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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徵:「快樂也是要學習的」—— 沈從文大師素描(之二)

2015-01-01 *他不停地嘆氣,播放古典音樂的電台好像是唯一伴侶。5月30日,他寫了這樣的筆記:「從收音機聽過《卡門》前奏曲,《蝴蝶夫人》曲,《茶花女》曲,一些音的漣漪與波谷,把我生命帶到許多似熟習又陌生過程中,我總想喊一聲,卻沒有作聲,想哭哭,沒有眼淚,想說一句話,不知向誰去說。」

(一)

沈先生割脈自殺的時候,畫家黃永玉在香港。

他是沈先生的表侄。沒過多久,沈先生給他寫信說:「你應速回,排除一切干擾雜念速回,參加這一人類歷史沒有過之值得獻身工作。」

原來徹底絕望,這時說要為史無前例的工作獻身。沈先生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變化?

(二)

沈太太三十八歲,生活經歷比較簡單,覺得丈夫完全沒有理由自殺。

她認為新政權非常好,沈先生的錯誤觀念把他自己害了。她在給沈先生的姐姐和姐夫的信里說:「其實並沒有壓力」「他自己心上的壓力首先把自己打倒了……眼前書自然不能教了,出院後必須易地療養,一定要把他觀念上的錯誤糾正過來才能保安全。」

但她深深愛著自己的丈夫。有人勸她離開沈先生,她說:「我一定要想法子把他弄好,恢復到正常生活和正常工作!」

1949年4月,沈先生離開精神病院,回家休養。沈太太推遲進革命學校,留下來照顧他。

兩個男孩,一個念初二,一個小學六年級,頭腦更單純。母子三人一起幫沈先生改造思想。

一些朋友和黨的官員來看望。其中一位勸沈太太不要操之過急:「欲速則不達。他不是革命者,不能拿革命者去要求他,最要緊的是愛護體貼。」

沈先生的情況穩定了一點。5月,沈太太去了共產黨開辦的華北大學。沈先生比她大八歲,是個名作家,飽經滄桑。沈太太跟他在一起,自然表現得比較克制。離開家裡,她的活力釋放了。剛到學校,她就跟同學一起唱《跟共產黨走》和《國民黨,一團糟》之類歌曲,特別興奮。她住在學校,每個星期回家一次。沈太太知道兩個孩子很會唱紅色歌曲,寫信說:「我禮拜六回家還要跟你們學著唱。」

孩子們白天也上學,家裡只剩沈先生和保姆石媽媽。他孤零零地坐在書桌前,看看黨的宣傳材料,看看自己的小說散文,將那些作品一把一把撕碎。

他不停地嘆氣,播放古典音樂的電台好像是唯一伴侶。5月30日,他寫了這樣的筆記:「從收音機聽過《卡門》前奏曲,《蝴蝶夫人》曲,《茶花女》曲,一些音的漣漪與波谷,把我生命帶到許多似熟習又陌生過程中,我總想喊一聲,卻沒有作聲,想哭哭,沒有眼淚,想說一句話,不知向誰去說。」

沈先生自稱「鄉下人」。他不懂外語,從來不穿西服,長期拿毛筆寫字,後來用鋼筆,也是執毛筆的手勢。但他特別喜歡歐洲的古典音樂。沈先生說:「一和好音樂對面,我即得完全投降認輸。它是唯一用過程說教,而不以是非說教的改造人的工程師。一到音樂中,我就十分善良,完全和孩子們一樣,整個變了。我似乎是從無數回無數種音樂中支持了自己,改造了自己,而又在當前一個長長樂曲中新生了的。」

在精神病院裡,沈先生就看得很清楚:新政權把文學當作宣傳,他過去刻畫人性美的寫法不能用了:「讀四月二日《人民日報》的副刊,寫幾個女英雄的事跡,使我感動而且慚愧……同時也看出文學必然和宣傳而為一,方能具教育多數(人民的)意義和效果……把我過去對於文學觀點完全摧毀了。無保留的摧毀了。擱筆是必然的,必須的。」

(三)

沈先生要轉行。

鄭振鐸和韓壽萱先生介紹他去歷史博物館,沈先生同意了。8月,他開始上班。

家裡人不停地開導沈先生。沈太太週末從學校回來,跟他講剛聽來的革命道理。兩個孩子放學回家,也幫助父親解決思想問題。

六十多年以後,沈先生的大兒子說,自己當時「左得很」:「我們不光認為爸爸很落後,並且覺得他怎麼這麼不爭氣。」一天晚上,他參加集體勞動,很晚才回家,睡下以後跟沈先生在床上講話。

孩子說:「爸爸,我看你老不進步,思想搞不通。國家那麼好,還不快快樂樂工作?」

父親回答:「我工作了好些年,並不十分懶惰。也愛這個國家,明白個人工作和社會能夠發生什麼關係。」

孩子反駁:「凡是進步一看就明白。你說愛國,過去是什麼社會,現在又是什麼社會?你得多看看新書,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寫文章,怎麼不多寫些對國家有益的文章?」

父親說:「我在工作!」

孩子說:「既然為人民服務,就應該快快樂樂去做!」

沈先生講出特別真誠的話:「照我個人說來,快樂也是要學習的。我在努力學習。」

沈先生不擺架子,家裡人人平等。父子談著談著,兩人都流了眼淚,後來又都睡著了。

孩子還太小,不知道進不進步並非一看就清楚。沈先生又太認真,不願違心裝笑臉,不會糊裡糊塗跟著別人叫好,一切都要想清楚才做,快樂也要學習。

(四)

小兒子上初中,要參加少年兒童隊(就是後來的少年先鋒隊)。

他把申請書草稿拿給沈先生看。上面有這樣一段:「父親在解放時神經失常,思想頑固,母親從學校回來,就和他作思想鬥爭。」

沈先生皺了皺眉頭。世道變了,鬥爭成了時髦,和平變為壞事。沈先生不喜歡鬥爭,覺得不該用這個詞講妻子對他的批評,即使太太提出更「進步」的主張,也不是跟他鬥爭。他對兒子說:「這個措詞不大妥。等媽媽回來看看好些。鬥爭像打架,不是我的長處。正如媽媽,即再進步些,也不相宜。」

孩子進步心切,不願等週末媽媽回家,眼睛冒出大滴淚水,對父親說:「大家都要求加入,明天得交去!我一個人耽誤了,下一期還不知什麼時候再招,怎麼辦?」

沈先生本來就準備犧牲自己,成全後代,趕忙說:「好好,把你自傳意思寫得更具體些,就交給學校中老師吧。希望你得到許可入隊,向媽媽哥哥看齊,我再向你們看齊。」

沈先生對孩子講,「我在努力學習」。這不是虛話。他讀《毛澤東選集》,讀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讀《新華日報》,還讀了蘇聯李森科在列寧農業科學院的報告。由於社會和家庭的作用,由於他自己刻意的努力,沈先生變了。叫黃永玉先生排除一切雜念,馬上從香港回大陸的信就是這麼寫出來的。

到1949年冬天,沈先生覺得自己又可以寫小說。11月13日的日記寫下了他反思以後的想法:「深覺愧對時代,愧對國家。且不知如何補過。也更愧對中共。」「我可能要變了。頭極清涼……我很需要用用筆了。」

(五)

也在這個冬天,沈太太的思想訓練結束,分配到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她在大學里學的是英語,但這時英美都是敵人,俄語大行其道,所以她改教語文。學校離家遠,沈太太還是每個星期回去一次。

為了改造沈先生,博物館叫他去華北大學學習。沈先生和太太成了前後校友。1950年3月,沈先生入學,分在第四部。頭一個月的學習內容是《蔣軍必敗》,結束時學員聯繫自己的思想寫總結,挨個在小組會上念,集體同意才算通過。

4月,華北大學四部合併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班。沈先生跟著從拈花寺遷到頤和園邊上的西苑。他那個班多數是高級知識分子,有大學的正副教授、院長、系主任,還有研究員和回國不久的留學生。

沈先生剛到,組長就命令他扭秧歌。沈先生一向不跳舞,根本不會扭秧歌。但這時扭秧歌就像後來跳忠字舞,是革命態度問題。過去幾十年,他從不妥協,這回服從了。沈先生年近五十,笨手笨腳,憨態可掬。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革命權力被這樣使用:「馬列也未必想到!」

學員每天聽報告、討論和讀書。沈先生覺得很多報告和討論都是浪費時間,但有些報告挺不錯。他的一封信寫道: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講話說,國家有面子,在世界上有面子,就好了,個人算什麼?說的很好……個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麼的」沈先生準備按這樣的講法,犧牲個人,為國家爭面子。不過他急於進步,可能沒注意,「國家」有多種含義,可以指一個政府,也可以指一塊土地上的人民。人民是個人組成的。如果說個人不算什麼,那麼,「國家」講的恐怕是政府。所謂「國家有面子」,可能是說政府有面子。

沈先生一本接一本地讀了很多政治書。他仔細看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的日記寫道:「讀加里寧《論共產主義教育》一天,有些極好,對中國還有用。」他給朋友的信說:「劉少奇的黨員修養是本好書,萬萬人為此而動,值得精研細讀。」

(六)

學員課後打牌、下棋或跳舞,沈先生都不喜歡。

他覺得食堂里幾個炊事員從早乾到晚,很實在,有空就去跟他們聊聊。沈先生在日記里寫道:「吃飯時幾人談‘風流’。極離奇。有些人似乎不找些無意義話談談,即不能過日子的。」「還是和大廚房幾個大師傅真像朋友,因從他們談的家常,可以學許多,理解許多,比聽閒話和聽冗長抽象討論有意義得多,也有價值得多。」

他住在革命大學,太太住在師大附中。孩子在家裡,讓保姆照顧,有五隻小獅子貓跟他們做伴。小兒子特別疼這些貓咪。沈先生說他「成天看著,如丈母看女婿一樣」。沈先生跟食堂的師傅越來越好,竟然把最可愛的那只獅子貓抱給他們。小兒子很捨不得,心疼得要死。

一次放假之後,有個學員發現廁所里的便池煥然一新,幾十年留下的污垢無影無蹤。他馬上告訴大家。學員們見到十多個便池全部一乾二淨。晚上開會,班主任問是誰乾的,連問幾遍都沒人回答。大家打聽了好久,才知道沈先生放假沒回家,留在學校洗廁所。

於是全班同學貼出一張大字報,表揚沈先生。

有人當面誇他,他只是笑一笑。

那時沒有去污的清潔劑,有人問沈先生,那麼厚的污垢是怎麼弄掉的。

沈先生覺得這沒啥了不起,說,就是一個池子一個池子慢慢刮嘛。

「這算不了什麼,小時候當過兵,什麼沒幹過。」

其實沈先生一直在洗廁所,只是過去沒時間搞得那麼徹底。他還發動過別人一起乾。人家回答,到這裡是學習,是改造思想的。

沈先生說:「一面收拾,一面才真正(有)好思想。」

別人不理睬他。

他覺得這是實實在在的為人民服務,想包攬更多的廁所,又怕別人說他搞「個人英雄主義」。

(七)

沈先生的成績不算好。

他給親戚的信說:「我快畢業了,考試測驗在丙丁之間,我自評是對於政治問題答案低能。其實學習倒挺認真的……對知識分子的空談,讀書做事不認真,浪費生命於玩牌、唱戲、下棋、跳舞的方式,我總感覺到格格不入……但是在這裡,如想走群眾路線,倒似乎會玩兩手好些……有關聯繫群眾,將來定等級分數時,大致也是丙丁。」在國際上,現代政治學是論證嚴謹、經得起認真審查的社會科學,推理之嚴密,不在法學之下。但在沈先生的信里,政治學習好像是以吏為師、大家拍肩膀搞關係的社會活動。

無論如何,近朱者赤。沈先生不知不覺接受了很多新觀點,自己覺得想通了不少問題。他的孩子說他「總算進步了」。大家都覺得沈先生變得挺開心。黃永玉夫婦從香港到沈家住了一個多月。他寫道:「因為‘革大’在西郊,表叔幾乎是‘全托’,週一上學,週末回來,一邊吃飯一邊說笑話,大家有一場歡樂的聚會。」

沈先生認為自己學了革命理論,懂得新的規則,開始實實在在地準備寫小說。黃永玉夫婦回香港以後,沈先生在革命大學給黃太太寫信:「我們家中(保姆)石媽是個小說中人物。我已預約過要有個中篇寫她。她是個戰士,因為和生活戰爭了廿年,把兩個孩子帶大,都作了解放軍,人相當偉大,比我所見一些知識分子切實偉大得多。現在如把這個認識向學校中人說來,他們一定還是以為我腦子有問題,到我寫出來,他們才會明白。」

他還跟一個朋友說:「過不久我得出來了。如還有一點時間自由用用,一定會鼓足精神,來把幾個待完成中篇寫出。」

他最想寫的,是食堂那幾個老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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