人获取信息的最重要途径就是视觉，使用同一种文字意味着在同一个语言平台上交流，每天看着同样文字的新闻报纸，阅读同一种文字的政府公告，孩子们接受同一种语言的教育，生活的公共环境只有一种文字，慢慢大家就会以为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国家在努力塑造人们的意识，让人们想象生活在这个纯粹政治划定范围内的人是一体的。

文字最重要的表达是记录历史，历史给人们提供了关于过去的来源，提供了想象的合法性。这些被文字记录的历史决定人们如何判断谁是自己人，以此来区分群体，人们有了依据用假设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指导今天的行为。虽然被文字记录的历史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但也把人束缚在过往中，一部分当权者会利用这些历史，或者制造历史来影响人们对当下的判断。

我自己常常处于这样的矛盾中，一方面我喜欢历史，喜欢那些人类有过的癫狂、荒诞和残酷，另一方面我又不愿被束缚和蛊惑，历史为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做出很多限定，统治者会有选择地保留和鼓吹一部分历史，同时隐藏和销毁另一部分，编造对统治更有利的神话故事。那都是唬人的，“自己人”不该被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字、相似的长相和被修正过无数次的历史所限定。

讲回到槟城的华人，不得不提及一个人——郑景贵，槟城有两条街以他的名字来命名。郑景贵年轻时跟随父亲在马来半岛经营生意，40岁的时候已经成为有名的华人富商，他主要投资的是锡矿业，郑景贵努力调和各个矿工帮派之间的矛盾，推动了矿业的发展。

到了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大清国一些背景复杂的人流亡到马来半岛，对当地社会治安危害很大，侨民们对此深恶痛绝，英国殖民政府又毫无作为。郑景贵以自己在华侨中的影响与当局协力整治，从此声望更高，被英国殖民政府任命为甲必丹，华人事务都由他处理，郑景贵的儿子郑太平在1921年被任命为霹雳州最后一位甲必丹。

槟城侨生博物馆曾经就是郑景贵的家，一座很大的庭院宅子，融合娘惹峇峇住宅风格，在内院侧面有一个欧式天使雕像喷水池，背后的墙壁却是中式浮雕。博物馆内里面收藏了大量有关娘惹峇峇名门望族生活的古董和艺术品，包括各种金器首饰和金漆屏雕，也有结婚礼服、女士的梳妆柜、绣花鞋嫁妆礼盒等。

在博物馆里引起我注意的是郑景贵的照片和画像，他穿着清朝的官服官帽挂着朝珠，俨然是一位大清国官员，他的妻子也是官员夫人的打扮。

1860年大清国被迫解除海禁之后，开始重视海外侨民问题，一方面侨民带来的外汇可以缓解财政压力，还可以输出劳工减轻社会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海外有大批成分复杂的反清流亡人士，有会道门分子、太平天国支持者、通缉犯，也有革命派、改良派等一系列政治反对派，让清政府觉得有必要进行控制。

于是清政府开始派出官员慰问侨民，允许侨民领袖捐官，并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处理南洋侨民事务。郑景贵当时就买了一个“资政大夫”的官职，赏戴花翎候选守巡道加四级，官职是正二品，他的夫人是三品淑人。

对于马来西亚的传统华人群体来说，他们的政治认同是很复杂的，这些人大部分接受英文教育，政治上认同英国统治，社会地位往往很高，成为英国人与华人之间的连接。我不知道英国殖民政府任命的甲必丹和大清国任命的资政大夫究竟哪个更吸引郑景贵，按照当地实权来说应该是前者，但博物馆中的照片和大幅画像似乎表明中华母国政府的册封才是至高的荣誉。

在槟城还有一处中国游客感兴趣的景点，就是孙中山故居。在清朝末期，马新地区是海外华人政治势力争夺的热点，百日维新失败后，维新派人士纷纷流亡海外，1900年康有为在新加坡组织保皇党分部，1906年孙中山在新加坡组建同盟会，1910年将革命大本营搬到了槟城，并创办《光华日报》。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策划地就在槟城，参加起义的72烈士中有将近三十位来自马新地区。

辛亥革命成功后，国民党开始在马新地区成立支部，拉拢南洋华人华侨回国投资，1925年英国当局禁止国民党活动，理由是其中有共产分子涉嫌反英活动。当时共产主义思潮从中国和印尼传到马新地区，印尼共产党在1926年政变失败后陷入低潮，后期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1930年成立独立的马来亚共产党。

我来到这座故居，里面一位老人向我介绍孙中山和革命成员们的早期照片，博物馆里展示着同盟会时期的报纸，还有关于孙中山在马来西亚革命故事的电影《夜·明》的宣传海报，这部电影全程在槟城拍摄。

有意思的是，博物馆里面展出了一份报纸，是关于娜迪亚·科马内奇的，引用了她的一句话：不求事事顺畅的人生，只求做个生命的勇者。很鸡汤的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和传闻中她与小齐奥塞斯库的故事有关。

在槟城的旅行结束了，也就意味着我的马来半岛之旅结束了，我从马六甲出发，途径吉隆坡、怡保、太平，最早到达槟城，探访这一路的历史遗迹。

之前在2016年，我当时居住在上海，和朋友王鹤进行了一次南方之旅，从上海出发到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我在第一本书《铁锈与孤岛》里提到过这趟旅行。作为一个北方人，对于南方有着一种复杂的向往，湿热的空气中弥漫着情欲的气味，远离帝国北方首都天高皇帝远的自由。

后来我发现自己的想象可能过于古典了，忽视了“现代”的强大，“现代”意味着权力可以延伸到最基层，肆意控制摆布着哪怕最遥远的边疆或者最人烟稀少的村落。

这次到了马来半岛，我感觉才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南方”，或者说是更接近我期待的那种南方。但是在表面的自然生长背后依旧带有一层层政治痕迹，在全世界国家民族主义喧嚣势头中，马来西亚作为东南亚地区以及伊斯兰世界重要的国家，政治地位得到强化，这对于民众来说未必是好事。

越重要的国家越会促使一个大政府形成，但政府一旦大起来，就很难再缩回去，会有更多的资源被集中起来以国家的名义运作，开始有更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意识被鼓动，总会有人相信国家强大会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但国家往往不会集中力量办大事，反而更容易集中力量办坏事。

在马来西亚的最后一天，我去逛了逛吉隆坡的武吉免登商圈，马来半岛的旅行总体上是令人愉悦的，愉悦的感受在我的生活里并不常见，在我之后的旅行中也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