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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軼君:從李香蘭到ISIS:強者的克制—— 寫在美國空襲敘利亞首日

2014-09-25*日本左翼青年組成的「阿拉伯赤軍」血洗特拉維夫機場之後,所謂「靡靡之音歌手」李香蘭(日本名字山口淑子)來到貝魯特巴勒斯坦難民營。一名老婦說着聽不懂的阿拉伯語,懷抱嬰兒前來,翻譯遲疑着要不要轉述。老婦說:「這個孩子送給你,帶到日本,讓他受更好的教育吧。我已經不能回到巴勒斯坦了,但是盼你把他培養成岡本公三一樣的戰士,讓這孩子戰勝以色列,踏上祖國的土地……」

上世紀七十年代,李香蘭率先把日本的目光投向巴勒斯坦。張承志在 《敬重與惜別》中,借她的例子探討「正義與和平」究竟有沒有共處的可能:「是否存在——以『和平』為手段執行的『正義』呢?和平主義的、非暴力和拒絕流血的道路,它存在嗎?究竟為什麼,和平與正義這對孿生姐妹,卻像是相悖的分歧?」我們常常看到,弱勢如巴勒斯坦人、北愛爾蘭人、庫爾德人,建立家園的訴求正當,又如大國少數族裔爭取權利的願望天然,但殘害無辜的手段令人反感。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會面臨這樣的困境:同情弱者,但暴力,特別是它將他人「非人化」 的本質,令同情心望而卻步。對此,武裝組織的辯解通常是,對方過於強大,除了暴力,我們拿什麼來反抗呢?

大紅大紫的明星李香蘭,一己之力踏上艱辛之途,以娓娓女性的語氣,寫了一本《誰也沒寫過的阿拉伯》,試圖在暴力之外尋找一條道路。她遇到巴解組織人民陣線的發言人卡納法尼,贊同他的觀點,以此劃定底線:「我們的敵人是猶太復國主義而不是猶太人和猶太教徒。我們解放巴勒斯坦的目的,就是為了讓阿拉伯人、猶太人、基督徒等過去曾經一直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和睦相處的人們,再次一起生活……我們要一個一個地教給孩子們,猶太人不是敵人而是鄰居。」

張承志再探一步,對話日本傳奇記者本多勝一。本多著作《被殺戮一方的論理》,為弱小、被欺凌的一方發聲。延續這個思想,他寫出違逆日本主流觀點的《南京大屠殺》,遭日本極右翼圍剿。他堅持替弱者說理,同時堅持「非暴力原則」。張承志也不得不妥協,相信在今天,比起自殺式襲擊,本多勝一的說理更具備說服力。

然而,這樣說理的人還有多少,他們的聲音是否仍然受歡迎?和平理性成為主流,可以遏制激進勢力成長,但是,在不同國家地區的衝突中,我們常常看到,當強勢方寸步不讓,硬氣迫人,弱勢一方中,溫和的聲音就越來越沒有人理睬,激進的呼號反而越來越有市場。

不知是不是效仿李香蘭,簡·方達曾經親身到耶路撒冷,參與同情巴勒斯坦人的「黑衣婦女」示威,還來到當時以色列總理沙龍的門前要求對話。但是,任這位荷里活女星站立良久,沙龍沒有開門。

不論內心盤算如何,沙龍向人們展示的理念是,安全建立在「贏」之上。藉助武力,或是政治謀略,強者通吃,弱者沒有機會,和平方能開始。「911」之後,他擇時而動,在阿拉法特身上貼牢「恐怖主義」標籤,原先的悲情英雄、獲得國際廣泛承認的巴勒斯坦領導人迅速失去道義支持。

「妖魔化」對方之後,戰爭師出有名。強者不容商議的態度,讓弱勢一方看到,說理是沒有用的,妥協是愚蠢的。結果是比阿拉法特更激進的哈馬斯,迅速贏得支持。

以色列築起隔離牆、防彈鐵幕,空襲加沙指哪兒打哪兒——你比巴勒斯坦人多了很多選擇,為什麼一定要走暴力的窄門,除了博取選民的喝彩?當巴勒斯坦人在轟炸廢墟上舉起嬰兒的屍體,他們內部理性的聲音只能跟着陪葬。

本多勝一還對今天的傳媒表達絕望。記者利用網上的二手資料,傳播人們也習慣了的「似乎是真相的新聞」。大家盡情享受自己的小康,沒有多少人為「他人的苦難」不能安寧。不在乎世界另一端(或許還是離自己不遠的地方),殺戮正以堂皇的名目實行。待強者祭出「暴民」、「恐怖分子」的標籤,解決之道變得簡單,但我們卻搞不清楚,怎麼會越反越恐。

在李香蘭探訪之後將近四十年,我也到過貝魯特難民營。貧窮、混亂、壓抑,沒有隨時間流逝。牆上阿拉法特畫像漸漸褪色,新的偶像是真主黨納斯魯拉、哈馬斯精神領袖亞辛,甚至本·拉登。弱者的生存環境沒有改善,政治訴求未被採納,恐怖是這樣眼睜睜養成的。

今天,你不覺得ISIS的形象有些眼熟嗎?它完全就是荷里活大片中的惡魔:橫空出世、胡亂殺人。巴勒斯坦人還可以聲稱「重返家園的權力」,ISIS的前身,「基地」組織當初至少還可以罵罵美軍佔領伊拉克,但ISIS崛起在美國即將完成撤軍之時——它是一個空洞的意識形態,卻散發前所未有的號召力。

美國標榜自己的中東政策,從來都是「與中間溫和派」合作。問題是,今天忽然發現剩不下什麼「溫和派」,他們變成了人民抗議的獨裁者,或是遇事付諸武力的軍人,宗教極端勢力卻遍地開花。電影《查理的戰爭》結尾有個細節:美國暗中助力,阿富汗逼退蘇聯。贏了戰爭之後,查理要求國會繼續撥款,扶持當地教育,議員們卻以為大功告成。雖是電影,說的卻是事實,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學校清真寺,早就變成激進思想的溫室。ISIS對年輕人有吸引力,正是因為中間路線越走越窄,跟隨者看不到光明。

嫌疑斬首美國人的英國搖滾歌手、埃及後裔,生活雖不至窮困落魄,但身份、名字註定了像他這樣的穆斯林二代移民在歐美的上升空間不大。父親參與策劃恐怖襲擊被警察帶走的畫面一再放大,變成生活種種不如意的註腳。當「戶口所在地」政府、國家無法提供自己想要的生活,人會回歸更基本的身份——宗教、宗族、種族、部落。在他的宗教世界裏,激進,長出時髦的外衣。

美國沒有因為阿薩德政權跨過「使用化武」的道義紅線而出手,直到ISIS殘害美國公民才還擊。遲來的正義當前,又容不得前因後果的討論了,強者的暴力與弱者的激進手拉手,佔領全世界。

ISIS對美國,對很多國家政權民眾都是威脅,必須受到遏制。但在這個不合時宜的時刻,我們不妨再思考這個問題,同樣的怪圈隨處上演,誰能置身世外?尋找、鼓勵溫和理想的聲音,到頭來對強者也是最持久的保護。

李香蘭也許沒有想到,對今天的歌星影星來說,不問政治才是本分。因本多勝一,張承志發問:在中國和日本,還有多少知識分子肯捨身向前,為那些被佔領家園、殺戮性命、剝奪話語的人,辯護他們的道理呢?

說來慚愧,我曾經認為類似巴以之衝突註定無解,說理天真可笑。然而,在一個兩極分化加劇的世界裏,除了說理,我們還有什麼選擇嗎?更多人加入理性的陣營,才可能逼退兩頭的極端,儘管那非常不易。我們必須保持對「他人生活」的感受能力,抵制弱者的激進,而更有效的,則是大聲疾呼——強者的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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