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軼君：經濟成功的政府，能說了算嗎—— 土耳其觀察

［上］

【一】

伊斯坦布爾市中心廣場，一棟十三層樓，朝向街道的兩側，整個都刷成埃爾多安的臉：一張含笑，一張堅毅。頭頂一串數字：2023、2053、2071。

納吉和我一起仰望：2023年，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一百年；2053年，奧斯曼（港譯鄂圖曼）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定都伊斯坦布爾600年；2071年之前一千年，被蒙古人趕出中亞的土耳其人，重回故地安納托利亞。

數字左邊寫着：「HEDEF(目標)」。在伊斯坦布爾經營旅行社的納吉解讀，埃爾多安會在這些歷史時刻「與土耳其同在」。我吃了一驚，長謀遠慮對於當代民主政治是個稀缺。2014年埃爾多安60 歲，2023年他將69歲，可是2053？2071？

答案也許並不重要。這些年份把埃爾多安與土耳其人純正光榮的歷史串聯在一起，還將未來打上自己的烙印。數字和面孔上方，土耳其語寫着「民族意願、民族力量」。

2003年以來，埃爾多安一直以總理身份主導這個國家。眼看不能再次參選，他改變遊戲規則，倡導全民直選總統。過去十多年，選舉一直是埃爾多安和他領導下正義發展黨的專長，不論是議會換屆，還是某個議題的公投，總能獲得大多數支持。我離開土耳其之後半個月，埃爾多安果然贏得52%選票。土耳其總統是象徵性質，他的下一步眾人皆知，就是推動總統制，賦實權於虛位，繼續執掌國家最高權力。

大樓第十三層，單詞「民族」背後的窗戶支開了，裏面的人大概想透透氣，見見陽光。

「埃爾多安的ego（自我）很大，」 納吉說。記得2010年第一次見面時，他滿心擁護這位領導人。就在同一個廣場上，背向國父凱末爾建國群雕，納吉愉快地告訴我，最近幾個月阿拉伯遊客猛增100多萬，土耳其旅遊行業協會說那是埃爾多安叫板以色列的結果。今年再見，他竟轉了調：「我不喜歡埃爾多安了，他的權力太大，這次我不打算投票給他……」

「可你的生意還很好啊，不是托埃爾多安的福？」

納吉學過中文，但平時用英語交流更順暢，這時拍拍胸口，突然換了中文對我說：「這是心的事情，跟生意沒關係。」

順着埃爾多安畫像的眼睛，望過對面，百米開外就是蓋齊公園——埃爾多安完美執政履歷上的一塊瘡疤。2013年五月末那裏爆發抗議，蔓延近百座城市。警方強壓之下，蓋齊集會幾個月後散去，但各地抗爭此起彼伏。

公園在廣場邊隆起來的一塊小高地上。沒有圍牆，青草斜坡連通廣場，三三兩兩坐着人。曾經熱愛埃爾多安的納吉，去年抗議期間也來過蓋齊，挨過催淚彈。他的辦公室就在附近，很自然走過去「看熱鬧」。這會兒他卻不肯陪我過去：「你自己去吧，那裏太多警察了。」

塔克西姆廣場和延伸出去的獨立大街，構成伊斯坦布爾最繁忙的商業區。遊人如織，晝夜沸騰。蓋齊公園，如同喧鬧之中一星綠洲。來到才發現，給埃爾多安惹上大麻煩的，竟是一座很小的公園，十分鐘足可以繞個圈。這裏的樹木並不粗大，但足以成蔭。一早有人坐在長椅上，閉目享受微風與晨光。北角是個兒童遊樂場，滑梯、鞦韆，小販挑着粉紅色的棉花糖等待哭鬧的孩子。造成十一人死亡，八千人受傷的抗爭，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僅容一人的警察哨所把着公園南角，看上去很新。「Hello，遊客？」穿白制服的警察大叔站在門口，笑容可掬。「是的，這裏真美。」我掂量着要套多久的辭，才可以把話題引到去年發生的事情——可惜我們能夠溝通的詞彙有限——於是單刀直入，試探反應。「聽說這裏發生過抗議？」警察突然收了臉：「No English（不懂英語）」，眼睛望向別處，身體站得更直。

廣玉蘭樹下坐了兩個穿橙色反光衣的保安，在我走過的時候，友好微笑。我做出伸胳膊的動作，問記不記得「抗議」，他倆齊聲回答：「No English」。

推車賣紅茶的小販，主動跟我打招呼：「一塊錢一杯，歡迎來伊斯坦布爾！」小販的英語聽上去更流利，就算我已經放棄打聽去年的事，也不妨一問。更何況我剛剛成為他的顧客，端着微燙的紅茶正好聊天：「新聞里說，這裏發生過抗議？」小販轉身低頭：「No English.」對面走來一個戴墨鏡的男子，也要了杯茶。我離開茶攤繼續在公園裏轉，他不遠不近同向而行。早晨，開闊的公園裏沒什麼行人，我無法不察覺他正在身後。幾分鐘後，我在一張長椅上坐下。他也坐在隔壁椅子上，喝茶。

2013年抗議起因，正是埃爾多安政府宣佈拆除這座公園，改建一個購物商場。蓋齊雖小，卻是附近唯一一塊綠地。近些年土耳其政府大興土木，基礎設施發展眼花繚亂。埃爾多安曾經告訴外國記者，自己最驕傲的政績，就是「把81個省全部變成建築工地」。城市舊貌換新顏，卻也叫居住其中的人漸感不安。5月28日，推土機開到，50名環保人士到蓋齊公園靜坐阻擋，附近科技大學學生加入，抗議隊伍如水面上的漣漪迅速擴大，封鎖廣場周圍十一條街道。抗議者的訴求很快超出環保，對埃爾多安執政的各種不滿一齊迸發。

蓋齊公園和塔克西姆廣場周圍，國際酒店林立，四方遊客往來，示威無疑傷了埃爾多安的臉面。政府反應激烈，第一天就動用水槍催淚瓦斯，毫不猶豫稱示威者為「恐怖分子」、「猶太間諜」。

一輪又一輪抗爭之後，公園竟保住了，綠樹還在。喝完茶，我看了一眼墨鏡男，起身離開。經過兒童樂園時，身後有動靜，一回頭，一輛警車緩緩移動，兩側門都拉開，四個防暴警察端着槍，掃視周圍。寬闊的輪胎壓過窄窄的公園小道，靜悄悄遊走。

蓋齊公園還給大眾，但從此禁止集會。密佈的警力提醒人們，「恐怖分子」和「猶太間諜」隨時可能回來。

警車並沒有理會我，轉了幾圈，駛回廣場上的警察局。警局大門正對停車場，五六輛旅遊大巴趴在那裏，一旦出動可以裝下許多人。守門的警察兩隻手都在衝鋒鎗上。

塔克希姆是繁華地段，警戒嚴密確有必要。只是埃爾多安極度自信的眼神中，流露了不必要的威懾。終於明白納吉臨別時說的：「他們仍然害怕。」

【二】

博斯布魯斯海峽，一丸酡日，萬縷金線。

在土耳其旅行，俯仰皆拾史詩般的壯麗。哪怕只是二十分鐘的擺渡——獨立大街走到頭，我剛跳上的這趟市內擺渡，跨越歐亞兩大洲。落日餘暉，水汽裊裊，索菲亞教堂、藍色清真寺、托卡比皇宮，搖曳生姿漸行漸遠。這三棟建築的弧線，囊括了奧斯曼帝國統領亞非拉六百年榮光、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劃分世界、東西文明的交戰與交融。我在腦海中為此情此景尋找音樂，總覺得應該恢宏些，再恢宏些。

對一個平日坐慣渡輪從尖沙咀到中環的人，博斯布魯斯渡輪之旅，猶如河伯遇見北海若。然而，「史詩般壯麗」，也是土耳其人揮之不去的自我催眠。奧斯曼帝國餘暉像一個未盡之夢，每天都在海峽上幽怨出沒。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做了最好的自嘲: 「福樓拜在我出生前102年到訪伊斯坦布爾，他驚嘆『未來一百年，伊斯坦布爾將成為世界的首都……』，接下來發生的一切剛好相反，一戰結束、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崩塌之後，世界忘記了伊斯坦布爾的存在。貧窮，破爛，與世隔絕。像我一樣，每個伊斯坦布爾人，都要跟這種『悲情』鬥爭。」

帕慕克出生前54年，1898年梁啓超把中國與土耳其比作「同種」——這個詞過去只用來指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淵源——《俄土戰爭》中譯本序言中，他寫道，奧斯曼與中國是歐洲人眼中，並存的兩個「亞洲病夫」。同年五月，康有為上書光緒皇帝《進呈突厥削弱記》：「橫覽萬國，與中國至近形似，比擬同類，鑑戒最切者莫如突厥（奧斯曼帝國）」 ，一口氣列舉奧斯曼帝國愚昧落後十六處「與我國同」。康有為一邊哭泣（「旁皇淚下」），一邊激昂宣稱，大清如果不想陪奧斯曼等死，唯有「且決立憲」。一個月後，戊戌變法到來。

當時的奧斯曼，屬國紛紛獨立，歐洲列強環伺。一群不想陪帝國等死的軍校學生兵變，征戰幾回終於推翻封建王朝。1908年，27歲的軍官穆斯塔法·凱末爾支持起義，但還沒有領銜變革。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身份類似軍閥，出兵抵禦協約國進攻，保全土耳其核心疆土和主權，最終建立共和國。土耳其人期待的，與衰亡悲情抗爭的英雄出現了。

開國元首凱末爾，帶領新生共和國一路向西。在他看來，奧斯曼帝國所有的不幸歸咎於它的「東方性」。他不滿足於「西學為用，中學為體」那種實用主義變革，而是行霹靂手段，從裏到外全盤西化。宗教學堂關了，伊斯蘭法廢了，阿拉伯文版《古蘭經》只能藏在地板隔層，盯上釘子，沒人的時候再起出來讀。男子必須西服禮帽，婦女不准戴頭巾，政教分離成為土耳其立國之本，守舊者治罪。

環顧東方世界，變革最徹底當屬土耳其。凱末爾甚至廢除沿用千年的阿拉伯字符，土耳其語拍拍翅膀，破繭而成拉丁文（相當於中國摒棄漢字，只保留拼音）。他不要梁啓超眼中「亞洲的土耳其」，要做歐洲的新成員。

凱末爾廢神運動的一個結果，是自己成了新的神。土耳其人世世代代感激他從奧斯曼帝國灰燼裡，拯救出一脈餘存的民族尊嚴。直到今天，土耳其每一處營業場所必須懸掛他的照片，否則不許開張。「因凱末爾之名」，成了後繼政府的合法性來源。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土耳其三次軍事政變，都打着「重回凱末爾之路」的名義，博取民眾擁護。

這就是為什麼，2010年我第一次來到土耳其，看到執政黨正義發展黨辦公室，還有街道上，埃爾多安的畫像與凱末爾並肩懸掛，驚愕不已。埃爾多安從未掩飾自己對宗教的熱忱。他曾經因為公開吟誦宗教詩句，被忠於凱末爾主義的軍人抓進監獄。他的對外政策也更傾向中東，而不是歐美，怎麼可能同凱末爾並列？

埃爾多安並不是第一個試圖在凱末爾的背影里改道向東的。凱末爾去世之後，土耳其出現過阿德南·曼德列斯、圖爾古特·厄扎爾等傾向伊斯蘭價值觀的領導人。曼德列斯被將軍們吊死，厄扎爾懷疑被投毒，案情至今不明。聰明如埃爾多安，儘管他的主張跟凱末爾南轅北轍，但「國父高懸」是他推行政策的一張護身符。

正義發展黨女議員艾迪布·瑟增告訴我：「說我們要背叛凱末爾是個笑話。」她自己不包頭巾，西方留學歸來，以此說明這個黨派雖然有點保守，但絕不是塔利班，遠比馬來西亞更開放。那是2010年，埃爾多安政府正推行修改憲法的公投，在一系列保護老人、男女平等的條款之中，挾帶廢除兵變、婦女有權戴頭巾等實質更改。埃爾多安可沒把軍方勢力當「笑話」，公投之前突然抓捕兩百多名軍官。近一百年來，土耳其文職政府第一次收回兵權。

凱末爾像不僅用來護身，埃爾多安還有無法明言的雄心，常常被外國媒體道破：「第二國父」。以這個謎底倒推，凱末爾像、2023、2053、2071，都是同一組密碼。

今年再來伊斯坦布爾，我沒見到並肩懸掛的埃爾多安和凱末爾。塔克西姆廣場上，十三層樓高的埃爾多安注視下，國父雕塑矮了下去。他不再需要別人做護身符了，2002年以來正義發展黨在所有選舉中立於不敗，選票箱不是最無可爭辯的合法性來源嗎？軍隊、法院、媒體，都在他「合法的權力」下低頭，不需要擔憂什麼了——除了蓋齊公園那些手無寸鐵、不知所謂的人。

然而，這麼多年來，正義發展黨的常勝戰績，是不是也說明，大部分土耳其人並不反感埃爾多安的雄心？相反，是時候歡迎新國父了。

埃爾多安領導下的土耳其，與凱末爾當年一心脫貧的心境迥然不同。阿德南·曼德列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貫徹工業化、城鎮化，土耳其經濟起飛。八十年代，圖爾古特·厄扎爾改革國有企業，奠定今日土耳其自由市場經濟基調。在他突然離世之後，國家陷入十年困頓，過多倚重外資鬧出2001年債務危機。在西方工作多年的經濟學家凱末爾·德爾維什臨危受命，開出改革藥方，籌得緊急貸款。一年半後，德爾維什使命完成卸職。正義發展黨，像他們的名字一樣，以清廉公正、經濟建設為口號，幸運地在2002年接棒執政。德爾維什的改革藥方，在2005年全面見效，外資銀行回歸，土耳其經濟開始前所未有的發展。

接下來，埃爾多安執政十餘年間，數百萬人脫貧。他上台的時候，土耳其人均GDP3500美金，2013年15300美金，增長五倍。土耳其近年 GDP總量排名全球第十五至十七位，埃爾多安在美國講演時，稱他管理着「全球十大經濟體之一」。

走在伊斯坦布爾高檔商業區，很容易讓人忘記，這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阿拉伯遊客驚嘆土耳其的安康，拿不到歐美簽證的伊朗人，把這個鄰國當作放縱之地。我住的酒店裏幾乎全是伊朗遊客。吃早飯的時候，一對青年男女坐在對面，女友着低胸緊身衣。他們來伊斯坦布爾專程看一場美國搖滾樂隊演出。我沒聽過這個樂隊的名字，他們睜大眼睛不敢相信。

2008年金融危機蔓延全球，土耳其安然度過，實現近9%的經濟增長，與中國同速。這個事實給了土耳其人空前信心。2010年我在伊斯坦布爾街頭採訪時，說到加入歐盟路漫漫，不止一個受訪者反問：「那個鬧危機的歐盟？他們加入我們還差不多！」

歷史悲情，或許如縷難絕，但今日土耳其人，因錢包鼓脹湧起一股豪情。

初到伊斯坦布爾，我眼見的第一道風景，是國旗遍地。幾乎每條街道，每一個陽台，各種尺寸、新舊不一的國旗四季飄紅。在城裏任何一處站定，視線內一定出現布的、紙的或鮮花拼成的星月旗。旗幟不是政府發的，大多是人們自己掏錢買的。

很多人向我提起總理的英勇事跡。他在政要巨商雲集的瑞士達沃斯年會上，與以色列總統一言不合，拂袖而去，像個驕傲的牧羊人。回國後，受到英雄般的歡迎，紅旗鋪滿機場。一艘土耳其救援船在加沙附近與以色列士兵衝突，九名土耳其人死亡，阿拉伯世界一片崇拜。我採訪過當時在船上的奧薩曼·阿帕特雷，他承認自己所屬人道救援組織IHH，出發前告知了土耳其政府，也預見到會遭到以軍阻攔。就是在那幾年，埃爾多安「向東轉」的姿態為土耳其帶來更多阿拉伯遊客，打開更多中東市場。

埃爾多安顯然看到遍地紅旗裡的信號，足夠點燃一團民族主義火焰。

叫板以色列，他的個人威信高漲。這位硬漢還對國旗展現過柔情：G20元首合影時，他從地上撿起標明站立位置的小小新月旗，對着鏡頭仔細摺疊，放進上衣口袋。 2009年之後連續三年，正義發展黨在地方選舉、修憲公投和議會選舉中屢戰屢勝。

以土耳其標準來說，埃爾多安相貌端正，算不上十分出眾，但人們讚賞他的「領袖氣質」。四年前，納吉告訴我，前任總理比倫特·埃傑維特見到美國總統「像犯錯的小學生」，而土耳其媒體管埃爾多安叫「那個高大的男人」。納吉的這種振奮，我是熟悉而有戒心的，但儘量不在他面前流露。納吉四十來歲，是個熱情爽快的人，當時幫了我和同事很多忙。這次重逢，我由衷高興，卻沒想到他似乎保持距離。

納吉的前妻是中國人。分手原因，他說對方不肯生孩子。「我們結婚都十年了，她還是說要先『奮鬥』，晚點再安定下來。」最近他在家族逼婚壓力下，跟一名本地女孩成親。而他自己也認可，不能再找「奮鬥不息」的中國人。我似乎有些明白了，接待一名來自中國的女性朋友，也許會惹土耳其妻子不高興。不過，納吉的新婚妻子也在學中文，將來好幫他一起在北京開辦事處。「我的生意總有辦法做。」納吉一再說自己沒有受埃爾多安的氣，只是看不慣他為所欲為。納吉家附近一間私校突然被關，傳言跟埃爾多安的政敵有關。「那家學校的學生剛拿了國際數學比賽第一名，說關就關了。」

渡輪徐徐。我搭的不是兩小時遊客航線，而是本地短途擺渡，上層站人，下層載車。韓國通用、日本豐田很常見，不乏奔馳寶馬。納吉提醒過我留意土耳其人富起來的標誌：「十年前，土耳其人在歐洲街頭羨慕到處是私家車，現在我們的車比他們的好。」與渡輪航線平行，海底列車剛剛開通。埃爾多安還承諾再建一座跨海大橋。

眼前的土耳其繁榮穩定，比地區絕大部分國家更開放，甚至在「西方的中東代理人」面前硬氣，還有什麼可抱怨呢？ 2013年蓋齊公園抗議，如冷水潑面，任誰都意外。國際媒體立刻轉向，言之灼灼，全國抗議也許無法推翻埃爾多安的統治，但註定毀掉他的「總統夢」。對不起，他又贏了。

海鷗鳴叫不斷，落日、史詩、紅旗，還在我腦海中盤旋，渡輪已把歐洲留在身後，輕抵亞洲。

【三】

艾明在碼頭等我。這個白皮膚綠眼珠的年輕人，混合伊拉克、敘利亞、車臣多重血統。地理位置決定了土耳其民族複雜多樣。一個奧地利朋友介紹我認識艾明，說他去了蓋齊公園抗議，或許是我要找的人。我們原本約在一個小餐館見面，可艾明的媽媽說，正好是齋月，你為什麼不帶人家到家裏吃開齋飯呢。

一棟五層高的居民樓，艾明和父母、妹妹住三樓一間公寓，外婆跟還是單身的舅舅住二樓。現代生活拆散了大家庭，但是有能力的穆斯林還是習慣把全家人安排在一棟樓里。

隔博斯布魯斯海峽相望，伊斯坦布爾歐洲區更加富裕，亞洲區這幾年也熱鬧起來，房價跟着飛漲。艾明家陽台望下去，是一條商業街，咖啡館餐館，霓虹燈五光十色。來的路上，我還看見附近一塊地用廣告畫圍起來，畫面上是一個新的商務中心。

「這裏買樓一定很貴吧？」我問。艾明卻說：「十五年前爸爸買的，只能說買對了。」眼見樓下街寬了，燈亮了，十五年來，自己的生活卻沒有太多改善。

這套公寓有四個房間，二十出頭的艾明兄妹各有獨立空間，外加客廳和寬大的陽台。「伊斯坦布爾公寓通常只有兩到三個房間，」妹妹博拉薩的說明，加重了我的艷羨之情。這家有兩部小汽車。「其中一輛是我爸爸公司的，」艾明提高嗓門，似乎有必要說明，家裏買不起兩部車。我一再追問，國家經濟大好對他家的影響，兄妹倆連連搖頭，仿佛承認了分享其中好處，是件羞恥的事情。「應該這麼說，我們的收入提高了，消費也增加了，整體上沒覺得家庭變得更富有。」爸爸打圓場。家裏的裝修確實樸素，毫無炫目新穎之處。客廳電視機旁裱起來的書法「安拉」（真主）很顯眼。我進門的時候，爸爸正在客廳角落跪地禮拜。

艾明的阿姨姨夫，帶着三個兒子，從土耳其東部尚勒烏爾法來小住。那裏靠近敘利亞，「夏天太熱了」。十歲的表弟騎着玩具自行車轉圈，體恤上印着New York，時不時沖我表演幾句英文。外婆正製作傳統食品：cigkofte。這種小吃的歷史據說追溯到先知亞伯拉罕時代。切得極碎的洋蔥、辣椒、香料、西紅柿、薄荷葉，混上完全沒有肥肉的牛肉末。外婆用杵搗了一個小時才告成。

好客的氣氛一下子讓我放鬆下來。我已經獨自旅行了十多天，突然被一個盛情滿溢的大家庭收留，真想好好吃頓飯，不用討論什麼抗議或是選舉。

「開飯啦！」表弟喊了一嗓子。開齋宣禮聲隱約傳來，並不像我在中東聽慣的那樣響徹全城。伊斯坦布爾的齋月跟平時沒太大分別，白天餐館照開，只是晚上的家庭聚會更隆重。

陽台上支起長桌。一家人按男女分了兩頭。我被安排在分界線上——艾明和妹妹兩位翻譯中間，爸爸對面。男人們負責跟外人聊天，女人們保持我的餐盤不空。cigkofte裹進生菜葉子，或者塗在大餅上，微辣噴香。主菜是節瓜燉牛肉。每道菜上來，女人們都等着我送進嘴之後的反應。我不斷衝着外婆和媽媽的方向打手勢表示「好吃」。

話題很快轉到我的來意。我擔心打攪吃飯氣氛，沒想到艾明一家根本不介意，不斷大聲提到「埃爾多安」、「蓋齊公園」，也不擔心鄰居會聽見。

妹妹博拉薩提起這位大人物氣得發抖，「罪行」罄竹難書：規勸女人至少要生三個孩子，不要墮胎，不要因為上學而推遲結婚，不准男女生混住宿舍，不准公開接吻，叫一名足球運動員洗掉紋身，還規定土耳其人應該吃全麥麵包而不是白麵包。有段時間還關了博拉薩常常泡在上面的Twitter和YouTube，說社交媒體傳播謠言。「他像個黑社會老大，」博拉薩總結。土耳其本地媒體受審查，互聯網卻不封，年輕人一般在國際平台上溝通。

「午夜十二點以後不准賣酒，」艾明補充，他說自己並不嗜酒，但是政府「憑什麼樣樣都管」。我們的餐桌上沒有酒。對待酒精的態度，常可一窺穆斯林國家的世俗化程度。

外婆從老花鏡背後看着，一攤手說了句什麼。艾明指指外婆：「她是埃爾多安的超級粉絲。她說，埃爾多安蓋了大樓，修了地鐵，幹了很多好事。」跟外婆列舉的「好事」相比，艾明和妹妹提到的似乎都是些「小事」，但他們的憤怒顯然比外婆的滿意來得具體，來得猛烈。

艾明一邊飛速翻譯，一邊跟外婆急促爭論，「她根本不願知道真相。」網上流傳着埃爾多安的貪腐證據：11分鐘的手機竊聽錄音。電話里，埃爾多安焦急通知他的兒子比拉拉，警察正前往幾名部長和商人的家（一一點名）搜查，叫兒子做好準備。錄音後段，比拉拉提到還剩「3000萬歐元現金」沒有轉移走。

錄音的真實性從來沒有獲得證實。埃爾多安反攻，說錄音是合成的。這件事並沒有拿到土耳其法庭裁決。事實上，這位總理隨即撤換一大批警察和法官，還要修改警方辦案程序。他曾經說土耳其經濟成功的基礎在於「反腐」，如今他把一切關於自己以及親信圈子爆出的腐敗醜聞，歸結為「海外勢力作亂」——長期生活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名土耳其裔伊瑪目。費特胡拉·居倫和他帶有神秘性質的組織「Hizmat（服務）」曾經在正義發展黨與軍方的權鬥中助力，在競選中撐場，但這些年對埃爾多安的內政外交不滿，盟友反目。居倫否認自己跟土耳其的事情有任何牽連。但眾所周知，他的組織在警方司法和媒體中很有勢力。

艾明走向蓋齊公園抗議，是被政府的粗暴鎮壓激怒了。埃爾多安對個人生活的種種限制累積了憤懣，武力回應和平示威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像他這樣的年輕人懷着怨氣，終要衝冠一怒。

艾明大學畢業時打定主意，不在政府系統工作，「因為沒有『關係』，」他說，在國家部委或國營企業找份好工作，首先要在複雜的資格考試中獲得高分。但他認識一些「不知道怎麼可能考及格」的同齡人，捧到金飯碗。「『背景』比能力更重要，進去之後也要憑關係上去。」所以他選擇留在民營企業——爸爸工作的醫藥公司。

「國家富裕了，但錢都到了執政黨口袋裏。」艾明抱怨正義發展黨的「關係網」把持經濟利益。眼下他打算跟幾個朋友創業，做電信數據服務，儘管這跟他的化工專業不搭界。土耳其電信被國營資本和大財團壟斷，我小心翼翼問艾明，涉足這個領域是不是得「認識什麼人」？他難為情地笑了：「哈哈，當然。」他的「關係」來自反對黨。我也笑了，人們跟「關係」的關係常常很複雜。

父親一開始反對艾明去公園，拗不過，就跟兒子去了。他給我看手機拍攝的視頻。

時間是2013年6月9日。與警方的第一輪衝突過後，抗議者鐵了心不走，警察退到外圍對峙，現場出現幾周平靜期，蓋齊成了自由表達的樂園。

視頻中一片紅旗海洋。公園裏擠滿了人，但沒人發表宣言。時不時響起掌聲，歡迎新人和新的團體加入。抗議者沒有特定的「主義」，人們扛着國旗出來，表達對未來的擔憂。埃爾多安的紅旗是躍動的民族主義火焰，蓋齊公園紅旗則是一片丹心。

我在埃及也見過這樣的情景。運動一開始，並沒有領袖，個體站出來表達非常具體的不滿。土耳其專業舞蹈演員埃德姆·京迪茲的「靜默抗議」最能表現這個特點。他突然出現在塔克西姆廣場，不言不語一動不動站了六小時。一開始人們當是玩笑，明白之後越來越多人站出來，警察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京迪茲事後對媒體說，他沒打算啟發其他人跟隨，只想代表自己，一個人的訴求。但蓋齊的抗議終究啟發了全國，此後一年間，350萬土耳其人在不同城市走上街頭。

畫面中看不到武器。土耳其官方媒體也沒有說過抗議者有任何武裝。反倒是國際間評論，譴責土耳其警方「過度使用武力」。示威期間，我曾給安卡拉的中國朋友打電話，對方說：「很安全啊，晚飯過後大家敲着鍋碗瓢盆出來，當是散步，然後各回各家。」

艾明的父親蓄小鬍子，深膚色，笑容真誠。他在一家製藥廠工作了三十多年，當上地區經理。跟艾明的母親是尚勒烏爾法同鄉，後來到伊斯坦布爾上大學，在這個經濟中心紮下根來。今天他仍相信知識改變命運，兩個孩子都送到最好的私立學校念書。關於埃爾多安，他最擔心他的權力不正當擴張。醫藥公司分明是民營，卻也難免壓力，這幾年招聘新人，多考慮錄用親正義發展黨的人士，「這些人得了好處，到頭來又會投票給他。」

父親說話平和。他認為每個家庭成員的看法因記憶而不同。68歲的外婆經歷過土耳其最動盪的時期：上世紀九十年代庫爾德人四處製造恐怖襲擊，二十多年來造成4萬人死亡。七八十年代，土耳其左右兩派政黨爭權，街頭每天發生劫掠、燒殺。自凱末爾的政黨1950年輸掉選舉以來，土耳其一直由不同黨派組成的聯合政府經營，分分合合風波不止，直到正義發展黨拿下議會半數以上席位，一黨包攬政府，才穩定下來。外婆這般年紀的人，自然珍惜這十來年的好日子。

這讓我想起，母親是土耳其人的英國女記者阿勒夫·斯科特寫過一個細節：今天伊斯坦布爾治安很好，但土耳其人對「亂」的恐懼根深蒂固。她看見房東執意把木製百葉窗換成鋁合金的，忍不住笑出來，「好像夏天裹着棉被」。但是只有經歷過動盪的人，才能理解這份恐懼。

父親親見1980年政變，確切來說，是軍隊鎮壓學生反政府行動。傳言數萬名大學生慘死，但這在土耳其仍是個禁忌話題，確切數字不詳。所以當艾明走向蓋齊公園，父親就知道政府不會忌憚動武，跟上去保護兒子，卻終究沒有讓女兒去現場。博拉薩到現在都生爸爸的氣。

艾明和妹妹打記事起，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埃爾多安時代。他們經歷的土耳其，既沒有亂過，也沒有窮過，通過衛星頻道互聯網絡，他們的生活跟歐洲年輕人零距離。艾明幾個月後要去奧地利，跟我的那位朋友週遊。2001年經濟危機只是小插曲，博拉薩說「根本不記得」。她無法感念埃爾多安的好處，只討厭他侵犯「個人自由」——比照歐洲各國，一個政府搞好經濟不是理所應當嗎？「這個老傢伙怎麼不明白，我們是不一樣的人？」如果說埃爾多安開創了富強的土耳其，他卻認不出富強起來的土耳其人。

外婆隔上一段時間，插播一句「埃爾多安是好的」，像交響樂團里定時敲響的三角鈴。她認定埃爾多安「有功」，艾明兄妹反說 「有過」，功過能不能相抵？

舅舅一直在聽我們講話，他用一個流行的笑話回答：夜裏有賊入室，夫妻驚醒。丈夫說要過去抓賊，妻子偷偷一看，賊人雖然撬開櫃子拿錢，但居然順手把桌子擦了：「至少還幫我們做了事，就由他們去吧。」

怕我聽了更加困惑，舅舅說，這個笑話的意思，不是土耳其人容許腐敗，而是批評執政黨的小偷邏輯。他在一家酒店式公寓打雜，強調自己「在英國呆過一年」，本該有更好的發展。埃爾多安政府沒給他帶來什麼好處，回國後換了好幾份工作。外婆出聲怪舅舅自己不安分，到現在也結不上婚，這賬不能算到政府頭上。

來自東部農村的姨夫不怎麼說話。他臉龐黝黑透紅，身材微胖，種棉花為生。棉花是尚勒烏爾法最主要的經濟作物。問老家情況怎麼樣，他鼻子裏「哼」出聲。桌上的人笑稱他是全省「最憤怒的人」。

自凱末爾時代，土耳其政府有意修一條水渠，引幼發拉底、底格里斯河水，改善東南安納托利亞地區灌溉，縮小全國貧富差距。但是多年來經費不足、局勢動盪，水渠無法貫通，直到埃爾多安接棒，終告完成。官方網站稱這項耗資320億美元的工程，是「全世界最雄心勃勃的計劃之一」。水渠蜿蜒流經九省，包括尚勒烏爾法，卻偏偏沒有淌過姨夫的棉花地。

像他這樣「被遺漏」的農民不在少數。正義發展黨說水渠「全面提升當地紡織業」，棉花農直罵是「謊言」。尚勒烏爾法宗教氣氛濃郁，又是土耳其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多年來是正義發展黨票倉。姨夫承認這些年當地經濟也有進步，甚至出現了豪華汽車——但親近執政黨的農民更能得到「好處」。「我都見過，我身邊就有。」他又哼了一聲。

姨夫和阿姨每次來伊斯坦布爾都不願四處轉，他們覺得伊斯坦布爾太大太吵，哪裏也不想去。

媽媽端上水果，煮了紅茶分甜點。又拿來披巾問我冷不冷。「她是個母親，」艾明重音放在「母親」上，意思是他的媽媽符合所有關於「母親」的溫暖定義。兄妹倆都像極了媽媽，皮膚白皙，臉龐圓潤。樓下商業街的霓虹燈，在陽台牆上投射各種顏色。夜風漸涼，我們挪進屋裏看電視。

這一家三代女性的裝束反差極大：外婆黑頭巾褐色罩袍，在自己的孩子面前都包起頭髮。她的外孫女、艾明的妹妹背心牛仔短褲，十分清涼，金色髮絲灑落肩頭。媽媽穿一套湖藍色連衣裙，扎馬尾，出入不包頭。老家來的姐姐，深藍色頭巾，牛仔襯衣袖長松身，深藍色長裙拖地，遮得嚴嚴實實。姐姐並不加入我們的對話，自顧在手機上玩Facebook，忽然笑着給艾明的媽媽看，一個關於婆媳的笑話。

「土耳其家庭就是這樣，什麼都有，什麼都可以共存。」父親聽我問起裝束差異，頗為驕傲地說。

土耳其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成就了人們對命運的不同選擇。即便是一家人，有的到大城市發展，有的留在農村。整個國家在進步，不同人群的物質差異在縮小，但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差異並沒有消失，當他們見面時，這種差異就更明顯。

我決定把艾明的阿姨拉進談話中。「您怎麼看蓋齊公園的抗議？」阿姨停下手機，小聲對大家說了句什麼。妹妹翻譯：「她說，你可真會問問題。」我也沒想到，這句話挑起了更大的家庭爭執。

「我不知道有這回事，也沒見過，根本就不存在。」阿姨說。

「你難道不看電視嗎？」爸爸突然有些生氣，他的親身參與，對艾明的阿姨來說，竟然沒有發生過，「土耳其官媒不報，CNN土耳其頻道不是24小時直播現場嗎？」

「那都是編的吧，」姨夫說。這句話觸痛了爸爸，一敲沙發扶手，「你沒看怎麼就說是假的呢？」示威期間，土耳其廣電最高委員會關閉了所有播出抗議畫面的媒體。博薩拉小聲告訴我，姨夫住的村里沒什麼人看衛星電視。

媽媽終於加入，正視自己的姐姐：「我去了現場，那就是一群孩子，跟我的孩子一樣，可是我們的政府怎麼對待他們？你覺得我們都是恐怖分子嗎？」

我感到尷尬，趕緊轉移話題，問阿姨是否愛戴埃爾多安。阿姨說，她的看法不必跟從丈夫——從來沒有一屆政府，像埃爾多安那樣關心偏遠地區：給長者發補助金，給嬰兒送免費奶粉，連教科書都免費。

二十年前，她自己準備上大學的時候，政府規定在校園裏不准戴頭巾。公共場合不戴頭巾，對她來說近乎赤裸。在大學與頭巾之間，她選擇了安全感。是埃爾多安廢除了凱末爾以來的頭巾禁令，婦女可以自由選擇。她感慨，要是自己上學的時候就趕上埃爾多安執政，命運早已不同。

「您這次準會投票給他了？」

「以前會，但這次不。」阿姨的回答出人意料。

尚勒烏爾法住着大量庫爾德人。埃爾多安為了在議會通過提案，賦予總統更多權力，着意拉攏有33個席位的庫爾德人黨。阿姨聽到村里傳言，秘密談判正在進行，她擔心埃爾多安會用權力做交易，把尚勒烏爾法劃入庫爾德自治區。「下次你來玩，我家可能就變成庫爾德斯坦了（部分庫爾德人要求建立的國家）。」

選票箱裏博輸贏的政黨，常常抓牢，乃至擴大人群間的差異。本來這種差異有可能縮小——在艾明家裏，所謂「世俗者」並沒有割裂傳統與信仰，外表上的「保守宗教人士」，也不是來自中世紀，土耳其人大多溫和包容——但是政黨往往高舉 「敬神」或者「愛國」大旗分化選民——埃爾多安就號召「培養信仰純潔的下一代」。不過，與此同時，大旗之下，人們也在選票箱裏做出自己的判斷。

「埃爾多安！」土耳其官方電視新聞上，出現了我們一直在談論的人。距離總統選舉投票還有十多天，埃爾多安在議會宣佈，送給索馬礦難死難者家屬每戶兩套住房。

索馬，是埃爾多安失去傳統支持者的又一例證。安納托利亞西部山區，也是正義發展黨多年耕耘的票倉。兩個月前一口礦井坍塌，301人死亡。埃爾多安在保鏢簇擁下去現場，在那樣悲痛的時刻，他竟然說「礦井就是會死人的」。

礦工們憤怒了，有人衝上去抗議，被保鏢按住，埃爾多安的秘書還飛腳踹上去，被記者拍下來。天空電視台自由撰稿人伊西爾·西里尤斯當時在現場。她採訪了那個被踹的礦工。工人說自己沒想衝出去，是後面人群騷動，把他擠了出去。

怒火不僅僅因為埃爾多安一句話。伊西爾告訴我，在政府主導的私有化浪潮中，這家國有煤礦前幾年承包給私人經營。新業主不斷提高產量，但工人工資維持原有低水平。安全帽是五年前的技術，不能給氧，只能過濾塵土。井下甚至沒有避難所。一個礦工指着自己髒兮兮的T恤衫說，他工作了十二年，只有身上的衣服，他在反對派報紙上看到，埃爾多安的兒子有好幾艘遊艇。「我不指望比拉拉到這裏勞動，但至少他們得體會我們的生活。」

總統選舉前，伊西爾再去索馬，發現分給索馬礦工家屬「兩套房子」，只是「安撫情緒」，忘記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是井下安全。伊西爾告訴我，索馬的家屬對分房很不滿意，因為失去親人的家庭住在同一棟樓里十分尷尬，但政府規定兩套房子只能用來住，不能賣出去。分房之後的事情，執政黨不管了，他們只負責用利益交換選票。後來總統選舉中，埃爾多安在索馬得票沒有超過半數。

蓋齊抗議和索馬礦難是埃爾多安經濟華服下面，露出的兩隻赤腳。公園抗議者要求自由，抱怨分配不公，而那些礦工，根本就覺得自己是經濟大潮淘下來的沙子。沒有人僅僅因為GDP的增長而滿意。埃爾多安在選舉雖然得票52%，但低於預期的70%。

［下］

（一）

回看整個蓋齊抗議，艾明非常失望，除了保住幾棵樹，「什麼都沒有改變」。問到在公園裏呆了多久，他吐吐舌頭，說只去了兩三次，沒有過夜，「我不是英雄」。

公園抗議的主體異常年輕，年齡介於15-30歲之間。艾明讓我想起，另外兩個抗議青年。

一個是四年前陪我去土耳其最東邊卡爾斯的翻譯穆斯塔法。當時他即將大學畢業，無拘無束表達對國家崛起的亢奮。這有時讓我們之間的對話陷入尷尬，因為每次都要顧及「土耳其至大」。他說話行事又有些自負。

在卡爾斯，我們去庫爾德和平民主黨辦公室。穆斯塔法從進門開始，就梗着脖子。土耳其政府為了加入歐盟，改善與庫爾德族關係，允許一些小型黨派存在。但是，大多數土耳其人對他們的暴力襲擊念念難忘。採訪中，和平民主黨發言人滔滔不絕，攻擊政府剛剛展開的和解計劃缺乏誠意——我正暗想，這是害怕政府改善民生，瓦解庫爾德人對他們的擁戴吧——突然，穆斯塔法站起，速記本往地下一扔：「我不翻了！這人是騙子！全是謊話！」衝出房間。他不給反政府的人傳聲。

四年後見面，得知他參加了抗議，我非常驚訝。穆斯塔法長得更壯實了，蓄起絡腮鬍，聲音更低沉。他在網上做進出口貿易，置了房買了車，衣着也更加精緻時尚。工作經歷令他自信十足，舉手投足，表現出他知道自己是少有的聰明人。

「當時我正跟朋友喝酒，看到有人在網上說蓋齊要砍樹，需要人手阻擋，我馬上在街上登高一呼，召集了五千人一起去。」我對他講的數字不敢確定，但可信的事實是，他最反感埃爾多安的就是禁酒令。還有，畢業時同班同學有個正義發展黨的「好爸爸」，免試進入外交部，穆斯塔法中文更流利卻落選。

穆斯塔法自稱共產主義者，一到蓋齊就施展領導才能，研究地形，策劃如何阻擋警察。他上推特發佈圖片，指導其他街區的人設置路障——我不敢確定他的「孤膽英雄」形象，但可信的事實是，抗議者相互不認識，在公共信息平台上溝通。作為無畏的共產主義者，穆斯塔法率先使用了最高程度的暴力——朝警察扔石頭。

「抗議的目標不是內戰，不是搞壞經濟，甚至不是拉倒執政黨，但是理想的社會應該有自由和平等，」穆斯塔法的行動不乏理論指導，再具體一點，他的理想社會，就是「埃爾多安別管那麼多，醫院不用排隊，普及免費教育」。眼前的他，更願意談論個人，而不是國家。

兩個鐘頭之後，我抱歉說還要見一個人，第一個「讀書抗議者」。蓋齊公園展示了和平抗爭的豐富形式，呆站、啞劇還有讀書。穆斯塔法沒什麼興趣，但還是陪我走向跟哈桑的見面地點。

當哈桑走來——他瘦得像一根竹竿，背心垂在身上晃蕩。滿頭小辮，耳釘鼻環，刺青從脖子一路沿伸。我感到穆斯塔法射過來狐疑的眼光。

哈桑對於我還帶來一個人，也有些驚訝。我趕緊向這兩位抗議者解釋，是分頭聊天。哈桑帶我去后街一個咖啡館。不明白為什麼要繞這麼遠，直到他說：「我是同性戀，很多地方不歡迎我，這家是熟客。」怎麼能從外表看出性取向呢？他的打扮已經讓大多數同胞覺得不正經。咖啡廳大麻味縈繞，嗆得我想吐，搬到門外臨街的桌前。

《古蘭經》說同性戀者「確是過分的人」。但穆斯林國家土耳其，對同性戀展現罕見的寬容，每年六七月間默許遊行。如果哈桑出生在周邊鄰國，等待他的命運大多是絞刑。

因為有一線空間，土耳其同性戀群體，遇到抗議都會去展示自己，操練隊伍。哈桑朝警察喊口號累了，坐在樹下休息，包裡正好有一本高爾基的《在人間》。「只想逗逗他們，」他走上去，衝着全副武裝的警察大聲朗讀，很快成為一景。蓋齊抗議發生一個月後，伊斯坦布爾舉行了歷來最大規模的同性戀遊行，十萬人出席，其中很多來自蓋齊公園。抗議者互不相識，未必相互喜歡，但也會做短暫聚合。

艾明、穆斯塔法、哈桑，差不多在同一個時間點離開了蓋齊：各大反對黨打着旗幟姍姍而來。以個人名義參加抗議的青年，不想被反對黨的政治意圖劫持。最大反對黨、共和人民黨主席來到蓋齊，青年們噓聲相迎。艾明傳統上是共和人民黨的支持者，但在這個時候，他擔心反對黨加入顛倒了抗議目的：「我們並不想推翻政府，只是想問埃爾多安討得尊重。」

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讓曾經的抗議者更加為難。除了埃爾多安，其他兩名主要候選人一個出自庫爾德黨，另一個是共和人民黨和另外兩黨聯合推選的宗教學者。為了「阻擊」埃爾多安在保守人士中的受歡迎程度，反對黨把伊赫薩諾盧的宗教色彩宣傳得比埃爾多安更加濃重。艾明很不滿意這個候選人，但還是會做無奈之選。穆斯塔法和哈桑拒絕投票。

反對黨同樣為了「贏」，而設計自己的候選人。他們知道宗教保守人士仍然在選民中佔大多數，而不是蓋齊的抗議者。

抗議者不想讓反對黨染指蓋齊公園純潔的訴求，但是選舉臨近，他們又必須附屬某個政黨來表達意見。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以來，政黨名目紛繁複雜，但權力本質上還是在凱末爾政黨和宗教保守兩派間輪替。

這是抗議蔓延全球中的普遍規律了：代議制民主框架內，一部分人——姑且稱之為「中產」，經濟地位改善，思想日漸自由——有了訴求，卻很難組織起來實現目標。如果埃爾多安面前擺着這樣的數字，就不會放下身段，給予抗議者「尊重」，反會更加強硬地「說了算」：示威人數佔總人口4%。生活在貧困線下的人口，仍有近17%。宗教保守人士佔全國一半。而那「4%」缺乏政黨領導，甚至互不相識，拿什麼與傳統勢力抗衡，更何況，面對一個經濟成功的政府，怒火尚不足以燎原。

道別艾明一家，我深感不安，外婆可能會反感這個外來者，挑起家庭爭論。沒想到，合影的時候，她一隻手暖暖圈住我後腰，歡迎我下次再來。爸爸說，家裏經常爭論，「才是民主」。

「看來你家裏，外婆是唯一會投票給埃爾多安當總統的人了？」我問艾明。他開「爸爸公司的車」送我回酒店。「不見得，」小伙子狡黠一笑。上次地方選舉時，他身在外地不能投票，外婆替他去了票站，以自己的名義投給反對黨。外婆說，未來不是她的，是外孫的，要聽從他的選擇。

（二）

希臘地產開發商亞尼斯，十年前來到土耳其，第一天就找到了家的感覺。「我們管相同的食物叫不同的名字，還為此打口水仗，當我在這裏吃到熟悉的東西，才明白『管他媽叫什麼呢』——」

介紹我們認識的朋友事先告知，亞尼斯捲髮深目，非常帥氣，很容易認出來。而當我們迎面走來，還是他從土耳其人中挑出一個中國人，比我從土耳其人中找出一個希臘人快捷得多。雅尼斯最好的朋友都是土耳其人，順理成章在伊斯坦布爾找了一名土耳其妻子。

希臘跟土耳其隔地中海相望，歷史糾纏不清，人民行事方式也有很多共性，外人評價兩者都是天生商人。亞尼斯覺得土耳其人比希臘人「勤快得多」，是中東穆斯林中少有不把遲到當美德的，歐洲人來這裏做生意沒有隔閡。土耳其勞動力質優價廉，建築隊伍出名，在歐洲很受歡迎。他說俄羅斯80%的工程都由土耳其施工隊包攬。

與此同時，基礎設施建設是埃爾多安政府拉動國內經濟的最重要動力。雅尼斯的德國母公司——他要求不公開名字——在土耳其投資這一行可真是有眼光。我去官方網站一查，這家公司在土耳其興建27個項目，大部分已經完工。2008年全球一片愁雲慘霧，工地紛紛爛尾，他們在土耳其新開四項工程，「最多延遲五六個月，從沒取消」。2009年希臘債務危機爆發，雅尼斯又承接一座大型商場。看看土耳其這些年的發展，回到深陷危機的希臘，「我的媽呀」，他說，太民主的地方不好做生意，外商歡迎埃爾多安這樣能拍板的政府。

我跟雅尼斯在伊斯坦布爾歐洲區Zorlu購物中心見面。這個龐大的建築群匯集寫字樓酒店，世界名牌商店，歐洲美食玲琅光鮮。意大利食品專區整整有三層，我們在裏面舉着電話相互找了半天。商場地下直通地鐵，周圍房產興旺。雅尼斯說，伊斯坦布爾市場「已經飽和」，生意要向二三線城市擴張。我趁機問，這是不是說明蓋齊公園真的沒有必要改建成商場？他低頭喝咖啡：「要看誰在做。」傳言蓋齊那一區的開發承包給了埃爾多安女婿的公司，雅尼斯說全然不知情。「不過，這種事情，不止土耳其有吧？」

作為外國人，雅尼斯抽身旁觀土耳其人對埃爾多安政府的複雜心情。他說自己有個做工程的當地朋友，「我看見他敲着臉盆上街抗議，但這次又打算投票給埃爾多安。」原因是，土耳其人有一句諺語「比賽中途不換馬」。埃爾多安已經帶領土耳其衝出去，誰也不想摔下來。

對於一年多前發生的蓋齊公園抗議，雅尼斯感覺久遠。那不算什麼大事，沒有外商因此撤資。他仍然相信，窮過亂過的國家，需要埃爾多安這樣的人物。

或者說，普京那樣的人物。有人總結普京的管治模式「民族主義＋宗教＋保守價值觀＋權貴資本主義＋控制媒體」。普京和埃爾多安都喜歡選票箱，都對走上街頭的反對者嗤之以鼻。普京在敘利亞、烏克蘭局勢中樹立強人形象，國內支持度暴增。美國學者羅伯特·卡普在一篇分析中寫道：「當西方記者嘲笑普京的時候，埃爾多安卻在認真做筆記。」是的，連交替出任總理總統都學會了，埃爾多安已經指定一名心腹總理。也許，埃爾多安不會願意當誰的學生，他對自己的執政成功自有說法。訪問埃及突尼斯利比亞等「後阿拉伯之春」國家時，他在公開講話中給同行們上課：「管好你的人民，管好科技，管好經濟，那你做什麼都行了。」這種經過投票箱的專制，對統治者越來越有吸引力。

雅尼斯在一個商場揭幕式上見過埃爾多安，「很高，很有魅力」，可惜沒說上話。他不擔心埃爾多安政府對「民主選舉」越來越得心應手，但發現他們對於民意，越來越不敏感，以至愚蠢決策。比如在夏天快到的五月末，宣佈剷除蓋齊公園的樹。又如抗議剛起時，埃爾多安不以為然，離開土耳其按計劃訪問非洲，更加激怒了抗議者。

這種「不敏感」，也引來土耳其各地對建設工程的抗議：垃圾處理站、核電廠、煤電站、水壩。政府推進工程很少諮詢民意，公開的信息有時語焉不詳。一次，政府公佈伊斯坦布爾某城區「改建計劃」，兩年後快開工的時候，居民才明白自己的住房將被推倒。「這可真把我嚇到了，」雅尼斯慶幸自己不是那個可憐的開發商，面對怒不可遏的居民。

土耳其經濟也不能永遠高速向前。2011年增長8.8%，2012年迅速滑落到2.2%。埃爾多安暗中支持ISIS，但這個激進組織很快失控，攪得天下大亂，攪丟了土耳其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伊拉克。埃爾多安支持宗教色彩濃重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跟新任軍人總統鬧僵。等到伊拉克通道封閉，土耳其需要借用埃及與以色列的港口向外運輸，才發現那些風波都是「要還的」。土耳其無法成為中東問題的解決者，因為它本身是中東的一部分。雅尼斯問我有沒有注意到最近土耳其外交「安靜多了」，「希望埃爾多安贏了總統選舉以後，能放鬆些，別搞得大家太緊張。」

埃爾多安的經濟神話，還掩蓋着一個巨大的風險——中等收入陷阱。土耳其人均收入已臨近發達國家，但經濟下一步發展，需要釋放生產力，需要更先進的技術，這些只能來自真正自由的思想環境，來自更多婦女投入生產力，而不是呆在家裏——也就是埃爾多安常常出來管的「小事」。

埃爾多安對「工地」的熱情仍然沒有減退，儘管有人批評他上馬不必要的項目，而一些城市的住房空置率超過一半。在可能的經濟痛楚來臨前，雅尼斯說，真正叫他緊張的，是商人捲入政治鬥爭。他清楚說出，「2013年12月17日」，也就是網上披露埃爾多安與兒子電話錄音的日子。警察突然逮捕47名官員、部長的兒子、建築承包商，搜出千萬現鈔，指控他們行賄、洗錢。埃爾多安迅速反撲，撤換幾百名警察，包括伊斯坦布爾警長。法制缺席，這樣的權鬥，用雅尼斯的話說「驚心動魄」，他只能慶幸自己的老闆沒站錯隊。

雅尼斯的妻子本來要一起見面。她來自土耳其少數派別阿拉維，更加世俗開放。妻子反對埃爾多安，打算投票給同屬少數族裔的庫爾德候選人。可惜她最終無法前來，電話里連聲抱歉，說不然我會聽到「完全不同的評論」，還笑着提醒我「雅尼斯沒有投票權」。

雅尼斯對這樣家庭「內部矛盾」習以為常。他說自己也不喜歡埃爾多安對大眾的鉗制，不想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個不自由的社會。「可是跟卡扎菲、薩達姆比，埃爾多安不是個獨裁者，他沒有踩到我的底線。」

「什麼時候你會覺得踩到底線了呢？」我問。

「直到我的妻子必須戴頭巾，」雅尼斯掐滅了煙頭，「那時候我就搬回希臘住。」

（三）

黃昏的塔克希姆廣場人頭攢動。從蓋齊公園高處一望，廣場中心支起幾十張圓桌，鋪好白色桌布，舞台上有人調試麥克風，似乎馬上有演出。外圍一圈拒馬，印着「貝醫奧盧區政府」字樣，兩頭入口拉起繩子，繩子外擠滿了人。

舞台上的橫幅，我認出兩個單詞「齋月吉祥」，想來圓桌是要上開齋飯。走到人群中，這些人的裝束、面貌跟我這幾天在伊斯坦布爾採訪過的人，甚至街頭所見的人都不一樣，好像突然從城市某個角落聚攏到市中心。婦女們包裹嚴密，很多人穿黑罩袍，表示她們來自極端保守的群體。男子們有的衣衫襤褸。當中還擠着一名敘利亞難民。他一邊驚喜地跟我講阿拉伯語，一邊提防着有人插到他前面去。他不知道誰籌備的開齋飯，看到街上有橫幅廣告就來了。

我向幾個包頭巾的女孩子打聽，知不知道誰辦的齋飯。「AKP，」她們說出正義發展黨的名字，又指指不遠處埃爾多安的巨幅海報。這時我想起來，下午一直給正義發展黨總部打電話，希望過去採訪，通過翻譯對方說忙着安排開齋飯，沒空接待。原來齋飯就在眼前。貝醫奧盧區區長，是埃爾多安的黨內密友。

隔着繩索，我看見兩個衣着光鮮的人指指點點。男的穿米色西服套裝，女的一身白色套裙，挎白色皮包。會不會是正義發展黨的人？守衛見一個外國人比劃着要進去，就放我鑽過繩索。

回頭看，仍然被繩子攔住的人，無不焦急望向圓桌。最前排有老人、少年，雙手交叉在胸前。一個嬰兒騎在大人脖子上，眼睛也隨人群盯着圓桌。現在，他們眼神忿忿，注視我提前入內。

打扮光鮮的男女，不願說話，把我交給一名粗通英文的侍者。侍者告訴我這裏大概可以容下2000人，齋月里每天都辦免費晚餐。

每張座位前都有一個四方紙盒。他打開盒子叫我看：麵包，蛋糕，果汁。沒有肉。像大一號的廉價航空飛機餐。「你要來一份嗎？」想想外面還在等待的人，我堅決搖頭。

突然，侍者一把拉住我後退，驚喝一聲：「他們來了！」

開齋時間到，繩子鬆開，人群潮水般沖瀉進來。男子甩開大步，爭搶座位。黑袍女性跑不快，其中一個手裏抱着孩子，後邊還跟着一個蹣跚學步的，差點摔倒，幸好被人扶住。

侍者拉我退後，眼前的圓桌瞬間坐滿了人。只消十分鐘，大部分人就吃完了。光鮮男女不見了。舞台上，歌舞表演開始。吃飽的人們露出笑容。

十幾米開外，就是蓋齊公園。如果那裏代表憤怒的中產，我眼前就是飢餓的大多數。十三層樓高的埃爾多安，注視着這一切，微笑而堅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