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與出版檢查制度

全世界都存在著新聞審查，並且全世界都在承受著新聞審查制度所帶來的後果，它是柄雙刃劍。有些國家，強化新聞審查，劍走偏鋒，走路都害怕自己影子，似乎沒有審查便寢食難安，甯要清水不要魚蝦，結果引發社會反彈，常被千夫所指。而新聞審查在有些國家則相對理性，既強調保證言論自由，也關注人的權益免於侵害，新聞出版既起到監督作用，整個社會心態也很寬容。

 新聞檢查制度，是人類文化的基本屬性。從歐洲文明的發祥地希臘開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允許絕對的言論自由。起碼，我們至今都得承認在軍事、醫學、金融和商業方面有保密制度存在的必要，這就意味著，言論傳播的控制有所必要。筆者以為，審查範圍會隨著時間有所改變，但檢查制度本身卻是一個常態，不會隨著社會體制變革而消亡。

 有個故事，說希臘東正教聖山——阿陀斯山上，自遠古以來就有一個由長老組成的古希臘作品審查委員會，目的就是去偽存真，確認和保存這位盲詩人的偉大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原本。再說古猶太聖書《摩西五卷》，連標點符號都經過審查委員會的精心審定，否則基督徒們如何獲得《聖經》的真本呢？

 俄國新聞審查始於中世紀末，其初衷主要是為了審定《聖經》文本。1551年莫斯科斯托格拉符大教堂（Стоглавый собор），針對當時四處流行的教會文本手抄本謬誤百出的現象，成立了審查委員會，意在規範宗教典籍出版。

 從另外一方面說，審查制度制定和執行不當，後果會相當嚴酷，歷史上因此竟釀大禍者不凡先例，如16-17世紀法國天主教胡格諾派新教徒被斬首，德國宗教戰爭幾乎奪去三分之一國民生命等等。新教和天主教各有各的審查制度，比如他們都有一份教徒閱覽禁書目錄（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這份清單，直到上個世紀，才因審查制度變得寬鬆，而漸漸淡出讀者的視線。

 1804年，英國倫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聖經公會，宗旨是規範翻譯和出版《聖經》。那年俄羅斯也頒佈了第一部新聞審查條例，但是審查標準卻含混不清，令人無所適從。直到1828年，俄國的新聞審查條例仍處於無序狀態，看得出制定和審查條文的人，抱著隨心所欲的態度，實際上走的是獨斷專行的路。可見那時，俄國制定這部法律的時候，缺乏科學民主的態度，而僅憑新聞檢查官員的好惡，這應歸咎於體制的痼疾。

 俄國教會公會審查委員會更過分。他們的職責，是重點審查凡涉及宗教信仰、教會人物的所有出版物。他們嚴禁俄羅斯羅蒙諾索夫科學院，發表哥白尼（Mikołaj Kopernik）的日心說以及埃弗萊特(Hugh Everett III）多宇宙理論方面的文章。教會主教公會審查委員會，還取締了一些與聖經創世紀說法相抵觸的生態學文章。此外，他們最忌諱的就是具有原創性的文章，最反對作者在文章中蘊含深邃的思想和使用鮮活的民間語言。例如，審查委員會甚至在出版物中遮罩了民間成語和俚語，還將“騙子”、“酒徒”等詞列為敏感詞，在出版文本中加以刪除。

 俄國皇帝亞歷山大一世，為了進一步規範《聖經》的翻譯和出版，降旨成立俄國聖經公會，他委託莫斯科和科洛姆納都主教菲拉列特主持俄羅斯的《四福音》、《使徒行傳》和《舊約》等聖經典籍俄文版翻譯和出版的審查工作。亞歷山大一世死後，俄國教育大臣和科學院院長什士科夫（АлександрШишков）遂下令焚毀《摩西五經》俄譯本，理由是，上述經文應從古希臘語翻譯，而非從古猶太語翻譯，而菲拉列特都主教所選翻譯藍本為古猶太語版，顯然原始版本選錯了。再者，《舊約》本身讀者面甚廣，依照菲拉列特都主教的翻譯版本，會引起詮釋混亂，隨意不一，甚至誤導異端邪說。

 中國讀者熟知的俄羅斯詩人普希金，在專制的舊俄時代，就有專屬的作品出版審查官為其“服務”，他即是俄國皇帝尼古拉一世。後者於1828年簽署了俄國第三部新聞審查條例，史學家認為，儘管這部條例較之前兩部有所改善，但有一個關鍵問題仍無法解決，那就是當新聞審查滯後於新聞出版發展本身的時候，審查制度如何改革的問題。普希金的每部作品均由尼古拉一世欽定，其實審查的時候，皇上尼古拉一世就遇到了這個問題，他很頭疼。作為一個普通讀者，皇上讚賞普希金作品尖銳的思辨性；但作為審查官，他不得不傾聽保守派元老們的意見，干預普希金作品的出版，剔除作者犀利的批判精神，甚至阻撓作品的出版，就像《普希金全集》首次在俄國出版時那樣。

俄羅斯作家真正接受新聞出版審查制度，就是從普希金開始，這種制度得以推廣，使他們的創作分道揚鑣：一類作家吹捧權力，一類則越寫越晦澀，玩起了語言遊戲。普希金的創作隨時都面臨尼古拉一世的審查，甚至自審。比如，普希金有一篇未完成作，他之所以寫不下去，就是因為他自審沒有通過而最終放棄。普希金稱，這部作品的主人公太道貌岸然，普希金甚至嘲笑他是個假正經。他還有一些詩歌作品，由於自審或者官方審查未獲通過，在他生前也未面世，如童話故事《神父和他的長工巴爾達的故事》等。

 可見，俄國那時的新聞出版審查，對作家創作的抑制作用何其深矣。

 蘇聯女詩人茨維塔耶娃說，普希金原則上同意新聞出版審查制度，儘管他有時也深受其害，管它叫“傻瓜制度”。但是，無論這個制度有多傻，俄羅斯作家真正接受新聞出版審查制度，就是從普希金開始，這種制度得以推廣，使他們的創作分道揚鑣：一類作家吹捧權力，作品極盡阿諛奉承；一部分人則蒙蔽審查，作品越寫越晦澀，玩起了語言遊戲，但二者目的卻是一致的，即確保作品出版。

 尼古拉一世對普希金創作的干預很直接，今天說來很難想像。如普希金悲劇作品《伯里斯·戈東諾夫》，取材於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俄國真實歷史事件。尼古拉一世讀後不悅，遂降旨重寫，還責成普希金將此書寫成司各特（英國歷史小說鼻祖）式的，令普希金忍無可忍，抗旨不從。還有著名長詩《青銅騎士》，尼古拉一世也要求普希金進行大規模刪改，普希金也不接受，所以，普希金生前放棄了《青銅騎士》的出版。即使他的好友茹科夫斯基在他死後整理出版《普希金全集》時，有一部分作品仍然通不過審查而無法付梓。

 尼古拉一世一方面嚴厲審查普希金作品，另一方面，還撥款5000盧布（相當於一位現役軍官12年的軍餉）設立作家專項創作保護基金，這筆基金的用途，就是使皇上審查後的作品，免遭社會輿論或者新聞媒體的批評。比如，普希金被審查的《葉甫蓋尼奧涅金》第7章發表之後，聖彼德堡較為開放的《北方蜜蜂》報遂撰文抨擊，尼古拉一世聞訊，立即下令封殺批評文章。

 但是，普希金時期的新聞出版檢查制度也非鐵板一塊，那時，有高端審查，即尼古拉一世欽定；也有普通檢查，即沙俄皇家新聞監察機構的官員審查。普希金有時為了加快某些作品的出版，便利用二者溝通不暢，遊戲其間——有的時候他也會背著尼古拉一世，得到皇家新聞監察機構的出版許可，據說此舉還曾引發皇上與官員之間齟齬，今人聽來，相比也得會心一笑吧。

 俄國19世紀圖書出版業發展迅猛，審查官也而越來越難當。俄國1826-1828年間的新聞出版審查委員會主席克拉索夫斯基（А. И. Красовский），就抱怨差事難幹，精神健康受損。他在日記中說，晚上做夢都是審讀樣書，疲倦不堪。所以，他恨透了這個行當。另一位審查官阿克薩科夫（И. Аксаков）做了30年外國文學出版審查工作，死後家裡除了堆到天花板高的樣書，就是各種審批檔，別無他有。俄國新聞出版審查一度到了荒誕不經的地步，連作曲家的樂譜都要審看，生怕那些“小蝌蚪”裡面藏著反叛言論。

 1858年，著名詩人丘特切夫，出任俄國外國文學出版審查委員會主席，被稱為出版審查史上最嚴厲的判官。他在任期間，下令查禁的外國文史哲方面的名家名著多達上萬種，其中包括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法國作家大仲馬、雨果、尤金·許、詩人拉馬丁、英國作家薩克雷、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丘特切夫雖為俄國文學大家，坐得官位，大肆禁書，惹得知識界反感，一世英名，毀於一旦。

 廣而俄羅斯新聞出版審查官尼基堅科（А. В. Никитенко），則被稱為 “明官”。他不僅善於與被審查的作家們打交道，還能讀懂作品，手下留情。他的聰明之處就在於，作為審查官，他知道如何區分國家利益與文學價值之間的關係。當然，他也痛恨審查，他說，俄國的審查官比要審查的書還多！

 俄國嚴厲的審查制度，早在1900年便受到社會普遍抨擊，這種批評當然受到沙皇強力機構的嚴重干預。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頒佈《十月宣言》後，俄國傳統新聞出版審查制度得以廢除，作家才感受到了些許寬鬆，但是，這種改變與民意無關，完全是來自高層的決斷，因為新的審查制度很快就出臺了，意在維護沙皇統治的穩定性。

 但是，蘇聯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科特列廖夫（Н. Котрелев）認為，俄國的審查制度不能避免俄國最終爆發了列寧領導的“十月政變”；而蘇聯時期更加嚴酷的審查制度，也挽救不了它解體的命運。儘管很多人都認為，新聞出版審查制度必不可少，但它從來都保不住什麼。

 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效仿西方，立法禁止新聞出版審查。可實際上，俄羅斯一直存在著另一種無形的審查制度，即新聞出版被財政控制。進入後共產時期的俄羅斯，誰經濟強大，誰來制定遊戲規則。而當政府聚斂資金，變成國家財政中心的時候，新聞出版審查受制於它便在意料之中了。簡單地說，目前在俄羅斯，權力即審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