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北部小城見聞 | 另類實踐、社群意識、女權與激進主義

21年的八月九日，我從深圳灣乘船出發，搭上從香港飛往阿姆斯特丹的夜機。在此之後被問及出走緣由的頻率太高，以至於我面對不同的對象已經可以嫺熟地給出不同的回應。當然更多時候，我講起的是相對次要的因素。或許是自我保護機制在作祟，又或許是其中的複雜性我未能用三言兩語描述給旁人聽，於是我總下意識選擇最易被聽者理解的來敘述。我與許多『局外人』的對話大多被這層若有似無的保護罩隔離著，所以即便我總是盡力在觀看、聽聞，但用語言將感受描述對我來說卻變得比之前困難。我一度認為我患上失語症，因為翻遍母語和外語我都難以找到足夠精細的詞彙來描述我的身份認同和與之而來的雜糅感受，所以我的記錄多數淪為日記式、碎片化的模式。但謝謝雷的真誠邀請，它使我想要半嚴肅地對待我的書寫。於是才有了馬特市這第一篇文，關於我居住的荷蘭北部小城格羅寧根。

我難以說服旁人Groningen是一個十分精彩的城市。它狹小，地理位置極北，人口組成較為單一，享樂方式在此也顯得平淡，遠不如阿姆時時新鮮、尖銳、教人目眩神迷。但我總反復對朋友說, 這座城市它有心臟！有靈魂！但你自己首先要才足夠開闊和活躍才可感受到。在積極地探索這座城市一年半以後提筆寫下這篇觀察文（亦可以說是示愛文），記錄它的鮮活、爛漫、激進與不尋常。

地下放映廳和圖書館酒吧

Vera Zienema是我在Groningen最常拜訪的文化據點。它因地下livehouse的身份而知名，但每週二夜晚這個音樂場所就會搖身一變成為神秘放映廳。它並稱不上是藝術影院，恰恰相反，其放映的電影通常是獨立的、實驗的、低製作成本的。在Vera看過的冷門電影不枚勝舉，比如第一部是關於陰蒂與女性性高潮的紀錄片，映前座談會是由社會科學的教授帶領觀眾討論女性情欲; 酷兒月的主題放映是以倫敦朋克時期為背景的女同性戀社會運動紀錄片，以回應小城的同志大遊行。Vera不得不說是我的社交寶地，我和酷兒朋友一起在這裏看了探索性別倒置的奇幻情色實驗片，和當時初識的俄羅斯朋友一起看過30年代諷刺宏大敘事與軍國主義的反戰電影，也在萬聖節和法國朋友一起看了影史第一部吸血鬼電影『諾斯費拉圖』...很奇怪的是，我對每一位與我在這逼仄空間共處過的人總是快速產生信賴。更難得的是，在這間放映廳的我總是相對鬆懈，一反肅穆緘默的觀影常態。大概因為這個空間它是一切精美的、故作姿態的反面，low art和high art的界限是模糊的，無論是自命不凡的還是業餘的觀眾皆可以一齊拍掌和飲杯，這種戲謔態度和蓬勃生態很是令我著迷。

另一我十分寶愛的spot是一間圖書館酒吧。我發現這間coffee pub的起因也頗為奇妙。國王節當天我與朋友在眾多二手攤位漫遊，當我們在底片相機攤位前停留時，一位正挑選相機的男子開始與我們分享他收藏的菲林相機，我們於是交流起拍底片的經驗和感悟，告別時交換了聯絡方式。結果隔天收到他的生日派對邀請，派對地點正是這一間圖書館酒吧。當天的派對上大家默契地以如何認識壽星作為對話開場, 而我的故事最是簡短和即興。正如店名Literary cafe De Graanrepuliek (文學咖啡館/穀物共和國)，這間咖啡館酒吧完全是一個文化場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大量的哲學和社科類藏書，偶爾的地下音樂活動，午夜放映，還有店裏的圖書管理員。他總是穿著成套的西裝，戴一頂驕傲的禮帽和匹配的bowtie, 精緻圓形眼鏡和上揚山羊鬍鬚，骨骼清奇，舉止言談亦十分矚目。他總是期待展開圍繞書本的對話，而我總被他誠摯的樂於與人交流的開闊態度感染。唯有一晚跟當時的約會對象去這間pub時卻沒遇上他，我低聲說道好可惜今天沒有見到圖書管理員，他非常酷...話沒說完，坐在另一桌的陌生男子聽見後自然地接話，你說的是XXX對嗎？於是我們竟然四個人開始隔著中間的空桌聊起天來。文學咖啡館有的是讓陌生人卸下心防的魔力。

女性主義組織與社區互助

除了藝文活動，令我感到“驚喜”的還有Groningen的政治氛圍。Feminist network是我所熟悉的非常活躍的女性主義組織，每週的讀書會和workshop圍繞的是身份政治、少數權益和女性主義。而Kraaienest則是朋克和活動家的集散地，私認為他們的抗議是很creative並且好浪漫的，比如我見證過的一次關於房屋短缺的抗議，遊行由大學主樓開始，於北部公園結束，這群青年在公園就地搭起整片帳篷海，坐在草地上談天歌唱彈奏樂器，帶了炊具生火做飯，就這樣佔領了公園三天，好不浪漫。但我始終內向，參與較多的只有lecture和讀書會，在情緒激動的人群中總難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即便如此我也深刻感受到被看見。

除了較為進取的集會示威，Groningen的政治光譜也不乏相對被動的抗爭。比如，抗爭者非法佔領空置房屋，然後在房子裏以物易物、辦跳蚤市集、提供免費咖啡、每週一天大家聚集在一起烹飪市集沒有賣完的免費食材，用盡一切創造力最大化空屋的用途，直至被政府驅逐。再比如，為了對抗學生難以負擔的昂貴修車費用，竟然誕生了一個免費修車的互助組織。臉書簡介坦率寫著：『為了無法負擔或不想付錢修車的人，歡迎把腳踏車帶來給我們修，或者，和我們一起修。』而其主頁內容全是來自不同人修過腳踏車的沾滿污漬的雙手和文字記錄。大家一齊抽煙、喝咖啡、一邊修車一邊大罵資本主義，我一度覺得這個場面浪漫punk到不可思議，是對Nancy Fraser的subaltern counterpublics (底層反公眾) 的實踐，既形成了對抗性論述，亦創造了替代的群體形式，已然一個理想化的互助烏托邦社群。

結語

習慣了用tangible的實例來反映我intangible的情緒。這些實體的存在映出我成長社會的缺乏，因而牽連出離開的主因。參差多態的文化、有意識的生存狀態，與我而言並不垂手可得。我逐漸發覺令我著迷的城市，如格羅寧根, 如柏林，如布拉格，都或多或少呈現出與香港相似的脈絡。記得和香港朋友坐在Vera看『緬甸日記』時，我恍惚間像回到富德樓觀看雨傘運動的紀錄片的夏季傍晚，放映廳窄小到我對周遭人的呼吸溫度情緒都感知得真切。或許這叫Déjà vu是幻覺記憶，或者有性格的城市都有相似之處，又或者，我對城市的感知根本是從香港得來的。總之，雖不知確信畢業後會去往何處，但我很感激這座小城，它帶給我的驚歎、心跳、昏頭昏腦、雙頰發熱的次數已這麼多。