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够用哲学指南

哲学要问的最重要的问题无非是“什么才算是知识？”还有“如何区分真的和假的知识？”对任何人声称的他所知道的一切，我们都可以问一句“为什么它是对的？”有人把这称之为“怀疑”，是一种不光彩的破坏性行为，然而哲学思考中最为宝贵的品质就是保持怀疑，怀疑可以导向最高程度的真实，尽管它不一定会让你舒适。

设想同时有两个人在发表他们的理论，其中A用尽一切办法去证明他的理论是对的，在他心里他的理论就是完美无缺的，于是他找出成百上千的例子来支撑他的理论，并且相信人们看到如此多的证据一定会对此信服。而B用尽一切办法去证明他的理论是错的，他列出所有可以攻击他理论的方式，并一个个验证那些攻击是不是真的成立，最后发现他的一部分理论是尽全力也没办法击倒的，于是发表出来。

你会觉得A和B谁的理论哪个更接近真实，更对或者更可靠？答案毫无疑问会是B。因为A的理论可能处在一种脆弱的状态，而他却对此丝毫不知情，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考虑怎么阐述理论，但是没有考虑怎么增加理论的强度。而B则很清楚，对理论的怀疑才可以增加理论的强度，如果全世界都没有人能提出怀疑，那么这个理论毫无疑问会是最正确的，因此他甚至非常欢迎其他人的怀疑。

科学就是建立在B的想法上的，不断提出假说，再想办法通过实验证伪，如果实验没法证伪，那么这个假说就更可能是正确的。因此，在科学能解释的范畴，科学往往拥有最强的解释力和可靠度。但是类似的对知识的态度远不止可以让科学收益，实际上对任何观点，知道这个观点的薄弱之处总比不知道要好，怀疑总比坚信要好。

在解释过怀疑的精神后，我们将开始真正尝试回答文首的问题。而在此之后，无论我行文的语气有多肯定，你都应该认为我的理论是可以怀疑的，这相当于一种免责声明，也让我可以大胆声称这是哲学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我们先考虑这么一个问题，我看到了我桌子上有一个苹果，于是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苹果”，这算是真的知识吗？我们可以考虑这句话可以如何错，例如1）实际上桌子上没有苹果，我出现幻觉了；2）实际上桌面上的不是苹果，而只是一个看起来像苹果的梨子。如果1）的攻击要成立，那么我应该表达的是“我从我看到的苹果，推断出外部世界里也存在一个苹果”，但是外部世界并没有，所以这个推断是错误的。如果2）的攻击要成立，那么我应该表达的是“我从我看到的苹果，推断出它应该有苹果的属性而不是梨子的属性，例如它应该吃起来像苹果”，然而实际上这个推断是错误的。

那么我的想法“这里有一个苹果”，是不是真的包含了上述两个推断呢？并不一定。“这里有一个苹果”可能单纯只是意味着“我看到了一个和我过往见过的苹果看起来一样的东西”，而我并没有非要推断外部世界怎么怎么样的想法。因此，同一个句子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对其中一些解读，可能是很容易指出错误的，而对另外的一些解读，可能根本没办法指出错误。一个完全关于主观的句子就是难以反驳的，例如“我看到了苹果”，如果其他人并没有读心的能力，他可以如何否定你看到了苹果？毫无办法。

如果参与交流的各方，对于同一个句子的解读并没有达成一致，彼此之间的攻击和指责都是错位的，你在指责A，但是他在想的是B。因此，哲学讨论中要让一个句子的意思明确，并且可以让参与的多方都无歧义地理解。而达到理解的一致的好方法是，多问对方“你对这个的解读是xxxx吗？”或者“如果这个句子的解读是xxxx，那么xxxx。”哲学思考在于对不同可能性的考量，我们做不到预先去指认出哪一个解读是最优的，而攻击其他解读都是错误的，而只能尽可能考虑更多的可能性，再推导不同可能性的后果。

一个有名的思想实验叫做忒修斯之船，也就是一艘船在航行的途中不断地更换部件，等到到目的地的时候全部部件都已经换过一遍了，那么它还是不是出发时的那艘船？这个问题初看上去是很诡异的，我们会觉得“是，又不是”，但是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只和我们怎么定义“同一性”有关。如果我们把“同一”定义为“每个部件都比起原先完全没有改变”，那么忒修斯之船在更换第一个部件，甚至在下水的第一秒，就已经和原先的船不同了。而如果我们把“同一”定义为“作为一个整体在时间上延续”，那么忒修斯之船尽管换完了所有部件，由于它一直是维持同一个整体在海上航行的，所以它还是原先的那一艘。

不同的人对“同一”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不同的解读会导向不同的结论。过往的哲学家在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在争论“哪个定义更好？”是部件的同一更正确还是整体的同一更正确？但是在当下，我们更想说的是，为什么不能接受同时有多种解读？

实际上，不同的定义会有不同的应用场景。例如在交易船的市场上，买卖双方都只关心一个船能做什么，只要能做的东西一样就是同一的，不管它之前航行过多远，是忒修斯之船还是米塞斯之船。而对于忒修斯之船的船长而言，由于有情感的因素，他不会认为他的船和别的其他船是同一的，尽管外貌和功能都一摸一样。

如果我们非要评价哪个定义更好，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额外的标准，例如从市场交易上考虑，功能上的同一要更好，但是我们没办法回答“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按市场交易来考虑？”如果我们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提供另一个标准来支撑“按市场交易来考虑定义更好”的论断，这样的追问可以无穷无尽地延续下去。因此，我们只有在给定一个目的的时候，才可以谈论哪个定义更合适，但是不存在不考虑目的时，一个定义天然地优于其他定义，因为我们总是可以构造一个场景，使得这个“更优”的定义变成更差的。

关于解读的问题，还有更多在生活中的例子，例如我们常常对他人提出建议，如“你应该xxxx。”但是这个句子是残缺的，或者是有残缺的风险的，因为它忽略了目的。你应该更明确地说“如果你的目的是xxxx，那么你应该xxxx。”这样如果你对他人的目的解读有出入，你不至于给出了一个错误的建议。目的是判断一个建议的标准，没有标准我们没可能判断一个建议的正确。

至此，我们要提出一个重要的论断，“任何句子的成立都是有条件的。”一个句子的成立至少要依赖于某种解读和某种判断标准。每一个句子的完整形式是“如果我们这样解读这个句子，并且基于这个判断标准，那么这个句子是正确的。”很多时候判断标准同时包括了如何去解读，但是一个句子至少不是无条件成立的。即使是简单的如1+1=2，也要依赖于数学的判断标准才能正确。

人们往往想找到无条件成立的客观真理，其实这样的真理并非不能存在，只是它并不是真正无条件的。如果人类的生理构造决定了所有人都必定会认同某一种解读和判断标准，那么对于所有人类而言，这个解读和判断标准所导出的结论就是客观真理，因为没有任何人能质疑它。这个真理有条件，但是这个条件永远可以被满足。但是这并不会是绝对意义上的客观，因为一旦有人拥有别的解读和判断标准，那么这个结论对他来说就不一定是正确的。

而有条件成立的真理却往往可以做到客观，例如“当我们接受某些数学上的定义时，我们可以推出某些确定正确的定理”。这句话是客观成立的，因为如果定理仅仅依赖定义就可以推出，那么任何认同这些定义的人都会认同这些定理，而不认同这些定义的人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句话的成立是可以确保的。

回顾一下文首的问题，我们似乎有了一个初步的解答。知识就是根据某个判断标准做出的判断，而真的知识则是正确地运用了给定的判断标准。而对于一个判断，最重要的是去研究它成立所依据的标准，再考虑这个标准是不是适用面临的状况。

现在出现了一个恐怖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判断一个标准是不是适合于我面临的状况？如果我得了绝症，我是应该按照保命的标准，尽量躺在医院看看能不能有治好的希望；还是应该按照快乐的标准，尽可能出去玩？如果路上看到有人落水，我去救的话有可能一起死，那么我应该按照做好人好事的标准，还是避免自己死亡的标准行事？

一个简短的回应是，没有答案，或者更残酷地说，你只能靠自己的直觉做出选择。从根本上，知识的形式就不能帮助你选择判断标准，而只能是在选定判断标准之后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你当然可能拥有一些更高一层的帮助你选择的标准，例如如果你相信佛教，那么上面两个选择的问题按照佛教的标准都会非常容易回答，但是在“为什么要相信佛教”上，或者再往前，总有一个时候你是只能通过直觉选择，而并没有知识可以指导你。

这意味着，知识的根基非但不是确定牢靠的，而反而是建立在直觉和信仰上的。一个知识体系的正当性并不能由它本身或者它的子集来支撑，而仅可能由包含它的更外层的知识体系支撑。但是在最外层的知识体系，必然是缺少支撑的，而只能靠“相信”来支撑。因此，虽然我们常常会批评别人“诉诸直觉”，但是实际上任何知识归根结底都依赖直觉，我们想要说的只是，在有知识可以指导达到某个目的时，还使用最基础的凭感觉行事，反而会降低达成目的的概率。我们可能可以批判过多地使用直觉，但是使用直觉永远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有无的问题。

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知识体系，它们都有各自的信仰基础，包括科学也是。科学的信仰基础是，世界是由一套统一的规律支配的，同样的物理定律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同样生效。这样的基础是不能由科学自身证明的，而对于一个第三者，他只能选择去相信与否。当然在对比了其他竞争理论之后，人们可能很容易感觉科学确实是其中最靠谱的。

人很容易因为年月积累而扩大自己的信仰。一个深深相信科学的人，可能会慢慢忘记科学本身是一种信仰，而习惯性地把它当成无条件正确的，这使他不再能接受其他知识体系的解读和判断标准。如果不想自己的观念变得越发狭隘，还是应该保持怀疑，因为怀疑可以让自己看到一个知识体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避免自己变得盲目。

直觉是人脑这个机器（如果你也这么认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在对知识的构造和应用中无处不在，接下来我们再探讨一些直觉的问题。

回到最初的苹果的例子，在看到一个苹果的时候，我们不假思索就会知道那是一个苹果，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分析这个判断的解读和判断标准，而是我们的大脑自动告诉我们这是真的。但是因为一个婴儿并不懂得辨认苹果，所以这种判断苹果的能力肯定是通过后天学习来的。我们在思考之后可以对学习过程做出猜测，我们以前在见到一个红红的圆圆的物体时，别人会用“苹果”来称呼它，之后我们观察了非常多类似的案例，然后别人也都用“苹果”称呼它们，因此我们的大脑建立了名字和一类物体的联系。再看到类似的物体，我们就会反应过来这是“苹果”。

如果我们确实是这样学习每个概念的，那么会有两个后果。1）没有办法确保我们脑中的概念和别人脑中的概念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每个人学习的过程中观察到的案例可能有差别。2）每个概念的边界都不是确切的，当出现一个和过往苹果都细微不同，例如拥有相同的形状，但是不同的颜色，我们还是很有可能将其归为苹果。

1）会导致我们和其他人的沟通存在困难，因为我们可能因为学习过程的不同，而对一个概念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这种理解的差异可能不会出现在苹果上，但是很可能出现在例如“自由”等更复杂的概念里。不同的人看过的书，观察过的实例不一样，则会得出对同一个概念的不同理解。要减少这种理解差异，最好的做法就是不断地细化和明确概念，通过不断列出更细致的定义，还有举出例子来观察双方的理解是不是达到了一致。

而2）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如果你已经有这么一个知识，“你吃了苹果会死”，那么你怎么判断要不要吃一个和过往苹果有共通之处，但是又不完全一样的水果？这时候没有任何过往知识可以帮你做出决断，你只能凭感觉决定要不要把这个新水果归为苹果。如果你决定归入了，“苹果”这个概念所代表的含义反而会发生细微的变化。

在这里，“苹果”这个概念是一个抽象的类别，我们可能对整个抽象类别有一些知识，但是面对一个具体的案例的时候，我们要先把这个具体的事物归入某个抽象的类别，才可能用到那些知识。因为我们对“苹果”的概念的认知，并没有包含未来可能会碰到的所有苹果，所以对每一个新案例，你总是需要凭借直觉对它进行分类。只要我们不能预见所有未来的可能性，这种将具体事物归入抽象类别的过程就总是需要的。

如果“苹果”显得并不是非常抽象，我们可以换个例子，例如一条法规规定“不可以在公园里使用交通工具”，很显然，汽车是包含在交通工具的概念内的，但是滑板车呢？法官只能根据他临时的判断来决定要不要把滑板车包含进交通工具。如果要消除这种问题，最理想的状况是我们拥有一个无限长的法典，包含了所有物体以及它们属不属于交通工具，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知识总是简化和抽象的，只包括一些有限数目的规则，因为如果过于具体和复杂我们会丧失使用它们的能力。但是我们要应用知识的情景总是具体的，我们会需要去除一些细节，并找一套抽象的知识套用上去。这意味着，即使我们的抽象知识是正确的，我们依旧没办法保障我们对这个知识的应用是正确的。这里永远存在着需要靠感觉做出选择的地方，以及靠感觉带来的风险。

要改善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不断地对抽象知识做细化，但是过多的细化又会增加理解和使用的成本，所以我们只能取一个中间值。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否定了客观真理，或者说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不存在一定能做出正确判断的客观真理，而只能是一个妥协后的最优解。

这篇关于知识的文章至此告一段落了，它看起来一直在打击想要获得知识的信心，但是我认为只有清楚认识到知识的局限，才能更好地获得和使用知识，而这也是我认为哲学最有价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